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2年1月19日訊】《顏氏家訓》是我國歷史上第一部內容豐富、體系宏大的家訓，也是一部學術史名著，作者為南北朝至隋初的門閥士族顏之推。
顏之推生平
顏之推（530—約591年），祖籍琅琊臨沂（今山東臨沂），琅琊顏氏是魏晉南北朝時期的高門士族。他的九世祖顏含生活於兩晉時期，以孝而聞名於世，仕宦顯達，位至東晉國子祭酒、散騎常侍、光祿勳。祖父顏見遠生活於齊梁之際，官至御史中丞。顏之推的父親顏協一生則游於諸王蕃府。顏之推本人的仕宦經歷頗為坎坷，最初擔任梁湘東王國左常侍、鎮西墨曹參軍。
侯景之亂時被囚送建鄴（今南京布），又當過蕭繹散騎侍郎、奏捨人事。北周攻破江陵（今湖北江陵），之推全家被擄，北周大將軍李顯慶推薦他去掌管其兄陽平公李遠書翰，顏之推不願前往，攜全家逃奔北齊，在北齊歷任奉朝請、中書捨人、趙州功曹參軍、司徒錄事參軍、黃門侍郎、平原太守等職。
隋朝開皇年間，被太子召為學士，並終於此職。
琅琊顏氏是魏晉南北朝時期沒有習染玄風而保持傳統經學的少數高門之一。為顏氏家族奠定後世發展基礎的顏含，「少有操行，以孝聞」。他反對門閥擅政，主張振興皇權。東晉初年，有人認為王導是皇帝（晉元帝）的師傅，百僚應為降禮。顏含反對說：「王公雖重，理無偏敬，降禮之言，或是諸君事宜。鄙人老矣，不識時務」（《晉書·顏含傳》）。這實際上是對當時「王與馬，共天下」政治格局的不滿。顏之推的祖父顏見遠繼承了這種家風，在梁武帝受禪時，憤而絕食，「數日而卒」（《南史·顏協傳》）。六朝無死節之臣，像顏見遠這樣為君死節、奮不顧身的大臣，確實罕見。顏之推的父親顏協為人風格嚴整，不求顯達，以人品高尚聞名於世。顏氏家族「世善《周官》、《左氏》」，是一個從學術到政治、社會行為都履行儒家傳統的家族。顏之推繼承了這一傳統，少年時就不慕玄學，討厭空談。他鑽研《禮》、《傳》，「博覽群書，無不該洽，詞情典麗」（《北齊書·顏之推傳》），在傳統經學方面打下了深厚的功底。
顏之推生活的時代，正是門閥士族勢力由盛而衰的時期。這一時期戰亂頻繁，皇權振興、南北一統的趨勢日益明顯。門閥士族雖然在社會上仍有較強的影響，但昔日的輝煌已經失去，只能憑藉門第、婚媾來標榜於世。皇室借助寒門勢力牢牢掌握著大權，士族門閥不但不可能再跟皇帝分享最高統治權，而且往往因小事而惹來殺身滅門之禍。同時，佛、道二教在南北朝時期廣泛傳播，成為士族精神依託的一個重要工具，這些因素對顏之推的思想也產生了重要影響。加上他本人經歷坎坷，一生歷梁、周、齊、隋四朝，三為亡國之人，「備荼苦而蓼辛，鳥焚林而鎩翮，魚奪水而暴鱗，嗟宇宙之遼曠，愧無所而容身」（《觀我生賦》）。因此，在他的思想中，少欲知足、謙虛自損的處世哲學佔據著重要地位。如他主張少言省事，認為多言多敗，多事多患；仕宦不可過二千石，婚姻勿貪勢家等等。他從歷史和現實中深刻地認識到，統治者如果政治腐敗、貪得無厭，就不可能維持統治。他從儒家的立場出發，主張為政要仁義與刑罰並施；選拔人才不能僅靠門第；在經濟上主張重農，主張士農工商各得其所，限制寺院僧尼不勞而獲等。顏之推還認為士大夫不可將「周孔之業棄之度外」而崇尚清談，必須「應世經務」，甚至要向下層人民學習，這些觀點都有進步意義。顏之推晚年思想受佛學影響較大，認為「內外兩教，本為一體」。他調和儒、佛，並且對靈魂不滅等觀念深信不疑，這是他坎坷一生的經歷在思想上的反映。
