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2年3月4日訊】元月十八日，距離春節僅四天，眾所矚目的中國最年輕女富豪吳英非法集資案二審宣判，浙江省高級法院維持死刑判決。根據中國法律，死刑案件需要報請最高法院核准。如果裁定核准，將立即執行死刑。這個已被關押五年之久的年輕女子到了命懸一線的地步。當局選擇新年前夕宣判，意圖將案件影響降到最低。儘管如此，民間仍然掀起巨大聲浪，「刀下留人」甚至「吳英無罪」、「量刑過重」成為主流。然而元月三十日，新華社和眾多官方報刊以《大力整頓金融秩序，嚴打高利貸和非法集資》為題，報道溫家寶元月六日在全國金融工作會議上的講話。官方此時高調發表這個講話，用意明顯。
吳英的浮沉傳奇
不是說中國老百姓有「仇富」心理嗎？為什麼這麼多人同情一個被指控「給國家和人民帶來巨大經濟損失」的億萬富翁？吳英，一九八一年五月出生於浙江一個農民家庭，從小表現出經商才能，先後從事美容店、KTV等行業，二○○六年成立本色控股集團，廣泛涉及商貿、廣告、酒店、裝飾材料、婚慶服務等眾多商業領域。由於高調張揚，一時間聞名全國。圍繞吳英和本色集團，有很多撲朔迷離的傳聞。她曾以數十億身家榮登中國富豪榜的前列。然而好景不長，吳英傳出被人綁架的消息，此後又收到一封夾有子彈的恐嚇信。
二○○七年二月，吳英被警方以涉嫌非法吸收公眾存款罪名拘留，後被金華市檢察院以非法集資罪起訴，二○○九年金華市中級法院一審判處死刑。判決聲稱，二○○五年以來吳英以高額利息為誘餌，以投資、借款、資金周轉等為名，先後從林偉平等十一人處非法集資人民幣七點七億元，用於償還本金、支付高額利息、購買房產、汽車及個人揮霍，實際集資詐騙人民幣三點八億元。吳英不服上訴稱，本人主觀上沒有詐騙的意圖，所借資金大部份用於公司經營活動，用於購買個人物品的是很小一部份，不存在肆意揮霍，不存在欺詐行為，也沒有虛構借款用途。又說，債權人都是親朋好友，不是不特定社會公眾，不屬於非法集資行為。二○一一年四月浙江省高院進行二審開庭。需要指出，無論一審和二審，都大大超過法定期限。
吳英案有很多蹊蹺的地方。她是綁架案的受害人，報警卻不被受理。被捕後未經審判，巨額資產被警方暗箱操作、非法處置，價格低估得離譜，有的乾脆不翼而飛。經過這般摧殘，吳英的公司無法經營下去，其資產化為烏有，法院卻以此認定吳英根本是詐騙，可謂倒果為因。羈押之初她被奇怪地取了一個「祝素貞」的假名字。當局還派人到看守所做臥底騙取她的信任，掌握她的動態。吳英關押期間檢舉了大批貪腐官員，不少已被證實，但法院卻未將之作為立功表現。判決指控吳英集資詐騙，而十一個所謂受害人卻不承認自己被騙。更令人瞠目的是，據傳有當地官員集體上書要求判處吳英死刑。吳英沒有多少民憤，「官憤」卻很大。種種不正常現象，使人懷疑吳英案不是一個普通案件，而是一起借助司法的謀殺。
為何判吳英死刑？
有人尖銳指出，殺吳英可謂「一箭三雕：一殺雞儆猴，恐嚇民間資金流動，阻撓自由金融制度，維持壟斷特權。二殺人滅口，埋葬吳英掌握的大量官員腐敗的證據。三殺人奪財，重新上演殺資本家血腥一幕，不是化私為公，而是化私為官」。第二點和第三點已見上述，這是地方當局判處吳英死刑的直接原因。
用草根企業家的鮮血來維持金融壟斷，是司法謀殺吳英的深層原因。集資詐騙處罰非常嚴厲，最高可以判處死刑。中國實施嚴格的金融市場壟斷制度，只有獲得許可證才能從事金融業務。這種金融壟斷缺乏效率，不適應市場經濟的發展。民營企業佔目前企業的絕大多數，對GDP增長的貢獻最大，但絕大多數中小企業難以得到銀行支持，無法獲得貸款，民間借貸甚至高利貸成為它們不得已的選擇。地下金融在溫州等地區極其普遍，極大地促進民營經濟的發展，具有合理性也具有效率。地下金融出現問題，往往是政府的不作為和亂作為所致，而非地下金融或者說市場本身的問題。就吳英案來說，雖然後期出現資金緊缺問題，但如果沒有外力特別是司法不當介入，她未必不能順利渡過難關。吳英根本不符合非法集資罪的構成要件，但她利用民間借貸取得的商業成功對金融壟斷體制形成重大威脅，不得不除。
