【新唐人2012年1月27日訊】1月23日英國廣播公司(BBC)播出的時事分析節目《新聞之夜》上，中國駐英大使劉曉明接受主持人傑裡米•帕克斯曼（JeremyPaxman）的採訪。帕克斯曼在節目開始時提出的第一個問題就是：「您是不是一個共產黨人？」劉曉明並沒有直接回答這個問題。他說：「中國的執政黨是共產黨。中共有7000萬黨員，但需要強調的是中國有13億人口。所以我不認為你可以把中國稱為共產中國，就像你不能把英國稱為保守黨英國一樣。」
劉大使接著對中國的國家性質進行瞭解釋。他說：「中國是一個社會主義國家，是一個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國家。」主持人帕克斯曼問道，中國究竟要推行倡導什麼？美國可以說它不惜用戰爭在世界上推行民主，那麼中國要倡導的究竟是什麼呢？
劉大使對此問題回答說：「中國要促進一個和諧世界。我們認為如果所有國家互相尊重，寬容，為共同的利益努力而不是把自己的意志和標準強加給別人，那麼這個世界會更加和平和繁榮」。
劉大使說世界不應稱中國是「共產黨國家」，這引起了不少世界媒體的關注，但他卻並沒有能為國際社會提供一個關於中國國體定位的清晰答覆。帕克斯曼向劉大使提出的國體定位其實是一個政體問題，那就是，如何用國際社會聽得懂的語言明確地告訴世人，中國是一個什麼性質的國家，中國具有什麼樣的特色政體（regime）。
政體：政治制度和公民文化
用政體來表明國家定位已經有2000多年的歷史了，這形成了今天國際社會通行的政治語言。柏拉圖的《理想國》也稱「共和國」（Republic），這個說法就是從希臘文的politea翻譯來的，politea的意思就是被稱為「constitution」的政體，在現代國家裡，這樣的政體便是由人們所熟悉的「憲法」（同樣是用constitution一詞表述）來規定的國家政體制度。
憲法的第一要旨便是規定政體。對中國國體定位的最便捷、最明確、最權威的方法應該是直接引用中華人民共和的憲法。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總綱第一條說：「中華人民共和國是工人階級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專政的社會主義國家」，去除那些冗贅的定語，剩下的便是「社會主義」。然而，社會主義是一個經濟制度的概念，它可以存在於不同的政體形式（民主的、專制的，或甚至法西斯的政體）之中。社會主義本身卻並不是一種政體形式。中國《憲法》總綱的第二條似乎更接近對政體的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切權力屬於人民」，它可以理解為，中國是一個由人民做主的，也就是民主的國家。就這一點來說，中國與在世界上推行民主的美國並沒有什麼不同，區別僅僅在於，美國是用戰爭，而中國是用和諧來推行民主。
但是，劉大使為什麼不能用「中國是一個民主國家」來為中國在國際世界作一個國體定位呢？這是因為，國體或政體並不僅僅是你自己說它是什麼，而是有國際認可標準的。要瞭解什麼是民主政體，就得先知道什麼是政體。
2000多年來，對政體的最權威的論述來自亞裡士多德的《政治學》，亞裡士多德討論政體，包括兩個相互聯繫的方面：政體的「制度」和政體的「公民文化」，制度和公民文化的一致使得政體的治理形式與政體對公民的教育效能之間，有了一種密不可分的關係。政體不僅是政治的制度，而且是與這種制度相聯繫的公民群體生活方式，這樣的公民群體生活方式體現、維持、再生一種可以稱作為「國民性」的特徵，國民性是具有普遍相似性的公民素質、稟性、道德價值、行為規範。政體的制度與國民性，這二者的關係使得一個國家的人民可以對世界說，這就是中國，這就是美國，這就是加拿大等等。
