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2年8月22日訊】（前言：一九九六年八月二十五日下午，戴厚英，這位宣導人道主義而且身體力行到處貢獻愛心的人，竟然最後死於非命。特發本文，以為紀念。）
記得上個世紀八十年代初那幾年，「文革」的慘痛尚還歷歷在目，中國卻又折騰「清除精神污染」之類的政治運動，批判「資產階級人道主義」，批判「社會主義異化論」，一批作家連帶他們的文學作品也遭殃。批判者有權卻沒有真理，他們動輒冠人以「反動」帽子，其實自己正是反時代潮流而動之。我當時決定報讀博士學位寫論文，也有為被批判者鳴不平之意。我的博士論文寫作幾乎和一個個文學政治事件同步進行，越寫越長，結果是規定的最低字數的三倍之多。在我的刻上周揚、巴金、王若水、劉再複、劉賓雁、白樺、沙葉新……等名字的「光榮榜」上，也有一位叫作「戴厚英」的女作家。她像不少中國知識份子一樣，命途多舛。她甚至還死於非命，真是一位十足的悲劇性人物。
一
一九六零年，戴厚英從上海華東師範大學提前畢業，踏上了多風多浪、多災多難的文壇。那時的她，盲從，無知，卻自以為已經掌握了馬列主義的基本原理，站在講臺上，大聲宣讀根據領導意圖寫成的講稿，批判她的老師。她的頭腦裡繃著一根弦：階級鬥爭；「文革」中又多了一根弦：路線鬥爭。她做過「大批判」的「小鋼炮」，當過「紅司令」的「造反兵」，一度自鳴得意，忘乎所以。但「文革」中不少人既是悲劇的製造者又是悲劇的承受者，戴厚英也是其中之一個。她和著名詩人聞捷的那段戀愛悲劇尤其聞捷的自殺死亡讓她刻骨銘心，悲痛欲絕。她最後終於大徹大悟。「文革」結束之後，她竟然在小說中宣揚她以前所聲嘶力竭地批判過的人道主義；她在小說中傾吐的，正是她以前要努力克制和改造的「人情味」。的確，她經歷了一次否定之否定，真是一百八十度的大轉變！用她自己的話來說，「這對於我來說真是具有諷刺意味的事情。」
戴厚英這個轉變，具有非常深刻的典型意義。經過「文革」的慘烈，一般尚能反思的中國人，誰不幡然醒悟呢？
戴厚英後來在其代表作品《人啊人！》的後記中，代替許多人說出他們思想的巨變：
猛然間，我感到心中的神聖在搖晃，精神上的支柱在倒塌。我什麼也看不清了。我常常一個人發呆發愣，痛哭，叫喊。我多麼想抓住我曾經信奉的神祗和那些努力在我心裡塑起神像的人們來問一問：以往所發生的這一切都是真的嗎？為什麼在當時你們是另一種說法？是有意隱瞞，還是有一個「認識的過程」？
於是，我開始思索。一面包紮身上滴血的傷口，一面剖析自己的靈魂。一頁一頁地翻閱自己寫下的歷史，一個一個地檢點自己踩下的腳印。
終於，我認識到，我一直在以喜劇的形式扮演一個悲劇的角色：一個已經被剝奪了思想自由卻又自以為是最自由的人；一個把精神的枷鎖當作美麗的項圈去炫耀的人；一個活了大半輩子還沒有認識自己、找到自己的人。
也像當時許多中國知識份子一樣，戴厚英終於發現了自己，覺得應該有自己的人的價值，而不應該被貶抑為或自甘墮落為「馴服的工具」。她眼前一亮：迅速賓士到面前的是一個越來越大的「人」字；她的喉嚨沖出了一支久已被唾棄、被遺忘的歌曲：人性、人情、人道主義！她大夢初醒，便要向人們宣告自己的清醒，寫出了長篇小說《人啊人！》她這部代表作品。她以「人」為主題，寫人的血跡和淚痕，寫被扭曲了的靈魂的痛苦的呻吟，寫在黑暗中爆出的心靈的火花。她大聲疾呼「魂兮歸來」，無限欣喜地記錄人性的復甦。
今天的文學史家一般都把《人啊人！》看作是中國「新時期文學」的經典作品之一。大多論者都同意，戴厚英在剛剛結束「文革」噩夢的初期，以自身的血淚經歷，對人道主義的高聲呼喚，不啻為當時整個中國大陸文壇的晴空霹靂，可謂振聾發聵！按與時俱進的說法，她的作品可稱為「以人為本」在「新時期文學」中最早的先聲。而且，當時的主流「傷痕文學」作者多以受害人的角度控訴聲討，而戴厚英在作品中卻是以自己作為「文革」參與者的角度，做了沉痛的反思和懺悔，因而歷史苦難有了具體的個體擔當者的形象。這在「新時期文學」中並不多見，極其難能可貴。這顯然比一場浩劫之後只把一切罪惡都歸咎到什麼「四人幫」而加以控訴的作品更具精神高度。
