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2年12月27日訊】【導讀】「統戰」是中共的一個獨創的策略，而且非常的行之有效，原因就是「統戰」在本質上是一層遮羞布，掩蓋了許多黑暗的領域，所以，「統戰」在某種意義上有很強的強迫性和欺騙性。統戰策略是中共政治戰略的延伸表現，其特點也與中共的政治特點緊密結合，在不同的時期統戰表現不同的形式。下面是作者對中共利用文獻資料，統戰港、臺、海外和西方進行的分析研究。
統戰港臺
一、全國文史委徵集港臺史料概況
1960年，文史專員們按照政府要求，「對臺灣造謠污衊，痛加斥責。」 劍拔弩張的局勢，使得這個時候還根本談不上徵集港臺史料。不過為了紀念辛亥革命50周年，文史資料委員會從1961年3月在全國範圍內廣泛開展的有關辛亥革命的專題史料徵集活動。在這個背景下，「臺灣方面的有關史料，也經臺灣民主自治同盟協助組織了一部分稿件。」 但數量和質量可能都不能令人滿意。所以，文革一結束，官方就注意到「港澳史料還是一個空白」，並明確意識到「充分掌握這方面的史料」，不但能夠配合收回香港主權的鬥爭，而且通過這些史料可以使港澳同胞鑒古知今，「受到愛國主義教育。」 比如，杜建時寫的關於開羅會議的回憶在香港就很熱銷。他在文章中憶述了當年邱吉爾同蔣介石就香港問題的辯論經過。「說明國民黨政府，包括蔣介石也堅持收回香港的主權。這對於我們今天收回香港主權都是有益處的。」 另外，官方也指出，「海外宣傳的鬥爭和海外文史資料領域的爭奪與佔領十分重要，應當引起高度的重視。」
《香江歷程》並非真正意義上的從港人手裡徵集上來的文史資料。
文史官員表示，葉劍英的「九條」見報後，「海內外人士如吃了一顆『定心丸』。他們願意寫，但由於種種原因，要求暫時不要發表，所以我們可以先替他們保存起來。」費孝通也異想天開地出主意，「我們要創造必要的條件，他們有時間的，我們可以為他錄錄音，他們沒有人記錄，我們就派人去記錄。同時我們還可以向他們保證，發表時一定徵求他們的意見，暫時不願發表的，我們保存起來，將來可以發表時，保證不作改動，這樣他們就可以放心了。」
由於官方對八十年代寄予厚望，急於在這十年解決台海兩岸分治問題，所以這個時期對港臺史料的徵集便顯得頗為熱鬧。「港澳地區的文史資料工作肇始於1984年，當時成立了港澳臺暨海外徵集組，取得了一些進展。但是長期以來，由於種種原因，港澳地區文史工作主要是開展一些聯誼活動。」 全國文史委官員反映，「赴港之前曾有在香港徵集文史資料很難，人們不願寫或不敢寫之傳聞。但我們所約請的撰稿物件中，還真沒有一位表示為難或勉強的。相反他們都非常高興，非常主動。」
1994年，全國文史委人員「利用去香港探親的機會，走訪了廣東省政協文史辦及香港的政協委員兼文史委員，向他們瞭解有關港澳史料的徵集、出版情況；跑了不少香港的書店，收集、購買了20多本香港出版的有關港澳近100年歷史的回憶錄、歷史掌故等圖書，帶回北京，讓文史辦公室的同事更多地瞭解港澳的政治、經濟、文化等多方面的歷史，為進一步開展港澳史料的徵集出版工作作準備。」1996年，為迎接香港回歸，全國文史委派人到香港徵集企業家的創業史。「當時許多企業家都還沒有意識到寫回憶錄的重要性，」所以一年多的時間裡，只幫助企業家寫了兩篇史料。一篇發表在《文史資料選輯》上。後因經費問題，文史委「才停止了此項工作」。 文史高官後來透露，「香港已經回歸了，下一步是澳門了，所以我們委員會的港澳組分開為香港組和澳門組，加大工作力度。再進一步就是臺灣了。」
進入新世紀後，全國文史辦重視並開拓了「建國」後海外史料的徵集工作，「現正在完成《情系中華——海外華僑、華人史料專輯》等圖書的出版工作。」 至2007年，全國文史委香港組編輯出版了《香港在抗日期間》、《香江歷程》等大型圖書。特別是《香江歷程》是第一本由香港人撰寫的一部「全面而真實的香港史」，是進行「愛國愛港教育的優秀教材」。另外，全國文史委澳門組「通過發送信函、採訪當事人等方式」，徵集到100多萬字的資料，編輯出版了《澳門回歸歷程紀事》之一、之二，以及《澳門回歸之路》、《子女記憶中的父親──葉挺相傳》等專題圖書。撰稿者都是澳門回歸的參與者和見證者，「真實記錄了當年參與澳門回歸工作的點點滴滴。」 這使得《澳門回歸歷程紀事》、《澳門回歸之路》乃至《香江歷程》並非真正意義上的從港澳人手裡徵集上來的文史資料。但這並不影響政協高官依然對此作出高度評價。徵集港澳地區的文史資料對於團結港澳同胞「愛國愛港」、「愛國愛澳」發揮了重要作用。
總之，據官方稱，由於近年來開闢了向港澳臺及海外徵集與交流文史資料的渠道，「全國政協和一些地方政協徵集並選擇發表了一批有價值的臺灣方面的資料，也向港、澳和海外輸出了一部分出版物，其臺灣方面的史料交流也不斷增多。」 不過，鑒別官話虛實的基本技巧是深入剖析個案和細節，以透視其隱而不宣的真實資訊和實際意圖。
撇開種種客觀限制，不能忽視的是，由於中共秉持其一貫本性，對徵集海外史料就始終充滿戒備和敵意。比如，到香港徵集陳嘉庚的史料，由於相當順利，有的人原本不在徵集名單之內，聞訊主動送來稿件。但官方仍然強調，「港澳地區，魚龍混雜，在許多方面都相當敏感，需要我們在進行這項工作時，慎重穩妥地掌握好有關政策。」宋希濂也曾就此賣弄過一番自己的過人警惕性。「我在美國見到一個人，他主動找上門來，多次要求給我編寫回憶錄。他的熱心勁比我自己都高。這個人在港臺雜誌上發表過不少文章，文筆也好，可他的立場、觀點成問題。我知道他是有背景的，所以堅決回絕了他。」
據沈醉說，他寫的《我這三十年》在國內發表後，「接到許多海外朋友、舊同事的來信，告訴我說：你那本書都能國內發行，我們就敢寫了。」 沈醉這裡似乎有意隱瞞了什麼。因為，《我這三十年》1982年首先發表於紐約華人日報， 其後在1983年3月，才由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從這個時間順序看，海外人士應該早就看過美國發表的《我這三十年》，但他們卻說，該書國內出版後，才敢寫史料。這似乎表明，海外人士的寫史尺度不但以該書為限，而且以該書在國內出版為界。這兩條構成了海外人士判斷官方文史資料政治尺度大小的一個基本界限。一旦超出這個界限，便不符合官方的史料格式。對此，海外人士心裡有數。沈醉透露，他的《軍統內幕》一書出版後，「海外朋友來信願意提供材料，但也要求我們要講真話，要擺事實。」言外之意，海外人士對中共偽造歷史的慣用手法和霸道行徑洞若觀火，非常不滿。這樣一來，以中共編外御用文人自居的沈醉也只能退守一步，提出雙方都「不評論誰對誰錯」。 這表明，官方已不可能像原來那樣有恃無恐，漫天扯謊，指鹿為馬，黑白顛倒。而必須收斂一些，以至於連原來公然叫囂的「絕對正確」也不好意思再提了。
