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3年5月10日訊】（新唐人記者凱欣綜合報導）最近一兩年，在中國的知識分子群體、網路輿論以及私人聚會中，一個經常被討論的話題是中國是否會發生革命。原中共中央黨校《學習時報》副編審鄧聿文近日在《華爾街日報》中文版網站上撰文，分析中國當前社會形勢，發生革命的可能性不大，但仍存在明顯風險，這個話題也引起其他學者的關注。
鄧聿文在文章中宣稱，今天討論革命，其對象當然是處於執政地位的中共政權。一個長期壟斷革命解釋權的政黨，竟發展到被民間輿論視為革命的對象，不能不說是歷史的反諷和悲劇。
不過，鄧聿文認為，中共當局目前雖然管治水平和管治能力確實令人擔憂，但中國社會遠沒有形成革命的共識，所以減弱了革命發生的幾率。加上中國正在經歷的人口老齡化也有利於化解革命。
但是，鄧聿文也認為，如果執政者的管治能力持續惡化，或者出現大的政策失誤，誰也不敢保證革命就一定不會發生。此外，即使全國性的革命不會發生，也不排除在局部地區或者較大範圍發生比較激烈的社會動蕩，若執政黨不能處理好此類事情，也有演變為全局性革命的可能。
針對鄧聿文的分析，原中共中央黨校離休幹部杜光教授表示，基本上同意鄧聿文的分析，現階段的情況看來，至少在相當一段歲月裡是不會發生暴力革命的。只是關於老齡化的論證太勉強。
杜光認為，現階段的中國社會，可以說是危機四伏，而最嚴重的是政治危機，其次是社會危機。經濟危機和文化危機不能說不嚴重，但由於這兩個領域自身的特點，危機遠不足以點起革命的烈火。在經濟領域，壟斷經濟對民營經濟的擠壓，房地產的無序擴展，金融業的壞賬頻增，都有可能引起社會動蕩。
但由於國家權力對經濟的深度控制，統治者不會聽任經濟滑到崩潰的地步。文化危機是個慢性病，人得了慢性病，好不了也死不了。中國的文化，從五十年代初批判《武訓傳》、《清宮祕史》，就開始出現危機了。六十多年來，文化領域的各行各業出不來一個或半個大師，就可以充分說明這個問題。
政治危機的根源在於一黨專政的政治體制，其最大特徵是權力不受制約與監督。任何一個掌握權力的人，都可以侵奪民眾的權益，貪污索賄，目前每年多達十幾萬起的群發性事件，大都是權貴豪強相互勾結侵害群眾利益、鎮壓民眾維權才引起的。
杜光指出，現在的問題遠不止此，由於二十多年來反貪不力，姑息養奸，那些憑藉不受制約的權力而暴富的官僚權貴已經形成為龐大的利益共同體，一個壓迫人民、剝削人民的新剝削階級。他們打著「維穩」的旗號，肆無忌憚地鎮壓群眾，激起廣泛的抗爭。全國各地，到處燃起反抗壓迫與剝削的星星之火。
民間在十好幾年前就流傳著「現在就缺陳勝吳廣」的話，說明暴力革命的因素早就在民間蘊蓄著。
社會危機也可以歸結為信任危機。黨心民心的向背，是測驗信任度的標尺。也是判斷執政合法性的準繩。目前，中國共產黨在老百姓中信任度空前低落。十六大胡溫登台後，人們曾寄予極大希望，十年裡也確實有所作為，但政法和文化兩大領域的專制有增無已，兩極分化日益加劇，群發性事件逐年猛增，政治體制改革止步不前，房價飛漲，貪腐擴及全社會，這一切大大降低了民眾的信任度。
中共十八大前後，人們的期望值大為提高，新班子的許多鼓舞人心的言論和承諾，也提振了人們對未來的期望。但是，半年過去了，政法領域維穩如故，文化專制主義依然猖狂，政治體制改革卻音訊渺無，社會對黨和政府的信任度又走了下行線，這就不能不加深社會危機。
社會危機本質上就是政治危機。因此，杜光認為，要解決全面的社會危機，必須從解決政治危機入手，關鍵是加強對權力的制約與監督，改革政治體制，變一黨專政為民主憲政。這實際上也是一場革命，是以和平革命取代暴力革命。就這個意義的革命來說，現在革命的條件是有的，而且十分充分，需要的是最高層的勇氣和膽略。誰能挑起這副重擔，勇往直前，誰就能名垂青史，流芳百世。不知道有誰能夠獲得這個殊榮？
