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2年2月12日訊】王立軍，重慶副市長，打黑英雄，可就在不再兼任公安局長一職，個人工作分工變為與過去工作無關的文教等方面不久，竟在2012年2月6日晚夜闖美駐四川領事館，在逗留一天之後，又從公開的官方消息中暫時沒了下文。有網友提供的證據，則是王立軍被送到北京接受調查了。重慶官方臨時發明的「休假式治療」之說，則被證明不符合事實。而有人泡製出來的王立軍一份精神有點失常（抑鬱症之類）的症療報告書，則被《經濟觀察報》記者調查確認為偽造。由於這是一位副省級官員的非正常之舉，有關方面眼下感到難以言說。可王立軍已被媒體塑造為特殊的公眾人物，有關他的猜測和分析繁多，給人找不著北的感覺。有人繼續力挺王立軍，不願意面對王立軍有問題的現實；有人則諷刺挖苦，當笑話看；有人則對此事作更複雜的聯想。
個人通過一些資料判斷，王立軍的問題應相當嚴重。並且，因為他，有可能把另外一些人的問題引爆出來。王立軍原在鐵嶺市公安局長期做過局長，然後在短期轉任錦州公安局長後，空降到重慶任公安局長。在鐵嶺和重慶，王立軍皆因打黑贏得個人聲譽。可如今，鐵嶺市公安局，王立軍的繼任者和老搭檔谷鳳傑、富曉東竟然因違法落馬。王立軍很可能在鐵嶺市就留下了某些歷史問題。而在重慶，由於李莊案等不可思議也不合正常邏輯的怪誕疑點，也明顯使人對王立軍打黑是否合乎法治精神產生懷疑。打黑英雄如果自己也不乾淨，難免讓人往黑吃黑方面推測。
王立軍的問題已成為一個特殊的事件。但有關方面要弄清楚他的問題和性質，需要時間。這是可以理解的。可是，鑑於其公眾人物的地位，只有及早向社會公開，給民眾一個交待，才能令社會因王立軍事件帶來的焦慮平復下來。
重慶所謂「唱紅打黑」，與王立軍這個人關係很大。沒有王立軍，「唱紅打黑」或許就不能成為一種特殊的城市標誌。問題是「唱紅打黑」，給中國改革開放事業帶來的疑惑也是很大的。不管官方如何解讀，「唱紅打黑」在贏得相當一部分人讚賞的同時，也給人帶來向文革時代倒退的疑慮。因為「唱紅打黑」，很多表現形式正像文革時代的影像回放。支持「唱紅打黑」的人，相當多是否定鄧小平改革開放基本路線，沉湎於極左思維而難以自拔的人。一些人把對毛的盲目崇拜，轉移到重慶。以為只有回到文革時代，才是中國的正道。烏有之鄉那幫極左狂人，也因重慶而倍感興奮。重慶，成了他們眼前具象的理想國，有了「紅都」之稱。而且，有一段時間，一些人對「唱紅打黑」有所批評也不被許可。某種特殊的力量，似乎要把「唱紅打黑」推向全國。直到王立軍終於出事了，人們才可以重新思考這個問題。實質上，這是中國社會政治方向的歷史選擇問題。是闖過眼前的法治地雷陣，還是倒回過去，用文革思維來修正改革開放的方向？所謂左右之爭，讓兩派意見扛上了。
文革思維其實就是人治路線。如果通過王立軍事件，讓更多的認識到人治路線不可行，繼續改革開放，尤其是在體制改革上向前走一步，那麼，王立軍事件雖然一時間給有關方面帶來尷尬，卻不失為一次促進中國新生的影響力事件。
同為社會主義政體的國家，越南改革開放後於中國，但越南的政治體制改革似乎已經走到中國的前面。目前，綜合媒體報導，越南基本實現了依法治國：一、司法基本獨立；二、為避免「黨大於法」，越共規定，國會專職代表比例不得低於25%，排除兼職代表「既踢球，又吹哨」的弊端；三、越共積極推動司法改革，最高法院可審理黨的高級領導幹部的腐敗案件，越共中央完全不干預審判工作；四、越南的國會代表、政府高官必須申報財產。
政治體制走向昌明政治，最關鍵的是破除人治迷信和對民主法治的恐懼，建立較完善的法治社會體系。在法治社會，將不再需要什麼打黑英雄。全社會尊重法治的基本原則，官員惟有比較守法才可以保住自己的職務。官員一般都比較守法，社會黑惡勢力生存的空間就逐漸被壓制。歷史經驗證明，黑惡勢力沒有一些官員暗中庇護，就比較容易打擊。美國法治社會，也不是一下子就很成功的。美國過去的三K黨、黑手黨等，都曾經很厲害。但隨著這個國家民主法治體系的完善，他們曾經的輝煌，就只是電影故事的回憶了。
誠然，被王立軍打過的人，多半有些問題。可是，如果打黑是為了建立個人的威權，然後使這種威權可以超越法律，那麼，進一步的結果就是希特勒式的納粹主義征服一切。誰敢反對我、質疑我，誰都是我的敵人。也就是一些人掛在嘴上的「敵對勢力」。接著，很自然的邏輯就是必須消滅所有的「敵對勢力」。當年的希特勒即組建衝鋒隊來建立自己的獨裁霸權。
待終於掌握了國家機器後，又嚴厲鎮壓衝鋒隊。因為到這時，打手已無用處了。消滅衝鋒隊，反而抹去希特勒上位時的政治污點，讓他最終獲取絕對權力。
令人欣慰的是上蒼似乎仍然眷顧中國，令王立軍的問題以戲劇化的方式，在比較適當的時機曝露。這給中國選擇正確的發展方向提供了可能。中國改革伴生出來的問題，仍然需要改革開放來解決。新的改革開放，必須放下意識形態的最後束縛，從法治建設上做出真文章來，進而建立適應經濟可持續發展的民主政治體系。中國有沒有徹底告別極左思想的能力，就看我們對王立軍事件思考的深度了。這需要王立軍問題公開透明起來，讓社會各界對此事的自由討論深入和充分。一個國家要走正確的道路，就在於能夠直面現實，把各方面的問題想清楚。