二、地方文史委徵集港臺史料概況
地利之便使得廣東在徵集港臺史料方面動手早，成效大。1979年9月，以廣東省政協副主席兼文史委主任羅明的名義，發表《建議臺灣史學界交換孫中山及民國史資料》的對台公開信，並由中央人民廣播電臺播出。公開信介紹了大陸「歷年來徵集、整理、出版孫中山及民國史資料的情況」，同時建議「同臺灣史學界交換資料、交流研究成果，並互派學者進行訪問」。據說，「已收到積極的宣傳效果。」 藉助地利，廣東在這方面有些創意。它把孫中山和民國史資料寫成新聞和專稿，由電臺向臺灣廣播，同時向海外發佈消息。據稱臺灣一些學者看到後「反映很好」。
1983年，中國政府就收回香港主權同英國政府進行談判。一些敏感的地方文史機構也隨即開始跟風。比如，1983年9月，張家口市政協設立了「文史對台宣聯處」。廣東文史委更是高度重視，「意識到要把研究和編寫香港史料提到重要的位置上，隨即作出廣泛開展徵集港澳史料的決定，印發了徵稿提綱，邀請有關單位和人士舉行徵稿座談會。香港一些報紙也刊發了這一消息，在港澳及海外引起強烈反響。」幾年內，徵集港澳臺史料75萬字。1985年，省文史委出版《香港一瞥》。內容有，「英國侵佔香港後的各種統治措施和香港社會的發展變化；香港一些社會團體的發展史；香港同胞反抗港英當局壓迫的鬥爭史；香港各階層人民的生活狀況及社會風俗習慣；日本侵佔香港時期，我黨領導下的東江縱隊搶救滯留港九一批文化人的經過。」
就各地方文史機構的普遍情況而言，一般做法是，由分管文史工作的副主席組織學習全國和本省「文史工作會議的文件精神、新時期愛國統一戰線的方針、『一國兩制』的決策、香港及澳門回歸祖國的問題的協定等」，提高認識，統一思想。因為，「向港澳臺及海外徵集文史資料的工作，政策性很強，難度也大。如把握不準，會觸及外事、華僑政策，或影響『一國兩制』決策和香港、澳門問題協議的實施。」所以，一般都採取先易後難的漸進策略。「注重從大家有共同語言的內容中去徵集。例如北伐戰爭、抗日戰爭的人物和事件，或經濟、科學技術、文教衛生方面的題材。」 這種做法的好處是，容易求同存異，達成共識。
這種刻意迴避現實政治分歧的統戰策略被官方稱作「史料交流」。1987年，文史高官表示，「近年來臺灣方面引用、轉載和出版大陸許多文史資料，我們應該歡迎。我們也積極收集臺灣出版的歷史資料，其中內容比較客觀公正的，中國文史出版社可以選載或作單行本出版。」 在這裡，史料充當了敲門磚的作用。所謂史料交流就是用史料開路。其方案是，先歷史，後現實；先史料，後政治。其實，二者本質上是一回事。至少在官方設計的文史資料統戰策略中是如此。
官方原本計劃，一方面出版港臺史料，一方面徵集港臺史料。但從實際運作看，前者冷落，後者熱鬧。換言之，官方主要把精力和重心放在了徵集港臺史料上。原因可能在於，徵集港臺史料的統戰效應更大，更能收到立竿見影之效。官方給出的理由是，「有些人或因其親屬在各次運動中受過傷害，存有誤解，通過史料的徵集、編輯出版，使他們看到登載自己親人的史料，體現黨對他們的評價，從而更加激發懷鄉念土之情。」官方野史的金字招牌，使得海外人士不自覺地形成一種臉上有光的面子心理。在他們看來，給官方寫史料等於官方給他們一個自我表揚和青史留名的機會，是政府給自己面子。所以，文史機構「約寫他們知情的，特別是他們的祖輩、本人或親人的史料，使他們感到光榮與親切，更樂於寫」。官方開恩施捨，他們感激還來不及。「有的作者說：別人叫我寫未必積極，你們約我寫，『潛水托石』也要寫出來。」 據說還有不少統戰物件和海外華僑看到文史資料後，「進一步增強了對祖國的向心力和凝聚力，喚起了愛國之心和思鄉之情，也縮短了同共產黨的距離。一些僑居海外的辛亥革命烈士家屬，看到文史資料記載了他們先輩的歷史後，百感交集，歡欣鼓舞，說『共產黨沒有忘記我們』，有的人專程從港、澳和海外回來向政府和作者表示謝意，表示願意為我們撰寫史料，為祖國四化建設做貢獻。」 但也有更為複雜的情況表明，海外人士的寫史狀態其實充滿著相當壓抑的情緒和扭曲的意識。一位中學教師與原國軍少將師長的父親在香港會面時，父親說，他的官職「是在抗戰時立功提升的，沒有做對不起兒女和人民的事情」。並答應寫出這方面的史料，還說「可動員同僚故舊寫資料」。 令人費解的是，如果其官職不是在抗戰期間提升的，就有罪了嗎？這種心理和思路實在令人震驚，甚至恐怖。可見中共偽史宣傳對海外人士所造成的思想混亂和心理恐慌實在既深且重，不容低估。
在這個背景下，對大陸文史官員所提供的一些極為有限的材料就會有更符合實際的估計。比如，廣東開平市文史官員聲稱，《開平文史》發表了回憶譚邃的史料後，譚在臺灣的同僚、部屬看到後，「認為共產黨實事求是，政策正確，尊重史實，乃自動彙集了資料，寫成《譚邃將軍傳》，從臺灣轉寄給我們。」 又如，據浙江文史部門介紹，原臺灣郵電檢查局局長劉兆祥做郵電檢查工作，「具體執行『三不通』政策，」他把自己寫的《文成縣誕生回憶》寄來，「帶頭實行『三通』」。而且稿子「有一定史料價值」，準備發表。 再如，黃維綱將軍在抗戰期間曾得到過三次青天白日勳章，他在臺灣的親屬寫了一篇《黃維綱傳略》，由黃的弟弟黃維銓寄給邯鄲文史部門修改。修改後，又轉寄臺灣。 還有，臺灣作家羅蘭也專為天津文史資料撰寫了《世紀滄桑——一生瑣記》。
《澳門回歸之路》並非真正意義上的從澳門人手裡徵集上來的文史資料。
實際上海峽兩岸的史料交流並不多見。絕大多數時候，「向港、澳、台和海外人士徵集稿件是一項艱苦細緻的統戰工作，」其實只是一個溫婉含蓄的牢騷說法。北京市文史官員就頗為不滿地表示，「我們向他們殷勤地約稿，多次通信問候，年初寄贈掛曆，當他們回國時又隆重接待，文章發表後把稿費買成精美的紀念品寄去，有時也努力完成他們委託的一些事情。」做了這麼多鋪墊，才算拉上關係，和作者們建立了「親密」友誼，「他們為我們撰寫了很多具有重要價值的史料。」但實際成果似乎不盡人意。從1983年開始向港澳臺和海外人士徵集史料，至1989年共徵集到18人所寫的26篇史料，約20萬5千字。