但《人啊人！》於一九八零年在廣州出版後，旋即遭到全國性的大批判，被攻擊為「資產階級人道主義文學標本」，因為在這部文學作品中，戴厚英像周揚、王若水等人一樣，認為馬克思主義與人道主義是相通的，或一致的。今天在許多人看來，也許這是對馬克思主義的最高的贊許了，但當時那些僵化蠻橫的理論家包括胡喬木這個最高的理論權威，卻像被挖了祖墳一樣暴跳如雷，視之為異端邪說，大逆不道。這樣，戴厚英就被反復「大批判」了好幾年。她其實預料到這個後果，但她不願意壓抑自己心靈的呼聲了。她說：該批判就批判吧，它總是自己的思想感情，又是自覺自願的自我表現。咎由自取，罰而無怨。
當然，結果正好使戴厚英和她的《人啊，人！》享譽海內外。正如戴的生前好友、著名傳記作家葉永烈所說，「大批判」先生們原本想把她一棍子打死，但是，事與願違，戴厚英反而在「大批判」的烈火中成名。她，一個弱女子，不倒，不垮，不降，不死！《人啊，人！》被譯成各種文字。她受到世界各國的關注。
戴厚英代表作《人啊，人！》封面
二
說來真使人啞然失笑難以置信，今天互聯網上充塞著討論如何更好地自我表現以博取好評以求自我實現的條目，然而當時戴厚英的其中一個罪名卻是：「自我表現」。毛澤東早在一九四二年的《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中已有言在先：「他們是站在小資產階級立場，他們是把自己的作品當作小資產階級的自我表現來創作的……」因此，「自我表現」就是表現作家個人的、陰暗的、卑污的、反動的思想情緒，就是資產階級知識份子妄圖毒害無產階級心靈妄圖對抗黨的領導的極其惡毒極其卑劣的手法，所以要嚴加批判，嚴加壓制。
真是為了革作家的命而無視最起碼的文學常識！作家在創作的時候，怎能不自我表現呢？作家只應該盡可能地去發現自己，表現自己獨特的感受和見解；要用自己的喉嚨去呼喊，用自己的語言去表達。文藝創作要與「自我表現」絕緣或劃清界限，只能是一種幻想。而好一個戴厚英！她在創作《人啊，人！》時，公然宣稱她現在對「自我表現」這頂帽子一點也不害怕了。她說她不怕人們從她的作品中揪出一個「我」來，更不怕對這個「我」負責！幾年之後，在一九八六年，戴厚英在劉再複主編的北京《文學評論》第一期上發表了一篇題為《結廬在人境，我手寫我心》的隨筆，繼續談論她對「自我表現」的觀點。這次，她嘲笑管轄者對作家「自我表現」的多餘的擔心。戴厚英不無悲憤地說，在中國現時現實狀況下，作家敢於完全坦誠地表現自我嗎？要達到這種境界，還需要作家作出激烈的自我掙扎！
當時黨的「正統」理論家把「自我表現」連同「反理性」看作是「戴厚英之流」妄圖在中國宣導的「西方現代主義的世界觀和文藝觀」，而他們要堅決捍衛「社會主義現實主義」，所以要對其「叵測居心」加以徹底揭發，加以猛烈討伐。
戴厚英的確反「正統」之道而行之。她不承認只有現實主義的藝術才是最真實的藝術的「正統」的長期不容置疑的觀點。她說：吳承恩為什麼要創造孫悟空等一系列神和妖的荒誕形象？曹雪芹又為什麼在現實世界之外還寫了一個太虛幻境？都是為了更充分地表達自己的主觀吧！在西方，在現實主義思潮之後興起了現代派藝術，嚴肅的現代派藝術家也在追求藝術的真實。他們正是感到現實主義方法束縛了他們對真實的追求，正是為了充分地表現自己對世界的真實的主觀感覺和認識，才在藝術上進行革新的。戴厚英創作《人啊，人！》時，就有意識地也進行一些突破。她不再追求情節的連貫和縝密和描繪的具體和細膩，也不再煞費苦心地去為每一個人物編造一部歷史。她把全部精力集中在對人物的靈魂的刻畫上。她讓一個個人物自己站出來打開自己心靈的大門，暴露出小小方寸裡所包含的無比複雜的世界。她吸收了「意識流」的某些表現方法，如寫人物的感覺、幻想、聯想和夢境。她認為這樣更接近人的真實的心理狀態。
到了八十年代後期，關於「社會主義現實主義」，中國大陸文壇有了更多清醒而深刻的認識。其中，在政治理論上對這個「原則」揭露得最為徹底的可能是年青批評家夏中義了。一九八九年七月，他在《文學評論》第四期發表〈歷史無可避諱〉一文。文章指出：在社會主義現實主義定義中的所謂「現實的革命發展中」這個短語，其意思無非是說，整個世界的總趨勢，包括人生﹑歷史﹑和社會，已為領袖所指出，作家和藝術家的使命只不過是以現實主義的技巧去「圖解」這些教義，目的是為了誘使讀者愚忠於現存秩序，不管這種秩序是否符合良知。的確，現實主義是一種美學原則，而社會主義是政治經濟學原則和意識形態原則，在「現實主義」前面硬性冠以「社會主義」，目的何在，不言而喻──就是要文藝從屬政治，為政治服務，要文藝遵從「三突出」原則，創作高大全的「無產階級英雄人物」來領導革命「從勝利走向勝利」。這樣一來，文學便失去自由精神，這是過去中國大陸文學公式化概念化缺乏真實人性的一個根本原因。
