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2年12月7日訊】從劉大孬、陳克貴案看中國法律中的正當防衛
最近有兩個案子判決了，一個是河南鄭州的農民劉大孬被判死刑；另外一個是臨沂盲人維權律師陳光誠的姪子陳克貴，被判3年3個月，那我們從這兩起案子來看一看，中國的法律究竟有沒有正當防衛。
前幾天判的這兩個案子，一個河南鄭州村民劉大孬，他是在抗拆遷的過程當中，駕駛機動車輛導致4人死亡，2人重傷，5人輕傷，8人受傷，這是官方在判決時候公布的數字，說他的行為是構成了以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一審判處死刑。這個案子引發了很多爭論。
當然這裡頭有很多法律問題，在法庭辯論的時候，他的辯護律師也談到了，我們就不談具體的法律問題，今天就談兩點。一個是在法庭辯論的時候，辯方認為南劉莊村的拆遷，不具備立項批准文件、建設用地規劃許可文件和集體土地徵收批覆文件等等，這些是拆遷所必須的法定文書。拆遷這一方，它的全部根據只是一份叫作「鄭州市人民政府市長辦公會議機要2009年71號」，所以辯方律師認為，2010年6月1日對南劉莊村的拆遷行為應該屬於違法行為。
既然這個事件的誘發是由拆遷引起的，那麼這個拆遷本身違不違法就很重要。也就是說，無論劉大孬是屬於正當防衛，還是防衛過度，他都是防衛，他並不是去主動侵犯別人，因為對方是違法侵犯了他的利益，所以在這點上就是說法庭辯論的過程當中，顯然法院沒有從這個角度去看問題。另一點想提出來的就是，法庭在給他判刑判罪的時候，說他是構成了以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事實上拆遷那方所代表的並不是公共的利益，即使危害到了這些人的安全，也不是危害公共安全，因為這批人並不在一般的概念上的公共場所代表的公共利益。
劉大孬對拆遷一方的人造成的人身傷害，是屬於對個體的傷害，並不是危害公共安全，因為在這裡用暴力侵犯私人財產，就是拆遷，是犯罪集團的行為，他們的行為真正屬於危害公共安全的。這是第一個案子。
第二個案子就是舉世矚目的陳克貴案，盲人維權律師陳光誠的姪子陳克貴，在11月30日被以故意傷害罪，由臨沂法院判決有期徒刑3年3個月。這件事情當時是發生在陳光誠突破了重重封鎖以後，去了北京，幾天以後，當地官員發現陳光誠不見了，於是就半夜三更，一大夥人沒有任何證件，黑燈瞎火的就闖到陳光誠大哥陳光福的家，陳克貴在遭到了圍毆以後，生命處於危險狀態的時候，用菜刀進行自衛，造成帶頭闖進他們家的鎮長張健等幾個人受傷。
這個顯然是一個很典型的正當防衛案，而且是對方半夜三更破門入室，毆打陳可貴在先，這種行為在任何時代，任何國家，都是屬於強盜行為，都不存在防衛過度的問題，因為這個案子當中犯罪的是張健等人，但這些人卻沒有在這個案子當中被審判。
在陳克貴的案子裡面，其實就談到一個問題，就是進門入室。而前面這個劉大孬的案子也和「家」有關。「家」是什麼？按中文，屋頂下面養一頭豬（豕），這就是「家」。也就是房子裡面，它要住人才是家，只有房子不是家；這個和英文是一樣的。其實英文這個home和house的區別也是類似的，如果你有自己的房子，那麼它叫homeowner，而不是叫houseowner，就是你是一個家的擁有者，而不是一個房子的擁有者。古代人說的是「安其居而樂其業，甘其食而美其服。」安居是列為首位的，所以在民生的問題上，安居應該是第一位的。
