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2年3月27日訊】震驚中外的王立軍事件至今已近一個半月，王本人既失蹤又失聲，官方提供的只是沒頭沒腦的「性質嚴重」和「影響惡劣」等等判詞。在王形同人間蒸發的同時和背後，是公民人身安全和自由的權利的被藐視，也是與此相關的司法程序在當代中國的棄如敝屣。現在王立軍的這個被「黑掉」的命運看來又由他昔日的老闆薄熙來分享了。
我常常想，中國文化確實像很多人說的那樣，有很強的歷史感。這種歷史感的表現之一，就是把很當代的事情看作是歷史，從而在它們和自己之間建立其一段心理距離，把它們的後果很心安理得地承受下來。這種歷史感其實是一種麻醉劑，起到的是淡化，減輕甚至遺忘的效果。當然這種歷史感又常常是逆向的：越是離自己的近的，就越強調其「歷史」性，例如六四，文革，大饑荒，大躍進，反右，等等；越是離自己遠的，越是強調其「現實」性，最突出的是從1840年到1945年的所謂「百年恥辱」。
以王薄為主角的重慶事件很可能再一次強化這種「歷史感」。當王立軍投奔美領館的消息傳開後，幾乎沒有人不認為這是一件驚天動地的大事，既然是大事，中央應該也必須很快會對公眾作出交代。然而這樣的事情並沒有發生。人們在等。等到薄也出事了，很多人認為，這一下好了，說明王的問題也搞清楚了，中央很快會給全國人民一個交代。
等啊等，等到現在，這樣的交代還沒有下文。從中國官方媒體的頁面上來看，沒有一點跡象表明中南海很迫切地想給等得心焦的人民一個交代。與此同時，中國網絡空間不乏對官方的嘲弄和幸災樂禍，中國特有的民間嘲諷文化得到了一次極大的發洩。但是，人們應該認識到，王薄固然被「黑打」了，中南海的洋相也出大了，但中國的公眾也再一次遭受了極度的輕蔑和羞辱。在黨的「家事」面前，公眾的等待是無足輕重的，公眾輿論的壓力也是可以置之不理的。什麼「民可載舟亦可覆舟」，你越是關心的事，我越是不會讓你知道。世界上還有那個現代國家的政權對「民意」如此輕藐的嗎？
至少在現在看來，如果中南海的政治文化不出現根本性變化，王薄事件的結局非常有可能像無數讓中南海覺得難堪和棘手的問題一樣，在一段時間的消聲和冷處理之後匆匆結案，寥寥數語對外做個交代，從此誰也不准再提，就這樣成為「歷史」。而中國公眾也很可能只能像過去無數次地重複過的那樣，無奈地接受這個現實，並在一剎那把它歸入「歷史」：「過去的就讓它過去吧」。反正就在最近十年間，形形色色的大事和要案出得還少嗎？每一次開始時不都是驚天動地，最後不都是不了了之，現在回想起來還不是恍如隔世？
王薄事件不由得讓我想起很多年前自己寫過的一篇評哈金的小說《等待》的文章，感嘆中國人的宿命就是只能「等待」。哈金的那本小說講述了一對有情人等待了二十年才終成眷屬的故事，他們之所以等待了這麼久，完全是因為特定製度和文化的束縛。是那個特定的制度和文化把個人變成了無足輕重的存在，他們的生命中最重要的願望被時間碾磨成隨風而逝的粉末。文章中這樣說：
有心的讀者還能在《等待》中讀出一層更深刻的涵義，這就是小說主人公二十年的等待實際上濃縮了現代中國人的命運。
為什麼呢？讓我們回顧一下歷史。從十九世紀最後二三十年開始，中國人就在等待，等待一個叫做慈禧的女人改變她對中國和世界的想法，變得開明一點，寬容一點，讓國家民主，給國人自由。然而，慈禧的所作所為逐漸斷絕了人們的希望，但他們又開始了另一種等待，等待慈禧的死亡，希望她的繼承人能比她開明和寬容，一直等到1908年。就這樣，一個頑固的老婦人讓幾億中國人等待了兩代人的時間。我們並不能說慈禧統治下的中國沒有進步。相反，中國有了鐵路，有了電報，有了無數新的產業和運輸業，大城市的面貌也改觀了。然而，這些物質層面的進步並沒有帶來相應的政治和思想的進步，而這種滯後將使得中國付出差不多半個世紀的動蕩作為代價。