顏之推一生著述很多，其中以《顏氏家訓》最為著名。該書共20篇，集中反映了他的教育思想，對後世影響很大。縱觀全書，顏之推的教育理論和方法主要是圍繞下述三個方面展開的。
一 以儒學為核心的基本教育思想
顏之推的教育思想以儒學為核心，他認為「古之學者為人，行道以利世也；今之學者為己，修身以求進也」（《勉學》）。「行道」、「修身」都是儒家思想的反映。他還說：「聖賢之書，教人誠孝」（《序致》），「吾觀禮經，聖人之教」（《風操》）。在儒家教育思想中，顏之推尤其重視家庭倫理的培養。在《兄弟》篇中，他將夫婦、父子、兄弟三親當作人倫之重，認為「不可不篤」。把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夫義婦順作為治家的基本法則。
總之，依照儒家的道德規範來培養人材，是顏之推教育思想的基本目的之一。
顏之推的教育思想也深受儒學人性論的影響。他認為「上智不教而成；下愚雖教無益；中庸之人，不教不知也」（《教子》），給教育劃上了等級的標誌。帝王及其子孫自然屬於「上智」，從胎教到師保都有章法。廣大勞動人民屬於「下愚」，「雖教無益」。一般的士大夫均屬「中庸之人」，他們能否成材，要看後天的教育狀況。因此，顏之推對於士大夫這一階層的教育尤為關注，提出了不少獨到的見解，如不僅要重「德」，還要重「藝」；讀書不能死守章句，還要「施之世務」等等。
在教育基本理論上，顏之推還強調環境對人的成長的重要性，強調幼年教育對人一生的重大影響，強調個人立志發憤是成材的重要因素。他把自己的教育理論與大量的社會實例結合起來，具有很強的說服力。如關於教育的作用，他告誡士大夫：「雖百世小人，知讀《論語》、《孝經》者，尚為人師；雖千載冠冕，不曉書記者，莫不耕田養馬。以此觀之，安可不自勉耶！
若能常保數百卷書，千載終不為小人也」（《勉學》）。將知識作為政治和安身立命的資本，是魏晉南北朝門閥士族賴以衍續的一個重要原因，顏之推對此認識得非常清楚。
二 經世致用的士大夫教育思想
顏之推一生共歷四朝，又生活於士大夫中間，因此他對當時士大夫的生活十分熟悉，並且對士大夫的教育狀況表示了強烈不滿。他認為當時士大夫中存在著三大弊端：一是不學無術。「或因家世余緒，得一階半級，便自為足，全忘修學。及有吉凶大事，議論得失，蒙然張口，如坐雲霧；公私宴集，談古賦詩，塞默低頭，欠伸而已，有識旁觀，代其入地」（《勉學》）。即使有點學問，也是「空守章句，但誦師言，施之世務，殆無一可」（《勉學》）。
其二是理論脫離實際。士大夫們手握麈尾，口尚清談，但「及有試用，多無所堪。居承平之世，不知有喪亂之禍；處廟堂之下，不知有戰陣之急；保俸祿之資，不知有耕稼之苦；肆吏民之上，不知有勞役之勤，故難可以應世經務也」（《涉務》）。三是毫無自身修養，敗壞世風。顏之推稱梁朝全盛時，「貴遊子弟，多無學術。至於諺雲：「上車不落則著作，體中何如則祕書』。
無不熏衣剃面，傅粉施朱，駕長簷車，跟高齒屐，坐棋子方褥，憑斑絲隱囊，列器玩於左右，從容出入，望若神仙」（《勉學》）。這些人上不能治國，下不能保身，每臨戰亂，只能轉死溝壑之間。侯景之亂時就證明了這一點。
顏之推對當時士大夫教育狀況的批判是深刻而準確的。從維護統治階級長遠利益出發，他提出了人材培養的目標：「一則朝廷之臣，取其鑑達治體，經倫博雅；二則文史之臣，取其著述憲章，不忘前古；三則軍旅之臣，取其斷決有謀，強幹習事；四則藩屏之臣，取其明練風俗，清白愛民；五則使命之臣，取其識變從宜，不辱君命；六則興造之臣，取其程功節費，開略有術」（《涉務》）。
