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2年10月25日訊】莫言獲獎，事實上演繹為國家象徵和政治文化事件，它對中國大陸政治文化生態、尤其是對社會大眾的啟發，將遠遠超越諾獎和文學本身，權且稱為「莫言現象」。作為諾獎帶動的世界級作家，其作品和身份，在現實中國最終都要重新接受人類良知、普世價值的審視。文學是文化或文明的載體、「政治是文化的產物」，這是常識。將莫言獲獎，單純從諾委會（西方）或中國現實、以文學或政治角度分析，恐有失偏頗。對他以文學呈現的國家政治特徵，卻不能放棄警覺。「莫言現象」作為重大文化政治事件，探討還不充分。
筆者對莫言及其作品有如此認可：從農村到城市、從輟學少年到作家的成長背景；身在中共權力體制內但非政治人物；作品具有獨特語言、豐富想像力和文本創新。
「文學中國」無法替代「現實中國」
在獄中看過莫言《紅高粱》短篇和其最具代表性的《豐乳肥臀》，在其獲獎後集中流覽了《天堂蒜薹之歌》和《蛙》，時被故事情節打動。記得獄中例行安檢時，法制科長在我的儲藏箱中翻出《豐乳肥臀》，說是黃色小說要沒收，我費口舌解釋：它離黃色書籍遠著哩！這本盜版書是出獄難友留下的，這次躲過安檢。我出獄時，連同難友留下的幾十本書籍，全都轉送其他尚在獄中的朋友。幾個月後，有難友出獄，他告訴我，《豐乳肥臀》在安檢時最終被沒收。
就文學審美而言，可用低俗概括莫言作品，他就是作家界的趙本山—一被極度壓抑的農耕文化表達的粗野、狡黠和恣肆，以及對世俗大眾的刻意迎合和寫作的利益驅動，而無作家作為社會人的道德擔當和作為知識份子的社會擔當。僅舉《豐乳肥臀》兩情節：日寇邊在村莊殺戮，日軍軍醫邊給村中孕婦接生；母親與教堂外籍牧師通姦產下混血兒，常被丈夫變態毆打下體，再與養蜂人等等在野外苟合產子。
莫言距離一個具備現實和人道情懷的作家尚遠。其魔幻現實主義寫作，恰恰借用《聊齋志異》民間逸聞外衣，遮蔽了歷史與現實的緊張關係——中國真相；文學想像傷害了文學真實。莫言筆下虛構的三年大饑荒、計劃生育情節，不及真實的百分之一。文學想像和虛構，與真實社會相比，總是遮蔽了許多可見可存的具象。讀者光憑虛構的「高密東北鄉」和一個個作品主角「我爺爺」「我奶奶」「我母親」「我姑姑」……無法與現實存在的地域和真實人物銜接起來進而產生真實感；並且後人們會認為，小說家虛構的歷史事件不能當真，當然也不曾發生，進而一笑而過。
每個成年中國人都明白，1949年後的「現實中國」遠比莫言的「文學中國」恐怖與苦難。對應於個人、家庭（家族）、村莊、城市，迄今不為人知而彙集的事件和人物，浩如煙海。因此說，莫言虛構文學帶給世界的最大一個壞處是：非中文讀者，讀莫言的作品，會錯以為那就是真實的中國，醜陋專制的中國會被淡化。那些高度褒揚莫言小說的外國評價者，正是混淆了最為關鍵的真實與虛構的分界線，錯把虛構當真實，才給莫言作品貼上對抗、揭露和尖銳的溢美標籤。
筆者並非全部否定文學虛構與想像本身，而是意在說明：非虛構的紀實和見證文學遠比虛構文學，在當下中國更能承載和復原歷史；非虛構文學在專制政治文化上，尚承擔著反洗腦、反奴化和反愚昧的功能，而虛構文學只能帶來愚化和遺忘。德國漢學家顧彬評價莫言作品「沒有思想」，相當中肯。文學表達的歷史和現實血淋淋的「中國記憶」，只是多樣文化手段的一種，有其局限性。電影、音樂和繪畫等藝術形式，具有不弱於文學的感染力、記述性和傳播力。
