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2年12月17日訊】司馬光是第一部編年體通史《資治通鑑》的編輯者。他為人忠孝節義、剛正不阿，其人格堪稱實踐儒家思想的典範。
司馬光家世代官宦，其父司馬池官至兵部郎中、天章閣待制，以清廉仁厚享有盛譽。司馬光受家庭熏陶，自幼篤誠好學。他七歲時，「凜然如成人，聞講《左傳》，即能了其大旨」，常「手不釋卷，至不知飢渴寒暑」。十五歲時，便「於書無所不通，文辭醇深，有西漢風」。二十歲時就中了進士，但他非常謙虛謹慎，從不驕傲自大，立志以仁德建功立業，他博古通今，對經學和史學的研究尤其擅長。
具有濃厚儒家思想的司馬光，以天下為己任，為官後常上疏陳述治國的建議，認為人才、禮治、仁政、信義是治國安邦之本。他上疏闡述仁君大德有三，即仁、明、武。所謂仁：即「興教化，修政治，養百姓，利萬物」；所謂明，即「知道義，識安危，別愚賢，辨是非」；所謂武，即「惟道所在，斷之不疑，奸不能惑，佞不能疑」。他堅持原則，維護綱常，敢於薦賢斥佞，敢於犯顏直諫，面折廷爭，從不顧及個人安危，被稱為社稷之臣，宋神宗也感慨地說：「如光者，常在左右，自可無過。」
司馬光認識到治國平天下者必須熟讀歷史，說：「治國安邦，不可不讀史」。他擔任天章閣待制兼侍講官時，看到幾間屋子都是史書，浩如煙海的史籍，即使一個人窮其一生也是看不過來的，於是產生了一個編寫一本既系統又簡明扼要的通史的想法，使人讀了之後能瞭解幾千年歷史的興衰得失。在宋英宗、宋神宗的支持下，他召集了當時著名的史學家劉班、劉恕、范祖禹等為助手，分別撰寫史書中的幾個部份，最後由他總成其書，由其子司馬康擔任校對。司馬光寫史，按照歷史的本來面目據實直書，內容豐富，主題鮮明，編次有序，刪繁求精，「不漏不煩」；在文字功夫上做到了精練明暢，生動感人，韻味無窮。用了十九年時間完成了這部《資治通鑑》的修訂。
「資治通鑑」的意思是：「鑑於往事，資於治道」，全書記述了從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到五代後周顯德六年，共計一千三百六十二個年頭的歷史，共計二百九十四卷，約三百萬字。在豐富、紛繁的歷史內容中，司馬光「專取關國家盛衰，系生民休戚，善可為法，惡可為戒」的史事而特意詳述，以達到「鑑前世之興衰，考當今之得失，嘉善矜惡，取是捨非，是以懋稽古之盛德，躋無前之至治，俾四海群生，咸蒙其福」。
司馬光敬信天命，尊崇道德，說：「天者，萬物之父也」、「違天之命者，天得而刑之；順天之命者，天得而賞之」，他認為天是有意識的主宰者，能賞善罰惡，人們要奉天行事，才能免禍致福。他對誠意、正心的觀點是「依仁以為宅，遵義以為路。誠意以行之，正心以處之，修身以帥之，則天下國家何為而不治哉」，這些見解，皆反映在《資治通鑑》一書中。全書以中國傳統文化的核心——倫理道德，作為主線貫穿始終。因此，「用人之道」、「君臣之道」、「德化之風」等多方面內容都包含於其中。
一、用人
司馬光編纂《資治通鑑》開篇內容大有深意。從「周道日衰，綱紀散壞，下陵上替」，直到三家分晉而「天子既不能討，又寵秩之，使列於諸侯」，天子僅有的一點「區區之名分復不能守而並棄之」，於是「先王之禮於斯盡矣」！表達了對「天子自壞」禮的譴責。接下來就是「君臣之禮既壞矣，則天下以智力相雄長」，在以智謀、武力互相爭雄過程中，使用人才是最重要的。什麼樣的人算作人才？