政體的制度直接與權力的分配和擁有者情況有關，具體而言便是誰擁有「官職」，誰對由誰擁有官職有決定的權力。亞裡士多德對此寫道：「一個政體就是對城邦中的各種官職尤其是擁有最高權力的官職的某種制度或安排。政府在城邦的任何地方都有管轄權，而政體即是政府。例如，在平民政體中，平民擁有決定權，在寡頭政體中情況正好相反，少數人擁有決定權；所以我們說它們的政體是彼此不同的。關於其他政體道理也是一樣。」因此，他還說，「政體和政府表示的是同一個意思，後者是城邦的最高權力機構，由一個人、少數人或多數人執掌。」亞裡士多德所區分的「一個人」、「少數人」和「多數人」執掌的形式在今天的世界裡有了許多不同的變化形式，但是，政治制度仍然是一個政體最可辨認的區別特徵，這樣的區別主要存在於民主和專制的區別之間，當然，民主有不同的形式，而專制也有不同的形式。
政體的公民文化往往也被一般化地稱為「文化」或「國民性」，它指的是國民或公民共同體的整體生活方式和大多數成員所具有的素質、稟性、思維方式、信仰、習慣、傳統慣例、價值觀、公共行為方式、對統治權力的態度等等。例如，托克維爾在《美國的民主》一書中，先是討論了美國的政治制度，如分權、權力的制衡、選舉制度、聯邦與地方權力的關係等等。接著，他又詳細討論了美國人的國民性特徵，如他們對自由和平等價值的觀念和堅持方式、普遍的公民結社、基督教傳統的影響和體現、自理和自治的要求和能力等等。他得出的結論是，美國的民主制度與美國人的民主價值和文化是一致的，這兩個方面形成了具有整體意義的，可以稱作為「民主政體」的「美國政體」（Americanregime）。
「社會主義」不是政體
「民主」的概念可以用來概括一個國家的政體，也就是這個國家的政治制度和公民文化；而「社會主義」的概念則起不到這種作用（「和諧」的概念更不能起到這種作用）。況且，社會主義是以平等為其核心價值的，只有能夠以平等價值來定義的才是真正的社會主義。如果一種具有某國特色的「社會主義」不僅不能以平等為其核心價值，反而造成巨大的實際貧富差距和社會不公，聽任權貴特權階層對財富瘋狂追求，讓財富高度集中在國家權力手中而民眾對此完全不能行使監督和支配的權利，那麼，這樣的社會主義便是不義的，便不是一種能以平等價值來定義的社會主義，換句話說，不是真正的社會主義。
政體的觀念是一種不能脫離價值觀的定義，定義的重要性在於它可以從論據中排除曖昧含混的成分，明確地將注意力集中到正在進行討論的實際問題上。強調定義對於說理邏輯也是重要的，因為說理邏輯在很大程度上是從一般定義中得出的推論。在國際社會中有說服力的國體定位必須遵守清楚定義和概念準確的原則，否則就會給人造成支吾搪塞、故弄玄虛、耍滑頭的不良印象，這當然也就不可能起到說服別人的作用。
一個國家政體的制度特徵，「是對城邦中各種官職的一種設置，以某種方式對官職進行安排，確定該體制中的權力所在和每一個城邦共同體的目的所在。」也就是說，設置職位或政治機構，通過規則和程序向這些職位或機構分派職能，以及決定權力和最高權力的歸屬，這些都是以實現國家共同體的價值，也就是共同認可的善（共善），為目的的。共同體的優秀核心價值——如自由、平等、尊嚴、人權——便是這種共善的體現和表述。在一個優秀的政體中，這種共善的價值觀念轉化為對所有人，包括統治者和被統治者，都具有約束力的、一視同仁的法律制度和政治規則，民主便是這樣一種法律制度和政治規則。一個共同體如果無法形成這樣的共善價值觀，那麼所欠缺的就不僅是核心價值，而且根本就是一個可以稱得上是優秀的政體。
就國家政體而言，民主是以政府權力的分配和制衡為特徵的，而不民主的政體的特徵則是在最大程度上取消這樣的權力分配和制衡，而把它集中在一黨或者甚至一個人手中。民主政體中的各種官職，尤其是擁有最高權力的官職，是由選民選舉產生的，這是「一切權力屬於人民」的根本含義和制度特徵。民主政體的制度保障公民的言論、集會、結社等等基本權利，政府的權力受到人民的有效監督，允許不同政黨的相互競爭和輪流執政。劉大使把共產黨在中國的執政地位與保守黨在英國的執政地位相提並論，顯然是沒有說服力的。在英國，保守黨的執政黨地位是可以由選民來改變的，而共產黨的執政黨地位則是絕對不能動搖的。
