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3年3月12日訊】在又一次「美國孩子家長代表大會」在北京勝利召開之際，具有「中國良知記者」美譽的王克勤又一次「辭職」（法新社報導），我感慨「意料之中，情理之外」，我問蒼天：三百六十萬平方公裡為何容不下一個「只為蒼生說人話」的良知記者！
是「辭職」，還是「被辭職」？據我統計，王克勤幹新聞這行已經「四起四落」，超過鄧小平。2001年2月3日，《中國經濟時報》發表了《甘肅經濟日報》新聞部主任王克勤的調查報告「蘭州證券黑市狂洗股民」，國內包括《甘肅經濟日報》在內的近400家媒體轉發，得到朱鎔基總理的連續批示，揭開了全國證券市場清理整頓的序幕。此時，《甘肅經濟日報》以經營不善為由宣佈停刊，王克勤下崗。當年 8月15日，《甘肅經濟日報》宣佈復刊，王克勤立即提交工作申請，但報社領導始終沒有給他安排工作。無奈之下，他應聘到《西部商報》任特稿部主任。因為那篇揭露證券黑幕的調查得罪了省委書記，一邊是黑社會以500萬元懸賞他的頭顱，一邊是省委、省政府的專案組要把他送進監獄。專案組在他採訪過的所有地方尋找他所謂的「問題」，好在沒有任何把柄，最後他們使出了「開除公職」的損招。王克勤被《西部商報》開除後，這個每天接待上訪人的「青天大老爺」本身成為上訪人。在他最困難的時候，《中國經濟時報》社長包月陽聘用了他並給予重用。2010年3月17日，王克勤發表了《山西疫苗亂象調查》，簽發這篇稿件的包月陽被調離報社，調查部被解散，王克勤被解職。2011年9月，王克勤加盟《經濟觀察報》，任總編輯助理負責組建新聞調查部，但這個新聞調查部又是短命的，因在北京雨災的報導中質疑官方公佈的死亡數字而被解散。2013年2月27日，王克勤離開《經濟觀察報》。
中國老百姓最喜歡的媒體人，當權者偏偏不喜歡！從胡舒立在《財經》「出走」到長平在《南都》被要求承諾「不再寫評論」，從笑蜀在《南周》「被放假」到王克勤再「辭職」，其背後獨裁者針對的不是媒體人個體，而是黨報之外的市場化媒體（報業集團的子報）。2008年，伴隨著南方一場冰雪災害的到來，市場化媒體遇到了一場「倒春寒」，到「十八大」召開後不但沒有結束，而且愈演愈烈，造成市場化媒體獨立精神全面受挫。《中國經濟時報》被和諧了，《經濟觀察報》被閹割了，《南方週末》被強姦了，一連串事件說明，市場化媒體的「倒春寒」不但沒有結束，而且是剛剛開始。
這場「倒春寒」來自權貴資本主義。我們的體制下半身是市場經濟的，上半身是計劃經濟的，以公權力為背景的特殊利益集團身處體制上半身，壟斷和控制著包括一袋食鹽在內的所有國家資源，對上打著「維護社會穩定」、保衛「國家經濟安全」等冠冕堂皇的口號索取政策保護，對下則玩弄「國際慣例」和「中國特色」這兩手，公開搶劫民眾財產。近年來，一些市場化媒體之所以迫切地要求推進政治體制改革，正是看到了我國這種資源、資本、權力三者如此高度集中的嚴重危險。這就自然得罪了體制內利益集團，因為他們認為，這個體制、這個時代對他們來說是最好的，不容挑戰，不能「走邪路」。從這個角度考察市場化媒體遭遇的一連串困惑與王克勤的「辭職」，就都可以明白了，
市場化媒體與利益集團的鬥爭，實際上是社會平民與利益集團的生死博弈，這場博弈已經達到了白熱化。2011年8月，大陸許多媒體對「中非希望工程」和背後的世界傑出華商協會提出了眾多質疑。隨後該協會發起反攻，聘請了大陸著名的律師組建了超強律師團，在自己官方網站上，向《南方都市報》等媒體發難，連發公告，並在第八份公告中，對《南方都市報》下了最後通碟，要求公開道歉，在六號公告中則出資百萬獎賞提供輿論風波幕後黑手的舉報者。在市場化媒體與特殊利益集團的鬥爭中，湧現出以王克勤為代表的一批調查型記者，這樣的記者在中國是稀缺資源，還沒有形成一定的規模，僅僅是一種散兵游擊式的存在，但他們的新聞調查讓弱勢群體堅強，讓利益集團膽顫。
