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2年5月25日訊】 1989年，在中國北京發生了一場大規模的、以學生為主體的民眾抗議運動。這是中國當代史上一次波瀾壯闊、史無前例的愛國民主運動。它不僅得到了在京數百萬人參與，而且得到了全中國億萬人民廣泛聲援。然而，在那一年的6月4號，中共出動軍隊，用坦克、機槍對付手無寸鐵的和平抗議民眾，致使中國發生了當代史上一場驚心動魄的歷史悲劇。如今23年了，回首當年這場運動產生的背景與起因，不僅只是為了紀念，更是為了傳承「六、四」精神遺產，尋求破解「六、四」死結的方案。
朝野互動尋找共識
胡溫執政以來，提出了否定階級鬥爭，「以人為本」的「科學發展觀」，以及「創建和諧社會」的發展目標。特別是胡錦濤、溫家寶執政初期曾多次在黨內外談「政改」、反腐敗話題，和主張政治寬容與信息公開姿態，曾一度被海內外眾多媒體、社會學專家稱為「胡溫新政」。於是，「胡溫新政」似乎一支新上股市便被媒體熱炒的概念股票，讓人們寄予了不少的期許。
然而，曾激起輿論熱情的「胡溫新政」，近兩年明顯左轉，至今拒絕重評「六四」，異見人士被逮捕、關押的悲劇年年發生，其「改革」的信譽已蕩然無存，「胡溫新政」泡沫破滅。眼下，普通大眾與作為「改革」執行者的權勢集團之間，發生了日趨嚴重的立場對抗。當今中國，從「王立軍事件」到「陳光誠事件」，從黨官到平民，誰的人權受到威脅之時，都不約而同地棄共投美，令這個「三個代表」的當權者在國際社會丟盡臉面。「改革」正面臨著深刻的危機，導致中共「十八大」權力交接與強化執政地位的功利性目標更難實現。
一再倡導普世價值與政治改革的國家總理溫家寶，不甘被「胡溫新政」泡沫破滅綁架，不斷發出中南海裡的另一種聲音。去年9月14日，在大連出席夏季達沃斯論壇舉行的企業家對話會上，溫家寶直言不諱地回應民間訴求，表示要與人民「互動」，重新吹響胡耀邦、趙紫陽時代的「黨政分開」號角，高調發佈了包括「司法獨立」等五條具體、可操作目標，將近年來的「政改」吶喊推向最高峰。溫家寶說，「關於政治體制改革，這些年我講過多次；這次會議，不僅是我同在座的各位互動，我腦子裡想的實際上是我同全國人民的互動。」
今天，是一個只爭朝夕，時不我待的時代。薄熙來倒台後，左派勢力遭到重大挫折，民主改革呼聲進一步高漲，如果溫家寶先生及其政府真有誠意推動國家的民主化建設，就應當立即著手「良性互動」，尋求朝野共識，兌現憲法保障的公民權利，從展開與民間對話，破解「六四」死結，並釋放一切因行使公民權利而被關押的異議人士開始。
爭取對話的「三分」、「三先」技巧
從民間的民主派立場出發，要想突破「六四」政治對話僵局，切實推動官方轉變「六四」鎮壓立場，首先應放棄預設對話框架，從先呼應對話良好氣氛開始。
成功開啟破解「六四」死結對話的大門，不僅需要雙方實力對比，更需要智慧、方法與藝術。因此，突破「六四」政治對話僵局，應以「求小同、容大異」的思路，借助哪怕僅僅是「小同」的共識槓桿，來撬開立場「大異」的政治談判大門。在此，本文提出「三分」、「三先」的開啟對話大門方法。
一、「三分」對話方法
1、共識與分歧分開——把對話的出發點從對抗性立場轉移到建設性的立場上來。能夠構成對話議題的必定是有分歧的問題，但這並不等於各方在任何問題上都有分歧。例如，在尊重人權問題上，民間民主派可與黨內改革派首先取得共識。成功的對話應當首先從思想上把共識與分歧分開，善於尋找共同點，共同探索解決分歧的途徑。這樣雙方本來對立的局面就會隨之緩解，雙方間的距離也將越小。而把共識與分歧攪到一起，只能使彼此的距離越拉越大，對話難以進行。