現在，中國大陸早已不是三十年前那種樣子了。目前文壇各種流派繁多，可以說各種文學形式實驗和推行都可以「明目張膽」「大張旗鼓」「大行其道」了。當年戴厚英熱誠地呼喚文學新流派快點形成。她願意作一個小小的水滴，彙集到這一支當時還很細小的溪流中。在這方面，戴厚英可謂「以身試法」，其貢獻也是很大的。
戴厚英代表作《人啊，人！》另一個版本
三
但是人道主義問題就龐大複雜得多了。當一九八三年「清除精神污染」期間戴厚英再遭批判的時候，她只不過是眾多「陪斬」中的一個；在當時黨的意識形態大管家胡喬木及其副手鄧力群的統領下，這場政治運動的主要鬥爭物件是身居高位且具廣泛影響的周揚和王若水，是他們的人道主義觀點和社會主義異化論（運動背後還有一個陰謀，這裡不論，可參閱筆者紀念王若水拙文：〈一位痛苦的清醒者〉）。
周揚、王若水他們認為是「人」而不是「階級」是馬克思主義的出發點，提倡「馬克思主義人道主義」，並且把馬克思批判資本主義社會而提出的「異化」概念擴展為：各種異化現象，都是束縛人、奴役人、貶低人的價值的。他們認為：社會主義仍然存在「異化」現象，存在著「經濟領域的異化」、「政治領域的異化」或者「權力的異化」，以至於「思想領域的異化」。王若水一針見血地指出：社會主義國家的主要危險，並不是什麼「修正主義」，而是黨的異化！
他們在改革開放方始之時，把人道主義和異化問題一併提出來，目的就是要從理論上為改革開放鳴鑼開道，為改革開放提供價值論指導——把人道主義的價值目標補充到社會主義的本質規定中去，把價值、功能和結構三重規定一體化，從而希望使傳統的社會主義事業起死回生，值得人們嚮往。其拳拳之心，天日可鑒！只可惜，他們迎來的，卻是一場政治迫害，兩人均遭到滅頂之災。
許多年過去了，誰對誰錯，中國學術界大多心知肚明。具有典型意義的是發表在一九九五年第十二期《讀書》雜誌上的一篇回憶文章：〈老淚縱橫話喬木〉。署名「常念斯」這位顯然很有資歷很有地位的作者在盛讚去世不久的胡喬木之餘，特地表示：
近十五年裡，喬木與周揚、王若水的對立，我看恐怕喬木是錯的。喬木反對提「社會主義社會中同樣有異化」，反對提「馬克思主義人道主義」，在理論上，恐也未必對。
但是，話雖如此說，在政治層面上，這涉及到這個黨國指導思想的理論基礎的重大問題，也許那些原教旨主義者也心知肚明：如果認同人道主義，認同馬克思主義人道主義，便會提出什麼是馬克思主義的正統的問題，便會進而討論「社會民主主義」和「民主社會主義」的問題，整個黨的指導思想特別是體制建設思想豈不就會面臨改弦更張的危險？在他們看來，這條底線無論如何一定要死守。例如，借著近年中國領導人提出「以人為本」的科學發展觀，學術界有人又試圖將馬克思主義人道主義化，但馬上便被批斥為一種錯誤傾向，是對「以人為本」的科學發展觀的「錯誤理解和誤導」。
其實，正如許多論者指出，從廣義從最廣泛的視野來看，今天大可不必拘泥「人道主義」這個術語的來源，不必把它僅僅看作是資產階級的意識形態。正如溫家寶總理在二零零七年二月發表的〈關於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歷史任務和我國對外政策的幾個問題〉一文中所說：
科學、民主、法制、自由、人權，並非資本主義所獨有，而是人類在漫長的歷史進程中共同追求的價值觀和共同創造的文明成果。
人道主義也可以看作是人類包括曾經占人類四分之一現在占人類近五分之一的中國民眾在漫長的歷史進程中共同追求的價值觀和共同創造的文明成果。它不僅是哲學課本裡一個冠冕堂皇的名詞，更不是被歷史的意識形態紛爭所扭曲而變成互不理解互不服膺的概念。讓我們回歸到這個詞語的質樸性吧！所謂「人道主義」，其核心或基本原則無非就是「人的價值」，無非也包含科學、民主、法制、自由、人權這些普世要義；或者簡單而論，不就是「把人當人看待」這個做人的最基本道理嗎？不就是應該被貫徹於人們日常具體行動之中、如「好好做人才能好好做事」這個格言所表達的文明人類的行為準則嗎？而中國人不也是自古以來就宣導仁愛的道德傳統溫良的人道主義天性嗎？