司馬光對智伯敗亡的總結，側重在才德方面，這也是他關於人才的論述，「才者，德之資也；德者，才之帥也」、「才德全盡謂之聖人，才德兼亡謂之愚人，德勝才謂之君子，才勝德謂之小人。凡取人之術，苟不得聖人，君子而與之，與其得小人，不若得愚人」、「自古昔以來，國之亂臣，家之敗子，才有餘而德不足，以至於顛覆者多矣，豈特智伯哉！故為國為家者苟能審於才德之分而知所先後，又何失人之足患哉！」闡述了人品對於國家選拔人才的重要。
二、君道
對歷史人物進行道德品評是中國史學的傳統。司馬光主編《資治通鑑》，尤其重視政治倫理與政治道德的評判。闡述為政者德治主要包括三層含義：一是重視自身修德，二是以寬仁和善為原則，以德施政，三是君子之德風。《資治通鑑外紀》中《五帝德》篇回顧傳說時代帝嚳、堯、舜、禹的成功，「聖人愛百姓而憂海內，及後世之人思其德」，闡述聖王明君「崇德而廣業」、「德配天地」的自律意識。他多次著墨在歷史上的賢明政治時期，如對於文景之治，貞觀之治等都有著詳盡的描述，宋神宗《資治通鑑序》對這部書作總體評價時，借孔子和荀子對聖王品德「吾無間焉」（《論語·泰伯》）、「其禁然者矣」（《荀子·非相》）的讚歎，以為書中記載漢文帝、漢宣帝、唐太宗等帝王之德治堪當此譽。
司馬光倡導以儒家思想治世，仁愛與正義是儒家思想的重要倫理範疇。「仁義」成為傳統道德的別名，常與「道德」並稱為「仁義道德」，與「禮、智、信」合稱為「五常」。《資治通鑑》中記述道：「王者以仁義為麗，道德為威」，「懷民以仁」，「則國家安如磐石，熾如焱火，觸之者碎，犯之者焦」，如記述的孟子弘揚道德的故事，孟子曰「君仁，莫不仁；君義，莫不義」，司馬光評述道：只有仁義的人才知道仁義是最大的利，不仁義的人是不知道的。
「信」是司馬光強調的又一作為為君之道的道德準則，說：「信者，人君之大寶也」。《資治通鑑》中列舉了古來傑出的君王守信以成大業。如魏文侯一次與群臣正開懷暢飲，突降大雨，魏文侯命令馬上備車前往近郊。左右侍從勸說：「飲酒正在興頭，天又下雨，國君要到哪裡去？」魏文侯回答：「我事先與虞人（管理山林的人）約好打獵，飲酒雖樂，但怎能失約呢？」於是停止了酒宴，親自起身前往告訴對方，因下雨，取消打獵的事。故事說明魏文侯是一個很守信用的人，後來四方賢士多歸之。也告訴人們：信用是非常重要的，做人要講誠信。
善於納諫也是司馬光強調的人君之美德。唐代魏徵以忠耿直諫著稱，唐太宗以善納忠言名世，君臣默契配合，傳為千古佳話。魏徵長期擔任「諫議大夫」，先後上諫二百餘項，他常常勸諫太宗以亡隋為鑑，居安思危，行聖賢之治。《資治通鑑》中記載了魏徵的《諫太宗十思疏》：「臣聞求木之長者，必固其根本；欲流之遠者，必浚其泉源；思國之安者，必積其德義。源不深而豈望流之遠，根不固而何求木之長，德不厚而思國之治，雖在下愚，知其不可，而況於明哲乎！人君當神器之重，居域中之大，將崇極天之峻，永保無疆之休。不念於居安思危，戒貪以儉，德不處其厚，情不勝其欲，斯亦伐根以求木茂，塞源而欲流長者也。」魏徵認為「德」對於治國來說，是政治「根本」和「泉源」。這種見解，在中國古代為政者的心目中，是得到廣泛認同的。
