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3年1月16日訊】2013年1月3日，《南方周末》被迫發表了它有史以來最糟、最屈辱的一篇「新年獻辭」，並因此出其不意地使自己成為了舉世矚目的焦點。一個專註於作新聞的職業群體，這一次終於把自己做成了「新聞」。7日之後，隨著下一期《南周》的正常出刊，持續近一周的各種聲援或雜音也在漸漸平息。這時，如果靜下心來，以客觀之眼來觀照整個事件及其後續動向，我們就會從中發掘出這個事件對於當下中國社會的重要意義，它提醒我們，應該做好準備，迎接一個即將到來並必然到來的社會巨變。
《南周》「新年獻辭」事件之意義所以重大，是因為整個過程中，無論表達方式、參與人群抑或發酵程度都有很多突破既往類似事件的可圈可點之處。具體可歸納為以下幾點：
首先，由於社會輿論、媒體輿論的共同努力，大膽地將一個媒體的維權事件推進到了反對「新聞審查制度」、捍衛言論自由、「取消中宣部」的層面。從《南周》編輯部3日發表第一篇聲明，要求「對於此次……重大出版事故，進行徹底調查」開始，庹震，以及他所代表的"黨委宣傳部"就成了毫無翻身可能的「眾矢之的」。其言論之大膽、態度之強勢皆無前例可與之相媲。而當《新京報》遭宣傳部逼轉《環球時報》所謂「境外勢力操縱」言論後，中共黨委宣傳部的一把手「劉雲山」的大名則直接上了微博，使得整個事件的幕後操縱者暴露在輿論的開放平台上。
此外，《南周》事件也創造了條件，使得公民可以公開訴求「憲政」體制，呼籲恢復憲法精神，要求用憲法精神衝破意識形態的霸權。《南周》新年獻辭是因為其中對「憲政」精神的強調，而遭致庹震的無理刪改的。而憲政精神與自由權利本就是不可分割的同一個問題，人們不僅用反對和抗議的聲音撕開了強許可權制自由表達的鐵幕，而且還為公開表達「憲政」訴求提供了合適的時機。所以當強權者用霸道的方式禁止別人對「憲法」的訴求時，我們只能看到他的不識時務與低下的管理能力。《朝日新聞》近日報道提到，習近平在政治局討論《南周》時對劉雲山說的一句話：「一系列的措施，反而只能加劇混亂。難道不是越壓越亂嗎？」倒是準確道出了輿論監管者的愚蠢。
參與者範圍極廣，這是此次《南周》事件的又一大特點。關注者包括媒體人、知識分子、律師以及大實業家，甚至還包括不少此前對公共事件並不特別關心的藝人。這些人作為微博上的輿論領袖，粉絲動輒超過幾十萬、數百萬，其影響力不可小覷。所有關注者表達著同樣的態度，聲援《南方周末》，鄙視政府對媒體的事前審查與越權改稿。大陸著名娛樂明星姚晨、李冰冰此次都有不俗表現，而來自台灣的女藝人伊能靜，更是以一句「沉默的好人也許會變成邪惡的同盟」而備受人們讚譽。各門戶網站通過主頁面新聞標題藏頭的形式表達對《南方周末》的聲援；《新京報》與《瀟湘晨報》敢於頂住來自最高新聞主管單位--中宣部的壓力，抗命不轉《環球時報》的評論；更有意味的是，有新浪內部員工在微博上直言「新浪微博」同樣在努力，在「萱萱」（中宣部）的眼皮底下儘可能使消息得到傳播。這些大膽的作法與言論已經突破了從前難以逾越的禁區，在自高層至底層、體制內與體制外良知者的集體參與之下，共同喊出了多少年來人們存於心底而無法喊出的共識，真的有一種勢不可擋的勁頭。上海學者王曉漁在微博上說：「等到企業家和藝人開始發聲，就可以斷言一個時代的風潮即將或者正在發生變化，社會運動的興起已經不可阻止。」此說頗為恰切，執政者當以之為警鐘。
這一次民眾對《南周》的聲援行動迅速走出了互聯網，走上了街頭，因而與以往數年來各種公民行動相比更顯出不同。當數百名公民自發聚集在廣州市廣州大道中289號南方報業集團門前時，一場生動的公民實踐喚醒了中國大陸公共空間久違了的公共參與、公共表達的自由氛圍。他們有的獻花，有的舉起手寫的標語，還有的在現場發表起了演說，還有的在自覺清理現場的垃圾，幾乎所有人都在拍攝，記錄下現場每一張平和而堅定的面孔，記錄下現場每一句發自肺腑的要求自由與正義的宣言。