調查型記者又稱「警犬記者」，其概念來自於西方，主要指那些探明、揭露被個人或集體掩蓋的損害公眾利益的真相的記者。在調查型記者的定性思維中，揭露是他們的崇高責任，出於對公眾負責的崇高目的，有些時候，可以不考慮手段的合法性與合理性，因為揭露比掩蓋更符合法律精神與倫理道德。調查型記者為了達到揭黑目的，可能動用一切調查手段，包括改變身份甚至臥底等。西方對一些優秀的調查型記者的評價是：不願意受各種利益集團的控制，尊重報導的客觀中立立場，小心翼翼地維護著新聞的純潔性，不惜犧牲已經獲得的職業成就和豐厚待遇。
調查型記者在中國的出現，是特殊利益集團不願意看到的，他們已經意識到，王克勤在中國新聞界的出現，可能帶來一場中國式的「扒糞運動」。19世紀下半葉，控制了美國經濟命脈的經濟巨頭為了鞏固壟斷地位，對內無視員工的利益，對外以損害公眾利益作為賺錢手段，奉行所謂「只要我能發財，讓公眾利益見鬼去吧」的經營哲學，引起社會公眾的強烈不滿。以新聞記者為主體、大眾報紙經營者為後台，越來越多的知識分子紛紛加入揭露黑幕運動，並寫出了2000多篇揭露實業界醜聞的文章，形成了近代美國史上著名的「扒糞運動」。這場運動不僅促成了美國公民意識的覺醒，催生了「羅斯福新政」，還最終造就了現代意義上的「調查型新聞界」。
特殊利益集團要把市場化媒體發起的「扒糞運動」消滅在萌芽之中，這是王克勤「被辭職」的真正原因，正像王克勤「辭職」後在微博上說的那樣：「不為權貴唱讚歌，祇替蒼生說人話，當下中國，為權貴代言者眾，替蒼生直言者稀。因此，以監督政治權力與商業權力為已任的調查性報導尤顯珍貴！調查記者，決不與政府苟合，更不會成為資本家的代言人，真正的職業記者永遠是政治權力與商業權力的監督者！尤其是調查記者決不與政府苟合，更不可能為政府提供服務。只有如此，才能獨立、客觀地守護公眾利益。」
在2010年王克勤離開《中國經濟時報》時，我在鳳凰網博客寫到：「王克勤的成功是中國新聞界的個案，他遇到了一個報社好領導包月陽，但他的成功不可複製，他的道路仍然充滿挫折和荊棘。」我的理由是原《南風窗》總編朱學東說過的話：「近十年間無數的天才的報人折戟沉沙，無數的悲歡離合，背後都是這個『體制內』和『體制外』的殊死搏鬥。這是陰陽兩界，這是冰火兩重天，是生下來的不平等。這種雌雄同體的報業結構，從中國報紙開始市場化之後便已存在，因為沒有這種的轉基因怪胎，就難以承擔黨報天下越來越沉重的經濟包袱，而如果沒有『體制內』對『體制外』報人的箝制、壓力和控制，就無法實現對新聞界的「組織控制」，無法踐行『政治家辦報』的方針，報紙的方向和導向就會『錯亂』。無數心懷理想的報人，最終如不是投靠招安，投身『體制內』的懷抱，洗白『體制外』的身份，無外乎三個宿命：或身首異處，馬革裹屍；或偏安一方，潦倒終身；再或是佯狂裝傻，架鷹走狗！」(《京華時報總編朱德付離職啟示錄》)
我是王克勤的鐵桿粉絲，在我所崇拜的新聞英雄中，有的已經死了，死在異國他鄉，有的還活著，活在「邊緣化」。當我看到朱珠在《胡舒立「出走」啟示錄》中說「新聞理想難敵資本與制度的雙重重壓，媒體終將告別『個人英雄主義』時代」，我有一種恐懼感。為了不能忘卻的紀念，我要沉痛「悼念」在中國新聞史上留下光輝一頁的時代英雄——調查型記者。不讓他們寫揭黑稿件，就等於判了他們死刑，中國的反腐敗只能靠小三和小偷去舉報了，只能靠網民們「搜表」了。國家之大卻容不下一個調查型記者，但那個「影帝」卻在「兩會」做報告時咬牙切齒地說「讓一切權力在陽光下運作」，誰信啊？演出到此結束吧！
王克勤已經59歲了，他還能遇到一個好報社領導嗎？在中國只有遇到一個好領導，才有調查型記者的短暫生存空間。寫到這裡，我想起《毛澤東選集》第一卷第一篇第一句話：「誰是我們的敵人，誰是我們的朋友，這個問題是革命的首要問題」。中國人一直按照毛的話辦事，凡事先整明白誰是我們的敵人誰是我們的朋友。可是改革開放之後，主要問題不是誰是敵人誰是朋友了，而是誰是「我們」都整不明白了。王克勤在調查中所經歷的危險和所受到的迫害，已經明明白白地告訴我們：那些調查型記者與那些上訪人都不在「我們」之列。