三、臣道
孔子曰：「仁者愛人」。司馬光論述的為臣之道特別勘定仁愛，強調官德和無私無我的品格，如「輔佐君王，大濟生民」、崇高操尚、清廉等風範。例如他採用的蘇武杖節牧羊、祖逖渡江擊楫等故事，寓意非常深刻。這些反映官員自覺重視自我道德約束的歷史故事，被看作一種個人修養的典範。以下舉幾個例子。
漢朝張安世任尚書令時，曾向朝廷舉薦過一個人，此人前來道謝，張安世非常生氣，認為：「為國家舉薦賢能，難道可以私相酬謝嗎！」那人不好意思地走了。有一位郎官功勞很大，卻沒有調升，自己去求張安世為他說話。張安世對他說道：「你的功勞很大，皇上是知道的，做人臣子的，怎麼能自說長短處！」堅決不答應他。不久這位郎官果然升職了。
漢宣帝立皇太子，疏廣為太子太傅，疏廣哥哥的兒子疏受為太子少傅，二人講究儀禮，謙恭謹慎，深為漢宣帝所器重。太子每回上朝，隨同進見皇上，太傅在前，少傅在後，叔侄二人一同擔任太子的師傅，滿朝廷把這看作是榮耀的事。他們在這樣的職位上五年，皇太子十二歲，就通曉《論語》、《孝經》等。疏廣對疏受說：「我聞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功成身退，方合天道。太子現已長成，我們不如離職，告老還鄉不好嗎？」疏受同意了。二人便上書請求辭官回鄉，皇上再三挽留不住，於是准許，加賜黃金二十斤，皇太子贈送黃金五十斤。公卿大夫故友鄉人都來給他們餞行，人們都說：「賢哉二大夫！」疏廣回到家鄉以後，把皇上的贈金與鄉裡人一同分享，他的老友問他不打算給孩子們留遺產嗎？疏廣說：「我難道老糊塗了不顧念子孫嗎？但是原本有舊田宅，讓子孫在這些田宅裡辛勤勞作，足夠供應穿衣吃飯，跟普通人一樣。如果再增加他們的財產而出現贏餘，只不過是讓子孫怠惰罷了。賢明的人有過多財富，就會拋棄自己的志向；愚昧的人有過多財富，就會增加他們的過失。因此我很樂意跟鄉親們共同分享這些恩賜啊！」
唐朝翰林學士李絳在朝廷勇於犯顏直諫，他曾說：「身居國家重要職位，只圖惜身不敢直諫，是臣辜負於君王。若臣子為國為民不看聖上臉色說話，敢於做出不順從聖上的事，而被治罪，是聖上負於臣子。」唐憲宗聽到此話後感動地說：「李絳是一位真正的忠臣啊！」李絳曾經從容不迫地規勸皇帝不要聚斂錢財，他出任戶部侍郎時，唐憲宗問：「依照慣例，戶部侍郎皆進羨余，卿獨無進，何也？」李絳回答說：「守土之官，厚斂於人以市私恩，天下猶共非之；況戶部所掌，皆陛下府庫之物，給納有籍，安得羨余！若自左藏輸之內藏以為進奉，是猶東庫移之西庫，臣不敢踵此弊也。」唐憲宗為此嘉許李絳的耿直。
四、教化
司馬光在《資治通鑑》中寫道：「教化，國家之急務也；風俗，天下之大事也。夫惟明智君子，深識長慮，然後知其為益之大而收功之遠也。」他讚頌舜「聖人之德化」、孟子「沛然德教溢乎四海」的理想，稱讚東漢光武帝能夠「敦尚經書」、「修明禮樂」，漢明帝、漢章帝亦能重視講經論道，「自公卿、大夫至於郡縣之吏，咸選用經明行修之人，虎賁衛士皆習《孝經》，匈奴子弟亦游太學，是以教立於上，俗成於下。其忠厚清修之士，豈唯取重於搢紳，亦見慕於眾庶。愚鄙污穢之人，豈唯不容於朝廷，亦見棄於鄉裡。自三代既亡，風化之美，未有若東漢之盛者也……由是觀之，教化安可慢，風俗安可忽哉！」