二零一零年二月十二日，溫家寶總理在虎年團拜會上說了一句話：「我們所做的一切，都是為了讓人民生活得更加幸福、更有尊嚴。」二月二十七日，他和線民線上交流時又對此話加以闡明。三月五號，溫總理在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上所作的政府工作報告中又重複了這句話。這很讓人感動，其中包括國際知名的上海人民藝術劇院前院長、中國公共知識份子沙葉新這位戴厚英的校友。他應中國新聞社屬下的《中國新聞週刊》之約，寫了一篇有感而發的回應文章，標題直奔主題：〈提升人的尊嚴〉，並於三月十日獲得該刊發表。沙葉新的未經刪節的原文結尾有這麼幾段：
若要讓人有尊嚴，根本要把人當人！
中國是世界人口最多的國家，但對人的生命並不尊重，難道是物以稀為貴、人以多為賤？當代始皇曾主張第三次世界大戰要早打，大打，打核戰爭，在中國打。還說中國可能會死掉四億人口，但換來一個大同世界還是值得的。這段偉論未見之官方文件，有人在內部書刊上見到過。但就其暴戾恣睢、敢冒天下之大不韙而言，這番言論非發動過無法無天的文化大革命者莫屬，僅就語言風格而言也非他莫屬。當代始皇坐天下之時，他是不把人當人的，只當內外戰爭和政治運動的炮灰。
尊嚴來自對人尊重，根本的、最起碼的是要把人當人，要切實尊重人的生命，尊重人的權利。
所以：不能把人當螺釘，不能把人當齒輪。不能把人當傀儡，不能把人當犧牲。不能把人當砧板上的肉，不能把人當磨盤中的油。不能讓人只准舉手，不能讓人不准搖頭。不能把人打成「右派」，不能把人打成「胡風」。不能把人劃作「黑五類」，不能把人定為「七種人」。不能強行拆毀人的房屋，不能禁止人的嘴巴發聲。不能把人打死說成是「躲貓貓」，不能把人判刑是因為他的言論。不能把代表人民的代表當作投票機器一台，不能把委以重任委員當作御用花瓶一尊。不能禁止得獎的作家出國領獎，不能把返國的公民堵在國門。不能讓人隨便地請喝咖啡、請喝茶，不能讓人任意地被代表、被替身。什麼時候真正的以人為本，什麼時候真的把人當成人，中國人的尊嚴就成真！
戴厚英全身照
四
周揚和王若水已經在冤屈中作古。最不幸的是戴厚英。這位宣導人道主義而且身體力行到處貢獻愛心的人竟然最後死於非命——一九九六年八月二十五日下午，在上海住處被她中學老師的孫子謀財殺害。現場極為殘忍恐怖。戴厚英頭朝南，腳向北，仰臥在客廳中央的血泊中，頭頸、背及手臂等處有三十餘處刀傷。其中頸部刀傷尤甚，有砍創及刀割二十餘處，脖子幾乎斷裂。同時被殺害的還有其侄女戴慧。她頭朝西側臥在客廳裡北間小屋的血泊裡，致命的刀創深達頸椎，氣管、食道、頸動脈全被斬斷……
當然這是一個極端的個案。這種案件世界各地都會發生。但中國人也可以問一問自己這個社會是否出了什麼問題。
上個世紀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那些年，整個中國大陸掀起了「人道主義熱」和「社會主義異化熱」，出現戴厚英的《人啊，人！》為代表的一大批控訴摧殘人性的罪惡、呼喚人道主義的文學作品，是毫不奇怪的。「文革」這個空前的大災難結束之後，人們痛定思痛，痛感到毛澤東及其追隨者所搞的那一套實在太不人道了，痛感到他們長期大搞階級鬥爭煽動仇恨煽動暴力，後果太可怕了。
今天，中國經過三十多年的高速發展後，人們也發覺在巨大的經濟建設成就後面社會出現了嚴重的問題。這是一個異化現象嚴重的社會。其中，如眾多論者所指出，監督極端薄弱下的權力異化是最大的弊端：腐敗僅僅是一個側面，深層掩蓋的是權貴者對普通公民意志的姦淫，是人道主義的災難。目睹這一切，人們不能不驚歎：當年仁人志士的真知灼見真是具有悲壯的預見性！人們也實在不能不感憤萬分：三十多年來，有關方面對於當年人道主義討論異化討論的深意，不僅沒有記取和延續，反而輕視和敵視！戴厚英撰寫《人啊，人！》的時候，感歎祖國的命運、人民的命運，她的親人和她自己的命運。充滿血淚的、叫人心碎的命運啊！還有，一代知識份子所走過的曲折的歷程。漫長的、苦難的歷程啊！今天筆者仍然聽到她長長的歎息……
值此中國清明節和西方復活節之際，筆者特寫本文，以表哀悼之情。這是招魂，為戴厚英，為人道主義，為周揚、王若水等所有為人道主義呼喊的仁人志士。他們當年所表達的人道理想、價值維度，在今天既是市場化的也是權貴資本化的中國，尤其珍貴，尤其迫切需要。
但願人道主義的和熙春風吹遍祖國神州大地！
魂兮歸來！