2、人與問題分開——對話的焦點是問題不是人。對話應從擊敗對手轉移到擊潰問題上來，將人與分歧的事由分開。構成對話的難題一旦破解，則雙方都可受益。
3、利益與立場分開——立場一時不能調和時，可先從解決具體利益開始。對話中應將彼此一時難以達成共識的原則束之高閣，而致力於在對話中贏得實際利益。例如，海外流亡人士可先爭取回國，六四死難者家屬可先爭取得到賠償等實質利益。
二、「三先」對話方法
1、「先對話緩追責」——能夠開啟「六四」對話的大門，就已經為建立解決問題的平台提供了途徑，意味著向成功邁出了步伐。對話應遵循「先易後難」原則。在當今中的政治生態下，如果民間民主派先把追究歷史罪責，懲罰元兇作為對話的開局，阻力就會加大，對話就會卡殼。
2、「先肯定再否定」——對話的連接點在於首先尋求雙方容易接受的肯定，而暫避雙方僵持的否定。例如，肯定胡耀幫容易取得體制內外共識，並借助這個共識，達到間接肯定趙紫陽拒絕鎮壓的效果。而如果對話的開始就要否定鄧小平，即使黨內改革派也很難接招。
3、「先證明後反駁」——要使對話獲得成功，不要首先反駁對方立場的錯謬，而應首先證明己方的正當性。例如民間民主派只要借助對話還原了當年學生反腐敗、要民主請願的愛國正義事實，就已經推翻了鄧李炮製的人民日報「4、26」社論「反革命動亂」的定性，進而也就否定了「六四」鎮壓的合法性。
爭取力量對比關係更有利於民主派
社會在走向「共同妥協」的民主過程中，要經歷各種社會力量的鬥爭、制約、分化、組合階段。我在《大陸民運方略》一文中談到：「一個共同妥協的社會，既不是坐等而來的，也不是執政者恩賜的，而必須要經過積極、理性、穩健的政治鬥爭來爭取。」歷史上，所有當權者都不可能主動對人民寬容與妥協。而是在力量對比關係不斷發生變化過程中被動地做出讓步的。眼下民主對話力量還很幼嫩，還沒有構成足以迫使其做出實質性讓步的強度。台灣的國民黨也走過了從革命黨到專制黨的過程，最終卻在民主力量的不斷狀大條件下，和平接受了共同妥協的現實。今天，共產黨內部也存在開明與保守的鬥爭，甚至不乏革新力量。共產黨的政治走勢，同樣受制於內部的力量對比。在中國，只要存在和平變革的可能性，我們就不能放棄。民主派的中堅力量，應以對社會高度負責的精神，儘可能採取節約的方式推動中國的民主化進程。在主要借助各種政治組織力量推動歷史進步的當代社會，國家集合意志形成的前提，就是決定國家政治走向的各主要競爭力量對比關係的相對平衡。正是由於這種對比力量相對平衡，大家才能真正坐到談判桌上，用對話的方式，達到「共同妥協」，形成集合意志。而社會主要政治力量對比關係懸殊時，一方旨在吃掉另一方，是不可能產生共同認可的規則與制度和共同遵守的社會秩序的。因此，目前加強民主派內部的團結，善於保護、發展、壯大社會變革力量，不斷削弱、分化保守勢力，就一定會為破解「六、四」死結的對話，創造好力量平衡的現實條件。
最終走向全國政治對話的圓桌會議
國家權力是全體公民權利的總和，任何公民都有權利，也有義務對如何管理國家自由發表政治見解和和平履行政治責任。國家是所有中國人生存與發展的共同客體、共同責任和共同生活方式。因此任何個人、集團都不得以國家的名義剝奪他人所享有的參政、議政的各項政治權利。「一黨天下」控制的中國，已經太封閉、太僵化、太死氣沉沉了，也使這個民族落後的太久遠、太久遠了。走向21世紀的中國，必須首先解決只允許一部分人有這樣的政治主張和這樣的政治行為，而不允許另一部分有那樣的政治主張和那樣的政治行為的霸道現實。因此，一個民主新紀元的中國，需要從借助破解「六四」死結的對話開局，進而，釋放一切因政治見解不同和和平履行政治責任而被關押的公民，迎回所有因政治迫害而流亡國外的異議人士，包括西藏、新疆、台灣等各方代表，形成社會各黨、各派、利益團體、地區代表相互妥協，平等協商的圓桌會議，通過平等的政治對話與談判，集合起全民的變革意識，以共同承擔推動中華民主現代化進程和維護社會穩定與法制秩序的政治責任，來達到開啟憲政變革大門的目的。