禮樂教化的道德標準，成為司馬光評價人物、分析社會、劃分階段的主要尺度。他在《資治通鑑》說：「臣聞天子之職莫大於禮，禮莫大於分，分莫大於名。何謂禮？紀綱是也」。司馬光認為，禮是維繫社會安定與發展的重要保證，「禮之為物大矣！用之於身，則動靜有法而百行備焉；用之於家，則內外有別而九族睦焉；用之於鄉，則長幼有倫而俗化美焉；用之於國，則君臣有敘而政治成焉；用之於天下，則諸侯順服而紀綱正焉」。書中論朝代之興盛，歸因於禮樂教化的興隆，如關於漢、唐兩代治世的論述；論朝代之衰亡，歸因於名分綱常的淪喪，如關於戰國、五代兩個亂世的論述。
強調安民、養民。司馬光總結歷史經驗，認為以禮治世，君王素質固然重要，用人之道也不可缺，同時，還必須重視人心向背，「及夫逸欲以隳之，讒諂以敗之，神怒於上，民怒於下，一旦渙然而去之，則雖有仁智恭儉之君，焦心勞力，猶不能救陵夷之運，遂至於顛沛而不振」。《資治通鑑》中記載了大量民怨亡國、民喜朝興的史事。強調治世要安民、養民 、愛民、教民，不可勞民，使民生怨。
《資治通鑑》的史論（即「臣光曰」），據統計有二百一十八則，是儒家文化仁政禮治思想及與之相關的倫理道德思想的充分展示，既多標示「進德修業」以推行「德化」的成功典範，也詳盡記錄種種因「失德」以致失敗的歷史教訓以警示後人。書中至於禮樂、曆數、天文、地理等也尤致其詳，為後世留下了寶貴的文化財富。司馬光本人也是一位正直、憂國和清明的好官，深受百姓的愛戴。他晚年時，有人向他請教成功的經驗，他評價自己說：「我沒有什麼過人之處，只是平生所做之事，皆問心無愧，沒有一件是不可以對人說的！」
文章來源：《明慧網》
司馬光家世代官宦，其父司馬池官至兵部郎中、天章閣待制，以清廉仁厚享有盛譽。司馬光受家庭熏陶，自幼篤誠好學。他七歲時，「凜然如成人，聞講《左傳》，即能了其大旨」，常「手不釋卷，至不知飢渴寒暑」。十五歲時，便「於書無所不通，文辭醇深，有西漢風」。二十歲時就中了進士，但他非常謙虛謹慎，從不驕傲自大，立志以仁德建功立業，他博古通今，對經學和史學的研究尤其擅長。
具有濃厚儒家思想的司馬光，以天下為己任，為官後常上疏陳述治國的建議，認為人才、禮治、仁政、信義是治國安邦之本。他上疏闡述仁君大德有三，即仁、明、武。所謂仁：即「興教化，修政治，養百姓，利萬物」；所謂明，即「知道義，識安危，別愚賢，辨是非」；所謂武，即「惟道所在，斷之不疑，奸不能惑，佞不能疑」。他堅持原則，維護綱常，敢於薦賢斥佞，敢於犯顏直諫，面折廷爭，從不顧及個人安危，被稱為社稷之臣，宋神宗也感慨地說：「如光者，常在左右，自可無過。」
司馬光認識到治國平天下者必須熟讀歷史，說：「治國安邦，不可不讀史」。他擔任天章閣待制兼侍講官時，看到幾間屋子都是史書，浩如煙海的史籍，即使一個人窮其一生也是看不過來的，於是產生了一個編寫一本既系統又簡明扼要的通史的想法，使人讀了之後能瞭解幾千年歷史的興衰得失。在宋英宗、宋神宗的支持下，他召集了當時著名的史學家劉班、劉恕、范祖禹等為助手，分別撰寫史書中的幾個部份，最後由他總成其書，由其子司馬康擔任校對。司馬光寫史，按照歷史的本來面目據實直書，內容豐富，主題鮮明，編次有序，刪繁求精，「不漏不煩」；在文字功夫上做到了精練明暢，生動感人，韻味無窮。用了十九年時間完成了這部《資治通鑑》的修訂。