二○○八年，浙江公檢法關於辦理集資類案件的會議紀要指出「為生產經營所需，以承諾還本分紅或者付息的方法，向相對固定的人員籌集資金，主要用於合法的生產經營活動」，應作為民間借貸糾紛處理，「不應認定為非法吸收公眾存款犯罪或集資詐騙罪」。然而二○○八年以來浙江已經宣判了五例「非法集資案」的死刑，其中不乏吳英案這樣重大爭議的冤案。
吳英悲劇的啟示
今年是鄧小平「南巡」二十周年，也是中共十四大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道路的二十周年。而吳英的悲劇表明這種「中國特色」市場經濟是畸形的偽市場經濟。嚴刑峻法保護的國有金融壟斷，不是為了遵循價格信號以有效配置資源，服務經濟的發展，而是為了統治者攫取和瓜分財富。金融壟斷是政治專制在經濟上的體現。
吳英的遭遇對富人階層是一記警鐘。有人將之比喻為給所有富人的一封裝有子彈的恐嚇信：「你們的財富不過是暫時替權貴保管著，一旦需要，輕輕地羅織構陷就讓你傾家蕩產，不僅連本帶利地交出，可能還要搭上卿卿性命。」有識之士應當致力於改變不合理的制度，用自己的財富和才智積極支持和參與維權抗爭。只有在自由、民主、法治的制度下，人們才能安全地掙錢，否則縱使一時風光無限，也難以避免悲劇結局。政治專制、司法腐敗的社會，民間企業家的財富甚至生命都沒有保障，「物權法」和「人權法」都是形同虛設，只有權貴和豪強在狂歡。
同時，各種社會問題也是彼此關聯的。包括死刑存廢在內的司法問題，包括金融制度在內的經濟問題，都不是孤立存在的，必須通盤解決，也即通過改變社會制度獲得總體解決。而另一方面，關注每一個受害者，關注每一個具體人權事件，是推動社會進步的堅實步驟。吳英的生死背後，帶出人們關注民間借貸困局的啟示。
文章來源：《動向》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觀點和陳述。)
吳英的浮沉傳奇
不是說中國老百姓有「仇富」心理嗎？為什麼這麼多人同情一個被指控「給國家和人民帶來巨大經濟損失」的億萬富翁？吳英，一九八一年五月出生於浙江一個農民家庭，從小表現出經商才能，先後從事美容店、KTV等行業，二○○六年成立本色控股集團，廣泛涉及商貿、廣告、酒店、裝飾材料、婚慶服務等眾多商業領域。由於高調張揚，一時間聞名全國。圍繞吳英和本色集團，有很多撲朔迷離的傳聞。她曾以數十億身家榮登中國富豪榜的前列。然而好景不長，吳英傳出被人綁架的消息，此後又收到一封夾有子彈的恐嚇信。
二○○七年二月，吳英被警方以涉嫌非法吸收公眾存款罪名拘留，後被金華市檢察院以非法集資罪起訴，二○○九年金華市中級法院一審判處死刑。判決聲稱，二○○五年以來吳英以高額利息為誘餌，以投資、借款、資金周轉等為名，先後從林偉平等十一人處非法集資人民幣七點七億元，用於償還本金、支付高額利息、購買房產、汽車及個人揮霍，實際集資詐騙人民幣三點八億元。吳英不服上訴稱，本人主觀上沒有詐騙的意圖，所借資金大部份用於公司經營活動，用於購買個人物品的是很小一部份，不存在肆意揮霍，不存在欺詐行為，也沒有虛構借款用途。又說，債權人都是親朋好友，不是不特定社會公眾，不屬於非法集資行為。二○一一年四月浙江省高院進行二審開庭。需要指出，無論一審和二審，都大大超過法定期限。