在最高層的直接過問與安排下，編輯部與政府互相妥協，「《南方周末》新年獻辭被篡改事件」略顯草率地收場了。雖然結局還不那麼盡如人意，但有很多突破性的表現還是會對未來的社會進步產生重大影響。毛派及其權力階層的支持者在這次事件中始終處於下風，在各種場合中都顯露出其卑劣、好鬥、虛偽、愚蠢的特性。就在1月9日中紀委宣布薄熙來、劉志軍移交司法機關的當晚，毛派與「五毛黨」代表人物胡錫進、吳法天、司馬南幾乎同時在微博發出殘喘之哀聲，其間之「組織」聯繫若隱若現。《南周》新年獻辭被篡改事件中雙方交鋒的核心，就是共產理論指導下的極權思維與現代社會公民自由意識復甦之間難以調和的激烈博弈，反映在權力層，也就必然會觸及到在極權制度下為非作歹的江、康、薄一派，引起其黨羽哀鳴當然是不足為怪的了。
然而無論事件背後隱藏了多少權鬥的伎倆，《南周》事件的參與者們卻只關注他們自己的訴求。他們不必再做政治權力的工具，也不再鑽共黨所謂的「政治」套子，人們不是像以前那樣只做政治體制上的籲求，他們不需要政府的批准，已然自覺地做起了一個現代社會的公民。公民的權利自然而無可辯駁，他們對知情權、表達權的使用已經容不下權力的指手劃腳。在這種情況下，極權統治必然無可立足，因為它的每一次挑釁最終都只會將自己的醜惡暴露於天下。
《南周》事件之後，有一股歡樂、熱烈的氣氛正在知識界和社會高層當中悄悄蔓延，雖然仍有很多雜音與危險訊號混雜其中，但人們正漸漸意識到，運用自己的力量，促使一個新社會建立起來是完全可能的。這當然與高層的政策轉變有關，同時更證明了：生活在中國大陸的人們，即使經歷過無數次政治浩劫，也仍然葆有可貴的民主素質、自由精神、道德勇氣以及善的本性。
大轉折正應運而來，執政者在這時必須保持清醒，重大時刻的選擇至關重要，面臨的挑戰也會異常尖銳。執政者應該知道，社會的演變方向完全不會聽憑當權者的操控，權力階層只不過是複雜互動的社會巨系統中的一支參與力量而已。在社會變遷微妙且詭異的轉折點，一個事件的含糊收場過後，很可能不出十數日就會跟著有另外一個事件的出現，終有一刻會越過臨界值，全盤動蕩、是非立判、清濁殊途。當那一刻到來時，將容不得任何利害相關者有半點的含糊！何去何從，請深長思之。
《南周》「新年獻辭」事件之意義所以重大，是因為整個過程中，無論表達方式、參與人群抑或發酵程度都有很多突破既往類似事件的可圈可點之處。具體可歸納為以下幾點：
首先，由於社會輿論、媒體輿論的共同努力，大膽地將一個媒體的維權事件推進到了反對「新聞審查制度」、捍衛言論自由、「取消中宣部」的層面。從《南周》編輯部3日發表第一篇聲明，要求「對於此次……重大出版事故，進行徹底調查」開始，庹震，以及他所代表的"黨委宣傳部"就成了毫無翻身可能的「眾矢之的」。其言論之大膽、態度之強勢皆無前例可與之相媲。而當《新京報》遭宣傳部逼轉《環球時報》所謂「境外勢力操縱」言論後，中共黨委宣傳部的一把手「劉雲山」的大名則直接上了微博，使得整個事件的幕後操縱者暴露在輿論的開放平台上。
此外，《南周》事件也創造了條件，使得公民可以公開訴求「憲政」體制，呼籲恢復憲法精神，要求用憲法精神衝破意識形態的霸權。《南周》新年獻辭是因為其中對「憲政」精神的強調，而遭致庹震的無理刪改的。而憲政精神與自由權利本就是不可分割的同一個問題，人們不僅用反對和抗議的聲音撕開了強許可權制自由表達的鐵幕，而且還為公開表達「憲政」訴求提供了合適的時機。所以當強權者用霸道的方式禁止別人對「憲法」的訴求時，我們只能看到他的不識時務與低下的管理能力。《朝日新聞》近日報道提到，習近平在政治局討論《南周》時對劉雲山說的一句話：「一系列的措施，反而只能加劇混亂。難道不是越壓越亂嗎？」倒是準確道出了輿論監管者的愚蠢。