「資治通鑑」的意思是：「鑑於往事，資於治道」，全書記述了從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到五代後周顯德六年，共計一千三百六十二個年頭的歷史，共計二百九十四卷，約三百萬字。在豐富、紛繁的歷史內容中，司馬光「專取關國家盛衰，系生民休戚，善可為法，惡可為戒」的史事而特意詳述，以達到「鑑前世之興衰，考當今之得失，嘉善矜惡，取是捨非，是以懋稽古之盛德，躋無前之至治，俾四海群生，咸蒙其福」。
司馬光敬信天命，尊崇道德，說：「天者，萬物之父也」、「違天之命者，天得而刑之；順天之命者，天得而賞之」，他認為天是有意識的主宰者，能賞善罰惡，人們要奉天行事，才能免禍致福。他對誠意、正心的觀點是「依仁以為宅，遵義以為路。誠意以行之，正心以處之，修身以帥之，則天下國家何為而不治哉」，這些見解，皆反映在《資治通鑑》一書中。全書以中國傳統文化的核心——倫理道德，作為主線貫穿始終。因此，「用人之道」、「君臣之道」、「德化之風」等多方面內容都包含於其中。
一、用人
司馬光編纂《資治通鑑》開篇內容大有深意。從「周道日衰，綱紀散壞，下陵上替」，直到三家分晉而「天子既不能討，又寵秩之，使列於諸侯」，天子僅有的一點「區區之名分復不能守而並棄之」，於是「先王之禮於斯盡矣」！表達了對「天子自壞」禮的譴責。接下來就是「君臣之禮既壞矣，則天下以智力相雄長」，在以智謀、武力互相爭雄過程中，使用人才是最重要的。什麼樣的人算作人才？
司馬光對智伯敗亡的總結，側重在才德方面，這也是他關於人才的論述，「才者，德之資也；德者，才之帥也」、「才德全盡謂之聖人，才德兼亡謂之愚人，德勝才謂之君子，才勝德謂之小人。凡取人之術，苟不得聖人，君子而與之，與其得小人，不若得愚人」、「自古昔以來，國之亂臣，家之敗子，才有餘而德不足，以至於顛覆者多矣，豈特智伯哉！故為國為家者苟能審於才德之分而知所先後，又何失人之足患哉！」闡述了人品對於國家選拔人才的重要。
二、君道
對歷史人物進行道德品評是中國史學的傳統。司馬光主編《資治通鑑》，尤其重視政治倫理與政治道德的評判。闡述為政者德治主要包括三層含義：一是重視自身修德，二是以寬仁和善為原則，以德施政，三是君子之德風。《資治通鑑外紀》中《五帝德》篇回顧傳說時代帝嚳、堯、舜、禹的成功，「聖人愛百姓而憂海內，及後世之人思其德」，闡述聖王明君「崇德而廣業」、「德配天地」的自律意識。他多次著墨在歷史上的賢明政治時期，如對於文景之治，貞觀之治等都有著詳盡的描述，宋神宗《資治通鑑序》對這部書作總體評價時，借孔子和荀子對聖王品德「吾無間焉」（《論語·泰伯》）、「其禁然者矣」（《荀子·非相》）的讚歎，以為書中記載漢文帝、漢宣帝、唐太宗等帝王之德治堪當此譽。
司馬光倡導以儒家思想治世，仁愛與正義是儒家思想的重要倫理範疇。「仁義」成為傳統道德的別名，常與「道德」並稱為「仁義道德」，與「禮、智、信」合稱為「五常」。《資治通鑑》中記述道：「王者以仁義為麗，道德為威」，「懷民以仁」，「則國家安如磐石，熾如焱火，觸之者碎，犯之者焦」，如記述的孟子弘揚道德的故事，孟子曰「君仁，莫不仁；君義，莫不義」，司馬光評述道：只有仁義的人才知道仁義是最大的利，不仁義的人是不知道的。