家庭作為個人最後的避難所，它是神聖不可侵犯的，古今中外都沒有例外，都是這樣的。比如說中國歷史上，中國歷史上的法律都有類似的規定，唐朝規定是「諸夜無故入人家者，笞四十。主人登時格殺者，勿論。若知非侵犯而殺傷者，減鬥殺傷二等。其已就拘執而殺傷者，各以鬥殺傷論，至死者加役流。」宋朝的法律這方面的規定跟唐朝是一樣的。元朝時候規定，說是「諸寅夜潛入人家，被毆傷而死者，勿論。」就是如果你深更半夜到人家家裡，被人家打傷了，以後死亡了，這個打死他的人，是沒有罪的。明朝時候的法律，說「凡夜無故入人家內者，杖八十，主家登時殺死者，勿論。其已就拘執而擅殺傷者，減鬥殺傷罪二等，至死者杖一百，徒三年。」清朝的法律跟明朝是一樣的。
不管具體法律界如何考證這些，因為這裡有些爭論的。有人認為唐朝的法律強調的僅僅是夜間犯罪，而不是進入人家，就是說雖然它講的是夜無故入人家，就是晚上無緣無故到人家家去，它強調的是夜間，但是我們可以看到在張健帶人闖入陳克貴家的時候，他的條件是符合從唐朝到清朝，各個朝代關於這方面的法律的。
他符合這麼幾條，第一條他是夜間無故闖到人家家裡去，所以第一個要懲罰的是入侵者，任何法律都是這樣的。唐朝對於晚上闖到人家家去的，是鞭打四十，到明朝、清朝是打八十大板。第二，房主將入侵者當場殺死的話，房主無罪。所有的法律都是這樣規定的。第三，如果你明知這個入侵者不是有意來入侵的，就是說可能是鄰居來訪問，或者是怎麼樣，而殺傷對方的話，他要按照打架鬥毆殺傷，但是要減兩級罪刑來量刑，因為這畢竟是你的家，所以它對這個家還是很重視的。
第四個就是如果入侵者已經被限制了，就是說被房主抓住了，或者是被別人來幫忙的人抓住了，就是他已經被抓住以後，再被這個房主打死的話，房主是要負一定責任的，是要負法律責任的，負什麼法律責任呢？按照明朝、清朝的法律，就是打一百大板加三年徒刑。也就是說按照明朝、清朝的法律，陳克貴只有在把入侵者張健綑綁起來以後，張健在沒有自由、沒有反抗的情況下被打死了，這種時候陳克貴才能判三年徒刑，也就是他現在判的這個罪。
而當時發生的情況是，即使張健被打死，陳克貴也不應該負任何法律責任。我們講的是中國從唐到清，一千年來的所有的法律都是這樣的。就從這條法律的實施來看的話，中共所說的舊社會，任何一個朝代都比這個新社會要好得多。
剛才講的是中國歷史上，再講講外國。在大陸大家都知道美國槍枝氾濫，但很少有人知道，美國人持槍的主要理由是保護家，不是出去打架，當然有的人喜歡收藏，美國人有持槍的傳統，有的人喜歡打獵，有的人喜歡射擊等等，這個沒有關係，但是保護家這是第一位的。
對於把槍拿出家，這個各個州的規定不一樣，很多州對你把槍放在車上是有規定的，比較多的規定就是，開車的人和前排乘客伸手可以觸及到的地方，不能放上了彈匣的槍枝。據說法律最嚴格的是新澤西州，新澤西州是任何車輛上不准有槍枝，只有幾個例外。一個是你從買槍的商店開回家的路上，車上可以放槍枝，你總得把它拿回來；另外一個就是從家裡開到容許用槍的地方，比如說打獵的場所，或者是射擊俱樂部等等，那是可以的。但是沒有哪個地方，沒有哪一個州禁止在家裡面保存槍枝的。
記得有一年鬼節，有一個日本的國際學生，在化妝討糖時，因為聽不懂房主叫他站住的英文，而被開槍打死，結果法庭判槍手房主無罪。有些媒體特別是一些亞裔的媒體，認為那是種族歧視。其實在美國，房主擔心自己和自己家庭的安全就開槍，而對方在他的房產的範圍之內，在美國前後院子都是屬於你的房產，法庭在這種情況下，判這個開槍的房主無罪，在美國是很正常的現象。
在西方的法律體系當中，家庭作為私人財產的一個最重要的部分和象徵，是絕對受法律保護的，受國家保護的，不然的話，不能保護家，要國家幹什麼！其實在中共這個法律體系裡面，也是應該保護的，只是中國的法院從來不按照法律去判案而已。這兩個案子，尤其是陳克貴的案子，和早些時候發生的瀋陽小販夏俊峰的案子略有不同。夏俊峰是被城管圍毆，生命受到威脅的時候反抗，不當心殺死城管。
發生的地點不同，這三個案子，陳克貴的案子是發生在他自己的家裡；河南劉大孬的案子是發生在比較廣義的家，就拆遷是侵犯到他的家了，但是發生地點不一定在他的家裡面；而夏俊峰的案子是被抓到了城管辦公室發生的，這是發生地點不一樣。但是他們有共同的地方，都是政府當局違法在先，使用暴力在先，違法在先和使用暴力在先，這兩個還不完全是一回事。你像劉大孬的案子，違法在先，指的是違法拆遷，而暴力是在劉大孬抗拆遷的過程當中，拆遷者使用暴力對待他。