如何培養出這些人材來呢？顏之推提出從「德」和「藝」兩方面著手，也就是所謂「德藝周厚」。從「德」的方面看，士大夫必須學習儒家的基本理論，「修身慎行」，從而達到「體道合德」的「上士」境界。士大夫的道德教育從幼年就要開始，「多者或至《禮》、《傳》，少者不失《詩》、《論》」
（《勉學》）。只有具備深厚的道德修養，士大夫才能立身行正。顏之推晚年信佛，他把佛教的「五禁」與儒家的「五常」相比附，認為「內典初門，設五種禁，外典仁義禮智信，皆與之符。仁者，不殺之禁也；義者，不盜之禁也；禮者，不邪之禁也；智者，不淫之禁也；信者，不妄之禁也」（《歸心》）。以儒家思想來教育士大夫，是與魏晉南北朝門閥地主的利益及教育思想相一致的，但在顏之推身上表現得尤為明顯。僅有「德」是不行的，顏之推認為「藝」的教育也十分重要。所謂「藝」就是要有真才實學，要有一技之長。顏之推在這方面提出了許多理論和具體方法：首先要勤奮讀書。他說父兄不可常依，鄉國不可常保，一旦流離，無人庇蔭。因此，「明《六經》之指，涉百家之書，縱不能增益德行，敦厲風俗，猶為一藝，得以自資」，「使之易習而可貴者，無過讀書也」（《勉學》）。這實際是對當時社會上「讀書無用論」的有力批判。其次，顏之推認為讀書人要務實，要學以致用。
他認為讀書需得其要領，批評一些人雖然飽讀經書，滿腹經綸，卻只能言之，「不能行之，忠孝無聞，仁義不足」（《勉學》），讓他去斷一個案也斷不清，去管一個縣也不知從何下手，造屋不知楣橫梲豎，種田不知稷早黍遲，這種人在社會上是被人看不起的。因此，他認為讀書人最起碼要寫得一手好字和文章。此外，算術、醫術、琴瑟、博弈、兵射、投壺這些學問也要懂一些，一則可以保健，二則可以娛心暢神，在實際生活和交際上是有用的。但這些東西只能偶爾為之，不可作為立身之本。這也反映了他作為一個士族地主，從心底裡是看不起技藝的。第三，顏之推還主張士大夫應向下層人民學習，不能輕視勞動生產，這是他教育思想中閃光的一面。他認為不僅古往聖賢值得學習和倣傚，而且「農工商賈，廝役奴隸，釣魚屠肉，飯牛牧羊，皆有先達，可為師表。博學求之，無不利於事也」（《勉學》）。
顏之推對士大夫的人品教育也很重視。他說「借人典籍，皆須愛護，先有缺壞，就為補治；此亦士大夫百行之一也」（《勉學》）。如果書案狼藉，任蟲蛀鼠咬、童幼亂畫、風雨毀傷，是一件不道德的事。他提出「凡有一言一行取於人者，皆顯稱之，不可竊人之美，以為己力；雖輕雖賤者，必歸功焉」（《慕賢》）。認為這是做人的起碼準則，不可忽略。針對當時一些士大夫「需求趨竟，不顧羞慚，比較才能，斟量功伐，厲色揚聲，東怨西怒」
的醜惡現狀，要求他們「守道崇德，蓄價待時」（《省事》）。這些對糾正被門閥士族敗壞的士風也是有積極意義的。
三 求實的家庭教育思想
由於官學的衰微，魏晉南北朝時期家庭、家族教育十分興盛。特別是門閥士族為維持門第不衰，對此尤為注重。因而關於家庭教育的思想，在這一時期頗為豐富。顏之推的家教思想在這方面很具有代表性。
顏之推認為家庭教育應及早進行，也就是在兒童剛能分辨外界事物的時候，就要加以誘導。為什麼家教要及早進行呢？顏之推認為：「人生小幼，精神專利，長成已後，思慮散逸，固須早教，勿失機也」（《勉學》）。人在幼年時期，童心未泯，天性純真，可塑性極大，對新事物也特別容易接受，抓住這一時期進行教育，不僅是教育的最佳時期，而且可為一生事業奠定良好基礎。這些與現代教育理論也是相吻合的。
家庭教育的關鍵是父母，因此父母的行為和教育方法對子女的成長影響很大。父母必須把愛子和教子結合起來，「父母威嚴而有慈，則子女畏慎而生孝矣」（《教子》）。切忌「無教而有愛」，過分溺愛和放縱孩子。必須從小樹立孩子的是非觀，該嚴則嚴。要愛得其所，愛得有方。
