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2年2月21日訊】這兩天，相信很多人都「收到」了廣東省長朱小丹2月14日送出的「情人節禮物」。如果政府真的想把百姓當作「情人」，這份「禮物」的確是非送不可。朱小丹說，行政管理體制改革已進入調整政府自身權力配置的「深水區」，改革最大的阻力來自既得利益格局，沒有革自己的命的決心和勇氣，就突破不了與科學發展、與市場經濟不相適應的政府部門權力利益格局，行政審批制度改革就難以深入。朱小丹強調，要把推進行政審批制度改革作為今年深化行政體制改革的重中之重。要加大力度向社會放權，加大力度向下級政府放權。更充分發揮市場配置資源的基礎性作用，把更多精力放在加強社會管理，改善公共服務上。規範和約束行政權力，完善科學民主決策機制，加強行政權力監督。省市兩級都要列出「清單」，放權要有規劃、有明細表、有時間表。
在此期間，著名經濟學家吳敬璉先生也警告：各級政府日益強化資源配置的權力和對經濟活動的干預，強化了尋租活動的制度基礎，使腐敗迅速蔓延和貧富差別日益擴大，官民矛盾激化，甚至可能醞釀社會動盪。誠如許小年先生的微點評所言：中國的現代化進程被日本侵華中斷，被國共內戰中斷，被「文化革命」中斷，現在又可能被日益激化的社會矛盾所中斷。
毫不諱言地說，經過三十多年的改革開放，今天的中國，已然又站在了新的改革十字路口上，各級政府儼然已經成為最大的利益集團，成為需要重點改革的對象。尤其是近十年來，國進民退的步伐明顯加快，各級政府的投資大躍進對環境的破壞、對通脹的刺激日益加深而且形成了嚴重的「路徑依賴」，過去20餘年中國經濟史就是通脹史、百姓和環境的「沉淪史」；行政權力對市場秩序的非法治化干預程度則有如吸毒上癮，導致市場的力量和企業家精神日漸萎縮。
我們一度沉醉於中國的發展在全球「一枝獨秀」，卻為何「維穩」形勢越來越嚴峻？無它，其本質就是掠奪式發展後產生的社會困境。中國近幾十年的發展是掠奪式的，這有對自然資源的掠奪，也有權貴集團對國家和民眾的掠奪。權貴集團利用壟斷的公權力進行掠奪；而既得利益的權貴集團為了維護自身的利益，會進一歩綁架公權力。這種「悲慘式增長」導致環境和民眾的承受能力越來越弱的時候，群體性的反抗就會成為彼伏此起的燒不盡的「野火」。這時，就會形成專門研究抗爭性政治的於建嶸先生所言的：維穩成了體制運行的壓倒性目標。這樣「剛性穩定」結構形成，也就走進了為了掠奪要維護現行體制，為了維護現行體制就需要進一歩掠奪這樣一個社會政治權力難解的循環。
這種態勢，已然將中國置於一種「步步驚心」的生存和發展環境中。在這種情況下，改革和革命事實已經進入夜以繼日爭分奪秒的賽跑階段，體制內的改良力量亦即自我革命的力量如果跑不過革命的力量，中國好不容易得來的改革開放的成果將被葬送，中國的社會和經濟將重新墮入深淵。
在今天的熱兵器和信息高速公路、高速公路、高速鐵路和飛機時代，傳統的自下而上的革命造反模式，亦即第一種革命路徑已經沒有了「市場」，但是第二種破壞力極大的「革命」路徑仍有可能取而代之。這是一股反市場、反法治的力量，一些野心家藉著貧富差距拉大、很多老百姓眼裡對金錢和權力「天下烏鴉一般黑」的幻覺，上下其手，搞反法治、反市場、反民主化的運動式治理，其結果，一開始可能會收到一些立竿見影的效果，至少從輿論上「大快人心」，但不講程序正義只講目的正義的結果，只會導致民主、法治和市場的全面倒退，大量社會精英或被消滅或被迫出逃，最終使當地陷於「死地」。這樣一種只講意圖倫理，不循規律規則、不擇手段、不問責任倫理的做法，滿足了群眾「盡速改變現狀」和「劫富濟貧」的民粹式心理期待，卻會使奴役和貧窮成為社會的惟一歸宿。
