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2年2月8日訊】編者按：英國《金融時報》中文網專欄作家吳曉波2月7日撰文稱，在我看來，真正殺死吳英的不是某個個人，而是制度本身。在現行經濟犯罪活動中，被處以死刑的主要有兩項，一項是增值稅發票犯罪，另一項就是非法集資。但讓人擔憂的是，即便是在如此高壓的政策之下，處於非法地位的民間金融業似乎仍然有擴大之勢，放眼全國，大大小小的“吳英”當以萬計。所以，如果不從制度的角度來思考吳英案，拯救將無從談起，悲劇將繼續發生。以下是全文：
1986年，《人民日報》記者孟曉雲到浙江溫州採訪，在一個長篇報導中，她用了這樣的一個開篇：「傍晚，過了六點，國營商店關了門，個體戶便活躍起來。」
這是一個充滿了寓意性的情景：陽光下的市場是屬於國營企業的，黑夜則屬於個體戶。
在孟曉雲那篇充滿了正面報導氣質的通訊中，她並沒有涉及這樣的內容──就在當時，一群屬於黑夜的「金融鼴鼠」正讓溫州陷入空前的混亂。
隨著鄉鎮企業的迅猛發展──在那時已有「半壁江山」之稱，民間對資本的需求空前高漲，然而國營的金融機構完全無法提供任何服務。在1984年，溫州蒼南出現了建國之後的第一家民間錢莊──方興錢莊。遺憾的是，它的招牌僅僅掛出一天，就被當地的農業銀行以違反國家規定為由摘除了。從此，民間金融在毫無制度約束的前提下，轉入地下。從1985年之後，溫州九縣兩區30萬人捲入民間借貸活動，涉及發生額達12億元之巨。由於無法可依、地方政府不知管控，便很快轉化為惡性的高利貸事件，當地人稱「抬會」。到1986年春夏，資金鏈突然斷裂，各地相繼爆出會主潛逃的消息，抬會體系瞬間雪崩。短短三個月中，溫州全市有63人自殺，200人潛逃，近1000人被非法關押，8萬多戶家庭破產。
這是1949年迄今，最為惡劣的金融破產事件，地方政府開始抓捕和通緝那些知名的會主，以殺一儆百的方式來平息民憤。一位33歲、名叫鄭樂芬的婦女被當成罪大惡極的首犯，判決死刑。
令人驚奇的事情是，鄭樂芬一直要拖到五年後的1991年9月才被正式處決，在這段時間裡，浙江法律界對死刑判決進行了激烈的爭論。
鄭樂芬的辯護律師認為，抬會本身是一個騙局，鄭氏主觀上是以非法佔有會員的錢財為目的，應定性為詐騙罪，以此論刑，鄭氏罪不當死。
而法院是以投機倒把的罪名判定死刑的。從法院提供的證據來看，鄭樂芬並沒有詐騙錢財的行為，她與會員訂立合約，簽名蓋章，雙方對抬會的經營方式都是明知的和認同的。鄭對會員收款、清點、記帳、付款，均按約定的事件和數額辦理。抬會崩盤後，當事人均認為，他們跟鄭樂芬的交易屬於你情我願，沒有騙取錢財的動機。因此，法院認為，被告之罪重點是侵犯了國家金融管理制度，應定投機倒把罪，根據情節，可處極刑。
就在鄭樂芬被處決的1991年，在距離溫州600公裡之外的金華東陽，一位時年10歲的鄉下姑娘吳英，正背著書包，走在去小學的土路上。她不會料到的是，二十年後，她將步鄭樂芬之後塵，成為另一起民間金融事件的犧牲品。今年1月18日，吳英案二審判決，浙江省高級人民法院維持對被告的死刑判決。在過去的兩週內，輿論界及法律界出現了一股為吳英求情的熱潮。
當年致鄭樂芬於死地的投機倒把罪名，已在1997年從《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中被去除了。而此次判決死刑的罪名是集資詐騙罪。在過去的兩年裡，有另外兩位浙江籍女性──麗水的杜麗敏和台州的王菊鳳因同樣的罪名，被判處死刑並已執行。
很多求情者把主訴求放在了地方官員貪腐和資產處置的不正當性上，有傳言，東陽當地政府官員私自拍賣了被沒收的資產，而吳英在庭審過程中交代了一些官員參與高利貸活動的事實，以致於十多位官員集體向上級寫信陳請，希望嚴懲吳英。在很多人看來，正是這些人是殺死吳英的「兇手」。
然而，在我看來，事實要深刻得多。真正殺死吳英的不是某個個人，而是制度本身。