既然這是一個事實，為什麼不能理直氣壯地向世界表明中國是一個「一黨專制」的國家呢？在亞裡士多德那裡，由一個人、少數人或多數人執掌權力只是政體形式的不同而已，並沒有絕對好或絕對壞的區別。因此，多黨制和一黨制的不同，本不應該成為羞於承認中國是一黨制的理由，為什麼不能光明正大、理直氣壯地對世界說，中國就是一個共產黨國家呢？
對世界理直氣壯地說：「這就是中國」
這是因為，今天世界有了亞裡士多德時代所沒有的普遍價值觀，那就是民主。其實，即使在亞裡士多德那裡，一個人或少數人執政也被看作是一種剝奪大多數人的公民榮譽和尊嚴的政體：無論多數人是多麼平凡或不賢明，如果他們不加入，或者根本沒有加入的榮譽，那麼就不可能有好的共同體。一個人或少數一些人的統治比許多人的統治更容易受到腐蝕而腐敗。2000多年來，有一點是沒有變化的，富有和貧困在所有社會都不可避免，因此總會有少數富人和多數窮人之間的階級分野，其結果是階級衝突，以及持續存在的不安定、暴力和革命危險，不可能出現沒有條件的「和諧」。好的政體，它的政府政策必須符合儘量多數人的共同利益，這樣才能降低不安定和衝突的誘因。那麼誰最適合判斷政府政策的結果是否符合公共利益呢？是大多數的民眾呢，還是少數人或某一個黨？不同的政體對這個問題的回答顯然是不同的。
一個好的共同體，一個以大多數人的利益和廣大公民參與權利為目標來建立的共同體，必須是一個讓所有公民分享榮譽和尊嚴，並讓他們有機會參與公民自理的共同體。這樣的共同體只能存在於民主制度之中，不願意以「一黨專制」來作為中國在世界上的國體定位，是因為知道一黨專政是不民主的制度，這樣的制度剝奪了大多數公民的榮譽與尊嚴，成為一種不正當的制度，它在國際社會中不但不會得到認可，而且反而成為一種不體面的國家定位。
中國要成為國際社會中的一個體面的成員，需要在國家核心價值上確立中國的國體特徵並明確與此一致的正當政體定位。這種國體特徵或政體定位必須以國際社會聽得懂的政治價值語言來表述。如果中國能向國際社會證明自由、平等、尊嚴、民主、人權是自己政體制度和公民文化的核心價值，那麼就可以理直氣壯地對世界說：這些就是中國要倡導的，這就是中國。
文章來源：作者博客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觀點和陳述。)
劉大使接著對中國的國家性質進行瞭解釋。他說：「中國是一個社會主義國家，是一個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國家。」主持人帕克斯曼問道，中國究竟要推行倡導什麼？美國可以說它不惜用戰爭在世界上推行民主，那麼中國要倡導的究竟是什麼呢？
劉大使對此問題回答說：「中國要促進一個和諧世界。我們認為如果所有國家互相尊重，寬容，為共同的利益努力而不是把自己的意志和標準強加給別人，那麼這個世界會更加和平和繁榮」。
劉大使說世界不應稱中國是「共產黨國家」，這引起了不少世界媒體的關注，但他卻並沒有能為國際社會提供一個關於中國國體定位的清晰答覆。帕克斯曼向劉大使提出的國體定位其實是一個政體問題，那就是，如何用國際社會聽得懂的語言明確地告訴世人，中國是一個什麼性質的國家，中國具有什麼樣的特色政體（regime）。
政體：政治制度和公民文化
用政體來表明國家定位已經有2000多年的歷史了，這形成了今天國際社會通行的政治語言。柏拉圖的《理想國》也稱「共和國」（Republic），這個說法就是從希臘文的politea翻譯來的，politea的意思就是被稱為「constitution」的政體，在現代國家裡，這樣的政體便是由人們所熟悉的「憲法」（同樣是用constitution一詞表述）來規定的國家政體制度。