不過，中國民運人士秦晉認為，無論哪位領導人在位，他絕對不會對中共體制抱幻想。他指出，人們所希望的政治改革，能夠在中國發生的話，那就要靠在中國共產黨以外的各種力量交替作用，需要中共以外的力量共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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鄧聿文在文章中宣稱，今天討論革命，其對象當然是處於執政地位的中共政權。一個長期壟斷革命解釋權的政黨，竟發展到被民間輿論視為革命的對象，不能不說是歷史的反諷和悲劇。
不過，鄧聿文認為，中共當局目前雖然管治水平和管治能力確實令人擔憂，但中國社會遠沒有形成革命的共識，所以減弱了革命發生的幾率。加上中國正在經歷的人口老齡化也有利於化解革命。
但是，鄧聿文也認為，如果執政者的管治能力持續惡化，或者出現大的政策失誤，誰也不敢保證革命就一定不會發生。此外，即使全國性的革命不會發生，也不排除在局部地區或者較大範圍發生比較激烈的社會動蕩，若執政黨不能處理好此類事情，也有演變為全局性革命的可能。
針對鄧聿文的分析，原中共中央黨校離休幹部杜光教授表示，基本上同意鄧聿文的分析，現階段的情況看來，至少在相當一段歲月裡是不會發生暴力革命的。只是關於老齡化的論證太勉強。
杜光認為，現階段的中國社會，可以說是危機四伏，而最嚴重的是政治危機，其次是社會危機。經濟危機和文化危機不能說不嚴重，但由於這兩個領域自身的特點，危機遠不足以點起革命的烈火。在經濟領域，壟斷經濟對民營經濟的擠壓，房地產的無序擴展，金融業的壞賬頻增，都有可能引起社會動蕩。
但由於國家權力對經濟的深度控制，統治者不會聽任經濟滑到崩潰的地步。文化危機是個慢性病，人得了慢性病，好不了也死不了。中國的文化，從五十年代初批判《武訓傳》、《清宮祕史》，就開始出現危機了。六十多年來，文化領域的各行各業出不來一個或半個大師，就可以充分說明這個問題。
政治危機的根源在於一黨專政的政治體制，其最大特徵是權力不受制約與監督。任何一個掌握權力的人，都可以侵奪民眾的權益，貪污索賄，目前每年多達十幾萬起的群發性事件，大都是權貴豪強相互勾結侵害群眾利益、鎮壓民眾維權才引起的。
杜光指出，現在的問題遠不止此，由於二十多年來反貪不力，姑息養奸，那些憑藉不受制約的權力而暴富的官僚權貴已經形成為龐大的利益共同體，一個壓迫人民、剝削人民的新剝削階級。他們打著「維穩」的旗號，肆無忌憚地鎮壓群眾，激起廣泛的抗爭。全國各地，到處燃起反抗壓迫與剝削的星星之火。
民間在十好幾年前就流傳著「現在就缺陳勝吳廣」的話，說明暴力革命的因素早就在民間蘊蓄著。
社會危機也可以歸結為信任危機。黨心民心的向背，是測驗信任度的標尺。也是判斷執政合法性的準繩。目前，中國共產黨在老百姓中信任度空前低落。十六大胡溫登台後，人們曾寄予極大希望，十年裡也確實有所作為，但政法和文化兩大領域的專制有增無已，兩極分化日益加劇，群發性事件逐年猛增，政治體制改革止步不前，房價飛漲，貪腐擴及全社會，這一切大大降低了民眾的信任度。
中共十八大前後，人們的期望值大為提高，新班子的許多鼓舞人心的言論和承諾，也提振了人們對未來的期望。但是，半年過去了，政法領域維穩如故，文化專制主義依然猖狂，政治體制改革卻音訊渺無，社會對黨和政府的信任度又走了下行線，這就不能不加深社會危機。
社會危機本質上就是政治危機。因此，杜光認為，要解決全面的社會危機，必須從解決政治危機入手，關鍵是加強對權力的制約與監督，改革政治體制，變一黨專政為民主憲政。這實際上也是一場革命，是以和平革命取代暴力革命。就這個意義的革命來說，現在革命的條件是有的，而且十分充分，需要的是最高層的勇氣和膽略。誰能挑起這副重擔，勇往直前，誰就能名垂青史，流芳百世。不知道有誰能夠獲得這個殊榮？
不過，中國民運人士秦晉認為，無論哪位領導人在位，他絕對不會對中共體制抱幻想。他指出，人們所希望的政治改革，能夠在中國發生的話，那就要靠在中國共產黨以外的各種力量交替作用，需要中共以外的力量共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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