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3年6月15日訊】 人們經常談到的中國人的素質，究竟是指什麼呢？最常見的說法就是中國人「一個人是龍、幾個人是蟲」、「善於內鬥」。在現實生活中，國人的這些問題是確實存在的。
說到「內鬥」之類，其實並非中國人所獨有，任何處在相同境遇中的人都會發生同樣的問題，比如其它各國的流亡群體與民間運動也常常「內鬥」，甚至更嚴重。而國人在「內鬥」時也確有自己的特點，就是更傾向於結幫爭權，而不善於守約。
一般而言，中國人比較注重搞人際的關係，而不注重做事的專業精神；在人際關係中，比較注重情感、利益、權威，而不注重理性、契約。特別是當代，由於自我中心與鬥爭哲學的滲入，就形成普遍否定他人的心理，而不能以契約為基礎，共同合作建設。這些，的確是我們在民間運動中深切感受到的。
所謂素質，它們本身並不是抽象的實體，不過是指該民族成員的心理和行為方式的特點，特別是他們在社會交往中的行為模式。而它們的來源也並非什麼神祕的東西，不是諸如潛藏在我們血液、基因中的什麼文化密碼之類，也不是只因為中國的歷史悠久，就粘貼在國人的身上、難以清除的種種「國民性」。時間並沒有這樣的魔力。
實際上，人的「素質」只是由每個人現實的存在決定的。這裡所謂的存在，就是一定的社會結構所決定的人際關係，是它決定了每個人的心理模式。例如國人重視「關係」，就是由於他們處在「熟人社會」；在「熟人社會」裡，一個人與他人結成牢固的關係，比平等的敬業競爭更能夠帶來好處、更為合算。再有，中國一向是「權力社會」——專制統治，權力處於社會的中心，決定財富的分配和人的地位，因此追逐權力就是最有效益的選擇；而國人之所以形成「鬥爭」和「否定」習慣，是因為中國人口密集、資源匱乏，更是由於毛時代的「大鍋飯」和「鬥爭哲學」。對於大多數國人，「分餅的能力」比「把餅做大」的能力更重要，也更可靠，而且前者更容易。
按照許多人的說法，中國的現行制度是靠中國人的奴性——權威主義心理的支持而存在的；不改變國人的「素質」，就不可能出現有效的民間運動，制度似乎也很難改變。這話不無道理。
但是如何改變國人的「素質」呢？最有效的途徑是改變制度。中國人的奴性就是專制制度的產物。制度所施加的壓力，像印章一樣，塑造了每一個人的心理。在專制社會，不適應權力的人就吃虧，就被淘汰，而適應者就得意、發達。這就使得國人的心理與行為模式越來越與制度一致。反過來，制度所造成的這種素質，又使得中國難以實現制度的改變。於是我們就陷入了「素質」與「制度」的循環死結，沒有出路。所以就有人寄希望於當權者自己翻然覺悟，主動改變制度；另一部分人則寄希望於生存危機和崩潰，以便獲得機會重新來過。這兩者都排除了我們自己的努力。
在「制度」與「素質」之間，我們看到了第三種可能性，這就是社會的微觀結構。以人的身體做比喻，其各器官之間的關聯，形成了人體的宏觀結構，宏觀結構固然決定了一個人能否保持健康；但是同時，人體的微觀結構也同樣決定著人體的健康與否，比如老年人出現的微循環障礙也會導致死亡。就社會來說，制度固然決定著它的宏觀結構，而每一個人與其周圍的其他個人如何發生關聯，則構成了社會的微觀結構，如同微循環那樣。正是這個微觀結構，同樣、並且更為直接地決定著生存於其間的每一個人的心理特點與行為模式。也就是說，中國人的社會關聯方式，影響了他們的社會心理特點，也反過來決定著他們社會的總體性質。
