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2年11月28日訊】11月16日，貴州省畢節市有5名兒童因為天冷烤火而悶死在垃圾箱裡。這件事情被曝光以後，立刻引起了社會的廣泛關注，而畢節當局它的反應也不慢，很快的就處理了8名官員。官方表示說：這一個事故並不是責任事故，而是「意外」。究竟是不是意外？今天就和大家一起來討論一下這個話題。
當然這個話題在國內已經被討論的很多了，騰訊評論在今日話題當中進行過一個調查，問：這5個孩子悶死真的只是意外嗎？在這個調查當中有超過97%的人認為這不是意外；如果不是意外，當然就是責任事故。究竟這是誰的責任呢？有相當一部分的人認為政府應該為此負責，但也有少數人認為家長應該負主要責任，而不是政府。那麼我們首先來看一下，誰應該為此負責？政府為什麼應該負責？
從教育看政府應該負什麼責任
首先談一下教育方面，這些孩子都是學齡兒童，在5個死亡的孩子當中有4個輟學。中國是一個強制實行義務教育的國家，也就是說如果有孩子不上學，而且這不是少數，政府是有責任的。當局當然知道政府要負責任，所以畢節政府才會把區教育局長和兩位校長免職，而分管教育的副區長停職檢查。如果不認為他們在這個事故當中是有責任的，那就用不著把他們免職或者停職。但是副區長和教育局長都是政府部門的代表，除了個人責任以外，他們所代表的政府部門也應該承擔責任。所以不僅僅是把一、兩個個人推出來做了替罪羊，這件事情就可以算了的，這裡還有教育資源、管理等等多方面的因素，而且這也不是畢節一個地方的問題，這是全國普遍現象。
現在全國輟學的兒童有相當嚴重的回升現象，就是有很多學生現在輟學，絕大部分人，包括國內的人和國際社會的人，很難想像當一個國家它的GDP已經名列世界第二了，累計對外援助經費已經達到數千億人民幣，這麼一個國家，國內的很多地方的義務教育還處於這種狀態。
對外援助經費是多少呢？美國國會研究所引用紐約大學的報告顯示，僅僅在2002年到2007年的5年間，各種報導當中提到的中國對外援助金額加起來的話，就達到4,708億人民幣，相當於747億美元。要知道受中國援助的國家，包括接受中國贈送學校校車的國家，他們的人均教育經費都比中國要高很多，包括非洲國家，更不要說那些雨後春筍般爆發的孔子學院。
儘管孔子學院在很多國家都備受批評，但是發達國家的很多大學，包括美國在內，還是禁不住中方提供財政經費的誘惑而開辦了孔子學院。孔子學院人家為什麼要開？為什麼要接受孔子學院？是因為錢是中方給的，不開白不開。顯然國內教育沒有錢不是一個理由，為什麼寧願把錢撒給那些一天就可以變臉的所謂小兄弟，甚至是比中國富裕得多的西方發達國家，而不能夠投資到邊遠地區去？因為要知道這麼多學生輟學有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教育資源的不夠和教育經費的不足，這是教育方面。
另一個方面就是貧富差別和等級隔離。這個事情發生以後，有人跑到5個孩子的家裡面和他們所居住的村子裡面去，發現那裡的人極度貧困，有兩個孩子的父母在深圳拾荒，那個村子幾乎每家都是一貧如洗。
這些年我發現中共的喉舌媒體非常關注的是美國的窮人，尤其是金融危機以後，但是要知道美國的窮人和畢節這些村莊裡面的窮人根本就不是一個概念，根本就不在一個水平上面。當然我本人並不支持西方國家的高福利，但是不管是西方政府還是中國政府，確實有責任去消除這種極端貧困的現象，尤其是由政府主導的，指導性的、引導性的脫貧，絕對是政府的責任。
中國現在已經支持了世界上相當數量的高檔奢侈消費品的生產，和這些高檔消費品的公司的生存，而且擁有世界上最多的外匯儲備，在這樣一個國家，還有這麼多人口完全沒有受益於經濟的發展，這是不能夠被接受的。而且這不僅僅是在經濟上的兩極分化，在政治權力上的兩極分化也是極其嚴重的。