任何歷史的進步都是合力推動的結果，而不是一種勢力，一種力量所能支配的。中國社會何時能夠跨向民主化新紀元，取決於中國社會何時能結束「一黨天下」的封閉狀態，實現各種政治力量的共同妥協，全民和解、民主無類，大家都贏的政治局面。
現實的中國需要一種包容差異、生氣勃勃的變革性穩定，而不是一元強制、僵化死沉的停滯性穩定。
「解決悲劇的歷史根源」從哪裡開始
每年一次「六四」到來的紀念與呼喚，都一樣的沉重，一樣的悲傷，令人不禁想起中國國民黨主席馬英九，向50年代被國民黨政府鎮壓的民運人士三鞠躬的事件。在台灣，馬英九背起了執政黨的十字架，向歷史懺悔，是一個重要的象徵，是台灣民主道路上標誌裡程的眾多指路牌之一。台灣作家龍應台對此評論到「他的深深一鞠躬，透露的不僅只是國民黨的內在改變，最核心的驅動力，其實在於台灣的民主，造成了台灣整體的深層質變。」該文在結尾時寫到：「解決發生悲劇的歷史根源」從哪裡開始？如果埋著血的土堆不被打開，如果亂葬崗的屍骸不被發現，如果無數的陳明忠還在黑暗裡從腳腐爛到喉嚨，如果人們沒有勇氣把那「被扭曲的歷史集體記憶，攤開在陽光下」，請問，「解決悲劇的歷史根源」從哪裡開始？難道這不正是每年一次「六四」到來的紀念與呼喚必須延續下去，以推動建立朝野對話機制不容置疑的理由嗎？
記得天安門母親網站曾與2008年5月28號上午8點正式開通。該網站呼籲就天安門事件說出真相，不要遺忘這段歷史，並堅持尋求正義，呼喚良知。這個新開設的網站在首頁以醒目的標題特別註明，向六四死難者致哀。這便是一次讓「被扭曲的歷史集體記憶，攤開在陽光下」的嘗試，可圈可點。
一旦漲潮，可以送所有的船隻破浪出航
今年5月8日，《新京報》的一篇報導引起了輿論的廣泛關注。報導稱，在5月7日國務院新聞辦的新聞發佈會上，民政部部長李立國透露了一個令人振奮的消息，那就是中國將改革現行的社會組織登記管理制度。他特別強調，政治、人權類社會組織在登記管理上是平等的。這意味著成立「民間六四對話團」的政策條件正在形成，對此「天安門母親」類的民間社團將大有作為。
從民間尋求政治變革的民主力量陣營而言，分流亡國外與留在國內的兩條戰線。流亡國外的民主人士，自身應進行深層次的反思，疏理紛爭，放棄私怨，以完成從無序狀態向有序狀態的戰略轉移。眼下，最重要使命就是團結一致，首先爭取回國，才能爭取為「六四」維權，參與對話的可能性。政府阻隔流亡海外的民主人士回國，不僅違反世界上公認的基本人權，而且也是違反中國現行法律的。世界人權宣言明確宣告：人人有權離開任何國家，包括其本國在內。並有權返回他的國家。多年來，流亡海外的民主人士們，不斷嘗試回國的各種途徑，但卻並未形成有足夠衝擊力的集合效應。
當今時代的中國海內外民主變革力量，應外爭正當性回國，內爭維權性對話。運用各種媒體與公關通道，隔空喊話，潛水交流，進行體制內外的多層次、多形式、多渠道的廣泛溝通，尋求共識，積極合作。特別值得重視的是，海外民主力量，有條件、也有義務專門建立起一個破解「六、四」死結的對話網站，提供體制內外溝通凝聚的平台，以積蓄精神資源，集合變革力量。