文章來源：作者提供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觀點和陳述。）
記得上個世紀八十年代初那幾年，「文革」的慘痛尚還歷歷在目，中國卻又折騰「清除精神污染」之類的政治運動，批判「資產階級人道主義」，批判「社會主義異化論」，一批作家連帶他們的文學作品也遭殃。批判者有權卻沒有真理，他們動輒冠人以「反動」帽子，其實自己正是反時代潮流而動之。我當時決定報讀博士學位寫論文，也有為被批判者鳴不平之意。我的博士論文寫作幾乎和一個個文學政治事件同步進行，越寫越長，結果是規定的最低字數的三倍之多。在我的刻上周揚、巴金、王若水、劉再複、劉賓雁、白樺、沙葉新……等名字的「光榮榜」上，也有一位叫作「戴厚英」的女作家。她像不少中國知識份子一樣，命途多舛。她甚至還死於非命，真是一位十足的悲劇性人物。
一
一九六零年，戴厚英從上海華東師範大學提前畢業，踏上了多風多浪、多災多難的文壇。那時的她，盲從，無知，卻自以為已經掌握了馬列主義的基本原理，站在講臺上，大聲宣讀根據領導意圖寫成的講稿，批判她的老師。她的頭腦裡繃著一根弦：階級鬥爭；「文革」中又多了一根弦：路線鬥爭。她做過「大批判」的「小鋼炮」，當過「紅司令」的「造反兵」，一度自鳴得意，忘乎所以。但「文革」中不少人既是悲劇的製造者又是悲劇的承受者，戴厚英也是其中之一個。她和著名詩人聞捷的那段戀愛悲劇尤其聞捷的自殺死亡讓她刻骨銘心，悲痛欲絕。她最後終於大徹大悟。「文革」結束之後，她竟然在小說中宣揚她以前所聲嘶力竭地批判過的人道主義；她在小說中傾吐的，正是她以前要努力克制和改造的「人情味」。的確，她經歷了一次否定之否定，真是一百八十度的大轉變！用她自己的話來說，「這對於我來說真是具有諷刺意味的事情。」
戴厚英這個轉變，具有非常深刻的典型意義。經過「文革」的慘烈，一般尚能反思的中國人，誰不幡然醒悟呢？
戴厚英後來在其代表作品《人啊人！》的後記中，代替許多人說出他們思想的巨變：
猛然間，我感到心中的神聖在搖晃，精神上的支柱在倒塌。我什麼也看不清了。我常常一個人發呆發愣，痛哭，叫喊。我多麼想抓住我曾經信奉的神祗和那些努力在我心裡塑起神像的人們來問一問：以往所發生的這一切都是真的嗎？為什麼在當時你們是另一種說法？是有意隱瞞，還是有一個「認識的過程」？
於是，我開始思索。一面包紮身上滴血的傷口，一面剖析自己的靈魂。一頁一頁地翻閱自己寫下的歷史，一個一個地檢點自己踩下的腳印。
終於，我認識到，我一直在以喜劇的形式扮演一個悲劇的角色：一個已經被剝奪了思想自由卻又自以為是最自由的人；一個把精神的枷鎖當作美麗的項圈去炫耀的人；一個活了大半輩子還沒有認識自己、找到自己的人。
也像當時許多中國知識份子一樣，戴厚英終於發現了自己，覺得應該有自己的人的價值，而不應該被貶抑為或自甘墮落為「馴服的工具」。她眼前一亮：迅速賓士到面前的是一個越來越大的「人」字；她的喉嚨沖出了一支久已被唾棄、被遺忘的歌曲：人性、人情、人道主義！她大夢初醒，便要向人們宣告自己的清醒，寫出了長篇小說《人啊人！》她這部代表作品。她以「人」為主題，寫人的血跡和淚痕，寫被扭曲了的靈魂的痛苦的呻吟，寫在黑暗中爆出的心靈的火花。她大聲疾呼「魂兮歸來」，無限欣喜地記錄人性的復甦。
今天的文學史家一般都把《人啊人！》看作是中國「新時期文學」的經典作品之一。大多論者都同意，戴厚英在剛剛結束「文革」噩夢的初期，以自身的血淚經歷，對人道主義的高聲呼喚，不啻為當時整個中國大陸文壇的晴空霹靂，可謂振聾發聵！按與時俱進的說法，她的作品可稱為「以人為本」在「新時期文學」中最早的先聲。而且，當時的主流「傷痕文學」作者多以受害人的角度控訴聲討，而戴厚英在作品中卻是以自己作為「文革」參與者的角度，做了沉痛的反思和懺悔，因而歷史苦難有了具體的個體擔當者的形象。這在「新時期文學」中並不多見，極其難能可貴。這顯然比一場浩劫之後只把一切罪惡都歸咎到什麼「四人幫」而加以控訴的作品更具精神高度。
但《人啊人！》於一九八零年在廣州出版後，旋即遭到全國性的大批判，被攻擊為「資產階級人道主義文學標本」，因為在這部文學作品中，戴厚英像周揚、王若水等人一樣，認為馬克思主義與人道主義是相通的，或一致的。今天在許多人看來，也許這是對馬克思主義的最高的贊許了，但當時那些僵化蠻橫的理論家包括胡喬木這個最高的理論權威，卻像被挖了祖墳一樣暴跳如雷，視之為異端邪說，大逆不道。這樣，戴厚英就被反復「大批判」了好幾年。她其實預料到這個後果，但她不願意壓抑自己心靈的呼聲了。她說：該批判就批判吧，它總是自己的思想感情，又是自覺自願的自我表現。咎由自取，罰而無怨。