有一個法國學者叫作布赫勒，他說他曾經到過中國的廣西、貴州山區做過調查，說那裡人過的生活讓他震驚，有的窮得連玉米飯都吃不上，小孩根本就沒有衣服穿，更不要說上學了。他說這是第二大經濟體，每年向外援助幾千億的國家，太不可思議了！而更不可思議的是，當他回到北京大學向學者們說出他所看到的一切的時候，那些學者們不相信他，說他造謠！這是更令人震驚的。就是這個國家的精英階層和一般的平民相距得已經太遠了，已經完全不是生活在同一個世界裡的了。
中國自秦統一以後兩千多年，官員的階層大多數不是世襲的，而是通過考試選拔的，只有皇帝才世襲。從這個意義上來說，中國早就結束了封建等級制，中國在兩千多年時間裡並不是像西方那樣子的封建等級制。封建社會的這個名稱是中共把馬克思、恩格斯對西方國家的社會狀態的分析直接套用到中國來，其實是不適應的。
反倒是在中共統治以後，中國這個國家的統治階層和精英階層，尤其在過去的30年當中，已經固化了，世襲了，就是中國的階層從最富有、最有權的，到最窮、最沒有權的，都已經固定了，沒有了歷史上曾經有過的跨階層的流動。這種階級的固化在中國歷史上是很少見的，不僅是在中國歷史上，在其它國家也是不多的。我講兩個國外的例子，就是當出現大批的學生輟學的時候，說明學生、家長、教師和社會都對這些學生學習的前景完全沒有信心，或者說是絕望了。
講起早期在美國排華時期的事情，美國很多城市唐人街的形成，並不是華人習慣性的聚集在一起，而是美國排華政策的一部分。唐人街是有嚴格的範圍的，它比如說東南西北各到哪一條街，這是規定的，就是華人那時候只能在這個區域內生活和經商，當然你可以出去，但你不能到這個外面去生活，不能到這個外面去工作。這個主要是1924年美國的移民法案規定的。然而就是在那種看不到希望的情況下，子女的教育仍然是華人最重視的。
華人在美國的移民早期第一代多半都是勞工，教育水平很低。在這種情況下，第二次世界大戰時期，美國的軍事工業急速膨脹，需要大量的人才，這時候他們發現在唐人街居住的那些勞工的第二代、第三代，擁有各個族裔幾乎是比例最高的工程學位，就是都是大學畢業，而且都學了工程。於是在1943年廢除排華法案，大批的華裔工程師走出唐人街，進入美國軍工和民用工業，而且這些人出來以後就再也沒有回去過。這也是到了50年代的時候，大家注意到在美國的軍工、航天業有很多華人工程師，除了從台灣去的一部分以外，相當部分是第二代、第三代的移民。
作為一個被法律規定了被歧視的少數族裔都能夠如此重視子女教育，而且是在看不到希望和前景的情況下；對比中國現在大批貧困地區的學生輟學，你想，要何等的絕望，才能讓華人去放棄他們子女的教育？
另一個例子就是對弱勢群體的政策性的幫助。這裡我指的不是說中國現在一大批被中共製造出來的弱勢群體，比如說拆遷戶，而是指的是由於歷史、文化、自然環境等等遺留下來的弱勢群體，如畢節地區的這些孩子的家庭和那個地區，就是說那是一個自然條件很惡劣的地區。
我們比較一下其它國家，就是美國的非洲裔的美國人，和一些不是亞裔的少數族裔，他們在歷史上受高等教育的機會要遠遠低於白人和其它族裔。而不受教育就很難改變貧窮的狀態，而越窮也就越難和別人去競爭，也就越難進入高等教育，這樣就形成了一個惡性循環。
為了打破這種情況，美國在60年代的時候通過了一個「平權法案」，這個法案就是在教育和就業方面，對非裔美國人和其它的一些少數族裔進行照顧，比如說降低大學的入學分數線，大公司和政府機構的雇員是強制性的規定少數族裔的比例等等。這個叫作平權法案的，大大提高了非裔美國人的教育水平和社會地位。
當然這種政策性的照顧和中國目前的高考的照顧，它正好是相反的。中國目前大城市，比如北京，它的高考錄取的分數線是對優勢團體的照顧，不是對弱勢團體的照顧，就是說北京人他錄取的同樣學校的分數線比外地考生要低得多，這個我們不去談它。
當然平權法案到了後來，出現了一種被認為叫作「逆向歧視」的。比如說入學的時候，白人和亞裔要比其它族裔的人更高得多的考分才能夠被錄取同樣的學校，這個最近被認為是另外一種形式的不平等。所以現在也出現了對平權法案要求廢除，就是當年它起過作用，但是到今天繼續實施平權法案的話，實際上是另外一種形式的歧視。最近也出現了一系列的法案訴訟，這是後話。這個現在要求廢除的呼聲，並不能否認平權法案在當時起到的作用。也就是說在中國，事實上政府的職能，或者立法機構的職能，如何幫助一些由自然條件所造成的弱勢群體，是沒有發揮作用的。