最後，「六四」死結能否破解，取決於中國民主變革力量推動政治對話進程的質量、速度與技巧。讓我們從不同的角度共同揚起為「六四」維權而對話的征帆，等待一旦漲潮，可以送所有的船隻破浪出航。
文章來源：《縱覽中國》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觀點和陳述。)
朝野互動尋找共識
胡溫執政以來，提出了否定階級鬥爭，「以人為本」的「科學發展觀」，以及「創建和諧社會」的發展目標。特別是胡錦濤、溫家寶執政初期曾多次在黨內外談「政改」、反腐敗話題，和主張政治寬容與信息公開姿態，曾一度被海內外眾多媒體、社會學專家稱為「胡溫新政」。於是，「胡溫新政」似乎一支新上股市便被媒體熱炒的概念股票，讓人們寄予了不少的期許。
然而，曾激起輿論熱情的「胡溫新政」，近兩年明顯左轉，至今拒絕重評「六四」，異見人士被逮捕、關押的悲劇年年發生，其「改革」的信譽已蕩然無存，「胡溫新政」泡沫破滅。眼下，普通大眾與作為「改革」執行者的權勢集團之間，發生了日趨嚴重的立場對抗。當今中國，從「王立軍事件」到「陳光誠事件」，從黨官到平民，誰的人權受到威脅之時，都不約而同地棄共投美，令這個「三個代表」的當權者在國際社會丟盡臉面。「改革」正面臨著深刻的危機，導致中共「十八大」權力交接與強化執政地位的功利性目標更難實現。
一再倡導普世價值與政治改革的國家總理溫家寶，不甘被「胡溫新政」泡沫破滅綁架，不斷發出中南海裡的另一種聲音。去年9月14日，在大連出席夏季達沃斯論壇舉行的企業家對話會上，溫家寶直言不諱地回應民間訴求，表示要與人民「互動」，重新吹響胡耀邦、趙紫陽時代的「黨政分開」號角，高調發佈了包括「司法獨立」等五條具體、可操作目標，將近年來的「政改」吶喊推向最高峰。溫家寶說，「關於政治體制改革，這些年我講過多次；這次會議，不僅是我同在座的各位互動，我腦子裡想的實際上是我同全國人民的互動。」
今天，是一個只爭朝夕，時不我待的時代。薄熙來倒台後，左派勢力遭到重大挫折，民主改革呼聲進一步高漲，如果溫家寶先生及其政府真有誠意推動國家的民主化建設，就應當立即著手「良性互動」，尋求朝野共識，兌現憲法保障的公民權利，從展開與民間對話，破解「六四」死結，並釋放一切因行使公民權利而被關押的異議人士開始。
爭取對話的「三分」、「三先」技巧
從民間的民主派立場出發，要想突破「六四」政治對話僵局，切實推動官方轉變「六四」鎮壓立場，首先應放棄預設對話框架，從先呼應對話良好氣氛開始。
成功開啟破解「六四」死結對話的大門，不僅需要雙方實力對比，更需要智慧、方法與藝術。因此，突破「六四」政治對話僵局，應以「求小同、容大異」的思路，借助哪怕僅僅是「小同」的共識槓桿，來撬開立場「大異」的政治談判大門。在此，本文提出「三分」、「三先」的開啟對話大門方法。
一、「三分」對話方法
1、共識與分歧分開——把對話的出發點從對抗性立場轉移到建設性的立場上來。能夠構成對話議題的必定是有分歧的問題，但這並不等於各方在任何問題上都有分歧。例如，在尊重人權問題上，民間民主派可與黨內改革派首先取得共識。成功的對話應當首先從思想上把共識與分歧分開，善於尋找共同點，共同探索解決分歧的途徑。這樣雙方本來對立的局面就會隨之緩解，雙方間的距離也將越小。而把共識與分歧攪到一起，只能使彼此的距離越拉越大，對話難以進行。
2、人與問題分開——對話的焦點是問題不是人。對話應從擊敗對手轉移到擊潰問題上來，將人與分歧的事由分開。構成對話的難題一旦破解，則雙方都可受益。
3、利益與立場分開——立場一時不能調和時，可先從解決具體利益開始。對話中應將彼此一時難以達成共識的原則束之高閣，而致力於在對話中贏得實際利益。例如，海外流亡人士可先爭取回國，六四死難者家屬可先爭取得到賠償等實質利益。