當然，結果正好使戴厚英和她的《人啊，人！》享譽海內外。正如戴的生前好友、著名傳記作家葉永烈所說，「大批判」先生們原本想把她一棍子打死，但是，事與願違，戴厚英反而在「大批判」的烈火中成名。她，一個弱女子，不倒，不垮，不降，不死！《人啊，人！》被譯成各種文字。她受到世界各國的關注。
戴厚英代表作《人啊，人！》封面
二
說來真使人啞然失笑難以置信，今天互聯網上充塞著討論如何更好地自我表現以博取好評以求自我實現的條目，然而當時戴厚英的其中一個罪名卻是：「自我表現」。毛澤東早在一九四二年的《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中已有言在先：「他們是站在小資產階級立場，他們是把自己的作品當作小資產階級的自我表現來創作的……」因此，「自我表現」就是表現作家個人的、陰暗的、卑污的、反動的思想情緒，就是資產階級知識份子妄圖毒害無產階級心靈妄圖對抗黨的領導的極其惡毒極其卑劣的手法，所以要嚴加批判，嚴加壓制。
真是為了革作家的命而無視最起碼的文學常識！作家在創作的時候，怎能不自我表現呢？作家只應該盡可能地去發現自己，表現自己獨特的感受和見解；要用自己的喉嚨去呼喊，用自己的語言去表達。文藝創作要與「自我表現」絕緣或劃清界限，只能是一種幻想。而好一個戴厚英！她在創作《人啊，人！》時，公然宣稱她現在對「自我表現」這頂帽子一點也不害怕了。她說她不怕人們從她的作品中揪出一個「我」來，更不怕對這個「我」負責！幾年之後，在一九八六年，戴厚英在劉再複主編的北京《文學評論》第一期上發表了一篇題為《結廬在人境，我手寫我心》的隨筆，繼續談論她對「自我表現」的觀點。這次，她嘲笑管轄者對作家「自我表現」的多餘的擔心。戴厚英不無悲憤地說，在中國現時現實狀況下，作家敢於完全坦誠地表現自我嗎？要達到這種境界，還需要作家作出激烈的自我掙扎！
當時黨的「正統」理論家把「自我表現」連同「反理性」看作是「戴厚英之流」妄圖在中國宣導的「西方現代主義的世界觀和文藝觀」，而他們要堅決捍衛「社會主義現實主義」，所以要對其「叵測居心」加以徹底揭發，加以猛烈討伐。
戴厚英的確反「正統」之道而行之。她不承認只有現實主義的藝術才是最真實的藝術的「正統」的長期不容置疑的觀點。她說：吳承恩為什麼要創造孫悟空等一系列神和妖的荒誕形象？曹雪芹又為什麼在現實世界之外還寫了一個太虛幻境？都是為了更充分地表達自己的主觀吧！在西方，在現實主義思潮之後興起了現代派藝術，嚴肅的現代派藝術家也在追求藝術的真實。他們正是感到現實主義方法束縛了他們對真實的追求，正是為了充分地表現自己對世界的真實的主觀感覺和認識，才在藝術上進行革新的。戴厚英創作《人啊，人！》時，就有意識地也進行一些突破。她不再追求情節的連貫和縝密和描繪的具體和細膩，也不再煞費苦心地去為每一個人物編造一部歷史。她把全部精力集中在對人物的靈魂的刻畫上。她讓一個個人物自己站出來打開自己心靈的大門，暴露出小小方寸裡所包含的無比複雜的世界。她吸收了「意識流」的某些表現方法，如寫人物的感覺、幻想、聯想和夢境。她認為這樣更接近人的真實的心理狀態。
到了八十年代後期，關於「社會主義現實主義」，中國大陸文壇有了更多清醒而深刻的認識。其中，在政治理論上對這個「原則」揭露得最為徹底的可能是年青批評家夏中義了。一九八九年七月，他在《文學評論》第四期發表〈歷史無可避諱〉一文。文章指出：在社會主義現實主義定義中的所謂「現實的革命發展中」這個短語，其意思無非是說，整個世界的總趨勢，包括人生﹑歷史﹑和社會，已為領袖所指出，作家和藝術家的使命只不過是以現實主義的技巧去「圖解」這些教義，目的是為了誘使讀者愚忠於現存秩序，不管這種秩序是否符合良知。的確，現實主義是一種美學原則，而社會主義是政治經濟學原則和意識形態原則，在「現實主義」前面硬性冠以「社會主義」，目的何在，不言而喻──就是要文藝從屬政治，為政治服務，要文藝遵從「三突出」原則，創作高大全的「無產階級英雄人物」來領導革命「從勝利走向勝利」。這樣一來，文學便失去自由精神，這是過去中國大陸文學公式化概念化缺乏真實人性的一個根本原因。