全國其他地方有多有少，參差不齊。少者如上海，徵集海外港臺史料區區30篇、11萬字；多者如廣西，徵集海外港臺史料65萬字；廣州更多一些，徵集港澳臺及華僑史料35篇、75萬字；浙江也很驚人，兩年多就徵集海外來稿及資料100萬字；最多的卻是山東，徵集港澳臺及海外資料竟多達125篇、160萬字。
當然各地情況有別，做法各異。就一般情況看，大都是八十年代中期以後才著手向港臺海外徵集史料的。 以湖南為例。文史部門向海外徵稿的第一篇是旅美女作家謝冰瑩撰寫的《先父謝玉芝先生傳略》，1985年刊登於冷水江市文史資料第1輯。 這是「解放30多年」她第一次為大陸撰稿。 稍後不久，株洲市文史部門便展開了大規模的港臺史料徵集。他們在市僑聯、對台辦的協助下，「開展了對港澳臺和海外僑胞及親屬的摸底調查工作，及時掌握了他們的情況。在此基礎上，利用下基層組稿、採訪的機會，有重點地拜訪他們在大陸的親屬，鼓勵他們親屬撰寫史料。」很快就和20多位港澳臺和海外僑胞有了聯繫，並徵集到一批史料。他們的具體做法是：（1）請政協委員和「三胞」親屬提供線索和通訊位址，文史部門直接發函徵集。「《懷念我的父親黃篤傑》、《我的自述——八十年生活過程之回憶》、《彭佐治生平事略》等都是通過其親屬分別從臺灣、美國、加拿大徵集來的。」（2）「在臺胞親屬的配合下，抓好回大陸探親的重要物件的史料徵集工作。前國民黨中央設計考核委員會專門委員、總幹事長陳敦正從臺灣回鄉探親。通過其子轉達了他們的意圖，回台不到一個月，就寄來了《世界的日本通——王芃生》一文。」文史部門對受其委託進行港、澳、台及海外史料徵集的人員，在經濟上給予優惠。凡是為徵稿、組稿所付出的郵資、複印費、車費「一律憑票報銷」；進行專題徵集的人員，還付給一定的「採編費」；年終評先進，「對有重要貢獻的還給予精神和物質獎勵。」 1986年至1987年，不到兩年，已徵集港澳臺及海外30多篇（冊）、43.4萬字、圖片18幅。其中有，「原國民黨中央軍事委員會國際問題研究所中將主任王芃生、原國民黨行政院參事兼機要室主任、臺灣銀行顧問劉慕曾、臺灣大學經濟學教授張德粹等人的史料。」還與臺灣湖南同鄉會《湖南文獻》雜誌社副社長吳伯卿建立了聯繫，徵集到了《湖南文獻》7冊，並確定了長期保持往來，互換《株洲文史》和《湖南文獻》。 與此同時，其他地區也開始跟進。比如，郴州地區文史部門徵集海外史料8篇、25800字。 又如，衡陽市文史官員表示，「已經開闢了文史資料向海外徵集工作，收穫甚豐。」
值得注意的是，1987年，湖南一些縣級文史部門開始徵集港臺史料。平江縣徵集港澳臺及海外的史料5篇、10多萬字； 常寧縣首次徵集到海峽彼岸的3篇資料； 寧遠縣徵集港臺資料20多篇，照片20張。其中有楊闕天正從美國寄來的有關她父親闕漢騫的資料7篇，後編成出版《闕漢騫事略》一書； 美國加利福尼亞大學大衛斯分校歷史學教授普菜斯把自己從臺灣徵集到的文史稿件《宋聲教》贈給桃源縣文史委。 1988年，湖南一些縣徵集港臺史料似乎有了更大收穫。常甯縣文史委從美籍常甯人士徵集到原中央通訊社社長肖同茲史料20萬字；臨武縣文史委徵集到剛剛故去的國府陸軍中將、前國大代表杜從戎的部分史料和照片；衡陽縣文史委徵集到衡陽籍原國府空軍司令劉國運和國民黨中央委員、臺灣榮民總醫院院長鄒濟勳的部分資料； 常德縣給港臺人士發去「文史會徵稿函」後，反響熱烈，不到一年，便收到了幾十篇珍貴稿件。比如，「居台史學博士吳相湘奇來了《三生有幸》，日本東京太空工研究中心博士丁時范寄來了《清末廣西陽朔知縣丁盤慶傳略》。」此外，從臺灣、日本、美國還寄來了《記辛亥革命常德光復首領之一——梅子逵》、《張炯年表》、《著名法學家——戴修瓚》等史稿。
這段時間，雖然有些市縣文史部門沒有直接徵集到港臺史料，但仍有一些相關舉措。比如，茶陵縣文史委向海外回鄉探親人士約稿，並向他們贈送了《茶陵文史》等書刊。又如，婁底市文史委「聘請從臺灣回家定居的顏曉葵為文史委員，任期3年」。
相比其他省份，湖南徵集港臺史料已經算得上有聲有色，凡是海外來人，見縫插針。比如，旅美的原國軍將領李默庵、商界名流劉廷芳、何鍵夫人王儀貞、香港著名女歌唱家周文珊等來湘訪問，文史部門都「主動向他們約稿，他們欣然允諾，有的很快把稿子寄來」。 但總體而言，有趨於停滯之態。湖南文史高官承認，海外史料徵集是「薄弱環節」。他建議，儘快把港臺海外名人情況摸清楚，搞出名單，「象陳健明、薑逸樵、成之凡、王立平、黃彰任、楊安祥、李伯忠、毛彥文、王儀貞、夏任長、瓊瑤、劉廷芳、向明、李惠英、余彭年、謝冰瑩、彭鍔等等，」然後「找准關係，把這些名人的資料徵集到手。」
相形之下，其他省份也都沒閑著，但都零零星星，動靜不是很大。以湖北為例。雲夢縣文史部門經過聯繫，原國軍第20兵團副司令陳希平「寄回了他在臺灣的著作和照片」。抗戰時期曾任雲夢縣流亡政府縣長的曾繁志，「也從臺灣通過他的家屬寄回了他參加台兒莊戰鬥的回憶錄。」 隨州市文史部門通過去台人員親屬，「向隨州去台人員諶文軒（原國民黨最後一任隨縣縣長，現為隨州在台人員同鄉會會長）徵集隨州列山中學史料。在徵集這一史料中，又與列山中學的創辦人何成浚子女取得了聯繫，」徵集到大批何的史料與照片。 紅安縣文史部門發動政協委員、各界人士聯繫海外親屬徵集史料。政協委員、臺屬王子蔭給他在臺灣的哥哥王子發（曾任民國政府黃安縣縣長）寫信徵稿。「王子發從臺灣寄來近萬字的重要資料一份。」 黃岡縣文史部門為「台歸人員」陶耀華徵集了口述史料，後來整理為《我的一生》，6萬餘字。 宜昌市文史部門也籠統地說，他們的書信徵稿「已擴大到海外，現已收到香港、美國人士的來稿」。 此外，據遼寧文史官員介紹，1987年，「遼吉兩省文史辦與祖國統一辦公室合作，各自對政協委員做了一次摸底，已經基本掌握了本省政協委員與海外聯繫的情況。……為以後開展港澳臺及海外徵集打下了一個很好的基礎。遼寧省還積極利用海外人士歸訪故裡及學者出國訪問的機會，開展與港澳臺及海外的史料交流和徵集。」 河南方城縣文史部門為徵集港臺史料，至1987年，已直接或通過僑臺屬發往海外50多封信。 河北懷安縣的《文史資料》在1988年傳入臺灣後，很受歡迎。臺灣新聞人員馬競銘還為《文史資料》撰寫了數萬字史稿，並捐贈300美金，以表示對懷安縣文史資料工作的支援。