與體制依存的既得利益者
莫言從農民到國家級作協副主席、從讀小學開除到著名作家。平心而論，農民和低學歷都不是問題，相反，在普通中國人眼裡，莫言就是一個非常了不起的從社會最底層起步的成功者。但是，莫言同時存在體制和黨派身份：中共黨員、曾經的解放軍軍官、作協副主席、藝術研究院文學院長，這些身份都是由納稅人供養，或者帶有體制政治色彩。
諾獎委員會可以標榜「文學與政治」無關，卻不能無視政治體制帶給莫言創作的優渥條件——每月領取官員工資、軍隊配給住房、出訪講學機會、政府包管醫療和養老。莫言全面擁抱專制體制，才能夠盡享以上生活便利。難道他寫出大量作品，跟生存無憂無關？這應該是一個基本判斷。瑞典文學院常任祕書彼得•英葛籣德評價：「他並非一名政治異見分子。我認為，他更像是一名身在體制內部的體制批判人士。」說莫言批判體制，顯然被諾委會誇大和誤讀。批判體制也可以是為了讓現體制變得更加穩固、持久，而非推翻之，二者有區別。
莫言在獲獎當晚面對媒體宣稱「這是一個自由發言的時代」，再聯繫以前在法蘭克福書展退會、回避評價劉曉波獲獎、抄寫毛澤東「延安講話」等，他擁抱專制的政治立場已足夠鮮明。再遠推至1989年5月，據王蓉芬撰文介紹，當時在總參當軍官的莫言，與她等人參與對天安門廣場絕食學生的聲援和救助；她感慨「20年把一個熱血青年磨成了左右逢源的老滑頭。」
同樣作為中國作家，寫作機會不平等。中國文學或者說華語文學，無法繞開中國異議作家群體，他們才是真正的「中國良心」。因著莫言獲獎，他們將面臨自生自滅的雙重邊緣化——他們的作品被中國大陸遮罩、因被莫言遮蔽將被世界淡忘。右派作家、文革作家，近年的楊天水、陳衛、劉賢斌、陳西、劉曉波等等，因為寫作被重判10年以上。筆者20多年來，先後六次「因言獲罪」遭致陷獄、羈押，被限制出境出國，生存幾乎被窒息。如果認可莫言是批判體制者，那麼如何評價這些人？在對等寫作、出版權下，他們將自己遭遇的政治迫害寫出來，拋開文學才華，難道不如莫言虛構小說有份量？一些異議人士，本身就是政治禁錮的受害者，卻祝賀莫言獲獎，不可理喻。
莫言被西方普遍認可為批判體制的寫作者，但對絕大多數中國人而言，並不認可這種判定——中國社會的政治殘暴、道德敗壞和價值混亂，非文學所能表達。也並非莫言的虛構小說多有分量，而是當局對包括網路異議言論的殘酷打壓，才讓他有機會被諾委會揀選。廖亦武與莫言是同時代作家，1980年代與莫言幾乎同時成名，他們的筆端呈現截然不同的兩個中國。如果真是「一個自由發言的時代」，廖亦武紀實作品在大陸能夠公開出版發行，莫言虛構小說的讀者群體將被嚴重分化。有意無意淡化莫言的體制和政治身份，其實掩蓋的是中國大陸「因言治罪」的殘酷現實；許多公眾不敢面對事實真相而故意麻醉自己，許多人看不清這一點。
莫言從不隱瞞自己「智慧的生存」訣竅——這種為文處事方式被不少國人讚賞。聞訊獲得諾獎，他宣傳「是文學的勝利，而不是政治正確的勝利」，極力撇清文學與政治牽絆；面對質疑和批評，他辯解自己寫作「也是頂著巨大的風險、冒著巨大的壓力」；當他反擊批判者時稱「（一些人）本身也是共產黨員，本身也在體制內工作，有的甚至在體制內獲得了很大的好處」，又在暗示自己的政治清白；當他為「自由發言」和出版自由辯解，並表示不為抄寫「延安講話」而愧疚時，就是一個標準的鐵杆中共官員。
諾獎及國人實用主義