在這三個案子當中，當局的處理是類似的，就是完全不追究當局，或者是政府人員，或者是拆遷人員，違法在先的罪行，在這三個案子當中，都沒有追究。你像瀋陽的城管，鄭州的拆遷方，臨沂的張健，以及張健所帶去的人員，都沒有被追究，三個案子都是把被迫自衛的受害者給判了，而且都沒有提到受害者是正當防衛。當然我們在這裡不去評價這個防衛度的問題，就是說我們不論他是不是防衛過度了，這個不在我們今天討論範圍之內，就是說他至少是防衛。
為什麼法庭會這樣判呢？三個案子反應的都是當局對民眾的掠奪和剝奪。在陳克貴的案子當中，是對陳克貴政治權利的剝奪；在夏俊峰的案子當中，是對夏俊峰生存權的剝奪，就是經濟上的生存權的剝奪，就不讓他生活了，要沒收他所有做小販的東西；在劉大孬的案子當中，是對私人財產的掠奪，就是他的房子。除了簡單的官官相護的解釋以外，還有一種就是，非法掠奪是中共大小權貴們積累財富和顯示權力的主要方式，整個法律體系就是為他們服務的，這個系統就是這麼設計的。這種枉法的判決，在中國是屬於常態，就是絕大部分案件沒有例外，就是這麼判的。如果說出現司法正義的話，那是非常非常少見的偶然，是例外，或者是牽涉到官場內部爭鬥的其它因素在裡面，這才可能偶爾會出現司法正義。就是說冤判是常態。
河南平墳是銷毀賣血艾滋病證據嗎
下面再討論另外一個問題，就是河南的平墳運動和艾滋病。河南這段時間進行了轟轟烈烈的平墳運動，引起了國內外的關注。河南在中共統治期間是非常特殊的地方，在「大躍進」期間，出現了震驚全國的「信陽事件」，因為糧食都被奪走了，致使大批農民餓死。即使當時在國內餓死了幾千萬人，河南信陽事件也是相當突出的，現在又出來一個平墳運動。
當然平墳不是今天才開始的。文革期間，全國農業學大寨，平墳就是重要的一環。據說給的理由是，墳是死人跟活人搶耕地。這一點我不明白，中國是一個農業社會，土葬、修墳是幾千年的傳統，如果說和活人搶耕地，那幾千年來東部人口稠密的地區應該早就沒耕地了，幾千年都沒有這問題，怎麼一到中共統治，死人就和活人搶耕地了呢？這是我沒法想通的。這次河南平墳的理由也是平墳還耕。這些年大家知道，中國的經濟發展很快，城市的擴張速度也很快。本來城市的周邊都是良田。（中國）也有很多是不能耕種的荒地，從丘陵到山區，越向西越多；而城市絕大部分都是在農業被深度開發了的地方，所以城市周邊都是良好的土地，都是良田，隨便一個開發商，圈一次地就不知道侵占多少農田。從來沒有見過哪一個地方政府用侵占土地的理由，來禁止自己倒賣土地的。
另外，根據高耀潔醫師的說法，顯然平墳鬧得最凶的地區，是艾滋病死亡人口最多的地區。也就是說那些地區本來已經人煙稀少了，缺的是人不是耕地，所以平墳找出來的藉口並不成立。既然歷史上就沒有人和墳搶耕地的事情，而在中國其它地區也沒有出現這麼大規模的平墳運動，顯然河南當局拿出來的理由是說服不了人的。只能說高耀潔醫師的說法最能說服人，最可能是事情的真相。根據高耀潔醫師的看法，平墳在河南從本世紀初就開始了，主要是平患愛滋病死亡者的墳。她認為這是要銷毀艾滋病最後的證據。
從河南開始的血漿經濟，造成大規模的採血交叉汙染，致使艾滋病爆發，這一直是中共最高當局的一塊心病。倒不是說這些當官的有什麼內疚，而是這件事老一直提的話，怕影響自己升官，也怕影響中共整體形象。對於上訪的人，就要求當地把他遣送回去，不要在北京影響中共形象。所以我們才看到出現了這樣的怪事，每年12月1日是艾滋病日，在艾滋病日的時候，一面是李克強高調會見艾滋病患者，和關注艾滋病的民間草根團體；而另一方面是將上訪的艾滋病患者，那些代表登記以後，再讓河南的截訪人員帶走。