憲法的第一要旨便是規定政體。對中國國體定位的最便捷、最明確、最權威的方法應該是直接引用中華人民共和的憲法。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總綱第一條說：「中華人民共和國是工人階級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專政的社會主義國家」，去除那些冗贅的定語，剩下的便是「社會主義」。然而，社會主義是一個經濟制度的概念，它可以存在於不同的政體形式（民主的、專制的，或甚至法西斯的政體）之中。社會主義本身卻並不是一種政體形式。中國《憲法》總綱的第二條似乎更接近對政體的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切權力屬於人民」，它可以理解為，中國是一個由人民做主的，也就是民主的國家。就這一點來說，中國與在世界上推行民主的美國並沒有什麼不同，區別僅僅在於，美國是用戰爭，而中國是用和諧來推行民主。
但是，劉大使為什麼不能用「中國是一個民主國家」來為中國在國際世界作一個國體定位呢？這是因為，國體或政體並不僅僅是你自己說它是什麼，而是有國際認可標準的。要瞭解什麼是民主政體，就得先知道什麼是政體。
2000多年來，對政體的最權威的論述來自亞裡士多德的《政治學》，亞裡士多德討論政體，包括兩個相互聯繫的方面：政體的「制度」和政體的「公民文化」，制度和公民文化的一致使得政體的治理形式與政體對公民的教育效能之間，有了一種密不可分的關係。政體不僅是政治的制度，而且是與這種制度相聯繫的公民群體生活方式，這樣的公民群體生活方式體現、維持、再生一種可以稱作為「國民性」的特徵，國民性是具有普遍相似性的公民素質、稟性、道德價值、行為規範。政體的制度與國民性，這二者的關係使得一個國家的人民可以對世界說，這就是中國，這就是美國，這就是加拿大等等。
政體的制度直接與權力的分配和擁有者情況有關，具體而言便是誰擁有「官職」，誰對由誰擁有官職有決定的權力。亞裡士多德對此寫道：「一個政體就是對城邦中的各種官職尤其是擁有最高權力的官職的某種制度或安排。政府在城邦的任何地方都有管轄權，而政體即是政府。例如，在平民政體中，平民擁有決定權，在寡頭政體中情況正好相反，少數人擁有決定權；所以我們說它們的政體是彼此不同的。關於其他政體道理也是一樣。」因此，他還說，「政體和政府表示的是同一個意思，後者是城邦的最高權力機構，由一個人、少數人或多數人執掌。」亞裡士多德所區分的「一個人」、「少數人」和「多數人」執掌的形式在今天的世界裡有了許多不同的變化形式，但是，政治制度仍然是一個政體最可辨認的區別特徵，這樣的區別主要存在於民主和專制的區別之間，當然，民主有不同的形式，而專制也有不同的形式。
政體的公民文化往往也被一般化地稱為「文化」或「國民性」，它指的是國民或公民共同體的整體生活方式和大多數成員所具有的素質、稟性、思維方式、信仰、習慣、傳統慣例、價值觀、公共行為方式、對統治權力的態度等等。例如，托克維爾在《美國的民主》一書中，先是討論了美國的政治制度，如分權、權力的制衡、選舉制度、聯邦與地方權力的關係等等。接著，他又詳細討論了美國人的國民性特徵，如他們對自由和平等價值的觀念和堅持方式、普遍的公民結社、基督教傳統的影響和體現、自理和自治的要求和能力等等。他得出的結論是，美國的民主制度與美國人的民主價值和文化是一致的，這兩個方面形成了具有整體意義的，可以稱作為「民主政體」的「美國政體」（Americanregime）。
「社會主義」不是政體
「民主」的概念可以用來概括一個國家的政體，也就是這個國家的政治制度和公民文化；而「社會主義」的概念則起不到這種作用（「和諧」的概念更不能起到這種作用）。況且，社會主義是以平等為其核心價值的，只有能夠以平等價值來定義的才是真正的社會主義。如果一種具有某國特色的「社會主義」不僅不能以平等為其核心價值，反而造成巨大的實際貧富差距和社會不公，聽任權貴特權階層對財富瘋狂追求，讓財富高度集中在國家權力手中而民眾對此完全不能行使監督和支配的權利，那麼，這樣的社會主義便是不義的，便不是一種能以平等價值來定義的社會主義，換句話說，不是真正的社會主義。
政體的觀念是一種不能脫離價值觀的定義，定義的重要性在於它可以從論據中排除曖昧含混的成分，明確地將注意力集中到正在進行討論的實際問題上。強調定義對於說理邏輯也是重要的，因為說理邏輯在很大程度上是從一般定義中得出的推論。在國際社會中有說服力的國體定位必須遵守清楚定義和概念準確的原則，否則就會給人造成支吾搪塞、故弄玄虛、耍滑頭的不良印象，這當然也就不可能起到說服別人的作用。