社會救助缺失原因何在
畢節悶死孩子這個事件反映了非常非常多的社會問題，其中有一個部分就是國家和社會救助的問題。現在有一種說法，就是說政府管不了那麼多，個人和民間應該在這一類活動當中發揮更大的作用。在一般的社會這種說法是有一定道理的，但是我們必須考慮到中國今天的實際情況。
在中國，一方面它的社會資源是完全由政府來控制的。中國人的實際稅率在世界上是屈指可數的極高的國家，要高於絕大部分西方的福利國家；而政府的財政支出用於福利的比例則是低得驚人。也就是說社會資源當中，原來由政府進行第二次分配，應該用於最需要的地方的錢被用到別的地方去了。
那麼這些錢用到哪裡去了呢？這個不用說都明白，只要看看畢節這個地方，是維基百科上所說的，貴州省最貧窮地區的這個城市的政府的大樓就可以看到了。這是貴州最貧窮的地區，而貴州本身又是內地省份當中最窮的，連美國都很少看到這麼壯觀的市政府的大樓。就說錢都用到哪裡去了？這是一方面，社會資源被政府和一些權貴階層霸占得太多。
另一方面是民間慈善機構的缺失，這倒不是說中國沒有慈善活動的傳統，中國自漢、唐以來，一直有寺廟為主的宗教慈善事業；而在宋以後，包括到明清，則是以政府為主導的慈善事業，是相當完善的；到了民國以後，則逐步形成了完全符合現代社會的慈善機構。所以中國的慈善機構原來是非常完善的，從宗教到政府，到民間團體，是一個全方位的慈善事業。
很不幸的是，這些完整的慈善事業在中共奪取政權以後，都被消滅了。從事慈善事業的人群，西方人都逃離中國了，或者被趕出中國了，原來從事慈善事業的中國人很多都逃到台灣去了；而留下的呢，都被中共的階層鬥爭，通過鎮壓反革命和消滅地主階層消滅掉了。所以中國的慈善事業是被徹底的毀滅掉的。
中共還有一個觀念，就是除了在階級鬥爭當中消滅掉了從事慈善事業的階層以外，它還有一個觀念就是社會主義是最先進的，沒有人需要接受慈善援助，即使是真正有困難的人，當然就是由黨去關懷他們，而不能把這些做好事的事情歸到慈善機構去。這種思維和政策一直維持到現在。
比如說在其它所有的國家都是屬於非政府機構的紅十字會，在中國就被政府歸納成政府機構了，變成了一個十足的官僚機構。它的結果如何呢？郭美美事件是對中共控制的這一類機構的本質最好的解釋。
這種思維方式和這種統治方式也是中國的民間團體，包括民間慈善團體難以生存的原因之一，一方面是中共不願意讓民間團體來分享從事慈善事業的榮譽。當然民間機構一旦大規模地直接介入到對弱勢群體的救助的話，對中共來說就是不能忍受的，因為民間（團體）在效率、透明度和服務的質量方面，馬上就會把中共官辦的這種救助給比下去，所以中共是不能忍受的。現在中共控制獨此一家，就是做得再差，也要你來感恩戴德，它不能容許你的感謝轉移到民間團體上去。
當然還有一個考慮，就是中共永遠對自己不能控制的民間團體是不放心的，它到今天都不容許民間團體獨立註冊成為非政府組織，尤其是全國性的。
在這種中國特殊的國情的情況下發生這麼嚴重的，5個孩子被悶死的事件，當然政府應該承擔全部的責任和承受全部的批評，因為它不容許別人從事這方面的工作，它要把這方面的工作全部包下來，所以它做得不好就必須承擔責任。
在這個事件當中，還有一個警察或者政府的不作為的事情。就這個事情還有一個情節是，家人已經在11天前就報案，說孩子失蹤了，警方並沒有紀錄表明他們採取了什麼行動。而在這些孩子流浪的地區，很多人是見過他們的。
為什麼沒有人管？這裡我想有多方面的因素。對於警方而言，很可能他們經常接到這一類報案，根本就不把它當回事。這可以從當年黑磚窯的童工們的家長在山西尋找那些他們被綁、被騙的孩子們，就是被騙到黑磚窯去做奴工的孩子們，在這個找尋的過程當中可以看出來，就是這一類事件，中國的警方是不會去主動調查的，即使你報案以後，他們也是非常勉強的去立案調查。在絕大部分情況下是需要家長去尋找，找到了以後，有了證據再去報案。在這種情況下，警方還是非常勉強，不願意的被捲入的。