這兩件事情看起來實際上是矛盾的，一方面這麼關注艾滋病，另一方面又這樣去打壓艾滋病的上訪者。當然這在中共是常規操作，就是對同一件事情，它的表面宣傳和真實做法永遠是對立的。
上次我們談到貴州畢節五名兒童取暖被悶死在垃圾箱裡的慘劇，我提到政府有責任對自然條件惡劣的地區去指導性的幫助，這種幫助就應該包括開發利用自然資源，當然不是掠奪性的開發，更不是像現在在西藏那些地區進行的開發。就是說這種自然資源是當地很豐富，又不會影響當地自然生態的這種開發。另外就是開發適合當地自然條件的經濟作物等等，當然這個中國有的是專家。我想起那次去台北的時候，一位朋友就跟我介紹，說早在50年代的時候，美國對台灣農業的援助，很重要的一個部份就是幫助研究開發農業技術、推廣先進農業技術。這是美國援助的最主要部分之一。
其實在60年代發生的綠色革命也是這樣的，就是說用改良農作物的品種，推廣優良品種的方式，去解決很多第三世界國家的糧食問題。當然這種做法和結果仍然有很多爭議和副作用，但是這畢竟是個主要的途徑。
不僅美國和發達國家是這樣，中國其實也是這樣。中共對非洲進行援助，很重要的一部分就是農業的技術支援和指導，只是不知道為什麼這些指導和援助可以幫助非洲的經濟，卻不能解決國內貧窮地區的經濟，以至於河南這樣的中原大省，還需要由政府官員出面去推動農民賣血脫貧這樣的血漿經濟。全世界真不知道還有什麼別的國家曾經有過這麼荒唐的事情。
究竟是一種什麼心態，會讓那些坐在高位上的官員們去推動讓人賣血致富的經濟呢？那種不是正常人的思維。作為個人賣血是可以理解的，這裡不討論自願獻血的問題，窮人賣血在哪個國家都有，但是如果把它作為一種地方經濟的方式來進行推廣，那不是人的思維方式，所以我們只能去分析和猜測。
一種可能性就是當官的有一個脫貧的政策壓力。在中國任何一種政策，即使是看上去很好的，脫貧聽上去很好，一到中共操作的時候就變了味了。脫貧致富一旦成為一種政治運動、政治需要的時候，那麼為了完成這個政治任務就可以不擇手段，這是中共所有官員的正常思維。
中共指的脫貧，說穿了，它並不是讓窮人能過上體面的生活，而是做為官員的政績。它官做的是數字不是人，就說每年有幾百萬人、幾千萬人脫貧了，它關心的並不是一個一個個體的人。對地方統治者來說，顯然賣血的血漿經濟是最不需要動用人力、物力、智力、資源，而見效最快的一種方法。
另一個跟這個相關的，就是「發展是硬道理」的中共發展觀，這是另一種數字。在中國，數字出官，你只要數字夠硬就能當官，就能升遷。李長春最後進入政治局常委當然有很多其它因素，包括他投靠江，成為江系的人馬。當然有很多因素。但是在河南當政期間有血漿經濟推動GDP的發展，會不會也是開始的時候，把他從河南提拔上去的理由呢？當時在河南血漿經濟正繁榮的時候，艾滋病還沒有出現，或者說沒有大量曝光，或者說被掩蓋得很好，看到的都是他的所謂政績，至於這個政績怎麼來的，是賣血來的，上面是不管的。
而在中國的官員系統上一旦爬上去以後，不會因為他當時在原來那地方所犯下的罪行而把他拉下來，從來沒有這樣的例子。所以說他是踏著血漿經濟艾滋病受害者的壘壘白骨爬上去的，也不為過。當然其他的官員也會有其他的罪行爬上去。
中共至今仍然一口咬定，在中國艾滋病的主要來源是性傳播和毒品傳播，它不承認是輸血和賣血的交叉感染。原因在哪呢？就是在於把艾滋病的來源歸罪於性和毒品，責任是個人的；而如果是承認艾滋病是來自賣血經濟的，責任是共產黨的。
接見艾滋病患者和關注艾滋病的民間草根團體，它體現的是共產黨對人民的「關懷」；而承認和解決河南各地賣血感染艾滋病的受害者，就是承認中共的犯罪和逃避中共應該承擔的責任。這就是為什麼會出現一面高調會見艾滋病活動家和患者，一面打壓艾滋病上訪者，出現這麼矛盾現象的根本原因。
對中共來說，銷毀了證據，事情就好像沒有發生過。因此像中共長期以來禁止對文革進行研究，和今天在河南推動的平墳運動，都是出自這種同樣的思維方式。