現在，中國大陸早已不是三十年前那種樣子了。目前文壇各種流派繁多，可以說各種文學形式實驗和推行都可以「明目張膽」「大張旗鼓」「大行其道」了。當年戴厚英熱誠地呼喚文學新流派快點形成。她願意作一個小小的水滴，彙集到這一支當時還很細小的溪流中。在這方面，戴厚英可謂「以身試法」，其貢獻也是很大的。
戴厚英代表作《人啊，人！》另一個版本
三
但是人道主義問題就龐大複雜得多了。當一九八三年「清除精神污染」期間戴厚英再遭批判的時候，她只不過是眾多「陪斬」中的一個；在當時黨的意識形態大管家胡喬木及其副手鄧力群的統領下，這場政治運動的主要鬥爭物件是身居高位且具廣泛影響的周揚和王若水，是他們的人道主義觀點和社會主義異化論（運動背後還有一個陰謀，這裡不論，可參閱筆者紀念王若水拙文：〈一位痛苦的清醒者〉）。
周揚、王若水他們認為是「人」而不是「階級」是馬克思主義的出發點，提倡「馬克思主義人道主義」，並且把馬克思批判資本主義社會而提出的「異化」概念擴展為：各種異化現象，都是束縛人、奴役人、貶低人的價值的。他們認為：社會主義仍然存在「異化」現象，存在著「經濟領域的異化」、「政治領域的異化」或者「權力的異化」，以至於「思想領域的異化」。王若水一針見血地指出：社會主義國家的主要危險，並不是什麼「修正主義」，而是黨的異化！
他們在改革開放方始之時，把人道主義和異化問題一併提出來，目的就是要從理論上為改革開放鳴鑼開道，為改革開放提供價值論指導——把人道主義的價值目標補充到社會主義的本質規定中去，把價值、功能和結構三重規定一體化，從而希望使傳統的社會主義事業起死回生，值得人們嚮往。其拳拳之心，天日可鑒！只可惜，他們迎來的，卻是一場政治迫害，兩人均遭到滅頂之災。
許多年過去了，誰對誰錯，中國學術界大多心知肚明。具有典型意義的是發表在一九九五年第十二期《讀書》雜誌上的一篇回憶文章：〈老淚縱橫話喬木〉。署名「常念斯」這位顯然很有資歷很有地位的作者在盛讚去世不久的胡喬木之餘，特地表示：
近十五年裡，喬木與周揚、王若水的對立，我看恐怕喬木是錯的。喬木反對提「社會主義社會中同樣有異化」，反對提「馬克思主義人道主義」，在理論上，恐也未必對。
但是，話雖如此說，在政治層面上，這涉及到這個黨國指導思想的理論基礎的重大問題，也許那些原教旨主義者也心知肚明：如果認同人道主義，認同馬克思主義人道主義，便會提出什麼是馬克思主義的正統的問題，便會進而討論「社會民主主義」和「民主社會主義」的問題，整個黨的指導思想特別是體制建設思想豈不就會面臨改弦更張的危險？在他們看來，這條底線無論如何一定要死守。例如，借著近年中國領導人提出「以人為本」的科學發展觀，學術界有人又試圖將馬克思主義人道主義化，但馬上便被批斥為一種錯誤傾向，是對「以人為本」的科學發展觀的「錯誤理解和誤導」。
其實，正如許多論者指出，從廣義從最廣泛的視野來看，今天大可不必拘泥「人道主義」這個術語的來源，不必把它僅僅看作是資產階級的意識形態。正如溫家寶總理在二零零七年二月發表的〈關於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歷史任務和我國對外政策的幾個問題〉一文中所說：
科學、民主、法制、自由、人權，並非資本主義所獨有，而是人類在漫長的歷史進程中共同追求的價值觀和共同創造的文明成果。
人道主義也可以看作是人類包括曾經占人類四分之一現在占人類近五分之一的中國民眾在漫長的歷史進程中共同追求的價值觀和共同創造的文明成果。它不僅是哲學課本裡一個冠冕堂皇的名詞，更不是被歷史的意識形態紛爭所扭曲而變成互不理解互不服膺的概念。讓我們回歸到這個詞語的質樸性吧！所謂「人道主義」，其核心或基本原則無非就是「人的價值」，無非也包含科學、民主、法制、自由、人權這些普世要義；或者簡單而論，不就是「把人當人看待」這個做人的最基本道理嗎？不就是應該被貫徹於人們日常具體行動之中、如「好好做人才能好好做事」這個格言所表達的文明人類的行為準則嗎？而中國人不也是自古以來就宣導仁愛的道德傳統溫良的人道主義天性嗎？