諾委會並非十全十美。一個實例是，寫作《撒旦的詩篇》的作者拉什迪，曾被伊斯蘭狂熱分子追殺，18名終身諾委評委中的其中3位，因諾委會不同意發聲明聲援拉什迪而退出，以示抗議，今屆評委實為15位。
諾獎此番青睞莫言，似乎是在提醒：不主動作惡的寫作者，可以獲得獎勵和世界聲譽。細細思量，這與西方國家向中國大陸貪官敞開門戶獲取投資，道理上是一樣的：縱容中國權貴，消費普通百姓。就獲獎而言，莫言是被選擇的，難以排除諾委會「討好中國」的內在願望。因此前頒獎給達賴喇嘛、高行健和劉曉波等異議人士，挪威遭受中國政府冷遇，因而尋找一種平衡和補償；也不排除諾獎評委只在乎依靠作者擴大自身影響力，而忘乎其餘。
不能說莫言獲獎一無是處，至少為檢驗中國人德行，提供了一次千載難逢的機會——從來沒有一個中國諾獎得主獲得如此廣泛關注和分歧。專制權力精准到可將文學獎賞瞬間轉換為現實政績，標榜國富民強。不同社會位置和生存境遇的人，對莫言獲獎有完全不同的解讀，幾乎都與文學本身無關。「屁股決定大腦」在這次文學政治事件中再次呈現，實用主義打通了文學與政治界限。褒揚或貶低莫言的程度，與他們跟體制的距離相關。為了面子和所謂集體尊嚴，會放棄是非觀和價值判斷，這其實表明的是一種農業社會的原始生命觀和存在感。
文學，或者說獲得諾獎的莫言，的確具有巨大的魔幻效果，人們自覺地超越政治立場與個人思維，站在國家與民族立場，不吝送上褒揚。但是，他們習慣性地遺忘一個基本事實：這個國家沒有言論自由，自己就是政治犧牲品和受害者。在關乎所謂國家與民族尊嚴時，他們具有這種能力：自我放棄獨立思考和批判權利，並且具有將文學藝術價值與自我現實利益對接的能力。
在一個民主國家或社會，文學與政治分離，作家與社會身份分離，這都是正常的。但在專制中國，現實社會本就是政治的組成部分，如果將文學與政治分離，就無從準確解讀作品及其呈現的社會和個人；如果將作家與其政治身份剝離，將壓低作家作為「人類良心」的標準。
文章來源：中國人權雙週刊
筆者對莫言及其作品有如此認可：從農村到城市、從輟學少年到作家的成長背景；身在中共權力體制內但非政治人物；作品具有獨特語言、豐富想像力和文本創新。
「文學中國」無法替代「現實中國」
在獄中看過莫言《紅高粱》短篇和其最具代表性的《豐乳肥臀》，在其獲獎後集中流覽了《天堂蒜薹之歌》和《蛙》，時被故事情節打動。記得獄中例行安檢時，法制科長在我的儲藏箱中翻出《豐乳肥臀》，說是黃色小說要沒收，我費口舌解釋：它離黃色書籍遠著哩！這本盜版書是出獄難友留下的，這次躲過安檢。我出獄時，連同難友留下的幾十本書籍，全都轉送其他尚在獄中的朋友。幾個月後，有難友出獄，他告訴我，《豐乳肥臀》在安檢時最終被沒收。
就文學審美而言，可用低俗概括莫言作品，他就是作家界的趙本山—一被極度壓抑的農耕文化表達的粗野、狡黠和恣肆，以及對世俗大眾的刻意迎合和寫作的利益驅動，而無作家作為社會人的道德擔當和作為知識份子的社會擔當。僅舉《豐乳肥臀》兩情節：日寇邊在村莊殺戮，日軍軍醫邊給村中孕婦接生；母親與教堂外籍牧師通姦產下混血兒，常被丈夫變態毆打下體，再與養蜂人等等在野外苟合產子。