警方的任務主要是什麼？警方的任務主要是維穩，維穩就包括打壓異議人士，打壓宗教信仰人士，打壓法輪功學員，為權貴階層服務，這是警方的主要任務，這些做好了，他們的政績、他們的獎金、他們的升官發財都有了。找失蹤的窮孩子這樣的工作，在警方是根本排不上號的。更何況那段時間正好是十八大，全國的警力都用在保衛十八大這個頭等重要的政治任務，不可能有功夫去管那些失蹤的窮孩子。
還有一個，就是一般的民眾為什麼不管？當然有多種因素，一種是這種乞丐兒童的事情見得太多了，也麻木了，而且也管不了；還有一種就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你像深圳的小悅悅被汽車壓了，生命處於危險當中，還有這麼多路人視而不見，為這些看上去活繃亂跳的男孩子操心的可能性就更少了。
還有一個，即使有人想管，也不知道怎麼管，因為根本就沒有相應的政府機構、民間機構。不像在西方國家，這種現象本來就不多，看到以後，有很多機構你可以去報案，馬上就有相應的機構就會來管。在中國就是，沒有機構去管，要想去管，也不知道怎麼入手。
說句老實話，一個國家的文明程度，受國際社會尊重的程度，真的不是靠有多少航母、有多少神州號火箭來決定的，也不是靠給發達國家建多少孔子學院決定的，而是對自己人民尊重的程度，自己人民在這個國家生活的是否尊嚴，這才能夠決定一個國家的文明程度，一個國家受人尊重的程度。
在這個事件當中，還有一個就是曝光者「被旅遊」。這次官方媒體它倒是沒有完全封殺這條消息，很多媒體和門戶網站都報導了，儘管說後來有一些限制。但是最先曝光提供這個消息的人權活動者李元龍，卻被當局旅遊了。李元龍本人就住在畢節。當然這個旅遊不一定是來自高層的指令，因為從中央到省部級，我覺得這段時間都在忙於瓜分十八大以後的權力的大餅，不會有時間來管這種對他們來說他們認為的小事。
但是地方當局敢於這樣做的話，也是維穩機制的常規運行。就是當一個地方的醜聞被曝光以後，他們所想到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讓這個曝光的人銷聲匿跡，可以是關起來，也可以送去旅遊。這樣做了，肯定不會有人為此丟官。這件事情丟的是當地官員的面子，在當地官員當中，想整李元龍的一定不少。官方在試圖消聲這方面所花的精力，肯定要比他們採取措施改善民生、改善教育，設法杜絕類似悲劇再發生，這方面的努力要大得多。
從賣火柴小女孩看中共教育宣傳的尷尬
這件事情暴露出了當局的另外一個方面的尷尬，就是事件一曝光以後，立刻就有人去拿《賣火柴的小女孩》做比較，這也是中共現在面臨的越來越大的麻煩。
是中國人，沒有不知道《賣火柴的小女孩》的故事，那是在小學教科書裡面必讀的內容。不過由於今天中共所實行的權貴資本主義更像是工業革命初期的那種資本主義，而不是現在資本主義，因此，今天在中國發生的很多事情都可以和中共揭露資本主義邪惡的那些教科書和媒體宣傳對上號，而且相當多在今天中國出現的事情比那些宣傳要有過之而無不及。
比如有人馬上就說，比起畢節所發生的這些孩子被悶死的事情，《賣火柴的小女孩》的小姑娘的故事立刻就弱爆了！這就是中共的教育宣傳洗腦遇到的一個大問題，就是自己越來越像以前仇恨宣傳那些被醜化的形象，而那些被醜化的形象其實大多數原本並沒有那麼壞，倒是中共官員們、中共現在的現實，卻超出了那些描述，這不是第一例，也不會是最後一例。
講到這裡又想起一句話，這句話當然說了很多了：「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正好前幾天出了一個酒鬼（酒）塑化劑超標的新聞，我只想從酒鬼酒的消費群體來看。天涯論壇上有一個自稱是酒鬼酒經銷商的，說了這麼一段話，他說：我們是湘潭酒鬼酒專賣店，我們的客戶主要是政府部門和企事業單位，他說事情出現的這幾天，銷售量完全沒有受影響，說明領導是非常理智的，沒有盲目地相信流言，他們站在領導的高度支持民族企業，非常感謝！
這句話太精彩了！酒鬼酒是屬於高端行列的品牌，就是說是高檔酒，政府部門和企事業單位要買那麼多的高檔酒幹什麼？一邊是為了取暖而悶死在垃圾箱裡的窮孩子，一邊是用納稅人的錢大肆消費高檔酒的官員們。從另一個角度上來看，社會病態到這種程度了，連消費高檔酒的官員都不能保證自己喝的酒的安全，這其實也是這個社會的一大諷刺。