文章來源：《民主中國》
是「辭職」，還是「被辭職」？據我統計，王克勤幹新聞這行已經「四起四落」，超過鄧小平。2001年2月3日，《中國經濟時報》發表了《甘肅經濟日報》新聞部主任王克勤的調查報告「蘭州證券黑市狂洗股民」，國內包括《甘肅經濟日報》在內的近400家媒體轉發，得到朱鎔基總理的連續批示，揭開了全國證券市場清理整頓的序幕。此時，《甘肅經濟日報》以經營不善為由宣佈停刊，王克勤下崗。當年 8月15日，《甘肅經濟日報》宣佈復刊，王克勤立即提交工作申請，但報社領導始終沒有給他安排工作。無奈之下，他應聘到《西部商報》任特稿部主任。因為那篇揭露證券黑幕的調查得罪了省委書記，一邊是黑社會以500萬元懸賞他的頭顱，一邊是省委、省政府的專案組要把他送進監獄。專案組在他採訪過的所有地方尋找他所謂的「問題」，好在沒有任何把柄，最後他們使出了「開除公職」的損招。王克勤被《西部商報》開除後，這個每天接待上訪人的「青天大老爺」本身成為上訪人。在他最困難的時候，《中國經濟時報》社長包月陽聘用了他並給予重用。2010年3月17日，王克勤發表了《山西疫苗亂象調查》，簽發這篇稿件的包月陽被調離報社，調查部被解散，王克勤被解職。2011年9月，王克勤加盟《經濟觀察報》，任總編輯助理負責組建新聞調查部，但這個新聞調查部又是短命的，因在北京雨災的報導中質疑官方公佈的死亡數字而被解散。2013年2月27日，王克勤離開《經濟觀察報》。
中國老百姓最喜歡的媒體人，當權者偏偏不喜歡！從胡舒立在《財經》「出走」到長平在《南都》被要求承諾「不再寫評論」，從笑蜀在《南周》「被放假」到王克勤再「辭職」，其背後獨裁者針對的不是媒體人個體，而是黨報之外的市場化媒體（報業集團的子報）。2008年，伴隨著南方一場冰雪災害的到來，市場化媒體遇到了一場「倒春寒」，到「十八大」召開後不但沒有結束，而且愈演愈烈，造成市場化媒體獨立精神全面受挫。《中國經濟時報》被和諧了，《經濟觀察報》被閹割了，《南方週末》被強姦了，一連串事件說明，市場化媒體的「倒春寒」不但沒有結束，而且是剛剛開始。
這場「倒春寒」來自權貴資本主義。我們的體制下半身是市場經濟的，上半身是計劃經濟的，以公權力為背景的特殊利益集團身處體制上半身，壟斷和控制著包括一袋食鹽在內的所有國家資源，對上打著「維護社會穩定」、保衛「國家經濟安全」等冠冕堂皇的口號索取政策保護，對下則玩弄「國際慣例」和「中國特色」這兩手，公開搶劫民眾財產。近年來，一些市場化媒體之所以迫切地要求推進政治體制改革，正是看到了我國這種資源、資本、權力三者如此高度集中的嚴重危險。這就自然得罪了體制內利益集團，因為他們認為，這個體制、這個時代對他們來說是最好的，不容挑戰，不能「走邪路」。從這個角度考察市場化媒體遭遇的一連串困惑與王克勤的「辭職」，就都可以明白了，
市場化媒體與利益集團的鬥爭，實際上是社會平民與利益集團的生死博弈，這場博弈已經達到了白熱化。2011年8月，大陸許多媒體對「中非希望工程」和背後的世界傑出華商協會提出了眾多質疑。隨後該協會發起反攻，聘請了大陸著名的律師組建了超強律師團，在自己官方網站上，向《南方都市報》等媒體發難，連發公告，並在第八份公告中，對《南方都市報》下了最後通碟，要求公開道歉，在六號公告中則出資百萬獎賞提供輿論風波幕後黑手的舉報者。在市場化媒體與特殊利益集團的鬥爭中，湧現出以王克勤為代表的一批調查型記者，這樣的記者在中國是稀缺資源，還沒有形成一定的規模，僅僅是一種散兵游擊式的存在，但他們的新聞調查讓弱勢群體堅強，讓利益集團膽顫。