毛時代，空前強大的民族國家被加於社會之上，以政黨統治和單位制度的方式，人們的聯接被最大限度地政治化，通過國家權力的關聯方式佔據了主導地位，以致於在很大程度上，人們形成了這樣的觀念，就是他們只有作為政治人、作為這個權力體系的一部分，才能被聯繫起來。
80年代以後，這種情況才發生了巨大的變化。民營的企業，首先從經濟上脫離了政治權力，人們的私人生活也得到解脫。由此，也產生了獨立意識及獨立的社會關聯方式。
在今天，我們已經有可能通過社會微觀結構的改造，來切實地改變人的心理和社會意識，也同時改變社會本身。這就是公民社會的建設。如此也就跳出了「素質」與「制度」的惡性循環，從而不必在對政權的依賴或衝擊之中尋找出路。國人爭取權利的無力狀態，是由他們一盤散沙的狀態所決定，而這正是由於專制模式竭力地割斷人們正常社會交往的紐帶所導致的。因此，重新建立人與人交往的健康紐帶，就是我們的使命。
但是，政治權力仍然竭力地干預社會生活。特別是在政治、經濟、信息、輿論、組織、宗教等領域，他們仍然力圖使國家權力佔據社會關聯的核心。在當局者，以國家權力控制人們的社會關聯，正是他們追求的目標；而在反對派陣營，許多人也不自覺地把國家權力作為社會關聯的核心來考慮，因此他們的思考主要是圍繞國家權力進行的。這實際上正是當權者意識的一種不自覺地移入。無論改革、還是革命，充滿他們意識的都是國家權力如何如何，他們關注的主要是國家權力的走向，他們關於民主的設想也侷限於政治權力的變化。當然，這種變化是重要的，但是民主建設的本質則在社會——建立自治社會，而不受國家政權干預。政權變革就會一切都解決，只是人們心中的一個神話。
只有把我們的視野從政治權力擴大到整個社會的管理，才可能開發出靈感的源泉。在這個視野中，政治體制變革是重要的、必須的；同時更大的領域則是社會，它不再是被遮蔽的盲點，不再是背景，而成了主體。
文章來源：《中國人權雙週刊》
說到「內鬥」之類，其實並非中國人所獨有，任何處在相同境遇中的人都會發生同樣的問題，比如其它各國的流亡群體與民間運動也常常「內鬥」，甚至更嚴重。而國人在「內鬥」時也確有自己的特點，就是更傾向於結幫爭權，而不善於守約。
一般而言，中國人比較注重搞人際的關係，而不注重做事的專業精神；在人際關係中，比較注重情感、利益、權威，而不注重理性、契約。特別是當代，由於自我中心與鬥爭哲學的滲入，就形成普遍否定他人的心理，而不能以契約為基礎，共同合作建設。這些，的確是我們在民間運動中深切感受到的。
所謂素質，它們本身並不是抽象的實體，不過是指該民族成員的心理和行為方式的特點，特別是他們在社會交往中的行為模式。而它們的來源也並非什麼神祕的東西，不是諸如潛藏在我們血液、基因中的什麼文化密碼之類，也不是只因為中國的歷史悠久，就粘貼在國人的身上、難以清除的種種「國民性」。時間並沒有這樣的魔力。
實際上，人的「素質」只是由每個人現實的存在決定的。這裡所謂的存在，就是一定的社會結構所決定的人際關係，是它決定了每個人的心理模式。例如國人重視「關係」，就是由於他們處在「熟人社會」；在「熟人社會」裡，一個人與他人結成牢固的關係，比平等的敬業競爭更能夠帶來好處、更為合算。再有，中國一向是「權力社會」——專制統治，權力處於社會的中心，決定財富的分配和人的地位，因此追逐權力就是最有效益的選擇；而國人之所以形成「鬥爭」和「否定」習慣，是因為中國人口密集、資源匱乏，更是由於毛時代的「大鍋飯」和「鬥爭哲學」。對於大多數國人，「分餅的能力」比「把餅做大」的能力更重要，也更可靠，而且前者更容易。