莫言距離一個具備現實和人道情懷的作家尚遠。其魔幻現實主義寫作，恰恰借用《聊齋志異》民間逸聞外衣，遮蔽了歷史與現實的緊張關係——中國真相；文學想像傷害了文學真實。莫言筆下虛構的三年大饑荒、計劃生育情節，不及真實的百分之一。文學想像和虛構，與真實社會相比，總是遮蔽了許多可見可存的具象。讀者光憑虛構的「高密東北鄉」和一個個作品主角「我爺爺」「我奶奶」「我母親」「我姑姑」……無法與現實存在的地域和真實人物銜接起來進而產生真實感；並且後人們會認為，小說家虛構的歷史事件不能當真，當然也不曾發生，進而一笑而過。
每個成年中國人都明白，1949年後的「現實中國」遠比莫言的「文學中國」恐怖與苦難。對應於個人、家庭（家族）、村莊、城市，迄今不為人知而彙集的事件和人物，浩如煙海。因此說，莫言虛構文學帶給世界的最大一個壞處是：非中文讀者，讀莫言的作品，會錯以為那就是真實的中國，醜陋專制的中國會被淡化。那些高度褒揚莫言小說的外國評價者，正是混淆了最為關鍵的真實與虛構的分界線，錯把虛構當真實，才給莫言作品貼上對抗、揭露和尖銳的溢美標籤。
筆者並非全部否定文學虛構與想像本身，而是意在說明：非虛構的紀實和見證文學遠比虛構文學，在當下中國更能承載和復原歷史；非虛構文學在專制政治文化上，尚承擔著反洗腦、反奴化和反愚昧的功能，而虛構文學只能帶來愚化和遺忘。德國漢學家顧彬評價莫言作品「沒有思想」，相當中肯。文學表達的歷史和現實血淋淋的「中國記憶」，只是多樣文化手段的一種，有其局限性。電影、音樂和繪畫等藝術形式，具有不弱於文學的感染力、記述性和傳播力。
與體制依存的既得利益者
莫言從農民到國家級作協副主席、從讀小學開除到著名作家。平心而論，農民和低學歷都不是問題，相反，在普通中國人眼裡，莫言就是一個非常了不起的從社會最底層起步的成功者。但是，莫言同時存在體制和黨派身份：中共黨員、曾經的解放軍軍官、作協副主席、藝術研究院文學院長，這些身份都是由納稅人供養，或者帶有體制政治色彩。
諾獎委員會可以標榜「文學與政治」無關，卻不能無視政治體制帶給莫言創作的優渥條件——每月領取官員工資、軍隊配給住房、出訪講學機會、政府包管醫療和養老。莫言全面擁抱專制體制，才能夠盡享以上生活便利。難道他寫出大量作品，跟生存無憂無關？這應該是一個基本判斷。瑞典文學院常任祕書彼得•英葛籣德評價：「他並非一名政治異見分子。我認為，他更像是一名身在體制內部的體制批判人士。」說莫言批判體制，顯然被諾委會誇大和誤讀。批判體制也可以是為了讓現體制變得更加穩固、持久，而非推翻之，二者有區別。
莫言在獲獎當晚面對媒體宣稱「這是一個自由發言的時代」，再聯繫以前在法蘭克福書展退會、回避評價劉曉波獲獎、抄寫毛澤東「延安講話」等，他擁抱專制的政治立場已足夠鮮明。再遠推至1989年5月，據王蓉芬撰文介紹，當時在總參當軍官的莫言，與她等人參與對天安門廣場絕食學生的聲援和救助；她感慨「20年把一個熱血青年磨成了左右逢源的老滑頭。」
同樣作為中國作家，寫作機會不平等。中國文學或者說華語文學，無法繞開中國異議作家群體，他們才是真正的「中國良心」。因著莫言獲獎，他們將面臨自生自滅的雙重邊緣化——他們的作品被中國大陸遮罩、因被莫言遮蔽將被世界淡忘。右派作家、文革作家，近年的楊天水、陳衛、劉賢斌、陳西、劉曉波等等，因為寫作被重判10年以上。筆者20多年來，先後六次「因言獲罪」遭致陷獄、羈押，被限制出境出國，生存幾乎被窒息。如果認可莫言是批判體制者，那麼如何評價這些人？在對等寫作、出版權下，他們將自己遭遇的政治迫害寫出來，拋開文學才華，難道不如莫言虛構小說有份量？一些異議人士，本身就是政治禁錮的受害者，卻祝賀莫言獲獎，不可理喻。