中國自從開始現代化運動之後，國家主義──它有時被稱為國家資本主義，有時則又叫國家社會主義，一直是佔據主流地位的思潮。孫文當年提出著名的三民主義，其中民生主義的宗旨就是「節制私人資本，發達國家資本」，國民政府在1935年進行法幣改革之後，國有資本便開始全面控制金融業。到1948年，國家資本在銀行資產中的比例超過了90%。國民黨遷台之後，仍然不改國策。到1986年，台灣政府當局仍然控制了79.9%的銀行資產，其金融自由化的到來，是隨著黨禁的開放而逐步開始的。
在大陸地區，1949年5月，人民解放軍攻佔上海，在半個月後就關閉了上海證券市場。1956年之後，更是全面禁止私人資本進入金融業。到1978年之後，隨著東南沿海地區私人企業的復甦，民間對金融的開放產生了強烈的需求，1984年方興錢莊的出現正是這一時代的產物。然而，金融業的開放遠遠滯後於其他的產業領域。1990年代之後，政府對民間金融活動實施了比之前更為嚴厲的打擊。在1993年，北京爆發了轟動一時的長城機電產業集團公司非法集資案，其董事長沈太福最終以貪污和行賄罪被處以死刑。
無論是投機倒把罪、貪污行賄罪，還是集資詐騙罪，其核心主題在於探索如何全面遏制現行體制外的民間金融業。在現行經濟犯罪活動中，被處以死刑的主要有兩項，一項是增值稅發票犯罪，另一項就是非法集資。
但讓人擔憂的是，即便是在如此高壓的政策之下，處於非法地位的民間金融業似乎仍然有擴大之勢，特別是在宏觀調控時期，一旦銀根開始緊縮，地方高利貸市場就如同河床突然收窄，「水位」頓時抬高，這一景像我們在剛剛過去的2011年已經目睹。據中國人民銀行一份調查報告顯示，目前僅溫州地區的地下金融資金就高達1600億元，若以一個「莊頭」運作10億元來計算，那麼就活躍著160個「吳英」。放眼全國，大大小小的「吳英」當以萬計。
所以，如果不從制度的角度來思考吳英案，拯救將無從談起，悲劇將繼續發生。
1月25日，著名大律師、八旬老人張思之發表了一份致最高人民法院大法官的公開信。在信中，張思之重點表達了兩個觀點：其一，吳英所集資金大多流入當地實體領域，屬合法經營範疇，故無詐騙之行為；其二，「縱觀金融市場呈現的複雜現狀，解決之道在於開放市場，建立自由、合理的金融制度，斷無依恃死刑維繫金融壟斷的道理。」
這兩點分別從法律和制度層面對吳英案做出了剖析，尤其是第二條，當是案件紛議之核心。
文章來源：《和訊網》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觀點和陳述。）
1986年，《人民日報》記者孟曉雲到浙江溫州採訪，在一個長篇報導中，她用了這樣的一個開篇：「傍晚，過了六點，國營商店關了門，個體戶便活躍起來。」
這是一個充滿了寓意性的情景：陽光下的市場是屬於國營企業的，黑夜則屬於個體戶。
在孟曉雲那篇充滿了正面報導氣質的通訊中，她並沒有涉及這樣的內容──就在當時，一群屬於黑夜的「金融鼴鼠」正讓溫州陷入空前的混亂。
隨著鄉鎮企業的迅猛發展──在那時已有「半壁江山」之稱，民間對資本的需求空前高漲，然而國營的金融機構完全無法提供任何服務。在1984年，溫州蒼南出現了建國之後的第一家民間錢莊──方興錢莊。遺憾的是，它的招牌僅僅掛出一天，就被當地的農業銀行以違反國家規定為由摘除了。從此，民間金融在毫無制度約束的前提下，轉入地下。從1985年之後，溫州九縣兩區30萬人捲入民間借貸活動，涉及發生額達12億元之巨。由於無法可依、地方政府不知管控，便很快轉化為惡性的高利貸事件，當地人稱「抬會」。到1986年春夏，資金鏈突然斷裂，各地相繼爆出會主潛逃的消息，抬會體系瞬間雪崩。短短三個月中，溫州全市有63人自殺，200人潛逃，近1000人被非法關押，8萬多戶家庭破產。
這是1949年迄今，最為惡劣的金融破產事件，地方政府開始抓捕和通緝那些知名的會主，以殺一儆百的方式來平息民憤。一位33歲、名叫鄭樂芬的婦女被當成罪大惡極的首犯，判決死刑。
令人驚奇的事情是，鄭樂芬一直要拖到五年後的1991年9月才被正式處決，在這段時間裡，浙江法律界對死刑判決進行了激烈的爭論。
鄭樂芬的辯護律師認為，抬會本身是一個騙局，鄭氏主觀上是以非法佔有會員的錢財為目的，應定性為詐騙罪，以此論刑，鄭氏罪不當死。