按照許多人的說法，中國的現行制度是靠中國人的奴性——權威主義心理的支持而存在的；不改變國人的「素質」，就不可能出現有效的民間運動，制度似乎也很難改變。這話不無道理。
但是如何改變國人的「素質」呢？最有效的途徑是改變制度。中國人的奴性就是專制制度的產物。制度所施加的壓力，像印章一樣，塑造了每一個人的心理。在專制社會，不適應權力的人就吃虧，就被淘汰，而適應者就得意、發達。這就使得國人的心理與行為模式越來越與制度一致。反過來，制度所造成的這種素質，又使得中國難以實現制度的改變。於是我們就陷入了「素質」與「制度」的循環死結，沒有出路。所以就有人寄希望於當權者自己翻然覺悟，主動改變制度；另一部分人則寄希望於生存危機和崩潰，以便獲得機會重新來過。這兩者都排除了我們自己的努力。
在「制度」與「素質」之間，我們看到了第三種可能性，這就是社會的微觀結構。以人的身體做比喻，其各器官之間的關聯，形成了人體的宏觀結構，宏觀結構固然決定了一個人能否保持健康；但是同時，人體的微觀結構也同樣決定著人體的健康與否，比如老年人出現的微循環障礙也會導致死亡。就社會來說，制度固然決定著它的宏觀結構，而每一個人與其周圍的其他個人如何發生關聯，則構成了社會的微觀結構，如同微循環那樣。正是這個微觀結構，同樣、並且更為直接地決定著生存於其間的每一個人的心理特點與行為模式。也就是說，中國人的社會關聯方式，影響了他們的社會心理特點，也反過來決定著他們社會的總體性質。
毛時代，空前強大的民族國家被加於社會之上，以政黨統治和單位制度的方式，人們的聯接被最大限度地政治化，通過國家權力的關聯方式佔據了主導地位，以致於在很大程度上，人們形成了這樣的觀念，就是他們只有作為政治人、作為這個權力體系的一部分，才能被聯繫起來。
80年代以後，這種情況才發生了巨大的變化。民營的企業，首先從經濟上脫離了政治權力，人們的私人生活也得到解脫。由此，也產生了獨立意識及獨立的社會關聯方式。
在今天，我們已經有可能通過社會微觀結構的改造，來切實地改變人的心理和社會意識，也同時改變社會本身。這就是公民社會的建設。如此也就跳出了「素質」與「制度」的惡性循環，從而不必在對政權的依賴或衝擊之中尋找出路。國人爭取權利的無力狀態，是由他們一盤散沙的狀態所決定，而這正是由於專制模式竭力地割斷人們正常社會交往的紐帶所導致的。因此，重新建立人與人交往的健康紐帶，就是我們的使命。
但是，政治權力仍然竭力地干預社會生活。特別是在政治、經濟、信息、輿論、組織、宗教等領域，他們仍然力圖使國家權力佔據社會關聯的核心。在當局者，以國家權力控制人們的社會關聯，正是他們追求的目標；而在反對派陣營，許多人也不自覺地把國家權力作為社會關聯的核心來考慮，因此他們的思考主要是圍繞國家權力進行的。這實際上正是當權者意識的一種不自覺地移入。無論改革、還是革命，充滿他們意識的都是國家權力如何如何，他們關注的主要是國家權力的走向，他們關於民主的設想也侷限於政治權力的變化。當然，這種變化是重要的，但是民主建設的本質則在社會——建立自治社會，而不受國家政權干預。政權變革就會一切都解決，只是人們心中的一個神話。
只有把我們的視野從政治權力擴大到整個社會的管理，才可能開發出靈感的源泉。在這個視野中，政治體制變革是重要的、必須的；同時更大的領域則是社會，它不再是被遮蔽的盲點，不再是背景，而成了主體。
文章來源：《中國人權雙週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