一個國家政體的制度特徵，「是對城邦中各種官職的一種設置，以某種方式對官職進行安排，確定該體制中的權力所在和每一個城邦共同體的目的所在。」也就是說，設置職位或政治機構，通過規則和程序向這些職位或機構分派職能，以及決定權力和最高權力的歸屬，這些都是以實現國家共同體的價值，也就是共同認可的善（共善），為目的的。共同體的優秀核心價值——如自由、平等、尊嚴、人權——便是這種共善的體現和表述。在一個優秀的政體中，這種共善的價值觀念轉化為對所有人，包括統治者和被統治者，都具有約束力的、一視同仁的法律制度和政治規則，民主便是這樣一種法律制度和政治規則。一個共同體如果無法形成這樣的共善價值觀，那麼所欠缺的就不僅是核心價值，而且根本就是一個可以稱得上是優秀的政體。
就國家政體而言，民主是以政府權力的分配和制衡為特徵的，而不民主的政體的特徵則是在最大程度上取消這樣的權力分配和制衡，而把它集中在一黨或者甚至一個人手中。民主政體中的各種官職，尤其是擁有最高權力的官職，是由選民選舉產生的，這是「一切權力屬於人民」的根本含義和制度特徵。民主政體的制度保障公民的言論、集會、結社等等基本權利，政府的權力受到人民的有效監督，允許不同政黨的相互競爭和輪流執政。劉大使把共產黨在中國的執政地位與保守黨在英國的執政地位相提並論，顯然是沒有說服力的。在英國，保守黨的執政黨地位是可以由選民來改變的，而共產黨的執政黨地位則是絕對不能動搖的。
既然這是一個事實，為什麼不能理直氣壯地向世界表明中國是一個「一黨專制」的國家呢？在亞裡士多德那裡，由一個人、少數人或多數人執掌權力只是政體形式的不同而已，並沒有絕對好或絕對壞的區別。因此，多黨制和一黨制的不同，本不應該成為羞於承認中國是一黨制的理由，為什麼不能光明正大、理直氣壯地對世界說，中國就是一個共產黨國家呢？
對世界理直氣壯地說：「這就是中國」
這是因為，今天世界有了亞裡士多德時代所沒有的普遍價值觀，那就是民主。其實，即使在亞裡士多德那裡，一個人或少數人執政也被看作是一種剝奪大多數人的公民榮譽和尊嚴的政體：無論多數人是多麼平凡或不賢明，如果他們不加入，或者根本沒有加入的榮譽，那麼就不可能有好的共同體。一個人或少數一些人的統治比許多人的統治更容易受到腐蝕而腐敗。2000多年來，有一點是沒有變化的，富有和貧困在所有社會都不可避免，因此總會有少數富人和多數窮人之間的階級分野，其結果是階級衝突，以及持續存在的不安定、暴力和革命危險，不可能出現沒有條件的「和諧」。好的政體，它的政府政策必須符合儘量多數人的共同利益，這樣才能降低不安定和衝突的誘因。那麼誰最適合判斷政府政策的結果是否符合公共利益呢？是大多數的民眾呢，還是少數人或某一個黨？不同的政體對這個問題的回答顯然是不同的。
一個好的共同體，一個以大多數人的利益和廣大公民參與權利為目標來建立的共同體，必須是一個讓所有公民分享榮譽和尊嚴，並讓他們有機會參與公民自理的共同體。這樣的共同體只能存在於民主制度之中，不願意以「一黨專制」來作為中國在世界上的國體定位，是因為知道一黨專政是不民主的制度，這樣的制度剝奪了大多數公民的榮譽與尊嚴，成為一種不正當的制度，它在國際社會中不但不會得到認可，而且反而成為一種不體面的國家定位。
中國要成為國際社會中的一個體面的成員，需要在國家核心價值上確立中國的國體特徵並明確與此一致的正當政體定位。這種國體特徵或政體定位必須以國際社會聽得懂的政治價值語言來表述。如果中國能向國際社會證明自由、平等、尊嚴、民主、人權是自己政體制度和公民文化的核心價值，那麼就可以理直氣壯地對世界說：這些就是中國要倡導的，這就是中國。
文章來源：作者博客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觀點和陳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