毫無疑問，總體情況並不樂觀。而且宣傳意味大於徵集實效。比如，株洲市文史委雖然早在1986年之前，「就把徵集港澳臺及海外史料列入工作計劃，一些重點人物，明明知道他們在臺灣或在海外，卻難以溝通聯繫，史料的徵集自然也收效甚微。」 1989年，在福建省政協六屆二次會議期間，似乎出現了一次帶有某種總結性的評估。文史資料委員會邀請部分港澳委員座談。「他們對《徵集意見》中帶有政治色彩的提法，如『高舉愛國主義旗幟』、『推動祖國統一大業』、『發揮愛國人士參加祖國建設的積極性』、『作為我國四化建設的借鑒』等語提出意見，認為這些說法未必適用於港澳臺地區，這份意見拿出去有困難。」官方意識到，「由於徵稿物件的政治情況複雜，有些人跟臺灣關係密切，有些人不一定贊同我們的制度，有些人雖然也講統一，但另有一套想法。他們中的相當一部分人也許願意寫資料，但其出發點僅是為了保存個人的實錄。如果徵稿的政治氣味太濃，和他們的政治傾向有矛盾或不甚吻合，便會造成一種思想障礙，他們未必肯寫。」由於官方將史料視作統戰，這樣，文史資料便具有了某種政治情報性質。徵集史料也就成了搜集情報。如何套取情報，需要講究技巧。「鑒於那些存在思想障礙的人掌握著部分有價值的資料，要使他們願意動筆，把資料從他們手中取出來，就得講究一點策略。徵稿的姿態，以『中性』為宜；對資料的要求，也以『中性』為宜；給人家看的資料，還是以『中性』為宜。這樣更易團結更多的人。」同時，也不要總把「借鑒」掛在嘴邊。「資料可資借鑒與否，關鍵在於我們對資料的選擇與運用，其任在我，不在於彼。不提『借鑒』作用，反能解除撰稿人在政治方面的思想顧慮，有利於徵稿。」還有，「以『政協』或『統戰』的名義去徵稿，可能會使某些人產生思想顧慮，如果用『某某文史資料編輯部』的名義，就更易為大家所接受。」如果能搞一個文摘性刊物，「放寬尺度，選登一些內外的資料，既可供交流之用，又能籍此擴大影響。」
應該說，這次討論包含有某種程度的反思精神，所作建議也有可取之處。但它卻沒有預見到一個月後中國發生的那場劃時代事件，將徹底逆轉中共徵集海外史料的良性趨勢，將十年來辛辛苦苦塗抹到統戰泥胎上的政治金粉沖刷得一乾二淨，打撈上來的史料稻草所剩無幾。以至於到了九十年代，文史官員只能保守地表示，「一個省區一年出那麼幾篇華僑華人的史料就很好。」 而最有影響的全國政協《文史資料選輯》壓根就沒編發幾篇像樣的海外史料。不過據說，「廣東、河南、廣西、廣州等省（區）市在徵集出版港澳臺海外史料方面做得比較好。」 1994年，上海文史委編輯出版了《猶太人憶上海》，這是第一本「國際題材的文史資料集」。 撫順市文史委在徵集《撫順人在海內外》稿件時，針對作者經常表示出來的工作忙、不願意張揚自己、怕要錢這三個顧慮，改進做法，「除將蓋有公章的《征編出版方案》寄給作者，還特別申明，不收任何費用，出書後按規定支付稿酬和贈書。同時，做耐心的思想工作，講清出書的重要意義。結果，作者消除顧慮，紛紛寫來自己的稿件。」
這種個案具有多大普遍性，實難估定。但徵集數量不多，恐是事實。難為這些文史官員們只能含糊不清地點到為止。比如，山西文史高官宣稱他們徵集的6000餘萬字史料中，就有「不少出自臺胞、臺屬和與在台人員有聯繫的人士之手。」 倒是廣東提供了一些準確數字。二十一世紀初的幾年，全省各市縣出版港澳臺及華僑史料437篇、186萬字。
其實，文史資料作為統戰史學，數量不是問題，質量也不是問題。關鍵在於政治動作和統戰姿態。比如，潛江籍臺胞丁貴卿於九十年代初，「託人給《潛江文史資料》送來《貪嘴婆娘蒸野菜》、《故鄉春天的野菜》兩稿。」一篇文章結尾寫道，「離開家鄉後，不但未吃到這些令人回味無窮的野菜，在臺灣寶島也未曾看到過這些東西……古人有為『蓴羹鱸膾』而思歸之雅事，真盼望趕快乘機回去，以解我的口饞呢。」這種描寫一地風俗或本地風物的文章，本無多少史料價值，與文史資料的初衷更不相干。但由於作者「以野菜為題作文反映了臺胞渴望祖國統一的願望」，便得到文史官員的青睞。「在與大陸去台人員的關係上，民俗，是我們最生動、最無所忌諱的話題，各級政協文史幹部，應充分認識這一特點。」 相較而言，安徽文史官員似乎更早地認識到了這一特點。他們編輯的《安徽文史集萃叢書》之十《江淮風物》，「彙集了安徽的名勝古跡、風物特產的史料，著重從歷史的角度闡明它們的產生和嚴格，以展現更為廣闊的歷史畫卷。這些史料雖然超出了文史資料的時限，又不屬『三親』，但它們卻是『海外遊子的思鄉曲』中的重點樂章。主編只有站在為愛國統一戰線服務的高度，才能有這樣的魄力來突破舊規，實現編輯出版這本書的構想。」
儘管地方文史部門不具備全國文史委的資源優勢，但仍有其可觀者。（1）山西文史委出版了閻錫山、楊愛源、梁化之等人的史料，他們的親屬後代不僅索要出版的書刊，而且回國觀光，上門聯繫，並邀請文史官員到海外去徵集史料，參觀訪問。1988年底，受到閻家、楊家等後代的邀請，以省政協副主席、文史委主任為正副團長，組成代表團，到美國開展聯誼活動的。「在美國訪問期間，既看望了在美的晉籍鄉親，結識了許多新的朋友，又為史料的海外徵集打開了路子。」 省文史委介紹說，「多年來，我們與在台、港、澳同胞及散居在美國、法國、日本及東南亞各國的晉藉人士保持著經常性的聯繫，開展了學術交流、資料交換、接待來訪，從而聯繫了不少海外人士。」 澳洲悉尼的源慧書店是南半球最大的中文書店。書店經理告訴省文史委主任，「他的書店需要《文史月刊》。」 據文史官員表示，「我們不再只是通過書信往來、期刊交流來徵集華僑華人史料，而是走出國門，進行實地考察和瞭解。……雖然所獲史料還不很多，但總算開了個好頭。」 2003年，山西文史委組建「海外華僑史料考察團」，出訪新、馬、泰。 2005年，他們與省政協港澳臺僑和外事委員會協作，「共同研究制定了《關於組織編纂出版〈海外晉商譜〉的工作方案》，並聯合發出徵集海外晉商史料的啟事。」 （2）浙江文史委「根據浙江的華僑華人多數是從溫州、青田等地前往西歐的法、意、荷、西等國開拓創業為主的特點，征編出版一本介紹他們克服種種困難，在萬裡之外的異國他鄉艱苦創業、拼搏奮鬥的光榮歷史，以及他們始終心念祖國的情懷。」《都有一顆中國心——浙籍華僑華人風採錄（歐洲篇）》出版後，「進一步激發和增強了旅歐浙籍華僑華人對偉大祖國的凝聚力和向心力。」 （3）株洲市文史委至2009年，已與美、日、印度、巴西、加拿大、菲律賓6個國家和港臺的近60名株洲籍人員建立了聯繫，徵集史料68篇、48.5萬字、照片50餘幅。文史幹部的經驗是，「徵集港澳臺及海外史料必須發動『三胞』親友積極參與，請他們提供通信地址或動員他們利用親誼關係直接組稿、徵稿。」美國城市與區域規劃師、城市與建築設計師、聯合國開發計畫署顧問彭佐治的自述《彭佐治生平事蹟》，臺灣大學教授、農業經濟學家張德粹的《張德粹自傳——八十年生活過程之回憶》等，都是以這種方式徵集來的。