參與者範圍極廣，這是此次《南周》事件的又一大特點。關注者包括媒體人、知識分子、律師以及大實業家，甚至還包括不少此前對公共事件並不特別關心的藝人。這些人作為微博上的輿論領袖，粉絲動輒超過幾十萬、數百萬，其影響力不可小覷。所有關注者表達著同樣的態度，聲援《南方周末》，鄙視政府對媒體的事前審查與越權改稿。大陸著名娛樂明星姚晨、李冰冰此次都有不俗表現，而來自台灣的女藝人伊能靜，更是以一句「沉默的好人也許會變成邪惡的同盟」而備受人們讚譽。各門戶網站通過主頁面新聞標題藏頭的形式表達對《南方周末》的聲援；《新京報》與《瀟湘晨報》敢於頂住來自最高新聞主管單位--中宣部的壓力，抗命不轉《環球時報》的評論；更有意味的是，有新浪內部員工在微博上直言「新浪微博」同樣在努力，在「萱萱」（中宣部）的眼皮底下儘可能使消息得到傳播。這些大膽的作法與言論已經突破了從前難以逾越的禁區，在自高層至底層、體制內與體制外良知者的集體參與之下，共同喊出了多少年來人們存於心底而無法喊出的共識，真的有一種勢不可擋的勁頭。上海學者王曉漁在微博上說：「等到企業家和藝人開始發聲，就可以斷言一個時代的風潮即將或者正在發生變化，社會運動的興起已經不可阻止。」此說頗為恰切，執政者當以之為警鐘。
這一次民眾對《南周》的聲援行動迅速走出了互聯網，走上了街頭，因而與以往數年來各種公民行動相比更顯出不同。當數百名公民自發聚集在廣州市廣州大道中289號南方報業集團門前時，一場生動的公民實踐喚醒了中國大陸公共空間久違了的公共參與、公共表達的自由氛圍。他們有的獻花，有的舉起手寫的標語，還有的在現場發表起了演說，還有的在自覺清理現場的垃圾，幾乎所有人都在拍攝，記錄下現場每一張平和而堅定的面孔，記錄下現場每一句發自肺腑的要求自由與正義的宣言。
在最高層的直接過問與安排下，編輯部與政府互相妥協，「《南方周末》新年獻辭被篡改事件」略顯草率地收場了。雖然結局還不那麼盡如人意，但有很多突破性的表現還是會對未來的社會進步產生重大影響。毛派及其權力階層的支持者在這次事件中始終處於下風，在各種場合中都顯露出其卑劣、好鬥、虛偽、愚蠢的特性。就在1月9日中紀委宣布薄熙來、劉志軍移交司法機關的當晚，毛派與「五毛黨」代表人物胡錫進、吳法天、司馬南幾乎同時在微博發出殘喘之哀聲，其間之「組織」聯繫若隱若現。《南周》新年獻辭被篡改事件中雙方交鋒的核心，就是共產理論指導下的極權思維與現代社會公民自由意識復甦之間難以調和的激烈博弈，反映在權力層，也就必然會觸及到在極權制度下為非作歹的江、康、薄一派，引起其黨羽哀鳴當然是不足為怪的了。
然而無論事件背後隱藏了多少權鬥的伎倆，《南周》事件的參與者們卻只關注他們自己的訴求。他們不必再做政治權力的工具，也不再鑽共黨所謂的「政治」套子，人們不是像以前那樣只做政治體制上的籲求，他們不需要政府的批准，已然自覺地做起了一個現代社會的公民。公民的權利自然而無可辯駁，他們對知情權、表達權的使用已經容不下權力的指手劃腳。在這種情況下，極權統治必然無可立足，因為它的每一次挑釁最終都只會將自己的醜惡暴露於天下。
《南周》事件之後，有一股歡樂、熱烈的氣氛正在知識界和社會高層當中悄悄蔓延，雖然仍有很多雜音與危險訊號混雜其中，但人們正漸漸意識到，運用自己的力量，促使一個新社會建立起來是完全可能的。這當然與高層的政策轉變有關，同時更證明了：生活在中國大陸的人們，即使經歷過無數次政治浩劫，也仍然葆有可貴的民主素質、自由精神、道德勇氣以及善的本性。
大轉折正應運而來，執政者在這時必須保持清醒，重大時刻的選擇至關重要，面臨的挑戰也會異常尖銳。執政者應該知道，社會的演變方向完全不會聽憑當權者的操控，權力階層只不過是複雜互動的社會巨系統中的一支參與力量而已。在社會變遷微妙且詭異的轉折點，一個事件的含糊收場過後，很可能不出十數日就會跟著有另外一個事件的出現，終有一刻會越過臨界值，全盤動蕩、是非立判、清濁殊途。當那一刻到來時，將容不得任何利害相關者有半點的含糊！何去何從，請深長思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