二、「三先」對話方法
1、「先對話緩追責」——能夠開啟「六四」對話的大門，就已經為建立解決問題的平台提供了途徑，意味著向成功邁出了步伐。對話應遵循「先易後難」原則。在當今中的政治生態下，如果民間民主派先把追究歷史罪責，懲罰元兇作為對話的開局，阻力就會加大，對話就會卡殼。
2、「先肯定再否定」——對話的連接點在於首先尋求雙方容易接受的肯定，而暫避雙方僵持的否定。例如，肯定胡耀幫容易取得體制內外共識，並借助這個共識，達到間接肯定趙紫陽拒絕鎮壓的效果。而如果對話的開始就要否定鄧小平，即使黨內改革派也很難接招。
3、「先證明後反駁」——要使對話獲得成功，不要首先反駁對方立場的錯謬，而應首先證明己方的正當性。例如民間民主派只要借助對話還原了當年學生反腐敗、要民主請願的愛國正義事實，就已經推翻了鄧李炮製的人民日報「4、26」社論「反革命動亂」的定性，進而也就否定了「六四」鎮壓的合法性。
爭取力量對比關係更有利於民主派
社會在走向「共同妥協」的民主過程中，要經歷各種社會力量的鬥爭、制約、分化、組合階段。我在《大陸民運方略》一文中談到：「一個共同妥協的社會，既不是坐等而來的，也不是執政者恩賜的，而必須要經過積極、理性、穩健的政治鬥爭來爭取。」歷史上，所有當權者都不可能主動對人民寬容與妥協。而是在力量對比關係不斷發生變化過程中被動地做出讓步的。眼下民主對話力量還很幼嫩，還沒有構成足以迫使其做出實質性讓步的強度。台灣的國民黨也走過了從革命黨到專制黨的過程，最終卻在民主力量的不斷狀大條件下，和平接受了共同妥協的現實。今天，共產黨內部也存在開明與保守的鬥爭，甚至不乏革新力量。共產黨的政治走勢，同樣受制於內部的力量對比。在中國，只要存在和平變革的可能性，我們就不能放棄。民主派的中堅力量，應以對社會高度負責的精神，儘可能採取節約的方式推動中國的民主化進程。在主要借助各種政治組織力量推動歷史進步的當代社會，國家集合意志形成的前提，就是決定國家政治走向的各主要競爭力量對比關係的相對平衡。正是由於這種對比力量相對平衡，大家才能真正坐到談判桌上，用對話的方式，達到「共同妥協」，形成集合意志。而社會主要政治力量對比關係懸殊時，一方旨在吃掉另一方，是不可能產生共同認可的規則與制度和共同遵守的社會秩序的。因此，目前加強民主派內部的團結，善於保護、發展、壯大社會變革力量，不斷削弱、分化保守勢力，就一定會為破解「六、四」死結的對話，創造好力量平衡的現實條件。
最終走向全國政治對話的圓桌會議
國家權力是全體公民權利的總和，任何公民都有權利，也有義務對如何管理國家自由發表政治見解和和平履行政治責任。國家是所有中國人生存與發展的共同客體、共同責任和共同生活方式。因此任何個人、集團都不得以國家的名義剝奪他人所享有的參政、議政的各項政治權利。「一黨天下」控制的中國，已經太封閉、太僵化、太死氣沉沉了，也使這個民族落後的太久遠、太久遠了。走向21世紀的中國，必須首先解決只允許一部分人有這樣的政治主張和這樣的政治行為，而不允許另一部分有那樣的政治主張和那樣的政治行為的霸道現實。因此，一個民主新紀元的中國，需要從借助破解「六四」死結的對話開局，進而，釋放一切因政治見解不同和和平履行政治責任而被關押的公民，迎回所有因政治迫害而流亡國外的異議人士，包括西藏、新疆、台灣等各方代表，形成社會各黨、各派、利益團體、地區代表相互妥協，平等協商的圓桌會議，通過平等的政治對話與談判，集合起全民的變革意識，以共同承擔推動中華民主現代化進程和維護社會穩定與法制秩序的政治責任，來達到開啟憲政變革大門的目的。