（待續）
原標題：中共利用文獻資料 統戰港臺海外和西方
文章來源：《黃花崗雜誌》第四十一期
統戰港臺
一、全國文史委徵集港臺史料概況
1960年，文史專員們按照政府要求，「對臺灣造謠污衊，痛加斥責。」 劍拔弩張的局勢，使得這個時候還根本談不上徵集港臺史料。不過為了紀念辛亥革命50周年，文史資料委員會從1961年3月在全國範圍內廣泛開展的有關辛亥革命的專題史料徵集活動。在這個背景下，「臺灣方面的有關史料，也經臺灣民主自治同盟協助組織了一部分稿件。」 但數量和質量可能都不能令人滿意。所以，文革一結束，官方就注意到「港澳史料還是一個空白」，並明確意識到「充分掌握這方面的史料」，不但能夠配合收回香港主權的鬥爭，而且通過這些史料可以使港澳同胞鑒古知今，「受到愛國主義教育。」 比如，杜建時寫的關於開羅會議的回憶在香港就很熱銷。他在文章中憶述了當年邱吉爾同蔣介石就香港問題的辯論經過。「說明國民黨政府，包括蔣介石也堅持收回香港的主權。這對於我們今天收回香港主權都是有益處的。」 另外，官方也指出，「海外宣傳的鬥爭和海外文史資料領域的爭奪與佔領十分重要，應當引起高度的重視。」
《香江歷程》並非真正意義上的從港人手裡徵集上來的文史資料。
文史官員表示，葉劍英的「九條」見報後，「海內外人士如吃了一顆『定心丸』。他們願意寫，但由於種種原因，要求暫時不要發表，所以我們可以先替他們保存起來。」費孝通也異想天開地出主意，「我們要創造必要的條件，他們有時間的，我們可以為他錄錄音，他們沒有人記錄，我們就派人去記錄。同時我們還可以向他們保證，發表時一定徵求他們的意見，暫時不願發表的，我們保存起來，將來可以發表時，保證不作改動，這樣他們就可以放心了。」
由於官方對八十年代寄予厚望，急於在這十年解決台海兩岸分治問題，所以這個時期對港臺史料的徵集便顯得頗為熱鬧。「港澳地區的文史資料工作肇始於1984年，當時成立了港澳臺暨海外徵集組，取得了一些進展。但是長期以來，由於種種原因，港澳地區文史工作主要是開展一些聯誼活動。」 全國文史委官員反映，「赴港之前曾有在香港徵集文史資料很難，人們不願寫或不敢寫之傳聞。但我們所約請的撰稿物件中，還真沒有一位表示為難或勉強的。相反他們都非常高興，非常主動。」
1994年，全國文史委人員「利用去香港探親的機會，走訪了廣東省政協文史辦及香港的政協委員兼文史委員，向他們瞭解有關港澳史料的徵集、出版情況；跑了不少香港的書店，收集、購買了20多本香港出版的有關港澳近100年歷史的回憶錄、歷史掌故等圖書，帶回北京，讓文史辦公室的同事更多地瞭解港澳的政治、經濟、文化等多方面的歷史，為進一步開展港澳史料的徵集出版工作作準備。」1996年，為迎接香港回歸，全國文史委派人到香港徵集企業家的創業史。「當時許多企業家都還沒有意識到寫回憶錄的重要性，」所以一年多的時間裡，只幫助企業家寫了兩篇史料。一篇發表在《文史資料選輯》上。後因經費問題，文史委「才停止了此項工作」。 文史高官後來透露，「香港已經回歸了，下一步是澳門了，所以我們委員會的港澳組分開為香港組和澳門組，加大工作力度。再進一步就是臺灣了。」
進入新世紀後，全國文史辦重視並開拓了「建國」後海外史料的徵集工作，「現正在完成《情系中華——海外華僑、華人史料專輯》等圖書的出版工作。」 至2007年，全國文史委香港組編輯出版了《香港在抗日期間》、《香江歷程》等大型圖書。特別是《香江歷程》是第一本由香港人撰寫的一部「全面而真實的香港史」，是進行「愛國愛港教育的優秀教材」。另外，全國文史委澳門組「通過發送信函、採訪當事人等方式」，徵集到100多萬字的資料，編輯出版了《澳門回歸歷程紀事》之一、之二，以及《澳門回歸之路》、《子女記憶中的父親──葉挺相傳》等專題圖書。撰稿者都是澳門回歸的參與者和見證者，「真實記錄了當年參與澳門回歸工作的點點滴滴。」 這使得《澳門回歸歷程紀事》、《澳門回歸之路》乃至《香江歷程》並非真正意義上的從港澳人手裡徵集上來的文史資料。但這並不影響政協高官依然對此作出高度評價。徵集港澳地區的文史資料對於團結港澳同胞「愛國愛港」、「愛國愛澳」發揮了重要作用。
總之，據官方稱，由於近年來開闢了向港澳臺及海外徵集與交流文史資料的渠道，「全國政協和一些地方政協徵集並選擇發表了一批有價值的臺灣方面的資料，也向港、澳和海外輸出了一部分出版物，其臺灣方面的史料交流也不斷增多。」 不過，鑒別官話虛實的基本技巧是深入剖析個案和細節，以透視其隱而不宣的真實資訊和實際意圖。
撇開種種客觀限制，不能忽視的是，由於中共秉持其一貫本性，對徵集海外史料就始終充滿戒備和敵意。比如，到香港徵集陳嘉庚的史料，由於相當順利，有的人原本不在徵集名單之內，聞訊主動送來稿件。但官方仍然強調，「港澳地區，魚龍混雜，在許多方面都相當敏感，需要我們在進行這項工作時，慎重穩妥地掌握好有關政策。」宋希濂也曾就此賣弄過一番自己的過人警惕性。「我在美國見到一個人，他主動找上門來，多次要求給我編寫回憶錄。他的熱心勁比我自己都高。這個人在港臺雜誌上發表過不少文章，文筆也好，可他的立場、觀點成問題。我知道他是有背景的，所以堅決回絕了他。」
據沈醉說，他寫的《我這三十年》在國內發表後，「接到許多海外朋友、舊同事的來信，告訴我說：你那本書都能國內發行，我們就敢寫了。」 沈醉這裡似乎有意隱瞞了什麼。因為，《我這三十年》1982年首先發表於紐約華人日報， 其後在1983年3月，才由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從這個時間順序看，海外人士應該早就看過美國發表的《我這三十年》，但他們卻說，該書國內出版後，才敢寫史料。這似乎表明，海外人士的寫史尺度不但以該書為限，而且以該書在國內出版為界。這兩條構成了海外人士判斷官方文史資料政治尺度大小的一個基本界限。一旦超出這個界限，便不符合官方的史料格式。對此，海外人士心裡有數。沈醉透露，他的《軍統內幕》一書出版後，「海外朋友來信願意提供材料，但也要求我們要講真話，要擺事實。」言外之意，海外人士對中共偽造歷史的慣用手法和霸道行徑洞若觀火，非常不滿。這樣一來，以中共編外御用文人自居的沈醉也只能退守一步，提出雙方都「不評論誰對誰錯」。 這表明，官方已不可能像原來那樣有恃無恐，漫天扯謊，指鹿為馬，黑白顛倒。而必須收斂一些，以至於連原來公然叫囂的「絕對正確」也不好意思再提了。