顏之推認為，為了教育好孩子，訓督乃至體罰是需要的。他把嚴教和治病相比，認為：「當以疾病為愈，安得不用湯藥針艾救之哉？又宜思勤督訓者，可願苛虐骨肉乎？誠不得已也！」（《教子》）如果不用體罰，則「笞怒廢於家，豎子之過立見。」（《治家》）當然，這種以體罰形式來教育孩子的做法，是父權家長制的產物，是封建教育思想中的糟粕，應予摒棄。
顏之推認為環境對家庭教育也有影響。環境影響包括兩方面：
一是周圍環境，顏之推說：「人在年少，神情未定，所與款狎，熏漬陶染，言笑舉動，無心於學，潛移暗化，自然似之；何況操履藝能，較明易習者也？是以與善人居，如入芝蘭之室，久而自芳也；與惡人居，如入鮑魚之肆，久而自臭」。
二是長輩的風範，「夫風化者，自上而行下者也，自先而行後者也」，長輩的言行舉止可以直接影響到晚輩。良好的家庭和社會環境有利於人的成長，這也是符合現代教育理論的。
顏之推還非常注重家庭教育中對子女技藝的教育，認為「人生在世，會當有業」（《勉學》）。士農工商兵皆為一業，不可以隨便輕視。甚至對語言教育顏之推也很重視，認為教育子女學會正確、通用的語言和語音是父母的責任。只有這樣，才能使子女在社會上立足和生存。
最後，顏之推還提出要教育子女有遠大志向，要勤奮努力（《治家》）。
只有樹立遠大志向，才能經得起磨難，成就大器。而「無履立者，自茲墮慢，便為凡人」（《勉學》）。人的學習猶如春華秋實，只有經過艱苦的勞動，才能有收穫。
顏之推本人一生雖未介入具體的教育活動，但他仍不失為我國6世紀末一位傑出的教育思想家。他以切身的體驗和感受所總結出來的教育思想和教育方法有許多是符合教育基本規律的。他的教育思想是我國古代家庭教育思想史的一個重要裡程碑，對後世產生了極為深遠的影響。
顏之推生平
顏之推（530—約591年），祖籍琅琊臨沂（今山東臨沂），琅琊顏氏是魏晉南北朝時期的高門士族。他的九世祖顏含生活於兩晉時期，以孝而聞名於世，仕宦顯達，位至東晉國子祭酒、散騎常侍、光祿勳。祖父顏見遠生活於齊梁之際，官至御史中丞。顏之推的父親顏協一生則游於諸王蕃府。顏之推本人的仕宦經歷頗為坎坷，最初擔任梁湘東王國左常侍、鎮西墨曹參軍。
侯景之亂時被囚送建鄴（今南京布），又當過蕭繹散騎侍郎、奏捨人事。北周攻破江陵（今湖北江陵），之推全家被擄，北周大將軍李顯慶推薦他去掌管其兄陽平公李遠書翰，顏之推不願前往，攜全家逃奔北齊，在北齊歷任奉朝請、中書捨人、趙州功曹參軍、司徒錄事參軍、黃門侍郎、平原太守等職。
隋朝開皇年間，被太子召為學士，並終於此職。
琅琊顏氏是魏晉南北朝時期沒有習染玄風而保持傳統經學的少數高門之一。為顏氏家族奠定後世發展基礎的顏含，「少有操行，以孝聞」。他反對門閥擅政，主張振興皇權。東晉初年，有人認為王導是皇帝（晉元帝）的師傅，百僚應為降禮。顏含反對說：「王公雖重，理無偏敬，降禮之言，或是諸君事宜。鄙人老矣，不識時務」（《晉書·顏含傳》）。這實際上是對當時「王與馬，共天下」政治格局的不滿。顏之推的祖父顏見遠繼承了這種家風，在梁武帝受禪時，憤而絕食，「數日而卒」（《南史·顏協傳》）。六朝無死節之臣，像顏見遠這樣為君死節、奮不顧身的大臣，確實罕見。顏之推的父親顏協為人風格嚴整，不求顯達，以人品高尚聞名於世。顏氏家族「世善《周官》、《左氏》」，是一個從學術到政治、社會行為都履行儒家傳統的家族。顏之推繼承了這一傳統，少年時就不慕玄學，討厭空談。他鑽研《禮》、《傳》，「博覽群書，無不該洽，詞情典麗」（《北齊書·顏之推傳》），在傳統經學方面打下了深厚的功底。