文章來源：《希望之聲》
最近有兩個案子判決了，一個是河南鄭州的農民劉大孬被判死刑；另外一個是臨沂盲人維權律師陳光誠的姪子陳克貴，被判3年3個月，那我們從這兩起案子來看一看，中國的法律究竟有沒有正當防衛。
前幾天判的這兩個案子，一個河南鄭州村民劉大孬，他是在抗拆遷的過程當中，駕駛機動車輛導致4人死亡，2人重傷，5人輕傷，8人受傷，這是官方在判決時候公布的數字，說他的行為是構成了以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一審判處死刑。這個案子引發了很多爭論。
當然這裡頭有很多法律問題，在法庭辯論的時候，他的辯護律師也談到了，我們就不談具體的法律問題，今天就談兩點。一個是在法庭辯論的時候，辯方認為南劉莊村的拆遷，不具備立項批准文件、建設用地規劃許可文件和集體土地徵收批覆文件等等，這些是拆遷所必須的法定文書。拆遷這一方，它的全部根據只是一份叫作「鄭州市人民政府市長辦公會議機要2009年71號」，所以辯方律師認為，2010年6月1日對南劉莊村的拆遷行為應該屬於違法行為。
既然這個事件的誘發是由拆遷引起的，那麼這個拆遷本身違不違法就很重要。也就是說，無論劉大孬是屬於正當防衛，還是防衛過度，他都是防衛，他並不是去主動侵犯別人，因為對方是違法侵犯了他的利益，所以在這點上就是說法庭辯論的過程當中，顯然法院沒有從這個角度去看問題。另一點想提出來的就是，法庭在給他判刑判罪的時候，說他是構成了以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事實上拆遷那方所代表的並不是公共的利益，即使危害到了這些人的安全，也不是危害公共安全，因為這批人並不在一般的概念上的公共場所代表的公共利益。
劉大孬對拆遷一方的人造成的人身傷害，是屬於對個體的傷害，並不是危害公共安全，因為在這裡用暴力侵犯私人財產，就是拆遷，是犯罪集團的行為，他們的行為真正屬於危害公共安全的。這是第一個案子。
第二個案子就是舉世矚目的陳克貴案，盲人維權律師陳光誠的姪子陳克貴，在11月30日被以故意傷害罪，由臨沂法院判決有期徒刑3年3個月。這件事情當時是發生在陳光誠突破了重重封鎖以後，去了北京，幾天以後，當地官員發現陳光誠不見了，於是就半夜三更，一大夥人沒有任何證件，黑燈瞎火的就闖到陳光誠大哥陳光福的家，陳克貴在遭到了圍毆以後，生命處於危險狀態的時候，用菜刀進行自衛，造成帶頭闖進他們家的鎮長張健等幾個人受傷。
這個顯然是一個很典型的正當防衛案，而且是對方半夜三更破門入室，毆打陳可貴在先，這種行為在任何時代，任何國家，都是屬於強盜行為，都不存在防衛過度的問題，因為這個案子當中犯罪的是張健等人，但這些人卻沒有在這個案子當中被審判。
在陳克貴的案子裡面，其實就談到一個問題，就是進門入室。而前面這個劉大孬的案子也和「家」有關。「家」是什麼？按中文，屋頂下面養一頭豬（豕），這就是「家」。也就是房子裡面，它要住人才是家，只有房子不是家；這個和英文是一樣的。其實英文這個home和house的區別也是類似的，如果你有自己的房子，那麼它叫homeowner，而不是叫houseowner，就是你是一個家的擁有者，而不是一個房子的擁有者。古代人說的是「安其居而樂其業，甘其食而美其服。」安居是列為首位的，所以在民生的問題上，安居應該是第一位的。
家庭作為個人最後的避難所，它是神聖不可侵犯的，古今中外都沒有例外，都是這樣的。比如說中國歷史上，中國歷史上的法律都有類似的規定，唐朝規定是「諸夜無故入人家者，笞四十。主人登時格殺者，勿論。若知非侵犯而殺傷者，減鬥殺傷二等。其已就拘執而殺傷者，各以鬥殺傷論，至死者加役流。」宋朝的法律這方面的規定跟唐朝是一樣的。元朝時候規定，說是「諸寅夜潛入人家，被毆傷而死者，勿論。」就是如果你深更半夜到人家家裡，被人家打傷了，以後死亡了，這個打死他的人，是沒有罪的。明朝時候的法律，說「凡夜無故入人家內者，杖八十，主家登時殺死者，勿論。其已就拘執而擅殺傷者，減鬥殺傷罪二等，至死者杖一百，徒三年。」清朝的法律跟明朝是一樣的。