二、地方文史委徵集港臺史料概況
地利之便使得廣東在徵集港臺史料方面動手早，成效大。1979年9月，以廣東省政協副主席兼文史委主任羅明的名義，發表《建議臺灣史學界交換孫中山及民國史資料》的對台公開信，並由中央人民廣播電臺播出。公開信介紹了大陸「歷年來徵集、整理、出版孫中山及民國史資料的情況」，同時建議「同臺灣史學界交換資料、交流研究成果，並互派學者進行訪問」。據說，「已收到積極的宣傳效果。」 藉助地利，廣東在這方面有些創意。它把孫中山和民國史資料寫成新聞和專稿，由電臺向臺灣廣播，同時向海外發佈消息。據稱臺灣一些學者看到後「反映很好」。
1983年，中國政府就收回香港主權同英國政府進行談判。一些敏感的地方文史機構也隨即開始跟風。比如，1983年9月，張家口市政協設立了「文史對台宣聯處」。廣東文史委更是高度重視，「意識到要把研究和編寫香港史料提到重要的位置上，隨即作出廣泛開展徵集港澳史料的決定，印發了徵稿提綱，邀請有關單位和人士舉行徵稿座談會。香港一些報紙也刊發了這一消息，在港澳及海外引起強烈反響。」幾年內，徵集港澳臺史料75萬字。1985年，省文史委出版《香港一瞥》。內容有，「英國侵佔香港後的各種統治措施和香港社會的發展變化；香港一些社會團體的發展史；香港同胞反抗港英當局壓迫的鬥爭史；香港各階層人民的生活狀況及社會風俗習慣；日本侵佔香港時期，我黨領導下的東江縱隊搶救滯留港九一批文化人的經過。」
就各地方文史機構的普遍情況而言，一般做法是，由分管文史工作的副主席組織學習全國和本省「文史工作會議的文件精神、新時期愛國統一戰線的方針、『一國兩制』的決策、香港及澳門回歸祖國的問題的協定等」，提高認識，統一思想。因為，「向港澳臺及海外徵集文史資料的工作，政策性很強，難度也大。如把握不準，會觸及外事、華僑政策，或影響『一國兩制』決策和香港、澳門問題協議的實施。」所以，一般都採取先易後難的漸進策略。「注重從大家有共同語言的內容中去徵集。例如北伐戰爭、抗日戰爭的人物和事件，或經濟、科學技術、文教衛生方面的題材。」 這種做法的好處是，容易求同存異，達成共識。
這種刻意迴避現實政治分歧的統戰策略被官方稱作「史料交流」。1987年，文史高官表示，「近年來臺灣方面引用、轉載和出版大陸許多文史資料，我們應該歡迎。我們也積極收集臺灣出版的歷史資料，其中內容比較客觀公正的，中國文史出版社可以選載或作單行本出版。」 在這裡，史料充當了敲門磚的作用。所謂史料交流就是用史料開路。其方案是，先歷史，後現實；先史料，後政治。其實，二者本質上是一回事。至少在官方設計的文史資料統戰策略中是如此。
官方原本計劃，一方面出版港臺史料，一方面徵集港臺史料。但從實際運作看，前者冷落，後者熱鬧。換言之，官方主要把精力和重心放在了徵集港臺史料上。原因可能在於，徵集港臺史料的統戰效應更大，更能收到立竿見影之效。官方給出的理由是，「有些人或因其親屬在各次運動中受過傷害，存有誤解，通過史料的徵集、編輯出版，使他們看到登載自己親人的史料，體現黨對他們的評價，從而更加激發懷鄉念土之情。」官方野史的金字招牌，使得海外人士不自覺地形成一種臉上有光的面子心理。在他們看來，給官方寫史料等於官方給他們一個自我表揚和青史留名的機會，是政府給自己面子。所以，文史機構「約寫他們知情的，特別是他們的祖輩、本人或親人的史料，使他們感到光榮與親切，更樂於寫」。官方開恩施捨，他們感激還來不及。「有的作者說：別人叫我寫未必積極，你們約我寫，『潛水托石』也要寫出來。」 據說還有不少統戰物件和海外華僑看到文史資料後，「進一步增強了對祖國的向心力和凝聚力，喚起了愛國之心和思鄉之情，也縮短了同共產黨的距離。一些僑居海外的辛亥革命烈士家屬，看到文史資料記載了他們先輩的歷史後，百感交集，歡欣鼓舞，說『共產黨沒有忘記我們』，有的人專程從港、澳和海外回來向政府和作者表示謝意，表示願意為我們撰寫史料，為祖國四化建設做貢獻。」 但也有更為複雜的情況表明，海外人士的寫史狀態其實充滿著相當壓抑的情緒和扭曲的意識。一位中學教師與原國軍少將師長的父親在香港會面時，父親說，他的官職「是在抗戰時立功提升的，沒有做對不起兒女和人民的事情」。並答應寫出這方面的史料，還說「可動員同僚故舊寫資料」。 令人費解的是，如果其官職不是在抗戰期間提升的，就有罪了嗎？這種心理和思路實在令人震驚，甚至恐怖。可見中共偽史宣傳對海外人士所造成的思想混亂和心理恐慌實在既深且重，不容低估。
在這個背景下，對大陸文史官員所提供的一些極為有限的材料就會有更符合實際的估計。比如，廣東開平市文史官員聲稱，《開平文史》發表了回憶譚邃的史料後，譚在臺灣的同僚、部屬看到後，「認為共產黨實事求是，政策正確，尊重史實，乃自動彙集了資料，寫成《譚邃將軍傳》，從臺灣轉寄給我們。」 又如，據浙江文史部門介紹，原臺灣郵電檢查局局長劉兆祥做郵電檢查工作，「具體執行『三不通』政策，」他把自己寫的《文成縣誕生回憶》寄來，「帶頭實行『三通』」。而且稿子「有一定史料價值」，準備發表。 再如，黃維綱將軍在抗戰期間曾得到過三次青天白日勳章，他在臺灣的親屬寫了一篇《黃維綱傳略》，由黃的弟弟黃維銓寄給邯鄲文史部門修改。修改後，又轉寄臺灣。 還有，臺灣作家羅蘭也專為天津文史資料撰寫了《世紀滄桑——一生瑣記》。
《澳門回歸之路》並非真正意義上的從澳門人手裡徵集上來的文史資料。
實際上海峽兩岸的史料交流並不多見。絕大多數時候，「向港、澳、台和海外人士徵集稿件是一項艱苦細緻的統戰工作，」其實只是一個溫婉含蓄的牢騷說法。北京市文史官員就頗為不滿地表示，「我們向他們殷勤地約稿，多次通信問候，年初寄贈掛曆，當他們回國時又隆重接待，文章發表後把稿費買成精美的紀念品寄去，有時也努力完成他們委託的一些事情。」做了這麼多鋪墊，才算拉上關係，和作者們建立了「親密」友誼，「他們為我們撰寫了很多具有重要價值的史料。」但實際成果似乎不盡人意。從1983年開始向港澳臺和海外人士徵集史料，至1989年共徵集到18人所寫的26篇史料，約20萬5千字。
全國其他地方有多有少，參差不齊。少者如上海，徵集海外港臺史料區區30篇、11萬字；多者如廣西，徵集海外港臺史料65萬字；廣州更多一些，徵集港澳臺及華僑史料35篇、75萬字；浙江也很驚人，兩年多就徵集海外來稿及資料100萬字；最多的卻是山東，徵集港澳臺及海外資料竟多達125篇、160萬字。