文章來源：《希望之聲》
當然這個話題在國內已經被討論的很多了，騰訊評論在今日話題當中進行過一個調查，問：這5個孩子悶死真的只是意外嗎？在這個調查當中有超過97%的人認為這不是意外；如果不是意外，當然就是責任事故。究竟這是誰的責任呢？有相當一部分的人認為政府應該為此負責，但也有少數人認為家長應該負主要責任，而不是政府。那麼我們首先來看一下，誰應該為此負責？政府為什麼應該負責？
從教育看政府應該負什麼責任
首先談一下教育方面，這些孩子都是學齡兒童，在5個死亡的孩子當中有4個輟學。中國是一個強制實行義務教育的國家，也就是說如果有孩子不上學，而且這不是少數，政府是有責任的。當局當然知道政府要負責任，所以畢節政府才會把區教育局長和兩位校長免職，而分管教育的副區長停職檢查。如果不認為他們在這個事故當中是有責任的，那就用不著把他們免職或者停職。但是副區長和教育局長都是政府部門的代表，除了個人責任以外，他們所代表的政府部門也應該承擔責任。所以不僅僅是把一、兩個個人推出來做了替罪羊，這件事情就可以算了的，這裡還有教育資源、管理等等多方面的因素，而且這也不是畢節一個地方的問題，這是全國普遍現象。
現在全國輟學的兒童有相當嚴重的回升現象，就是有很多學生現在輟學，絕大部分人，包括國內的人和國際社會的人，很難想像當一個國家它的GDP已經名列世界第二了，累計對外援助經費已經達到數千億人民幣，這麼一個國家，國內的很多地方的義務教育還處於這種狀態。
對外援助經費是多少呢？美國國會研究所引用紐約大學的報告顯示，僅僅在2002年到2007年的5年間，各種報導當中提到的中國對外援助金額加起來的話，就達到4,708億人民幣，相當於747億美元。要知道受中國援助的國家，包括接受中國贈送學校校車的國家，他們的人均教育經費都比中國要高很多，包括非洲國家，更不要說那些雨後春筍般爆發的孔子學院。
儘管孔子學院在很多國家都備受批評，但是發達國家的很多大學，包括美國在內，還是禁不住中方提供財政經費的誘惑而開辦了孔子學院。孔子學院人家為什麼要開？為什麼要接受孔子學院？是因為錢是中方給的，不開白不開。顯然國內教育沒有錢不是一個理由，為什麼寧願把錢撒給那些一天就可以變臉的所謂小兄弟，甚至是比中國富裕得多的西方發達國家，而不能夠投資到邊遠地區去？因為要知道這麼多學生輟學有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教育資源的不夠和教育經費的不足，這是教育方面。
另一個方面就是貧富差別和等級隔離。這個事情發生以後，有人跑到5個孩子的家裡面和他們所居住的村子裡面去，發現那裡的人極度貧困，有兩個孩子的父母在深圳拾荒，那個村子幾乎每家都是一貧如洗。
這些年我發現中共的喉舌媒體非常關注的是美國的窮人，尤其是金融危機以後，但是要知道美國的窮人和畢節這些村莊裡面的窮人根本就不是一個概念，根本就不在一個水平上面。當然我本人並不支持西方國家的高福利，但是不管是西方政府還是中國政府，確實有責任去消除這種極端貧困的現象，尤其是由政府主導的，指導性的、引導性的脫貧，絕對是政府的責任。
中國現在已經支持了世界上相當數量的高檔奢侈消費品的生產，和這些高檔消費品的公司的生存，而且擁有世界上最多的外匯儲備，在這樣一個國家，還有這麼多人口完全沒有受益於經濟的發展，這是不能夠被接受的。而且這不僅僅是在經濟上的兩極分化，在政治權力上的兩極分化也是極其嚴重的。
有一個法國學者叫作布赫勒，他說他曾經到過中國的廣西、貴州山區做過調查，說那裡人過的生活讓他震驚，有的窮得連玉米飯都吃不上，小孩根本就沒有衣服穿，更不要說上學了。他說這是第二大經濟體，每年向外援助幾千億的國家，太不可思議了！而更不可思議的是，當他回到北京大學向學者們說出他所看到的一切的時候，那些學者們不相信他，說他造謠！這是更令人震驚的。就是這個國家的精英階層和一般的平民相距得已經太遠了，已經完全不是生活在同一個世界裡的了。