「信」是司馬光強調的又一作為為君之道的道德準則，說：「信者，人君之大寶也」。《資治通鑑》中列舉了古來傑出的君王守信以成大業。如魏文侯一次與群臣正開懷暢飲，突降大雨，魏文侯命令馬上備車前往近郊。左右侍從勸說：「飲酒正在興頭，天又下雨，國君要到哪裡去？」魏文侯回答：「我事先與虞人（管理山林的人）約好打獵，飲酒雖樂，但怎能失約呢？」於是停止了酒宴，親自起身前往告訴對方，因下雨，取消打獵的事。故事說明魏文侯是一個很守信用的人，後來四方賢士多歸之。也告訴人們：信用是非常重要的，做人要講誠信。
善於納諫也是司馬光強調的人君之美德。唐代魏徵以忠耿直諫著稱，唐太宗以善納忠言名世，君臣默契配合，傳為千古佳話。魏徵長期擔任「諫議大夫」，先後上諫二百餘項，他常常勸諫太宗以亡隋為鑑，居安思危，行聖賢之治。《資治通鑑》中記載了魏徵的《諫太宗十思疏》：「臣聞求木之長者，必固其根本；欲流之遠者，必浚其泉源；思國之安者，必積其德義。源不深而豈望流之遠，根不固而何求木之長，德不厚而思國之治，雖在下愚，知其不可，而況於明哲乎！人君當神器之重，居域中之大，將崇極天之峻，永保無疆之休。不念於居安思危，戒貪以儉，德不處其厚，情不勝其欲，斯亦伐根以求木茂，塞源而欲流長者也。」魏徵認為「德」對於治國來說，是政治「根本」和「泉源」。這種見解，在中國古代為政者的心目中，是得到廣泛認同的。
三、臣道
孔子曰：「仁者愛人」。司馬光論述的為臣之道特別勘定仁愛，強調官德和無私無我的品格，如「輔佐君王，大濟生民」、崇高操尚、清廉等風範。例如他採用的蘇武杖節牧羊、祖逖渡江擊楫等故事，寓意非常深刻。這些反映官員自覺重視自我道德約束的歷史故事，被看作一種個人修養的典範。以下舉幾個例子。
漢朝張安世任尚書令時，曾向朝廷舉薦過一個人，此人前來道謝，張安世非常生氣，認為：「為國家舉薦賢能，難道可以私相酬謝嗎！」那人不好意思地走了。有一位郎官功勞很大，卻沒有調升，自己去求張安世為他說話。張安世對他說道：「你的功勞很大，皇上是知道的，做人臣子的，怎麼能自說長短處！」堅決不答應他。不久這位郎官果然升職了。
漢宣帝立皇太子，疏廣為太子太傅，疏廣哥哥的兒子疏受為太子少傅，二人講究儀禮，謙恭謹慎，深為漢宣帝所器重。太子每回上朝，隨同進見皇上，太傅在前，少傅在後，叔侄二人一同擔任太子的師傅，滿朝廷把這看作是榮耀的事。他們在這樣的職位上五年，皇太子十二歲，就通曉《論語》、《孝經》等。疏廣對疏受說：「我聞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功成身退，方合天道。太子現已長成，我們不如離職，告老還鄉不好嗎？」疏受同意了。二人便上書請求辭官回鄉，皇上再三挽留不住，於是准許，加賜黃金二十斤，皇太子贈送黃金五十斤。公卿大夫故友鄉人都來給他們餞行，人們都說：「賢哉二大夫！」疏廣回到家鄉以後，把皇上的贈金與鄉裡人一同分享，他的老友問他不打算給孩子們留遺產嗎？疏廣說：「我難道老糊塗了不顧念子孫嗎？但是原本有舊田宅，讓子孫在這些田宅裡辛勤勞作，足夠供應穿衣吃飯，跟普通人一樣。如果再增加他們的財產而出現贏餘，只不過是讓子孫怠惰罷了。賢明的人有過多財富，就會拋棄自己的志向；愚昧的人有過多財富，就會增加他們的過失。因此我很樂意跟鄉親們共同分享這些恩賜啊！」