當然各地情況有別，做法各異。就一般情況看，大都是八十年代中期以後才著手向港臺海外徵集史料的。 以湖南為例。文史部門向海外徵稿的第一篇是旅美女作家謝冰瑩撰寫的《先父謝玉芝先生傳略》，1985年刊登於冷水江市文史資料第1輯。 這是「解放30多年」她第一次為大陸撰稿。 稍後不久，株洲市文史部門便展開了大規模的港臺史料徵集。他們在市僑聯、對台辦的協助下，「開展了對港澳臺和海外僑胞及親屬的摸底調查工作，及時掌握了他們的情況。在此基礎上，利用下基層組稿、採訪的機會，有重點地拜訪他們在大陸的親屬，鼓勵他們親屬撰寫史料。」很快就和20多位港澳臺和海外僑胞有了聯繫，並徵集到一批史料。他們的具體做法是：（1）請政協委員和「三胞」親屬提供線索和通訊位址，文史部門直接發函徵集。「《懷念我的父親黃篤傑》、《我的自述——八十年生活過程之回憶》、《彭佐治生平事略》等都是通過其親屬分別從臺灣、美國、加拿大徵集來的。」（2）「在臺胞親屬的配合下，抓好回大陸探親的重要物件的史料徵集工作。前國民黨中央設計考核委員會專門委員、總幹事長陳敦正從臺灣回鄉探親。通過其子轉達了他們的意圖，回台不到一個月，就寄來了《世界的日本通——王芃生》一文。」文史部門對受其委託進行港、澳、台及海外史料徵集的人員，在經濟上給予優惠。凡是為徵稿、組稿所付出的郵資、複印費、車費「一律憑票報銷」；進行專題徵集的人員，還付給一定的「採編費」；年終評先進，「對有重要貢獻的還給予精神和物質獎勵。」 1986年至1987年，不到兩年，已徵集港澳臺及海外30多篇（冊）、43.4萬字、圖片18幅。其中有，「原國民黨中央軍事委員會國際問題研究所中將主任王芃生、原國民黨行政院參事兼機要室主任、臺灣銀行顧問劉慕曾、臺灣大學經濟學教授張德粹等人的史料。」還與臺灣湖南同鄉會《湖南文獻》雜誌社副社長吳伯卿建立了聯繫，徵集到了《湖南文獻》7冊，並確定了長期保持往來，互換《株洲文史》和《湖南文獻》。 與此同時，其他地區也開始跟進。比如，郴州地區文史部門徵集海外史料8篇、25800字。 又如，衡陽市文史官員表示，「已經開闢了文史資料向海外徵集工作，收穫甚豐。」
值得注意的是，1987年，湖南一些縣級文史部門開始徵集港臺史料。平江縣徵集港澳臺及海外的史料5篇、10多萬字； 常寧縣首次徵集到海峽彼岸的3篇資料； 寧遠縣徵集港臺資料20多篇，照片20張。其中有楊闕天正從美國寄來的有關她父親闕漢騫的資料7篇，後編成出版《闕漢騫事略》一書； 美國加利福尼亞大學大衛斯分校歷史學教授普菜斯把自己從臺灣徵集到的文史稿件《宋聲教》贈給桃源縣文史委。 1988年，湖南一些縣徵集港臺史料似乎有了更大收穫。常甯縣文史委從美籍常甯人士徵集到原中央通訊社社長肖同茲史料20萬字；臨武縣文史委徵集到剛剛故去的國府陸軍中將、前國大代表杜從戎的部分史料和照片；衡陽縣文史委徵集到衡陽籍原國府空軍司令劉國運和國民黨中央委員、臺灣榮民總醫院院長鄒濟勳的部分資料； 常德縣給港臺人士發去「文史會徵稿函」後，反響熱烈，不到一年，便收到了幾十篇珍貴稿件。比如，「居台史學博士吳相湘奇來了《三生有幸》，日本東京太空工研究中心博士丁時范寄來了《清末廣西陽朔知縣丁盤慶傳略》。」此外，從臺灣、日本、美國還寄來了《記辛亥革命常德光復首領之一——梅子逵》、《張炯年表》、《著名法學家——戴修瓚》等史稿。
這段時間，雖然有些市縣文史部門沒有直接徵集到港臺史料，但仍有一些相關舉措。比如，茶陵縣文史委向海外回鄉探親人士約稿，並向他們贈送了《茶陵文史》等書刊。又如，婁底市文史委「聘請從臺灣回家定居的顏曉葵為文史委員，任期3年」。
相比其他省份，湖南徵集港臺史料已經算得上有聲有色，凡是海外來人，見縫插針。比如，旅美的原國軍將領李默庵、商界名流劉廷芳、何鍵夫人王儀貞、香港著名女歌唱家周文珊等來湘訪問，文史部門都「主動向他們約稿，他們欣然允諾，有的很快把稿子寄來」。 但總體而言，有趨於停滯之態。湖南文史高官承認，海外史料徵集是「薄弱環節」。他建議，儘快把港臺海外名人情況摸清楚，搞出名單，「象陳健明、薑逸樵、成之凡、王立平、黃彰任、楊安祥、李伯忠、毛彥文、王儀貞、夏任長、瓊瑤、劉廷芳、向明、李惠英、余彭年、謝冰瑩、彭鍔等等，」然後「找准關係，把這些名人的資料徵集到手。」
相形之下，其他省份也都沒閑著，但都零零星星，動靜不是很大。以湖北為例。雲夢縣文史部門經過聯繫，原國軍第20兵團副司令陳希平「寄回了他在臺灣的著作和照片」。抗戰時期曾任雲夢縣流亡政府縣長的曾繁志，「也從臺灣通過他的家屬寄回了他參加台兒莊戰鬥的回憶錄。」 隨州市文史部門通過去台人員親屬，「向隨州去台人員諶文軒（原國民黨最後一任隨縣縣長，現為隨州在台人員同鄉會會長）徵集隨州列山中學史料。在徵集這一史料中，又與列山中學的創辦人何成浚子女取得了聯繫，」徵集到大批何的史料與照片。 紅安縣文史部門發動政協委員、各界人士聯繫海外親屬徵集史料。政協委員、臺屬王子蔭給他在臺灣的哥哥王子發（曾任民國政府黃安縣縣長）寫信徵稿。「王子發從臺灣寄來近萬字的重要資料一份。」 黃岡縣文史部門為「台歸人員」陶耀華徵集了口述史料，後來整理為《我的一生》，6萬餘字。 宜昌市文史部門也籠統地說，他們的書信徵稿「已擴大到海外，現已收到香港、美國人士的來稿」。 此外，據遼寧文史官員介紹，1987年，「遼吉兩省文史辦與祖國統一辦公室合作，各自對政協委員做了一次摸底，已經基本掌握了本省政協委員與海外聯繫的情況。……為以後開展港澳臺及海外徵集打下了一個很好的基礎。遼寧省還積極利用海外人士歸訪故裡及學者出國訪問的機會，開展與港澳臺及海外的史料交流和徵集。」 河南方城縣文史部門為徵集港臺史料，至1987年，已直接或通過僑臺屬發往海外50多封信。 河北懷安縣的《文史資料》在1988年傳入臺灣後，很受歡迎。臺灣新聞人員馬競銘還為《文史資料》撰寫了數萬字史稿，並捐贈300美金，以表示對懷安縣文史資料工作的支援。