二零一零年二月十二日，溫家寶總理在虎年團拜會上說了一句話：「我們所做的一切，都是為了讓人民生活得更加幸福、更有尊嚴。」二月二十七日，他和線民線上交流時又對此話加以闡明。三月五號，溫總理在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上所作的政府工作報告中又重複了這句話。這很讓人感動，其中包括國際知名的上海人民藝術劇院前院長、中國公共知識份子沙葉新這位戴厚英的校友。他應中國新聞社屬下的《中國新聞週刊》之約，寫了一篇有感而發的回應文章，標題直奔主題：〈提升人的尊嚴〉，並於三月十日獲得該刊發表。沙葉新的未經刪節的原文結尾有這麼幾段：
若要讓人有尊嚴，根本要把人當人！
中國是世界人口最多的國家，但對人的生命並不尊重，難道是物以稀為貴、人以多為賤？當代始皇曾主張第三次世界大戰要早打，大打，打核戰爭，在中國打。還說中國可能會死掉四億人口，但換來一個大同世界還是值得的。這段偉論未見之官方文件，有人在內部書刊上見到過。但就其暴戾恣睢、敢冒天下之大不韙而言，這番言論非發動過無法無天的文化大革命者莫屬，僅就語言風格而言也非他莫屬。當代始皇坐天下之時，他是不把人當人的，只當內外戰爭和政治運動的炮灰。
尊嚴來自對人尊重，根本的、最起碼的是要把人當人，要切實尊重人的生命，尊重人的權利。
所以：不能把人當螺釘，不能把人當齒輪。不能把人當傀儡，不能把人當犧牲。不能把人當砧板上的肉，不能把人當磨盤中的油。不能讓人只准舉手，不能讓人不准搖頭。不能把人打成「右派」，不能把人打成「胡風」。不能把人劃作「黑五類」，不能把人定為「七種人」。不能強行拆毀人的房屋，不能禁止人的嘴巴發聲。不能把人打死說成是「躲貓貓」，不能把人判刑是因為他的言論。不能把代表人民的代表當作投票機器一台，不能把委以重任委員當作御用花瓶一尊。不能禁止得獎的作家出國領獎，不能把返國的公民堵在國門。不能讓人隨便地請喝咖啡、請喝茶，不能讓人任意地被代表、被替身。什麼時候真正的以人為本，什麼時候真的把人當成人，中國人的尊嚴就成真！
戴厚英全身照
四
周揚和王若水已經在冤屈中作古。最不幸的是戴厚英。這位宣導人道主義而且身體力行到處貢獻愛心的人竟然最後死於非命——一九九六年八月二十五日下午，在上海住處被她中學老師的孫子謀財殺害。現場極為殘忍恐怖。戴厚英頭朝南，腳向北，仰臥在客廳中央的血泊中，頭頸、背及手臂等處有三十餘處刀傷。其中頸部刀傷尤甚，有砍創及刀割二十餘處，脖子幾乎斷裂。同時被殺害的還有其侄女戴慧。她頭朝西側臥在客廳裡北間小屋的血泊裡，致命的刀創深達頸椎，氣管、食道、頸動脈全被斬斷……
當然這是一個極端的個案。這種案件世界各地都會發生。但中國人也可以問一問自己這個社會是否出了什麼問題。
上個世紀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那些年，整個中國大陸掀起了「人道主義熱」和「社會主義異化熱」，出現戴厚英的《人啊，人！》為代表的一大批控訴摧殘人性的罪惡、呼喚人道主義的文學作品，是毫不奇怪的。「文革」這個空前的大災難結束之後，人們痛定思痛，痛感到毛澤東及其追隨者所搞的那一套實在太不人道了，痛感到他們長期大搞階級鬥爭煽動仇恨煽動暴力，後果太可怕了。
今天，中國經過三十多年的高速發展後，人們也發覺在巨大的經濟建設成就後面社會出現了嚴重的問題。這是一個異化現象嚴重的社會。其中，如眾多論者所指出，監督極端薄弱下的權力異化是最大的弊端：腐敗僅僅是一個側面，深層掩蓋的是權貴者對普通公民意志的姦淫，是人道主義的災難。目睹這一切，人們不能不驚歎：當年仁人志士的真知灼見真是具有悲壯的預見性！人們也實在不能不感憤萬分：三十多年來，有關方面對於當年人道主義討論異化討論的深意，不僅沒有記取和延續，反而輕視和敵視！戴厚英撰寫《人啊，人！》的時候，感歎祖國的命運、人民的命運，她的親人和她自己的命運。充滿血淚的、叫人心碎的命運啊！還有，一代知識份子所走過的曲折的歷程。漫長的、苦難的歷程啊！今天筆者仍然聽到她長長的歎息……
值此中國清明節和西方復活節之際，筆者特寫本文，以表哀悼之情。這是招魂，為戴厚英，為人道主義，為周揚、王若水等所有為人道主義呼喊的仁人志士。他們當年所表達的人道理想、價值維度，在今天既是市場化的也是權貴資本化的中國，尤其珍貴，尤其迫切需要。
但願人道主義的和熙春風吹遍祖國神州大地！
魂兮歸來！
文章來源：作者提供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觀點和陳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