中國自秦統一以後兩千多年，官員的階層大多數不是世襲的，而是通過考試選拔的，只有皇帝才世襲。從這個意義上來說，中國早就結束了封建等級制，中國在兩千多年時間裡並不是像西方那樣子的封建等級制。封建社會的這個名稱是中共把馬克思、恩格斯對西方國家的社會狀態的分析直接套用到中國來，其實是不適應的。
反倒是在中共統治以後，中國這個國家的統治階層和精英階層，尤其在過去的30年當中，已經固化了，世襲了，就是中國的階層從最富有、最有權的，到最窮、最沒有權的，都已經固定了，沒有了歷史上曾經有過的跨階層的流動。這種階級的固化在中國歷史上是很少見的，不僅是在中國歷史上，在其它國家也是不多的。我講兩個國外的例子，就是當出現大批的學生輟學的時候，說明學生、家長、教師和社會都對這些學生學習的前景完全沒有信心，或者說是絕望了。
講起早期在美國排華時期的事情，美國很多城市唐人街的形成，並不是華人習慣性的聚集在一起，而是美國排華政策的一部分。唐人街是有嚴格的範圍的，它比如說東南西北各到哪一條街，這是規定的，就是華人那時候只能在這個區域內生活和經商，當然你可以出去，但你不能到這個外面去生活，不能到這個外面去工作。這個主要是1924年美國的移民法案規定的。然而就是在那種看不到希望的情況下，子女的教育仍然是華人最重視的。
華人在美國的移民早期第一代多半都是勞工，教育水平很低。在這種情況下，第二次世界大戰時期，美國的軍事工業急速膨脹，需要大量的人才，這時候他們發現在唐人街居住的那些勞工的第二代、第三代，擁有各個族裔幾乎是比例最高的工程學位，就是都是大學畢業，而且都學了工程。於是在1943年廢除排華法案，大批的華裔工程師走出唐人街，進入美國軍工和民用工業，而且這些人出來以後就再也沒有回去過。這也是到了50年代的時候，大家注意到在美國的軍工、航天業有很多華人工程師，除了從台灣去的一部分以外，相當部分是第二代、第三代的移民。
作為一個被法律規定了被歧視的少數族裔都能夠如此重視子女教育，而且是在看不到希望和前景的情況下；對比中國現在大批貧困地區的學生輟學，你想，要何等的絕望，才能讓華人去放棄他們子女的教育？
另一個例子就是對弱勢群體的政策性的幫助。這裡我指的不是說中國現在一大批被中共製造出來的弱勢群體，比如說拆遷戶，而是指的是由於歷史、文化、自然環境等等遺留下來的弱勢群體，如畢節地區的這些孩子的家庭和那個地區，就是說那是一個自然條件很惡劣的地區。
我們比較一下其它國家，就是美國的非洲裔的美國人，和一些不是亞裔的少數族裔，他們在歷史上受高等教育的機會要遠遠低於白人和其它族裔。而不受教育就很難改變貧窮的狀態，而越窮也就越難和別人去競爭，也就越難進入高等教育，這樣就形成了一個惡性循環。
為了打破這種情況，美國在60年代的時候通過了一個「平權法案」，這個法案就是在教育和就業方面，對非裔美國人和其它的一些少數族裔進行照顧，比如說降低大學的入學分數線，大公司和政府機構的雇員是強制性的規定少數族裔的比例等等。這個叫作平權法案的，大大提高了非裔美國人的教育水平和社會地位。
當然這種政策性的照顧和中國目前的高考的照顧，它正好是相反的。中國目前大城市，比如北京，它的高考錄取的分數線是對優勢團體的照顧，不是對弱勢團體的照顧，就是說北京人他錄取的同樣學校的分數線比外地考生要低得多，這個我們不去談它。
當然平權法案到了後來，出現了一種被認為叫作「逆向歧視」的。比如說入學的時候，白人和亞裔要比其它族裔的人更高得多的考分才能夠被錄取同樣的學校，這個最近被認為是另外一種形式的不平等。所以現在也出現了對平權法案要求廢除，就是當年它起過作用，但是到今天繼續實施平權法案的話，實際上是另外一種形式的歧視。最近也出現了一系列的法案訴訟，這是後話。這個現在要求廢除的呼聲，並不能否認平權法案在當時起到的作用。也就是說在中國，事實上政府的職能，或者立法機構的職能，如何幫助一些由自然條件所造成的弱勢群體，是沒有發揮作用的。
社會救助缺失原因何在
畢節悶死孩子這個事件反映了非常非常多的社會問題，其中有一個部分就是國家和社會救助的問題。現在有一種說法，就是說政府管不了那麼多，個人和民間應該在這一類活動當中發揮更大的作用。在一般的社會這種說法是有一定道理的，但是我們必須考慮到中國今天的實際情況。