今天的行政壟斷和政府管制過多，已經導致了部分企業家「水至清則無魚，人至清則無法生存」的逆淘汰現象。本來，獨立企業精英和獨立知識精英可以構成社會改良的最重要力量，尤其是企業家作用往往更大。然而，行政壟斷無往弗屆和行政管制權力過大的結果是，中國的很多企業家要麼委曲求全，要麼賣身投靠，過度依靠權力而不是依靠法律致富，致富以後對財產和人身安全的保護也不是依靠法律而是要依靠權勢。結果，一旦社會兩極分化引起窮人仇富，資產階層不是成為窮人革命的對象，就是成為權力打擊以討好窮人的對象。中國企業家多數奉行明哲保身和悶聲發財哲學，對公共事務缺少發言，也很少用資金支持獨立智庫，培育獨立知識分子。所以最後等待他們的往往是悲劇。中國第三波向海外移民潮——知識和財富精英海外移民風起雲湧，但其中多數企業家移民是「生活在海外，事業在國內」，相當於「裸商」。這樣並不能解決其企業財產乃至人身不安全問題。只要政府權力仍然可以隨便干預微觀經濟、只要流水一般的官員仍然可以流寇般地打商人的主意，他們的財產乃至人身安全就注定只是浮雲！因此，一個權力嚴格受到制約的法治環境，比什麼都能保證商人的人身和財產安全。
不論是自下而上的傳統造反革命模式，還是時不時想冒一下頭的少數政治精英和底層民眾上下其手的民粹運動模式，這兩種類型的「無產階級革命」一定會以瓜分財產為最終歸宿和目的，最後以「共同富裕」始，以共同貧窮和混亂終。
我們呼喚革命的第三種形式，即精英階層的自我改革和讓步。只有政治精英、經濟精英和知識精英共同結合、努力推動的「資產階級革命」，才有可能善始善終，以公平公正的機會平等為目的。
中國，到了呼喚大政治家的時候。這樣的大政治家，一家是以法治為根基，以財產自由和市場自由為根基的。只有這樣，才能穩定經濟和社會基礎，社會的改良與進步，才不會變成民粹的狂歡，才不會陷入拉美化的陷阱。
文章來源：《網易》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觀點和陳述。)
在此期間，著名經濟學家吳敬璉先生也警告：各級政府日益強化資源配置的權力和對經濟活動的干預，強化了尋租活動的制度基礎，使腐敗迅速蔓延和貧富差別日益擴大，官民矛盾激化，甚至可能醞釀社會動盪。誠如許小年先生的微點評所言：中國的現代化進程被日本侵華中斷，被國共內戰中斷，被「文化革命」中斷，現在又可能被日益激化的社會矛盾所中斷。
毫不諱言地說，經過三十多年的改革開放，今天的中國，已然又站在了新的改革十字路口上，各級政府儼然已經成為最大的利益集團，成為需要重點改革的對象。尤其是近十年來，國進民退的步伐明顯加快，各級政府的投資大躍進對環境的破壞、對通脹的刺激日益加深而且形成了嚴重的「路徑依賴」，過去20餘年中國經濟史就是通脹史、百姓和環境的「沉淪史」；行政權力對市場秩序的非法治化干預程度則有如吸毒上癮，導致市場的力量和企業家精神日漸萎縮。
我們一度沉醉於中國的發展在全球「一枝獨秀」，卻為何「維穩」形勢越來越嚴峻？無它，其本質就是掠奪式發展後產生的社會困境。中國近幾十年的發展是掠奪式的，這有對自然資源的掠奪，也有權貴集團對國家和民眾的掠奪。權貴集團利用壟斷的公權力進行掠奪；而既得利益的權貴集團為了維護自身的利益，會進一歩綁架公權力。這種「悲慘式增長」導致環境和民眾的承受能力越來越弱的時候，群體性的反抗就會成為彼伏此起的燒不盡的「野火」。這時，就會形成專門研究抗爭性政治的於建嶸先生所言的：維穩成了體制運行的壓倒性目標。這樣「剛性穩定」結構形成，也就走進了為了掠奪要維護現行體制，為了維護現行體制就需要進一歩掠奪這樣一個社會政治權力難解的循環。