唐朝翰林學士李絳在朝廷勇於犯顏直諫，他曾說：「身居國家重要職位，只圖惜身不敢直諫，是臣辜負於君王。若臣子為國為民不看聖上臉色說話，敢於做出不順從聖上的事，而被治罪，是聖上負於臣子。」唐憲宗聽到此話後感動地說：「李絳是一位真正的忠臣啊！」李絳曾經從容不迫地規勸皇帝不要聚斂錢財，他出任戶部侍郎時，唐憲宗問：「依照慣例，戶部侍郎皆進羨余，卿獨無進，何也？」李絳回答說：「守土之官，厚斂於人以市私恩，天下猶共非之；況戶部所掌，皆陛下府庫之物，給納有籍，安得羨余！若自左藏輸之內藏以為進奉，是猶東庫移之西庫，臣不敢踵此弊也。」唐憲宗為此嘉許李絳的耿直。
四、教化
司馬光在《資治通鑑》中寫道：「教化，國家之急務也；風俗，天下之大事也。夫惟明智君子，深識長慮，然後知其為益之大而收功之遠也。」他讚頌舜「聖人之德化」、孟子「沛然德教溢乎四海」的理想，稱讚東漢光武帝能夠「敦尚經書」、「修明禮樂」，漢明帝、漢章帝亦能重視講經論道，「自公卿、大夫至於郡縣之吏，咸選用經明行修之人，虎賁衛士皆習《孝經》，匈奴子弟亦游太學，是以教立於上，俗成於下。其忠厚清修之士，豈唯取重於搢紳，亦見慕於眾庶。愚鄙污穢之人，豈唯不容於朝廷，亦見棄於鄉裡。自三代既亡，風化之美，未有若東漢之盛者也……由是觀之，教化安可慢，風俗安可忽哉！」
禮樂教化的道德標準，成為司馬光評價人物、分析社會、劃分階段的主要尺度。他在《資治通鑑》說：「臣聞天子之職莫大於禮，禮莫大於分，分莫大於名。何謂禮？紀綱是也」。司馬光認為，禮是維繫社會安定與發展的重要保證，「禮之為物大矣！用之於身，則動靜有法而百行備焉；用之於家，則內外有別而九族睦焉；用之於鄉，則長幼有倫而俗化美焉；用之於國，則君臣有敘而政治成焉；用之於天下，則諸侯順服而紀綱正焉」。書中論朝代之興盛，歸因於禮樂教化的興隆，如關於漢、唐兩代治世的論述；論朝代之衰亡，歸因於名分綱常的淪喪，如關於戰國、五代兩個亂世的論述。
強調安民、養民。司馬光總結歷史經驗，認為以禮治世，君王素質固然重要，用人之道也不可缺，同時，還必須重視人心向背，「及夫逸欲以隳之，讒諂以敗之，神怒於上，民怒於下，一旦渙然而去之，則雖有仁智恭儉之君，焦心勞力，猶不能救陵夷之運，遂至於顛沛而不振」。《資治通鑑》中記載了大量民怨亡國、民喜朝興的史事。強調治世要安民、養民 、愛民、教民，不可勞民，使民生怨。
《資治通鑑》的史論（即「臣光曰」），據統計有二百一十八則，是儒家文化仁政禮治思想及與之相關的倫理道德思想的充分展示，既多標示「進德修業」以推行「德化」的成功典範，也詳盡記錄種種因「失德」以致失敗的歷史教訓以警示後人。書中至於禮樂、曆數、天文、地理等也尤致其詳，為後世留下了寶貴的文化財富。司馬光本人也是一位正直、憂國和清明的好官，深受百姓的愛戴。他晚年時，有人向他請教成功的經驗，他評價自己說：「我沒有什麼過人之處，只是平生所做之事，皆問心無愧，沒有一件是不可以對人說的！」
文章來源：《明慧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