顏之推生活的時代，正是門閥士族勢力由盛而衰的時期。這一時期戰亂頻繁，皇權振興、南北一統的趨勢日益明顯。門閥士族雖然在社會上仍有較強的影響，但昔日的輝煌已經失去，只能憑藉門第、婚媾來標榜於世。皇室借助寒門勢力牢牢掌握著大權，士族門閥不但不可能再跟皇帝分享最高統治權，而且往往因小事而惹來殺身滅門之禍。同時，佛、道二教在南北朝時期廣泛傳播，成為士族精神依託的一個重要工具，這些因素對顏之推的思想也產生了重要影響。加上他本人經歷坎坷，一生歷梁、周、齊、隋四朝，三為亡國之人，「備荼苦而蓼辛，鳥焚林而鎩翮，魚奪水而暴鱗，嗟宇宙之遼曠，愧無所而容身」（《觀我生賦》）。因此，在他的思想中，少欲知足、謙虛自損的處世哲學佔據著重要地位。如他主張少言省事，認為多言多敗，多事多患；仕宦不可過二千石，婚姻勿貪勢家等等。他從歷史和現實中深刻地認識到，統治者如果政治腐敗、貪得無厭，就不可能維持統治。他從儒家的立場出發，主張為政要仁義與刑罰並施；選拔人才不能僅靠門第；在經濟上主張重農，主張士農工商各得其所，限制寺院僧尼不勞而獲等。顏之推還認為士大夫不可將「周孔之業棄之度外」而崇尚清談，必須「應世經務」，甚至要向下層人民學習，這些觀點都有進步意義。顏之推晚年思想受佛學影響較大，認為「內外兩教，本為一體」。他調和儒、佛，並且對靈魂不滅等觀念深信不疑，這是他坎坷一生的經歷在思想上的反映。
顏之推一生著述很多，其中以《顏氏家訓》最為著名。該書共20篇，集中反映了他的教育思想，對後世影響很大。縱觀全書，顏之推的教育理論和方法主要是圍繞下述三個方面展開的。
一 以儒學為核心的基本教育思想
顏之推的教育思想以儒學為核心，他認為「古之學者為人，行道以利世也；今之學者為己，修身以求進也」（《勉學》）。「行道」、「修身」都是儒家思想的反映。他還說：「聖賢之書，教人誠孝」（《序致》），「吾觀禮經，聖人之教」（《風操》）。在儒家教育思想中，顏之推尤其重視家庭倫理的培養。在《兄弟》篇中，他將夫婦、父子、兄弟三親當作人倫之重，認為「不可不篤」。把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夫義婦順作為治家的基本法則。
總之，依照儒家的道德規範來培養人材，是顏之推教育思想的基本目的之一。
顏之推的教育思想也深受儒學人性論的影響。他認為「上智不教而成；下愚雖教無益；中庸之人，不教不知也」（《教子》），給教育劃上了等級的標誌。帝王及其子孫自然屬於「上智」，從胎教到師保都有章法。廣大勞動人民屬於「下愚」，「雖教無益」。一般的士大夫均屬「中庸之人」，他們能否成材，要看後天的教育狀況。因此，顏之推對於士大夫這一階層的教育尤為關注，提出了不少獨到的見解，如不僅要重「德」，還要重「藝」；讀書不能死守章句，還要「施之世務」等等。
在教育基本理論上，顏之推還強調環境對人的成長的重要性，強調幼年教育對人一生的重大影響，強調個人立志發憤是成材的重要因素。他把自己的教育理論與大量的社會實例結合起來，具有很強的說服力。如關於教育的作用，他告誡士大夫：「雖百世小人，知讀《論語》、《孝經》者，尚為人師；雖千載冠冕，不曉書記者，莫不耕田養馬。以此觀之，安可不自勉耶！
若能常保數百卷書，千載終不為小人也」（《勉學》）。將知識作為政治和安身立命的資本，是魏晉南北朝門閥士族賴以衍續的一個重要原因，顏之推對此認識得非常清楚。
二 經世致用的士大夫教育思想