到了二十世紀70年代，很多中國人又開始了等待，等待一個叫毛澤東的共產黨皇帝死亡。在70年代中期，很多人都有一種預感：毛澤東的死亡將會結束一個時代。1976年毛澤東的死亡和四人幫的垮台成全了這種鄉願，中國人有了可以正大光明地講「四個現代化」的自由，但卻沒有講第五個現代化，即政治民主化的自由。在這一點上，70年代末的中國人比不上1911年在民主的旗幟下推翻獨裁的先人。
到了80年代，自由和民主的理想再一次開始在中國傳播，於是很多人又開始了等待，等待一個叫鄧小平的人改變想法，變得更加「向前看」，讓中國融入「國際大循環」，加入民主化的世界潮流。1989年「六四」之後，他們從等待鄧小平改變想法轉為等待他告別人世，想當然地以為他的繼承人至少會比他開明。就這樣，在鄧小平退出政壇之後，一個叫江澤民的揚州戲子又讓人們等了至少十年。在人們對江澤民不抱希望之後，根據同樣的鄉願，他們又開始等待一個叫做胡錦濤的人。一直等到2004年，當聽到這個人說要向北朝鮮和古巴學習、並向知識分子開刀的時候，他們等出一個「胡不如江」的結論。而現在，又有消息說，胡錦濤也在挑選接班人，其中有一個叫李克強，很年輕很能幹，說不定到了他那一代接管政權，中國會有大的變化。
在哈金的《等待》中，男女主人公年復一年，在希望和失望的交替中等了二十年，終於等出了頭，但他們都已經是人到中年了。他們接受了這個現實，因為這是他們的宿命。每當讀到這裡，我都會想：難道無盡的等待也是更多的中國人無法逃脫無法改變的宿命嗎？
文章來源：《縱覽中國》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觀點和陳述。)
我常常想，中國文化確實像很多人說的那樣，有很強的歷史感。這種歷史感的表現之一，就是把很當代的事情看作是歷史，從而在它們和自己之間建立其一段心理距離，把它們的後果很心安理得地承受下來。這種歷史感其實是一種麻醉劑，起到的是淡化，減輕甚至遺忘的效果。當然這種歷史感又常常是逆向的：越是離自己的近的，就越強調其「歷史」性，例如六四，文革，大饑荒，大躍進，反右，等等；越是離自己遠的，越是強調其「現實」性，最突出的是從1840年到1945年的所謂「百年恥辱」。
以王薄為主角的重慶事件很可能再一次強化這種「歷史感」。當王立軍投奔美領館的消息傳開後，幾乎沒有人不認為這是一件驚天動地的大事，既然是大事，中央應該也必須很快會對公眾作出交代。然而這樣的事情並沒有發生。人們在等。等到薄也出事了，很多人認為，這一下好了，說明王的問題也搞清楚了，中央很快會給全國人民一個交代。
等啊等，等到現在，這樣的交代還沒有下文。從中國官方媒體的頁面上來看，沒有一點跡象表明中南海很迫切地想給等得心焦的人民一個交代。與此同時，中國網絡空間不乏對官方的嘲弄和幸災樂禍，中國特有的民間嘲諷文化得到了一次極大的發洩。但是，人們應該認識到，王薄固然被「黑打」了，中南海的洋相也出大了，但中國的公眾也再一次遭受了極度的輕蔑和羞辱。在黨的「家事」面前，公眾的等待是無足輕重的，公眾輿論的壓力也是可以置之不理的。什麼「民可載舟亦可覆舟」，你越是關心的事，我越是不會讓你知道。世界上還有那個現代國家的政權對「民意」如此輕藐的嗎？