莫言被西方普遍認可為批判體制的寫作者，但對絕大多數中國人而言，並不認可這種判定——中國社會的政治殘暴、道德敗壞和價值混亂，非文學所能表達。也並非莫言的虛構小說多有分量，而是當局對包括網路異議言論的殘酷打壓，才讓他有機會被諾委會揀選。廖亦武與莫言是同時代作家，1980年代與莫言幾乎同時成名，他們的筆端呈現截然不同的兩個中國。如果真是「一個自由發言的時代」，廖亦武紀實作品在大陸能夠公開出版發行，莫言虛構小說的讀者群體將被嚴重分化。有意無意淡化莫言的體制和政治身份，其實掩蓋的是中國大陸「因言治罪」的殘酷現實；許多公眾不敢面對事實真相而故意麻醉自己，許多人看不清這一點。
莫言從不隱瞞自己「智慧的生存」訣竅——這種為文處事方式被不少國人讚賞。聞訊獲得諾獎，他宣傳「是文學的勝利，而不是政治正確的勝利」，極力撇清文學與政治牽絆；面對質疑和批評，他辯解自己寫作「也是頂著巨大的風險、冒著巨大的壓力」；當他反擊批判者時稱「（一些人）本身也是共產黨員，本身也在體制內工作，有的甚至在體制內獲得了很大的好處」，又在暗示自己的政治清白；當他為「自由發言」和出版自由辯解，並表示不為抄寫「延安講話」而愧疚時，就是一個標準的鐵杆中共官員。
諾獎及國人實用主義
諾委會並非十全十美。一個實例是，寫作《撒旦的詩篇》的作者拉什迪，曾被伊斯蘭狂熱分子追殺，18名終身諾委評委中的其中3位，因諾委會不同意發聲明聲援拉什迪而退出，以示抗議，今屆評委實為15位。
諾獎此番青睞莫言，似乎是在提醒：不主動作惡的寫作者，可以獲得獎勵和世界聲譽。細細思量，這與西方國家向中國大陸貪官敞開門戶獲取投資，道理上是一樣的：縱容中國權貴，消費普通百姓。就獲獎而言，莫言是被選擇的，難以排除諾委會「討好中國」的內在願望。因此前頒獎給達賴喇嘛、高行健和劉曉波等異議人士，挪威遭受中國政府冷遇，因而尋找一種平衡和補償；也不排除諾獎評委只在乎依靠作者擴大自身影響力，而忘乎其餘。
不能說莫言獲獎一無是處，至少為檢驗中國人德行，提供了一次千載難逢的機會——從來沒有一個中國諾獎得主獲得如此廣泛關注和分歧。專制權力精准到可將文學獎賞瞬間轉換為現實政績，標榜國富民強。不同社會位置和生存境遇的人，對莫言獲獎有完全不同的解讀，幾乎都與文學本身無關。「屁股決定大腦」在這次文學政治事件中再次呈現，實用主義打通了文學與政治界限。褒揚或貶低莫言的程度，與他們跟體制的距離相關。為了面子和所謂集體尊嚴，會放棄是非觀和價值判斷，這其實表明的是一種農業社會的原始生命觀和存在感。
文學，或者說獲得諾獎的莫言，的確具有巨大的魔幻效果，人們自覺地超越政治立場與個人思維，站在國家與民族立場，不吝送上褒揚。但是，他們習慣性地遺忘一個基本事實：這個國家沒有言論自由，自己就是政治犧牲品和受害者。在關乎所謂國家與民族尊嚴時，他們具有這種能力：自我放棄獨立思考和批判權利，並且具有將文學藝術價值與自我現實利益對接的能力。
在一個民主國家或社會，文學與政治分離，作家與社會身份分離，這都是正常的。但在專制中國，現實社會本就是政治的組成部分，如果將文學與政治分離，就無從準確解讀作品及其呈現的社會和個人；如果將作家與其政治身份剝離，將壓低作家作為「人類良心」的標準。
文章來源：中國人權雙週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