顏之推一生共歷四朝，又生活於士大夫中間，因此他對當時士大夫的生活十分熟悉，並且對士大夫的教育狀況表示了強烈不滿。他認為當時士大夫中存在著三大弊端：一是不學無術。「或因家世余緒，得一階半級，便自為足，全忘修學。及有吉凶大事，議論得失，蒙然張口，如坐雲霧；公私宴集，談古賦詩，塞默低頭，欠伸而已，有識旁觀，代其入地」（《勉學》）。即使有點學問，也是「空守章句，但誦師言，施之世務，殆無一可」（《勉學》）。
其二是理論脫離實際。士大夫們手握麈尾，口尚清談，但「及有試用，多無所堪。居承平之世，不知有喪亂之禍；處廟堂之下，不知有戰陣之急；保俸祿之資，不知有耕稼之苦；肆吏民之上，不知有勞役之勤，故難可以應世經務也」（《涉務》）。三是毫無自身修養，敗壞世風。顏之推稱梁朝全盛時，「貴遊子弟，多無學術。至於諺雲：「上車不落則著作，體中何如則祕書』。
無不熏衣剃面，傅粉施朱，駕長簷車，跟高齒屐，坐棋子方褥，憑斑絲隱囊，列器玩於左右，從容出入，望若神仙」（《勉學》）。這些人上不能治國，下不能保身，每臨戰亂，只能轉死溝壑之間。侯景之亂時就證明了這一點。
顏之推對當時士大夫教育狀況的批判是深刻而準確的。從維護統治階級長遠利益出發，他提出了人材培養的目標：「一則朝廷之臣，取其鑑達治體，經倫博雅；二則文史之臣，取其著述憲章，不忘前古；三則軍旅之臣，取其斷決有謀，強幹習事；四則藩屏之臣，取其明練風俗，清白愛民；五則使命之臣，取其識變從宜，不辱君命；六則興造之臣，取其程功節費，開略有術」（《涉務》）。
如何培養出這些人材來呢？顏之推提出從「德」和「藝」兩方面著手，也就是所謂「德藝周厚」。從「德」的方面看，士大夫必須學習儒家的基本理論，「修身慎行」，從而達到「體道合德」的「上士」境界。士大夫的道德教育從幼年就要開始，「多者或至《禮》、《傳》，少者不失《詩》、《論》」
（《勉學》）。只有具備深厚的道德修養，士大夫才能立身行正。顏之推晚年信佛，他把佛教的「五禁」與儒家的「五常」相比附，認為「內典初門，設五種禁，外典仁義禮智信，皆與之符。仁者，不殺之禁也；義者，不盜之禁也；禮者，不邪之禁也；智者，不淫之禁也；信者，不妄之禁也」（《歸心》）。以儒家思想來教育士大夫，是與魏晉南北朝門閥地主的利益及教育思想相一致的，但在顏之推身上表現得尤為明顯。僅有「德」是不行的，顏之推認為「藝」的教育也十分重要。所謂「藝」就是要有真才實學，要有一技之長。顏之推在這方面提出了許多理論和具體方法：首先要勤奮讀書。他說父兄不可常依，鄉國不可常保，一旦流離，無人庇蔭。因此，「明《六經》之指，涉百家之書，縱不能增益德行，敦厲風俗，猶為一藝，得以自資」，「使之易習而可貴者，無過讀書也」（《勉學》）。這實際是對當時社會上「讀書無用論」的有力批判。其次，顏之推認為讀書人要務實，要學以致用。
他認為讀書需得其要領，批評一些人雖然飽讀經書，滿腹經綸，卻只能言之，「不能行之，忠孝無聞，仁義不足」（《勉學》），讓他去斷一個案也斷不清，去管一個縣也不知從何下手，造屋不知楣橫梲豎，種田不知稷早黍遲，這種人在社會上是被人看不起的。因此，他認為讀書人最起碼要寫得一手好字和文章。此外，算術、醫術、琴瑟、博弈、兵射、投壺這些學問也要懂一些，一則可以保健，二則可以娛心暢神，在實際生活和交際上是有用的。但這些東西只能偶爾為之，不可作為立身之本。這也反映了他作為一個士族地主，從心底裡是看不起技藝的。第三，顏之推還主張士大夫應向下層人民學習，不能輕視勞動生產，這是他教育思想中閃光的一面。他認為不僅古往聖賢值得學習和倣傚，而且「農工商賈，廝役奴隸，釣魚屠肉，飯牛牧羊，皆有先達，可為師表。博學求之，無不利於事也」（《勉學》）。