至少在現在看來，如果中南海的政治文化不出現根本性變化，王薄事件的結局非常有可能像無數讓中南海覺得難堪和棘手的問題一樣，在一段時間的消聲和冷處理之後匆匆結案，寥寥數語對外做個交代，從此誰也不准再提，就這樣成為「歷史」。而中國公眾也很可能只能像過去無數次地重複過的那樣，無奈地接受這個現實，並在一剎那把它歸入「歷史」：「過去的就讓它過去吧」。反正就在最近十年間，形形色色的大事和要案出得還少嗎？每一次開始時不都是驚天動地，最後不都是不了了之，現在回想起來還不是恍如隔世？
王薄事件不由得讓我想起很多年前自己寫過的一篇評哈金的小說《等待》的文章，感嘆中國人的宿命就是只能「等待」。哈金的那本小說講述了一對有情人等待了二十年才終成眷屬的故事，他們之所以等待了這麼久，完全是因為特定製度和文化的束縛。是那個特定的制度和文化把個人變成了無足輕重的存在，他們的生命中最重要的願望被時間碾磨成隨風而逝的粉末。文章中這樣說：
有心的讀者還能在《等待》中讀出一層更深刻的涵義，這就是小說主人公二十年的等待實際上濃縮了現代中國人的命運。
為什麼呢？讓我們回顧一下歷史。從十九世紀最後二三十年開始，中國人就在等待，等待一個叫做慈禧的女人改變她對中國和世界的想法，變得開明一點，寬容一點，讓國家民主，給國人自由。然而，慈禧的所作所為逐漸斷絕了人們的希望，但他們又開始了另一種等待，等待慈禧的死亡，希望她的繼承人能比她開明和寬容，一直等到1908年。就這樣，一個頑固的老婦人讓幾億中國人等待了兩代人的時間。我們並不能說慈禧統治下的中國沒有進步。相反，中國有了鐵路，有了電報，有了無數新的產業和運輸業，大城市的面貌也改觀了。然而，這些物質層面的進步並沒有帶來相應的政治和思想的進步，而這種滯後將使得中國付出差不多半個世紀的動蕩作為代價。
到了二十世紀70年代，很多中國人又開始了等待，等待一個叫毛澤東的共產黨皇帝死亡。在70年代中期，很多人都有一種預感：毛澤東的死亡將會結束一個時代。1976年毛澤東的死亡和四人幫的垮台成全了這種鄉願，中國人有了可以正大光明地講「四個現代化」的自由，但卻沒有講第五個現代化，即政治民主化的自由。在這一點上，70年代末的中國人比不上1911年在民主的旗幟下推翻獨裁的先人。
到了80年代，自由和民主的理想再一次開始在中國傳播，於是很多人又開始了等待，等待一個叫鄧小平的人改變想法，變得更加「向前看」，讓中國融入「國際大循環」，加入民主化的世界潮流。1989年「六四」之後，他們從等待鄧小平改變想法轉為等待他告別人世，想當然地以為他的繼承人至少會比他開明。就這樣，在鄧小平退出政壇之後，一個叫江澤民的揚州戲子又讓人們等了至少十年。在人們對江澤民不抱希望之後，根據同樣的鄉願，他們又開始等待一個叫做胡錦濤的人。一直等到2004年，當聽到這個人說要向北朝鮮和古巴學習、並向知識分子開刀的時候，他們等出一個「胡不如江」的結論。而現在，又有消息說，胡錦濤也在挑選接班人，其中有一個叫李克強，很年輕很能幹，說不定到了他那一代接管政權，中國會有大的變化。
在哈金的《等待》中，男女主人公年復一年，在希望和失望的交替中等了二十年，終於等出了頭，但他們都已經是人到中年了。他們接受了這個現實，因為這是他們的宿命。每當讀到這裡，我都會想：難道無盡的等待也是更多的中國人無法逃脫無法改變的宿命嗎？
文章來源：《縱覽中國》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觀點和陳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