這種態勢，已然將中國置於一種「步步驚心」的生存和發展環境中。在這種情況下，改革和革命事實已經進入夜以繼日爭分奪秒的賽跑階段，體制內的改良力量亦即自我革命的力量如果跑不過革命的力量，中國好不容易得來的改革開放的成果將被葬送，中國的社會和經濟將重新墮入深淵。
在今天的熱兵器和信息高速公路、高速公路、高速鐵路和飛機時代，傳統的自下而上的革命造反模式，亦即第一種革命路徑已經沒有了「市場」，但是第二種破壞力極大的「革命」路徑仍有可能取而代之。這是一股反市場、反法治的力量，一些野心家藉著貧富差距拉大、很多老百姓眼裡對金錢和權力「天下烏鴉一般黑」的幻覺，上下其手，搞反法治、反市場、反民主化的運動式治理，其結果，一開始可能會收到一些立竿見影的效果，至少從輿論上「大快人心」，但不講程序正義只講目的正義的結果，只會導致民主、法治和市場的全面倒退，大量社會精英或被消滅或被迫出逃，最終使當地陷於「死地」。這樣一種只講意圖倫理，不循規律規則、不擇手段、不問責任倫理的做法，滿足了群眾「盡速改變現狀」和「劫富濟貧」的民粹式心理期待，卻會使奴役和貧窮成為社會的惟一歸宿。
今天的行政壟斷和政府管制過多，已經導致了部分企業家「水至清則無魚，人至清則無法生存」的逆淘汰現象。本來，獨立企業精英和獨立知識精英可以構成社會改良的最重要力量，尤其是企業家作用往往更大。然而，行政壟斷無往弗屆和行政管制權力過大的結果是，中國的很多企業家要麼委曲求全，要麼賣身投靠，過度依靠權力而不是依靠法律致富，致富以後對財產和人身安全的保護也不是依靠法律而是要依靠權勢。結果，一旦社會兩極分化引起窮人仇富，資產階層不是成為窮人革命的對象，就是成為權力打擊以討好窮人的對象。中國企業家多數奉行明哲保身和悶聲發財哲學，對公共事務缺少發言，也很少用資金支持獨立智庫，培育獨立知識分子。所以最後等待他們的往往是悲劇。中國第三波向海外移民潮——知識和財富精英海外移民風起雲湧，但其中多數企業家移民是「生活在海外，事業在國內」，相當於「裸商」。這樣並不能解決其企業財產乃至人身不安全問題。只要政府權力仍然可以隨便干預微觀經濟、只要流水一般的官員仍然可以流寇般地打商人的主意，他們的財產乃至人身安全就注定只是浮雲！因此，一個權力嚴格受到制約的法治環境，比什麼都能保證商人的人身和財產安全。
不論是自下而上的傳統造反革命模式，還是時不時想冒一下頭的少數政治精英和底層民眾上下其手的民粹運動模式，這兩種類型的「無產階級革命」一定會以瓜分財產為最終歸宿和目的，最後以「共同富裕」始，以共同貧窮和混亂終。
我們呼喚革命的第三種形式，即精英階層的自我改革和讓步。只有政治精英、經濟精英和知識精英共同結合、努力推動的「資產階級革命」，才有可能善始善終，以公平公正的機會平等為目的。
中國，到了呼喚大政治家的時候。這樣的大政治家，一家是以法治為根基，以財產自由和市場自由為根基的。只有這樣，才能穩定經濟和社會基礎，社會的改良與進步，才不會變成民粹的狂歡，才不會陷入拉美化的陷阱。
文章來源：《網易》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觀點和陳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