不管具體法律界如何考證這些，因為這裡有些爭論的。有人認為唐朝的法律強調的僅僅是夜間犯罪，而不是進入人家，就是說雖然它講的是夜無故入人家，就是晚上無緣無故到人家家去，它強調的是夜間，但是我們可以看到在張健帶人闖入陳克貴家的時候，他的條件是符合從唐朝到清朝，各個朝代關於這方面的法律的。
他符合這麼幾條，第一條他是夜間無故闖到人家家裡去，所以第一個要懲罰的是入侵者，任何法律都是這樣的。唐朝對於晚上闖到人家家去的，是鞭打四十，到明朝、清朝是打八十大板。第二，房主將入侵者當場殺死的話，房主無罪。所有的法律都是這樣規定的。第三，如果你明知這個入侵者不是有意來入侵的，就是說可能是鄰居來訪問，或者是怎麼樣，而殺傷對方的話，他要按照打架鬥毆殺傷，但是要減兩級罪刑來量刑，因為這畢竟是你的家，所以它對這個家還是很重視的。
第四個就是如果入侵者已經被限制了，就是說被房主抓住了，或者是被別人來幫忙的人抓住了，就是他已經被抓住以後，再被這個房主打死的話，房主是要負一定責任的，是要負法律責任的，負什麼法律責任呢？按照明朝、清朝的法律，就是打一百大板加三年徒刑。也就是說按照明朝、清朝的法律，陳克貴只有在把入侵者張健綑綁起來以後，張健在沒有自由、沒有反抗的情況下被打死了，這種時候陳克貴才能判三年徒刑，也就是他現在判的這個罪。
而當時發生的情況是，即使張健被打死，陳克貴也不應該負任何法律責任。我們講的是中國從唐到清，一千年來的所有的法律都是這樣的。就從這條法律的實施來看的話，中共所說的舊社會，任何一個朝代都比這個新社會要好得多。
剛才講的是中國歷史上，再講講外國。在大陸大家都知道美國槍枝氾濫，但很少有人知道，美國人持槍的主要理由是保護家，不是出去打架，當然有的人喜歡收藏，美國人有持槍的傳統，有的人喜歡打獵，有的人喜歡射擊等等，這個沒有關係，但是保護家這是第一位的。
對於把槍拿出家，這個各個州的規定不一樣，很多州對你把槍放在車上是有規定的，比較多的規定就是，開車的人和前排乘客伸手可以觸及到的地方，不能放上了彈匣的槍枝。據說法律最嚴格的是新澤西州，新澤西州是任何車輛上不准有槍枝，只有幾個例外。一個是你從買槍的商店開回家的路上，車上可以放槍枝，你總得把它拿回來；另外一個就是從家裡開到容許用槍的地方，比如說打獵的場所，或者是射擊俱樂部等等，那是可以的。但是沒有哪個地方，沒有哪一個州禁止在家裡面保存槍枝的。
記得有一年鬼節，有一個日本的國際學生，在化妝討糖時，因為聽不懂房主叫他站住的英文，而被開槍打死，結果法庭判槍手房主無罪。有些媒體特別是一些亞裔的媒體，認為那是種族歧視。其實在美國，房主擔心自己和自己家庭的安全就開槍，而對方在他的房產的範圍之內，在美國前後院子都是屬於你的房產，法庭在這種情況下，判這個開槍的房主無罪，在美國是很正常的現象。
在西方的法律體系當中，家庭作為私人財產的一個最重要的部分和象徵，是絕對受法律保護的，受國家保護的，不然的話，不能保護家，要國家幹什麼！其實在中共這個法律體系裡面，也是應該保護的，只是中國的法院從來不按照法律去判案而已。這兩個案子，尤其是陳克貴的案子，和早些時候發生的瀋陽小販夏俊峰的案子略有不同。夏俊峰是被城管圍毆，生命受到威脅的時候反抗，不當心殺死城管。
發生的地點不同，這三個案子，陳克貴的案子是發生在他自己的家裡；河南劉大孬的案子是發生在比較廣義的家，就拆遷是侵犯到他的家了，但是發生地點不一定在他的家裡面；而夏俊峰的案子是被抓到了城管辦公室發生的，這是發生地點不一樣。但是他們有共同的地方，都是政府當局違法在先，使用暴力在先，違法在先和使用暴力在先，這兩個還不完全是一回事。你像劉大孬的案子，違法在先，指的是違法拆遷，而暴力是在劉大孬抗拆遷的過程當中，拆遷者使用暴力對待他。