顏之推對士大夫的人品教育也很重視。他說「借人典籍，皆須愛護，先有缺壞，就為補治；此亦士大夫百行之一也」（《勉學》）。如果書案狼藉，任蟲蛀鼠咬、童幼亂畫、風雨毀傷，是一件不道德的事。他提出「凡有一言一行取於人者，皆顯稱之，不可竊人之美，以為己力；雖輕雖賤者，必歸功焉」（《慕賢》）。認為這是做人的起碼準則，不可忽略。針對當時一些士大夫「需求趨竟，不顧羞慚，比較才能，斟量功伐，厲色揚聲，東怨西怒」
的醜惡現狀，要求他們「守道崇德，蓄價待時」（《省事》）。這些對糾正被門閥士族敗壞的士風也是有積極意義的。
三 求實的家庭教育思想
由於官學的衰微，魏晉南北朝時期家庭、家族教育十分興盛。特別是門閥士族為維持門第不衰，對此尤為注重。因而關於家庭教育的思想，在這一時期頗為豐富。顏之推的家教思想在這方面很具有代表性。
顏之推認為家庭教育應及早進行，也就是在兒童剛能分辨外界事物的時候，就要加以誘導。為什麼家教要及早進行呢？顏之推認為：「人生小幼，精神專利，長成已後，思慮散逸，固須早教，勿失機也」（《勉學》）。人在幼年時期，童心未泯，天性純真，可塑性極大，對新事物也特別容易接受，抓住這一時期進行教育，不僅是教育的最佳時期，而且可為一生事業奠定良好基礎。這些與現代教育理論也是相吻合的。
家庭教育的關鍵是父母，因此父母的行為和教育方法對子女的成長影響很大。父母必須把愛子和教子結合起來，「父母威嚴而有慈，則子女畏慎而生孝矣」（《教子》）。切忌「無教而有愛」，過分溺愛和放縱孩子。必須從小樹立孩子的是非觀，該嚴則嚴。要愛得其所，愛得有方。
顏之推認為，為了教育好孩子，訓督乃至體罰是需要的。他把嚴教和治病相比，認為：「當以疾病為愈，安得不用湯藥針艾救之哉？又宜思勤督訓者，可願苛虐骨肉乎？誠不得已也！」（《教子》）如果不用體罰，則「笞怒廢於家，豎子之過立見。」（《治家》）當然，這種以體罰形式來教育孩子的做法，是父權家長制的產物，是封建教育思想中的糟粕，應予摒棄。
顏之推認為環境對家庭教育也有影響。環境影響包括兩方面：
一是周圍環境，顏之推說：「人在年少，神情未定，所與款狎，熏漬陶染，言笑舉動，無心於學，潛移暗化，自然似之；何況操履藝能，較明易習者也？是以與善人居，如入芝蘭之室，久而自芳也；與惡人居，如入鮑魚之肆，久而自臭」。
二是長輩的風範，「夫風化者，自上而行下者也，自先而行後者也」，長輩的言行舉止可以直接影響到晚輩。良好的家庭和社會環境有利於人的成長，這也是符合現代教育理論的。
顏之推還非常注重家庭教育中對子女技藝的教育，認為「人生在世，會當有業」（《勉學》）。士農工商兵皆為一業，不可以隨便輕視。甚至對語言教育顏之推也很重視，認為教育子女學會正確、通用的語言和語音是父母的責任。只有這樣，才能使子女在社會上立足和生存。
最後，顏之推還提出要教育子女有遠大志向，要勤奮努力（《治家》）。
只有樹立遠大志向，才能經得起磨難，成就大器。而「無履立者，自茲墮慢，便為凡人」（《勉學》）。人的學習猶如春華秋實，只有經過艱苦的勞動，才能有收穫。
顏之推本人一生雖未介入具體的教育活動，但他仍不失為我國6世紀末一位傑出的教育思想家。他以切身的體驗和感受所總結出來的教育思想和教育方法有許多是符合教育基本規律的。他的教育思想是我國古代家庭教育思想史的一個重要裡程碑，對後世產生了極為深遠的影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