吳英案有很多蹊蹺的地方。她是綁架案的受害人，報警卻不被受理。被捕後未經審判，巨額資產被警方暗箱操作、非法處置，價格低估得離譜，有的乾脆不翼而飛。經過這般摧殘，吳英的公司無法經營下去，其資產化為烏有，法院卻以此認定吳英根本是詐騙，可謂倒果為因。羈押之初她被奇怪地取了一個「祝素貞」的假名字。當局還派人到看守所做臥底騙取她的信任，掌握她的動態。吳英關押期間檢舉了大批貪腐官員，不少已被證實，但法院卻未將之作為立功表現。判決指控吳英集資詐騙，而十一個所謂受害人卻不承認自己被騙。更令人瞠目的是，據傳有當地官員集體上書要求判處吳英死刑。吳英沒有多少民憤，「官憤」卻很大。種種不正常現象，使人懷疑吳英案不是一個普通案件，而是一起借助司法的謀殺。
為何判吳英死刑？
有人尖銳指出，殺吳英可謂「一箭三雕：一殺雞儆猴，恐嚇民間資金流動，阻撓自由金融制度，維持壟斷特權。二殺人滅口，埋葬吳英掌握的大量官員腐敗的證據。三殺人奪財，重新上演殺資本家血腥一幕，不是化私為公，而是化私為官」。第二點和第三點已見上述，這是地方當局判處吳英死刑的直接原因。
用草根企業家的鮮血來維持金融壟斷，是司法謀殺吳英的深層原因。集資詐騙處罰非常嚴厲，最高可以判處死刑。中國實施嚴格的金融市場壟斷制度，只有獲得許可證才能從事金融業務。這種金融壟斷缺乏效率，不適應市場經濟的發展。民營企業佔目前企業的絕大多數，對GDP增長的貢獻最大，但絕大多數中小企業難以得到銀行支持，無法獲得貸款，民間借貸甚至高利貸成為它們不得已的選擇。地下金融在溫州等地區極其普遍，極大地促進民營經濟的發展，具有合理性也具有效率。地下金融出現問題，往往是政府的不作為和亂作為所致，而非地下金融或者說市場本身的問題。就吳英案來說，雖然後期出現資金緊缺問題，但如果沒有外力特別是司法不當介入，她未必不能順利渡過難關。吳英根本不符合非法集資罪的構成要件，但她利用民間借貸取得的商業成功對金融壟斷體制形成重大威脅，不得不除。
二○○八年，浙江公檢法關於辦理集資類案件的會議紀要指出「為生產經營所需，以承諾還本分紅或者付息的方法，向相對固定的人員籌集資金，主要用於合法的生產經營活動」，應作為民間借貸糾紛處理，「不應認定為非法吸收公眾存款犯罪或集資詐騙罪」。然而二○○八年以來浙江已經宣判了五例「非法集資案」的死刑，其中不乏吳英案這樣重大爭議的冤案。
吳英悲劇的啟示
今年是鄧小平「南巡」二十周年，也是中共十四大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道路的二十周年。而吳英的悲劇表明這種「中國特色」市場經濟是畸形的偽市場經濟。嚴刑峻法保護的國有金融壟斷，不是為了遵循價格信號以有效配置資源，服務經濟的發展，而是為了統治者攫取和瓜分財富。金融壟斷是政治專制在經濟上的體現。
吳英的遭遇對富人階層是一記警鐘。有人將之比喻為給所有富人的一封裝有子彈的恐嚇信：「你們的財富不過是暫時替權貴保管著，一旦需要，輕輕地羅織構陷就讓你傾家蕩產，不僅連本帶利地交出，可能還要搭上卿卿性命。」有識之士應當致力於改變不合理的制度，用自己的財富和才智積極支持和參與維權抗爭。只有在自由、民主、法治的制度下，人們才能安全地掙錢，否則縱使一時風光無限，也難以避免悲劇結局。政治專制、司法腐敗的社會，民間企業家的財富甚至生命都沒有保障，「物權法」和「人權法」都是形同虛設，只有權貴和豪強在狂歡。
同時，各種社會問題也是彼此關聯的。包括死刑存廢在內的司法問題，包括金融制度在內的經濟問題，都不是孤立存在的，必須通盤解決，也即通過改變社會制度獲得總體解決。而另一方面，關注每一個受害者，關注每一個具體人權事件，是推動社會進步的堅實步驟。吳英的生死背後，帶出人們關注民間借貸困局的啟示。
文章來源：《動向》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觀點和陳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