在這三個案子當中，當局的處理是類似的，就是完全不追究當局，或者是政府人員，或者是拆遷人員，違法在先的罪行，在這三個案子當中，都沒有追究。你像瀋陽的城管，鄭州的拆遷方，臨沂的張健，以及張健所帶去的人員，都沒有被追究，三個案子都是把被迫自衛的受害者給判了，而且都沒有提到受害者是正當防衛。當然我們在這裡不去評價這個防衛度的問題，就是說我們不論他是不是防衛過度了，這個不在我們今天討論範圍之內，就是說他至少是防衛。
為什麼法庭會這樣判呢？三個案子反應的都是當局對民眾的掠奪和剝奪。在陳克貴的案子當中，是對陳克貴政治權利的剝奪；在夏俊峰的案子當中，是對夏俊峰生存權的剝奪，就是經濟上的生存權的剝奪，就不讓他生活了，要沒收他所有做小販的東西；在劉大孬的案子當中，是對私人財產的掠奪，就是他的房子。除了簡單的官官相護的解釋以外，還有一種就是，非法掠奪是中共大小權貴們積累財富和顯示權力的主要方式，整個法律體系就是為他們服務的，這個系統就是這麼設計的。這種枉法的判決，在中國是屬於常態，就是絕大部分案件沒有例外，就是這麼判的。如果說出現司法正義的話，那是非常非常少見的偶然，是例外，或者是牽涉到官場內部爭鬥的其它因素在裡面，這才可能偶爾會出現司法正義。就是說冤判是常態。
河南平墳是銷毀賣血艾滋病證據嗎
下面再討論另外一個問題，就是河南的平墳運動和艾滋病。河南這段時間進行了轟轟烈烈的平墳運動，引起了國內外的關注。河南在中共統治期間是非常特殊的地方，在「大躍進」期間，出現了震驚全國的「信陽事件」，因為糧食都被奪走了，致使大批農民餓死。即使當時在國內餓死了幾千萬人，河南信陽事件也是相當突出的，現在又出來一個平墳運動。
當然平墳不是今天才開始的。文革期間，全國農業學大寨，平墳就是重要的一環。據說給的理由是，墳是死人跟活人搶耕地。這一點我不明白，中國是一個農業社會，土葬、修墳是幾千年的傳統，如果說和活人搶耕地，那幾千年來東部人口稠密的地區應該早就沒耕地了，幾千年都沒有這問題，怎麼一到中共統治，死人就和活人搶耕地了呢？這是我沒法想通的。這次河南平墳的理由也是平墳還耕。這些年大家知道，中國的經濟發展很快，城市的擴張速度也很快。本來城市的周邊都是良田。（中國）也有很多是不能耕種的荒地，從丘陵到山區，越向西越多；而城市絕大部分都是在農業被深度開發了的地方，所以城市周邊都是良好的土地，都是良田，隨便一個開發商，圈一次地就不知道侵占多少農田。從來沒有見過哪一個地方政府用侵占土地的理由，來禁止自己倒賣土地的。
另外，根據高耀潔醫師的說法，顯然平墳鬧得最凶的地區，是艾滋病死亡人口最多的地區。也就是說那些地區本來已經人煙稀少了，缺的是人不是耕地，所以平墳找出來的藉口並不成立。既然歷史上就沒有人和墳搶耕地的事情，而在中國其它地區也沒有出現這麼大規模的平墳運動，顯然河南當局拿出來的理由是說服不了人的。只能說高耀潔醫師的說法最能說服人，最可能是事情的真相。根據高耀潔醫師的看法，平墳在河南從本世紀初就開始了，主要是平患愛滋病死亡者的墳。她認為這是要銷毀艾滋病最後的證據。
從河南開始的血漿經濟，造成大規模的採血交叉汙染，致使艾滋病爆發，這一直是中共最高當局的一塊心病。倒不是說這些當官的有什麼內疚，而是這件事老一直提的話，怕影響自己升官，也怕影響中共整體形象。對於上訪的人，就要求當地把他遣送回去，不要在北京影響中共形象。所以我們才看到出現了這樣的怪事，每年12月1日是艾滋病日，在艾滋病日的時候，一面是李克強高調會見艾滋病患者，和關注艾滋病的民間草根團體；而另一方面是將上訪的艾滋病患者，那些代表登記以後，再讓河南的截訪人員帶走。
這兩件事情看起來實際上是矛盾的，一方面這麼關注艾滋病，另一方面又這樣去打壓艾滋病的上訪者。當然這在中共是常規操作，就是對同一件事情，它的表面宣傳和真實做法永遠是對立的。