毫無疑問，總體情況並不樂觀。而且宣傳意味大於徵集實效。比如，株洲市文史委雖然早在1986年之前，「就把徵集港澳臺及海外史料列入工作計劃，一些重點人物，明明知道他們在臺灣或在海外，卻難以溝通聯繫，史料的徵集自然也收效甚微。」 1989年，在福建省政協六屆二次會議期間，似乎出現了一次帶有某種總結性的評估。文史資料委員會邀請部分港澳委員座談。「他們對《徵集意見》中帶有政治色彩的提法，如『高舉愛國主義旗幟』、『推動祖國統一大業』、『發揮愛國人士參加祖國建設的積極性』、『作為我國四化建設的借鑒』等語提出意見，認為這些說法未必適用於港澳臺地區，這份意見拿出去有困難。」官方意識到，「由於徵稿物件的政治情況複雜，有些人跟臺灣關係密切，有些人不一定贊同我們的制度，有些人雖然也講統一，但另有一套想法。他們中的相當一部分人也許願意寫資料，但其出發點僅是為了保存個人的實錄。如果徵稿的政治氣味太濃，和他們的政治傾向有矛盾或不甚吻合，便會造成一種思想障礙，他們未必肯寫。」由於官方將史料視作統戰，這樣，文史資料便具有了某種政治情報性質。徵集史料也就成了搜集情報。如何套取情報，需要講究技巧。「鑒於那些存在思想障礙的人掌握著部分有價值的資料，要使他們願意動筆，把資料從他們手中取出來，就得講究一點策略。徵稿的姿態，以『中性』為宜；對資料的要求，也以『中性』為宜；給人家看的資料，還是以『中性』為宜。這樣更易團結更多的人。」同時，也不要總把「借鑒」掛在嘴邊。「資料可資借鑒與否，關鍵在於我們對資料的選擇與運用，其任在我，不在於彼。不提『借鑒』作用，反能解除撰稿人在政治方面的思想顧慮，有利於徵稿。」還有，「以『政協』或『統戰』的名義去徵稿，可能會使某些人產生思想顧慮，如果用『某某文史資料編輯部』的名義，就更易為大家所接受。」如果能搞一個文摘性刊物，「放寬尺度，選登一些內外的資料，既可供交流之用，又能籍此擴大影響。」
應該說，這次討論包含有某種程度的反思精神，所作建議也有可取之處。但它卻沒有預見到一個月後中國發生的那場劃時代事件，將徹底逆轉中共徵集海外史料的良性趨勢，將十年來辛辛苦苦塗抹到統戰泥胎上的政治金粉沖刷得一乾二淨，打撈上來的史料稻草所剩無幾。以至於到了九十年代，文史官員只能保守地表示，「一個省區一年出那麼幾篇華僑華人的史料就很好。」 而最有影響的全國政協《文史資料選輯》壓根就沒編發幾篇像樣的海外史料。不過據說，「廣東、河南、廣西、廣州等省（區）市在徵集出版港澳臺海外史料方面做得比較好。」 1994年，上海文史委編輯出版了《猶太人憶上海》，這是第一本「國際題材的文史資料集」。 撫順市文史委在徵集《撫順人在海內外》稿件時，針對作者經常表示出來的工作忙、不願意張揚自己、怕要錢這三個顧慮，改進做法，「除將蓋有公章的《征編出版方案》寄給作者，還特別申明，不收任何費用，出書後按規定支付稿酬和贈書。同時，做耐心的思想工作，講清出書的重要意義。結果，作者消除顧慮，紛紛寫來自己的稿件。」
這種個案具有多大普遍性，實難估定。但徵集數量不多，恐是事實。難為這些文史官員們只能含糊不清地點到為止。比如，山西文史高官宣稱他們徵集的6000餘萬字史料中，就有「不少出自臺胞、臺屬和與在台人員有聯繫的人士之手。」 倒是廣東提供了一些準確數字。二十一世紀初的幾年，全省各市縣出版港澳臺及華僑史料437篇、186萬字。
其實，文史資料作為統戰史學，數量不是問題，質量也不是問題。關鍵在於政治動作和統戰姿態。比如，潛江籍臺胞丁貴卿於九十年代初，「託人給《潛江文史資料》送來《貪嘴婆娘蒸野菜》、《故鄉春天的野菜》兩稿。」一篇文章結尾寫道，「離開家鄉後，不但未吃到這些令人回味無窮的野菜，在臺灣寶島也未曾看到過這些東西……古人有為『蓴羹鱸膾』而思歸之雅事，真盼望趕快乘機回去，以解我的口饞呢。」這種描寫一地風俗或本地風物的文章，本無多少史料價值，與文史資料的初衷更不相干。但由於作者「以野菜為題作文反映了臺胞渴望祖國統一的願望」，便得到文史官員的青睞。「在與大陸去台人員的關係上，民俗，是我們最生動、最無所忌諱的話題，各級政協文史幹部，應充分認識這一特點。」 相較而言，安徽文史官員似乎更早地認識到了這一特點。他們編輯的《安徽文史集萃叢書》之十《江淮風物》，「彙集了安徽的名勝古跡、風物特產的史料，著重從歷史的角度闡明它們的產生和嚴格，以展現更為廣闊的歷史畫卷。這些史料雖然超出了文史資料的時限，又不屬『三親』，但它們卻是『海外遊子的思鄉曲』中的重點樂章。主編只有站在為愛國統一戰線服務的高度，才能有這樣的魄力來突破舊規，實現編輯出版這本書的構想。」
儘管地方文史部門不具備全國文史委的資源優勢，但仍有其可觀者。（1）山西文史委出版了閻錫山、楊愛源、梁化之等人的史料，他們的親屬後代不僅索要出版的書刊，而且回國觀光，上門聯繫，並邀請文史官員到海外去徵集史料，參觀訪問。1988年底，受到閻家、楊家等後代的邀請，以省政協副主席、文史委主任為正副團長，組成代表團，到美國開展聯誼活動的。「在美國訪問期間，既看望了在美的晉籍鄉親，結識了許多新的朋友，又為史料的海外徵集打開了路子。」 省文史委介紹說，「多年來，我們與在台、港、澳同胞及散居在美國、法國、日本及東南亞各國的晉藉人士保持著經常性的聯繫，開展了學術交流、資料交換、接待來訪，從而聯繫了不少海外人士。」 澳洲悉尼的源慧書店是南半球最大的中文書店。書店經理告訴省文史委主任，「他的書店需要《文史月刊》。」 據文史官員表示，「我們不再只是通過書信往來、期刊交流來徵集華僑華人史料，而是走出國門，進行實地考察和瞭解。……雖然所獲史料還不很多，但總算開了個好頭。」 2003年，山西文史委組建「海外華僑史料考察團」，出訪新、馬、泰。 2005年，他們與省政協港澳臺僑和外事委員會協作，「共同研究制定了《關於組織編纂出版〈海外晉商譜〉的工作方案》，並聯合發出徵集海外晉商史料的啟事。」 （2）浙江文史委「根據浙江的華僑華人多數是從溫州、青田等地前往西歐的法、意、荷、西等國開拓創業為主的特點，征編出版一本介紹他們克服種種困難，在萬裡之外的異國他鄉艱苦創業、拼搏奮鬥的光榮歷史，以及他們始終心念祖國的情懷。」《都有一顆中國心——浙籍華僑華人風採錄（歐洲篇）》出版後，「進一步激發和增強了旅歐浙籍華僑華人對偉大祖國的凝聚力和向心力。」 （3）株洲市文史委至2009年，已與美、日、印度、巴西、加拿大、菲律賓6個國家和港臺的近60名株洲籍人員建立了聯繫，徵集史料68篇、48.5萬字、照片50餘幅。文史幹部的經驗是，「徵集港澳臺及海外史料必須發動『三胞』親友積極參與，請他們提供通信地址或動員他們利用親誼關係直接組稿、徵稿。」美國城市與區域規劃師、城市與建築設計師、聯合國開發計畫署顧問彭佐治的自述《彭佐治生平事蹟》，臺灣大學教授、農業經濟學家張德粹的《張德粹自傳——八十年生活過程之回憶》等，都是以這種方式徵集來的。
（待續）
原標題：中共利用文獻資料 統戰港臺海外和西方
文章來源：《黃花崗雜誌》第四十一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