文章來源：《博客日報》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觀點和陳述。）
個人通過一些資料判斷，王立軍的問題應相當嚴重。並且，因為他，有可能把另外一些人的問題引爆出來。王立軍原在鐵嶺市公安局長期做過局長，然後在短期轉任錦州公安局長後，空降到重慶任公安局長。在鐵嶺和重慶，王立軍皆因打黑贏得個人聲譽。可如今，鐵嶺市公安局，王立軍的繼任者和老搭檔谷鳳傑、富曉東竟然因違法落馬。王立軍很可能在鐵嶺市就留下了某些歷史問題。而在重慶，由於李莊案等不可思議也不合正常邏輯的怪誕疑點，也明顯使人對王立軍打黑是否合乎法治精神產生懷疑。打黑英雄如果自己也不乾淨，難免讓人往黑吃黑方面推測。
王立軍的問題已成為一個特殊的事件。但有關方面要弄清楚他的問題和性質，需要時間。這是可以理解的。可是，鑑於其公眾人物的地位，只有及早向社會公開，給民眾一個交待，才能令社會因王立軍事件帶來的焦慮平復下來。
重慶所謂「唱紅打黑」，與王立軍這個人關係很大。沒有王立軍，「唱紅打黑」或許就不能成為一種特殊的城市標誌。問題是「唱紅打黑」，給中國改革開放事業帶來的疑惑也是很大的。不管官方如何解讀，「唱紅打黑」在贏得相當一部分人讚賞的同時，也給人帶來向文革時代倒退的疑慮。因為「唱紅打黑」，很多表現形式正像文革時代的影像回放。支持「唱紅打黑」的人，相當多是否定鄧小平改革開放基本路線，沉湎於極左思維而難以自拔的人。一些人把對毛的盲目崇拜，轉移到重慶。以為只有回到文革時代，才是中國的正道。烏有之鄉那幫極左狂人，也因重慶而倍感興奮。重慶，成了他們眼前具象的理想國，有了「紅都」之稱。而且，有一段時間，一些人對「唱紅打黑」有所批評也不被許可。某種特殊的力量，似乎要把「唱紅打黑」推向全國。直到王立軍終於出事了，人們才可以重新思考這個問題。實質上，這是中國社會政治方向的歷史選擇問題。是闖過眼前的法治地雷陣，還是倒回過去，用文革思維來修正改革開放的方向？所謂左右之爭，讓兩派意見扛上了。
文革思維其實就是人治路線。如果通過王立軍事件，讓更多的認識到人治路線不可行，繼續改革開放，尤其是在體制改革上向前走一步，那麼，王立軍事件雖然一時間給有關方面帶來尷尬，卻不失為一次促進中國新生的影響力事件。
同為社會主義政體的國家，越南改革開放後於中國，但越南的政治體制改革似乎已經走到中國的前面。目前，綜合媒體報導，越南基本實現了依法治國：一、司法基本獨立；二、為避免「黨大於法」，越共規定，國會專職代表比例不得低於25%，排除兼職代表「既踢球，又吹哨」的弊端；三、越共積極推動司法改革，最高法院可審理黨的高級領導幹部的腐敗案件，越共中央完全不干預審判工作；四、越南的國會代表、政府高官必須申報財產。
政治體制走向昌明政治，最關鍵的是破除人治迷信和對民主法治的恐懼，建立較完善的法治社會體系。在法治社會，將不再需要什麼打黑英雄。全社會尊重法治的基本原則，官員惟有比較守法才可以保住自己的職務。官員一般都比較守法，社會黑惡勢力生存的空間就逐漸被壓制。歷史經驗證明，黑惡勢力沒有一些官員暗中庇護，就比較容易打擊。美國法治社會，也不是一下子就很成功的。美國過去的三K黨、黑手黨等，都曾經很厲害。但隨著這個國家民主法治體系的完善，他們曾經的輝煌，就只是電影故事的回憶了。
誠然，被王立軍打過的人，多半有些問題。可是，如果打黑是為了建立個人的威權，然後使這種威權可以超越法律，那麼，進一步的結果就是希特勒式的納粹主義征服一切。誰敢反對我、質疑我，誰都是我的敵人。也就是一些人掛在嘴上的「敵對勢力」。接著，很自然的邏輯就是必須消滅所有的「敵對勢力」。當年的希特勒即組建衝鋒隊來建立自己的獨裁霸權。
待終於掌握了國家機器後，又嚴厲鎮壓衝鋒隊。因為到這時，打手已無用處了。消滅衝鋒隊，反而抹去希特勒上位時的政治污點，讓他最終獲取絕對權力。
令人欣慰的是上蒼似乎仍然眷顧中國，令王立軍的問題以戲劇化的方式，在比較適當的時機曝露。這給中國選擇正確的發展方向提供了可能。中國改革伴生出來的問題，仍然需要改革開放來解決。新的改革開放，必須放下意識形態的最後束縛，從法治建設上做出真文章來，進而建立適應經濟可持續發展的民主政治體系。中國有沒有徹底告別極左思想的能力，就看我們對王立軍事件思考的深度了。這需要王立軍問題公開透明起來，讓社會各界對此事的自由討論深入和充分。一個國家要走正確的道路，就在於能夠直面現實，把各方面的問題想清楚。
文章來源：《博客日報》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觀點和陳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