上次我們談到貴州畢節五名兒童取暖被悶死在垃圾箱裡的慘劇，我提到政府有責任對自然條件惡劣的地區去指導性的幫助，這種幫助就應該包括開發利用自然資源，當然不是掠奪性的開發，更不是像現在在西藏那些地區進行的開發。就是說這種自然資源是當地很豐富，又不會影響當地自然生態的這種開發。另外就是開發適合當地自然條件的經濟作物等等，當然這個中國有的是專家。我想起那次去台北的時候，一位朋友就跟我介紹，說早在50年代的時候，美國對台灣農業的援助，很重要的一個部份就是幫助研究開發農業技術、推廣先進農業技術。這是美國援助的最主要部分之一。
其實在60年代發生的綠色革命也是這樣的，就是說用改良農作物的品種，推廣優良品種的方式，去解決很多第三世界國家的糧食問題。當然這種做法和結果仍然有很多爭議和副作用，但是這畢竟是個主要的途徑。
不僅美國和發達國家是這樣，中國其實也是這樣。中共對非洲進行援助，很重要的一部分就是農業的技術支援和指導，只是不知道為什麼這些指導和援助可以幫助非洲的經濟，卻不能解決國內貧窮地區的經濟，以至於河南這樣的中原大省，還需要由政府官員出面去推動農民賣血脫貧這樣的血漿經濟。全世界真不知道還有什麼別的國家曾經有過這麼荒唐的事情。
究竟是一種什麼心態，會讓那些坐在高位上的官員們去推動讓人賣血致富的經濟呢？那種不是正常人的思維。作為個人賣血是可以理解的，這裡不討論自願獻血的問題，窮人賣血在哪個國家都有，但是如果把它作為一種地方經濟的方式來進行推廣，那不是人的思維方式，所以我們只能去分析和猜測。
一種可能性就是當官的有一個脫貧的政策壓力。在中國任何一種政策，即使是看上去很好的，脫貧聽上去很好，一到中共操作的時候就變了味了。脫貧致富一旦成為一種政治運動、政治需要的時候，那麼為了完成這個政治任務就可以不擇手段，這是中共所有官員的正常思維。
中共指的脫貧，說穿了，它並不是讓窮人能過上體面的生活，而是做為官員的政績。它官做的是數字不是人，就說每年有幾百萬人、幾千萬人脫貧了，它關心的並不是一個一個個體的人。對地方統治者來說，顯然賣血的血漿經濟是最不需要動用人力、物力、智力、資源，而見效最快的一種方法。
另一個跟這個相關的，就是「發展是硬道理」的中共發展觀，這是另一種數字。在中國，數字出官，你只要數字夠硬就能當官，就能升遷。李長春最後進入政治局常委當然有很多其它因素，包括他投靠江，成為江系的人馬。當然有很多因素。但是在河南當政期間有血漿經濟推動GDP的發展，會不會也是開始的時候，把他從河南提拔上去的理由呢？當時在河南血漿經濟正繁榮的時候，艾滋病還沒有出現，或者說沒有大量曝光，或者說被掩蓋得很好，看到的都是他的所謂政績，至於這個政績怎麼來的，是賣血來的，上面是不管的。
而在中國的官員系統上一旦爬上去以後，不會因為他當時在原來那地方所犯下的罪行而把他拉下來，從來沒有這樣的例子。所以說他是踏著血漿經濟艾滋病受害者的壘壘白骨爬上去的，也不為過。當然其他的官員也會有其他的罪行爬上去。
中共至今仍然一口咬定，在中國艾滋病的主要來源是性傳播和毒品傳播，它不承認是輸血和賣血的交叉感染。原因在哪呢？就是在於把艾滋病的來源歸罪於性和毒品，責任是個人的；而如果是承認艾滋病是來自賣血經濟的，責任是共產黨的。
接見艾滋病患者和關注艾滋病的民間草根團體，它體現的是共產黨對人民的「關懷」；而承認和解決河南各地賣血感染艾滋病的受害者，就是承認中共的犯罪和逃避中共應該承擔的責任。這就是為什麼會出現一面高調會見艾滋病活動家和患者，一面打壓艾滋病上訪者，出現這麼矛盾現象的根本原因。
對中共來說，銷毀了證據，事情就好像沒有發生過。因此像中共長期以來禁止對文革進行研究，和今天在河南推動的平墳運動，都是出自這種同樣的思維方式。
文章來源：《希望之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