而法院是以投機倒把的罪名判定死刑的。從法院提供的證據來看，鄭樂芬並沒有詐騙錢財的行為，她與會員訂立合約，簽名蓋章，雙方對抬會的經營方式都是明知的和認同的。鄭對會員收款、清點、記帳、付款，均按約定的事件和數額辦理。抬會崩盤後，當事人均認為，他們跟鄭樂芬的交易屬於你情我願，沒有騙取錢財的動機。因此，法院認為，被告之罪重點是侵犯了國家金融管理制度，應定投機倒把罪，根據情節，可處極刑。
就在鄭樂芬被處決的1991年，在距離溫州600公裡之外的金華東陽，一位時年10歲的鄉下姑娘吳英，正背著書包，走在去小學的土路上。她不會料到的是，二十年後，她將步鄭樂芬之後塵，成為另一起民間金融事件的犧牲品。今年1月18日，吳英案二審判決，浙江省高級人民法院維持對被告的死刑判決。在過去的兩週內，輿論界及法律界出現了一股為吳英求情的熱潮。
當年致鄭樂芬於死地的投機倒把罪名，已在1997年從《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中被去除了。而此次判決死刑的罪名是集資詐騙罪。在過去的兩年裡，有另外兩位浙江籍女性──麗水的杜麗敏和台州的王菊鳳因同樣的罪名，被判處死刑並已執行。
很多求情者把主訴求放在了地方官員貪腐和資產處置的不正當性上，有傳言，東陽當地政府官員私自拍賣了被沒收的資產，而吳英在庭審過程中交代了一些官員參與高利貸活動的事實，以致於十多位官員集體向上級寫信陳請，希望嚴懲吳英。在很多人看來，正是這些人是殺死吳英的「兇手」。
然而，在我看來，事實要深刻得多。真正殺死吳英的不是某個個人，而是制度本身。
中國自從開始現代化運動之後，國家主義──它有時被稱為國家資本主義，有時則又叫國家社會主義，一直是佔據主流地位的思潮。孫文當年提出著名的三民主義，其中民生主義的宗旨就是「節制私人資本，發達國家資本」，國民政府在1935年進行法幣改革之後，國有資本便開始全面控制金融業。到1948年，國家資本在銀行資產中的比例超過了90%。國民黨遷台之後，仍然不改國策。到1986年，台灣政府當局仍然控制了79.9%的銀行資產，其金融自由化的到來，是隨著黨禁的開放而逐步開始的。
在大陸地區，1949年5月，人民解放軍攻佔上海，在半個月後就關閉了上海證券市場。1956年之後，更是全面禁止私人資本進入金融業。到1978年之後，隨著東南沿海地區私人企業的復甦，民間對金融的開放產生了強烈的需求，1984年方興錢莊的出現正是這一時代的產物。然而，金融業的開放遠遠滯後於其他的產業領域。1990年代之後，政府對民間金融活動實施了比之前更為嚴厲的打擊。在1993年，北京爆發了轟動一時的長城機電產業集團公司非法集資案，其董事長沈太福最終以貪污和行賄罪被處以死刑。
無論是投機倒把罪、貪污行賄罪，還是集資詐騙罪，其核心主題在於探索如何全面遏制現行體制外的民間金融業。在現行經濟犯罪活動中，被處以死刑的主要有兩項，一項是增值稅發票犯罪，另一項就是非法集資。
但讓人擔憂的是，即便是在如此高壓的政策之下，處於非法地位的民間金融業似乎仍然有擴大之勢，特別是在宏觀調控時期，一旦銀根開始緊縮，地方高利貸市場就如同河床突然收窄，「水位」頓時抬高，這一景像我們在剛剛過去的2011年已經目睹。據中國人民銀行一份調查報告顯示，目前僅溫州地區的地下金融資金就高達1600億元，若以一個「莊頭」運作10億元來計算，那麼就活躍著160個「吳英」。放眼全國，大大小小的「吳英」當以萬計。
所以，如果不從制度的角度來思考吳英案，拯救將無從談起，悲劇將繼續發生。
1月25日，著名大律師、八旬老人張思之發表了一份致最高人民法院大法官的公開信。在信中，張思之重點表達了兩個觀點：其一，吳英所集資金大多流入當地實體領域，屬合法經營範疇，故無詐騙之行為；其二，「縱觀金融市場呈現的複雜現狀，解決之道在於開放市場，建立自由、合理的金融制度，斷無依恃死刑維繫金融壟斷的道理。」
這兩點分別從法律和制度層面對吳英案做出了剖析，尤其是第二條，當是案件紛議之核心。
文章來源：《和訊網》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觀點和陳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