在中國，一方面它的社會資源是完全由政府來控制的。中國人的實際稅率在世界上是屈指可數的極高的國家，要高於絕大部分西方的福利國家；而政府的財政支出用於福利的比例則是低得驚人。也就是說社會資源當中，原來由政府進行第二次分配，應該用於最需要的地方的錢被用到別的地方去了。
那麼這些錢用到哪裡去了呢？這個不用說都明白，只要看看畢節這個地方，是維基百科上所說的，貴州省最貧窮地區的這個城市的政府的大樓就可以看到了。這是貴州最貧窮的地區，而貴州本身又是內地省份當中最窮的，連美國都很少看到這麼壯觀的市政府的大樓。就說錢都用到哪裡去了？這是一方面，社會資源被政府和一些權貴階層霸占得太多。
另一方面是民間慈善機構的缺失，這倒不是說中國沒有慈善活動的傳統，中國自漢、唐以來，一直有寺廟為主的宗教慈善事業；而在宋以後，包括到明清，則是以政府為主導的慈善事業，是相當完善的；到了民國以後，則逐步形成了完全符合現代社會的慈善機構。所以中國的慈善機構原來是非常完善的，從宗教到政府，到民間團體，是一個全方位的慈善事業。
很不幸的是，這些完整的慈善事業在中共奪取政權以後，都被消滅了。從事慈善事業的人群，西方人都逃離中國了，或者被趕出中國了，原來從事慈善事業的中國人很多都逃到台灣去了；而留下的呢，都被中共的階層鬥爭，通過鎮壓反革命和消滅地主階層消滅掉了。所以中國的慈善事業是被徹底的毀滅掉的。
中共還有一個觀念，就是除了在階級鬥爭當中消滅掉了從事慈善事業的階層以外，它還有一個觀念就是社會主義是最先進的，沒有人需要接受慈善援助，即使是真正有困難的人，當然就是由黨去關懷他們，而不能把這些做好事的事情歸到慈善機構去。這種思維和政策一直維持到現在。
比如說在其它所有的國家都是屬於非政府機構的紅十字會，在中國就被政府歸納成政府機構了，變成了一個十足的官僚機構。它的結果如何呢？郭美美事件是對中共控制的這一類機構的本質最好的解釋。
這種思維方式和這種統治方式也是中國的民間團體，包括民間慈善團體難以生存的原因之一，一方面是中共不願意讓民間團體來分享從事慈善事業的榮譽。當然民間機構一旦大規模地直接介入到對弱勢群體的救助的話，對中共來說就是不能忍受的，因為民間（團體）在效率、透明度和服務的質量方面，馬上就會把中共官辦的這種救助給比下去，所以中共是不能忍受的。現在中共控制獨此一家，就是做得再差，也要你來感恩戴德，它不能容許你的感謝轉移到民間團體上去。
當然還有一個考慮，就是中共永遠對自己不能控制的民間團體是不放心的，它到今天都不容許民間團體獨立註冊成為非政府組織，尤其是全國性的。
在這種中國特殊的國情的情況下發生這麼嚴重的，5個孩子被悶死的事件，當然政府應該承擔全部的責任和承受全部的批評，因為它不容許別人從事這方面的工作，它要把這方面的工作全部包下來，所以它做得不好就必須承擔責任。
在這個事件當中，還有一個警察或者政府的不作為的事情。就這個事情還有一個情節是，家人已經在11天前就報案，說孩子失蹤了，警方並沒有紀錄表明他們採取了什麼行動。而在這些孩子流浪的地區，很多人是見過他們的。
為什麼沒有人管？這裡我想有多方面的因素。對於警方而言，很可能他們經常接到這一類報案，根本就不把它當回事。這可以從當年黑磚窯的童工們的家長在山西尋找那些他們被綁、被騙的孩子們，就是被騙到黑磚窯去做奴工的孩子們，在這個找尋的過程當中可以看出來，就是這一類事件，中國的警方是不會去主動調查的，即使你報案以後，他們也是非常勉強的去立案調查。在絕大部分情況下是需要家長去尋找，找到了以後，有了證據再去報案。在這種情況下，警方還是非常勉強，不願意的被捲入的。
警方的任務主要是什麼？警方的任務主要是維穩，維穩就包括打壓異議人士，打壓宗教信仰人士，打壓法輪功學員，為權貴階層服務，這是警方的主要任務，這些做好了，他們的政績、他們的獎金、他們的升官發財都有了。找失蹤的窮孩子這樣的工作，在警方是根本排不上號的。更何況那段時間正好是十八大，全國的警力都用在保衛十八大這個頭等重要的政治任務，不可能有功夫去管那些失蹤的窮孩子。