調查型記者又稱「警犬記者」，其概念來自於西方，主要指那些探明、揭露被個人或集體掩蓋的損害公眾利益的真相的記者。在調查型記者的定性思維中，揭露是他們的崇高責任，出於對公眾負責的崇高目的，有些時候，可以不考慮手段的合法性與合理性，因為揭露比掩蓋更符合法律精神與倫理道德。調查型記者為了達到揭黑目的，可能動用一切調查手段，包括改變身份甚至臥底等。西方對一些優秀的調查型記者的評價是：不願意受各種利益集團的控制，尊重報導的客觀中立立場，小心翼翼地維護著新聞的純潔性，不惜犧牲已經獲得的職業成就和豐厚待遇。
調查型記者在中國的出現，是特殊利益集團不願意看到的，他們已經意識到，王克勤在中國新聞界的出現，可能帶來一場中國式的「扒糞運動」。19世紀下半葉，控制了美國經濟命脈的經濟巨頭為了鞏固壟斷地位，對內無視員工的利益，對外以損害公眾利益作為賺錢手段，奉行所謂「只要我能發財，讓公眾利益見鬼去吧」的經營哲學，引起社會公眾的強烈不滿。以新聞記者為主體、大眾報紙經營者為後台，越來越多的知識分子紛紛加入揭露黑幕運動，並寫出了2000多篇揭露實業界醜聞的文章，形成了近代美國史上著名的「扒糞運動」。這場運動不僅促成了美國公民意識的覺醒，催生了「羅斯福新政」，還最終造就了現代意義上的「調查型新聞界」。
特殊利益集團要把市場化媒體發起的「扒糞運動」消滅在萌芽之中，這是王克勤「被辭職」的真正原因，正像王克勤「辭職」後在微博上說的那樣：「不為權貴唱讚歌，祇替蒼生說人話，當下中國，為權貴代言者眾，替蒼生直言者稀。因此，以監督政治權力與商業權力為已任的調查性報導尤顯珍貴！調查記者，決不與政府苟合，更不會成為資本家的代言人，真正的職業記者永遠是政治權力與商業權力的監督者！尤其是調查記者決不與政府苟合，更不可能為政府提供服務。只有如此，才能獨立、客觀地守護公眾利益。」
在2010年王克勤離開《中國經濟時報》時，我在鳳凰網博客寫到：「王克勤的成功是中國新聞界的個案，他遇到了一個報社好領導包月陽，但他的成功不可複製，他的道路仍然充滿挫折和荊棘。」我的理由是原《南風窗》總編朱學東說過的話：「近十年間無數的天才的報人折戟沉沙，無數的悲歡離合，背後都是這個『體制內』和『體制外』的殊死搏鬥。這是陰陽兩界，這是冰火兩重天，是生下來的不平等。這種雌雄同體的報業結構，從中國報紙開始市場化之後便已存在，因為沒有這種的轉基因怪胎，就難以承擔黨報天下越來越沉重的經濟包袱，而如果沒有『體制內』對『體制外』報人的箝制、壓力和控制，就無法實現對新聞界的「組織控制」，無法踐行『政治家辦報』的方針，報紙的方向和導向就會『錯亂』。無數心懷理想的報人，最終如不是投靠招安，投身『體制內』的懷抱，洗白『體制外』的身份，無外乎三個宿命：或身首異處，馬革裹屍；或偏安一方，潦倒終身；再或是佯狂裝傻，架鷹走狗！」(《京華時報總編朱德付離職啟示錄》)
我是王克勤的鐵桿粉絲，在我所崇拜的新聞英雄中，有的已經死了，死在異國他鄉，有的還活著，活在「邊緣化」。當我看到朱珠在《胡舒立「出走」啟示錄》中說「新聞理想難敵資本與制度的雙重重壓，媒體終將告別『個人英雄主義』時代」，我有一種恐懼感。為了不能忘卻的紀念，我要沉痛「悼念」在中國新聞史上留下光輝一頁的時代英雄——調查型記者。不讓他們寫揭黑稿件，就等於判了他們死刑，中國的反腐敗只能靠小三和小偷去舉報了，只能靠網民們「搜表」了。國家之大卻容不下一個調查型記者，但那個「影帝」卻在「兩會」做報告時咬牙切齒地說「讓一切權力在陽光下運作」，誰信啊？演出到此結束吧！
王克勤已經59歲了，他還能遇到一個好報社領導嗎？在中國只有遇到一個好領導，才有調查型記者的短暫生存空間。寫到這裡，我想起《毛澤東選集》第一卷第一篇第一句話：「誰是我們的敵人，誰是我們的朋友，這個問題是革命的首要問題」。中國人一直按照毛的話辦事，凡事先整明白誰是我們的敵人誰是我們的朋友。可是改革開放之後，主要問題不是誰是敵人誰是朋友了，而是誰是「我們」都整不明白了。王克勤在調查中所經歷的危險和所受到的迫害，已經明明白白地告訴我們：那些調查型記者與那些上訪人都不在「我們」之列。
文章來源：《民主中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