任何歷史的進步都是合力推動的結果，而不是一種勢力，一種力量所能支配的。中國社會何時能夠跨向民主化新紀元，取決於中國社會何時能結束「一黨天下」的封閉狀態，實現各種政治力量的共同妥協，全民和解、民主無類，大家都贏的政治局面。
現實的中國需要一種包容差異、生氣勃勃的變革性穩定，而不是一元強制、僵化死沉的停滯性穩定。
「解決悲劇的歷史根源」從哪裡開始
每年一次「六四」到來的紀念與呼喚，都一樣的沉重，一樣的悲傷，令人不禁想起中國國民黨主席馬英九，向50年代被國民黨政府鎮壓的民運人士三鞠躬的事件。在台灣，馬英九背起了執政黨的十字架，向歷史懺悔，是一個重要的象徵，是台灣民主道路上標誌裡程的眾多指路牌之一。台灣作家龍應台對此評論到「他的深深一鞠躬，透露的不僅只是國民黨的內在改變，最核心的驅動力，其實在於台灣的民主，造成了台灣整體的深層質變。」該文在結尾時寫到：「解決發生悲劇的歷史根源」從哪裡開始？如果埋著血的土堆不被打開，如果亂葬崗的屍骸不被發現，如果無數的陳明忠還在黑暗裡從腳腐爛到喉嚨，如果人們沒有勇氣把那「被扭曲的歷史集體記憶，攤開在陽光下」，請問，「解決悲劇的歷史根源」從哪裡開始？難道這不正是每年一次「六四」到來的紀念與呼喚必須延續下去，以推動建立朝野對話機制不容置疑的理由嗎？
記得天安門母親網站曾與2008年5月28號上午8點正式開通。該網站呼籲就天安門事件說出真相，不要遺忘這段歷史，並堅持尋求正義，呼喚良知。這個新開設的網站在首頁以醒目的標題特別註明，向六四死難者致哀。這便是一次讓「被扭曲的歷史集體記憶，攤開在陽光下」的嘗試，可圈可點。
一旦漲潮，可以送所有的船隻破浪出航
今年5月8日，《新京報》的一篇報導引起了輿論的廣泛關注。報導稱，在5月7日國務院新聞辦的新聞發佈會上，民政部部長李立國透露了一個令人振奮的消息，那就是中國將改革現行的社會組織登記管理制度。他特別強調，政治、人權類社會組織在登記管理上是平等的。這意味著成立「民間六四對話團」的政策條件正在形成，對此「天安門母親」類的民間社團將大有作為。
從民間尋求政治變革的民主力量陣營而言，分流亡國外與留在國內的兩條戰線。流亡國外的民主人士，自身應進行深層次的反思，疏理紛爭，放棄私怨，以完成從無序狀態向有序狀態的戰略轉移。眼下，最重要使命就是團結一致，首先爭取回國，才能爭取為「六四」維權，參與對話的可能性。政府阻隔流亡海外的民主人士回國，不僅違反世界上公認的基本人權，而且也是違反中國現行法律的。世界人權宣言明確宣告：人人有權離開任何國家，包括其本國在內。並有權返回他的國家。多年來，流亡海外的民主人士們，不斷嘗試回國的各種途徑，但卻並未形成有足夠衝擊力的集合效應。
當今時代的中國海內外民主變革力量，應外爭正當性回國，內爭維權性對話。運用各種媒體與公關通道，隔空喊話，潛水交流，進行體制內外的多層次、多形式、多渠道的廣泛溝通，尋求共識，積極合作。特別值得重視的是，海外民主力量，有條件、也有義務專門建立起一個破解「六、四」死結的對話網站，提供體制內外溝通凝聚的平台，以積蓄精神資源，集合變革力量。
最後，「六四」死結能否破解，取決於中國民主變革力量推動政治對話進程的質量、速度與技巧。讓我們從不同的角度共同揚起為「六四」維權而對話的征帆，等待一旦漲潮，可以送所有的船隻破浪出航。
文章來源：《縱覽中國》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觀點和陳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