還有一個，就是一般的民眾為什麼不管？當然有多種因素，一種是這種乞丐兒童的事情見得太多了，也麻木了，而且也管不了；還有一種就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你像深圳的小悅悅被汽車壓了，生命處於危險當中，還有這麼多路人視而不見，為這些看上去活繃亂跳的男孩子操心的可能性就更少了。
還有一個，即使有人想管，也不知道怎麼管，因為根本就沒有相應的政府機構、民間機構。不像在西方國家，這種現象本來就不多，看到以後，有很多機構你可以去報案，馬上就有相應的機構就會來管。在中國就是，沒有機構去管，要想去管，也不知道怎麼入手。
說句老實話，一個國家的文明程度，受國際社會尊重的程度，真的不是靠有多少航母、有多少神州號火箭來決定的，也不是靠給發達國家建多少孔子學院決定的，而是對自己人民尊重的程度，自己人民在這個國家生活的是否尊嚴，這才能夠決定一個國家的文明程度，一個國家受人尊重的程度。
在這個事件當中，還有一個就是曝光者「被旅遊」。這次官方媒體它倒是沒有完全封殺這條消息，很多媒體和門戶網站都報導了，儘管說後來有一些限制。但是最先曝光提供這個消息的人權活動者李元龍，卻被當局旅遊了。李元龍本人就住在畢節。當然這個旅遊不一定是來自高層的指令，因為從中央到省部級，我覺得這段時間都在忙於瓜分十八大以後的權力的大餅，不會有時間來管這種對他們來說他們認為的小事。
但是地方當局敢於這樣做的話，也是維穩機制的常規運行。就是當一個地方的醜聞被曝光以後，他們所想到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讓這個曝光的人銷聲匿跡，可以是關起來，也可以送去旅遊。這樣做了，肯定不會有人為此丟官。這件事情丟的是當地官員的面子，在當地官員當中，想整李元龍的一定不少。官方在試圖消聲這方面所花的精力，肯定要比他們採取措施改善民生、改善教育，設法杜絕類似悲劇再發生，這方面的努力要大得多。
從賣火柴小女孩看中共教育宣傳的尷尬
這件事情暴露出了當局的另外一個方面的尷尬，就是事件一曝光以後，立刻就有人去拿《賣火柴的小女孩》做比較，這也是中共現在面臨的越來越大的麻煩。
是中國人，沒有不知道《賣火柴的小女孩》的故事，那是在小學教科書裡面必讀的內容。不過由於今天中共所實行的權貴資本主義更像是工業革命初期的那種資本主義，而不是現在資本主義，因此，今天在中國發生的很多事情都可以和中共揭露資本主義邪惡的那些教科書和媒體宣傳對上號，而且相當多在今天中國出現的事情比那些宣傳要有過之而無不及。
比如有人馬上就說，比起畢節所發生的這些孩子被悶死的事情，《賣火柴的小女孩》的小姑娘的故事立刻就弱爆了！這就是中共的教育宣傳洗腦遇到的一個大問題，就是自己越來越像以前仇恨宣傳那些被醜化的形象，而那些被醜化的形象其實大多數原本並沒有那麼壞，倒是中共官員們、中共現在的現實，卻超出了那些描述，這不是第一例，也不會是最後一例。
講到這裡又想起一句話，這句話當然說了很多了：「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正好前幾天出了一個酒鬼（酒）塑化劑超標的新聞，我只想從酒鬼酒的消費群體來看。天涯論壇上有一個自稱是酒鬼酒經銷商的，說了這麼一段話，他說：我們是湘潭酒鬼酒專賣店，我們的客戶主要是政府部門和企事業單位，他說事情出現的這幾天，銷售量完全沒有受影響，說明領導是非常理智的，沒有盲目地相信流言，他們站在領導的高度支持民族企業，非常感謝！
這句話太精彩了！酒鬼酒是屬於高端行列的品牌，就是說是高檔酒，政府部門和企事業單位要買那麼多的高檔酒幹什麼？一邊是為了取暖而悶死在垃圾箱裡的窮孩子，一邊是用納稅人的錢大肆消費高檔酒的官員們。從另一個角度上來看，社會病態到這種程度了，連消費高檔酒的官員都不能保證自己喝的酒的安全，這其實也是這個社會的一大諷刺。
文章來源：《希望之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