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3年10月12日訊】2013年9月25日，曾刺死兩名城管隊員的小販夏俊峰被執行死刑。一個曾報導過夏案的媒體同行在微信裡說，「三年多的努力，仍留不住夏俊峰一命。無語絕望之晨。」
粗略算一下，國內關注此案的媒體記者，恐怕有數十人甚至更多。大多數人，在得知夏俊峰死刑後，哀傷一片、憂憤不已。
我，也參與過這個案子的報導。那是2010年的一月，瀋陽街頭滴水成冰，氣溫都在零下20度左右。我是南方人，感覺那是三十多年來所經歷的最冷的冬天。為體驗小販們生存的艱難，連續兩個早晨去夏俊峰夫妻擺攤的路口查看、訪談其他小販。手凍得生疼，幾乎拿不住筆。
下崗，失去生活來源，夫妻倆不得不在路邊擺攤維持一家三口的生計。在冰冷的街頭，我的同情幾乎要氾濫。而被夏俊峰殺死的申凱家的情形，同樣讓人同情。
2010年1月15日上午，在夏俊峰妻子張晶的指引下，找到了申凱母親李佩霞家裡。
一審判決前，張晶、夏母和夏俊峰的大姐，先後兩次去申凱父母家求情。她們跪倒在地，希望能得到申凱父母的諒解，能救夏俊峰一命。李佩霞哭著、罵著，把夏家人和她們買去的水果，都趕出了家門。
李佩霞說，自己不能原諒那個殺死自己獨子的人。申家4代單傳，從此絕後。
我也買了水果，商量了一下，張晶若陪同去，申家人恐怕仍是會很激動。最後張晶迴避，我獨自上門。李佩霞把我攔在門外，情緒激動。我遞上水果，表明自己的身份，老人情緒緩和下來，讓我進門。
時年57歲的李佩霞，給我翻看申凱的照片，讓我一起看地方政府舉行的追悼會視頻。整個過程，她幾乎一直在哭，邊哭邊抽煙。
哭泣的李佩霞，同時表現出某種堅持，那就是堅持希望夏俊峰判死刑，否則就去告，一直告到北京。我曾試圖勸說化解這種仇恨，但很快發現沒有用。我理解，白髮人送黑髮人，在中國人眼中，始終是一種無法舒緩消減的痛苦。我們這些局外人輕飄飄的幾句話，不可能讓老人放下。
另一名遇刺者孫旭東，我未能找到他的家人。據說34歲的他，生前帶著老婆孩子與年邁的父母、因病未婚的哥哥擠在一間五六十平米的房子裡。孫旭東意外死亡，讓這個家庭失去了支柱。
在瀋陽，我曾用手機拍過兩張照片。畫面構圖、光線毫無講究，但內容卻是刻意選擇的。一張，是張晶無助地拿著失業證，站在執法車前。另一張，是李佩霞拿著一張照片淚光閃閃。之所以選取這樣兩個畫面，是想凸顯這場兇殺案對於雙方而言，都同樣的悲情。
在夏俊峰被執行死刑後，三個家庭至此全部破碎。三個家庭，父母們失去兒子，妻子們失去丈夫，孩子們失去父親。
很長時間，我都在問：是什麼導致了這三個家庭的悲劇。申凱的一名同事對我說，「管，小商小販的飯碗就沒有了；不管，我們的飯碗就沒有了。」
人的生存權，與一個城市的形象，居然會形成如此不可調和的矛盾，以至於矛盾激化到必須用死亡去消解。這是何等的可悲，這又是何等的無奈。
離開瀋陽後，我寫了一些關於此案的文章，其中一篇題為《百姓肚子何時才能重於城市面子》，意在呼籲更多人關注底層人的生存不易，也是追問此類悲劇發生的根源。
此後三年後，夏俊峰案一直糾結，社會激憤、輿論嘩然，然而造成這一切的幕後那個「他」，至今無動於衷、穩坐在台上，看著弱勢者相互廝殺。
在一些地方官員看來，城市的面子比老百姓的肚子重要。在部分官員畸形政績觀的直接指揮下，在家裡是好丈夫、孝順兒子、好爸爸的城管們變得凶神惡煞，為了城市面貌整潔好看，四處驅趕、毆打路邊的小販。
有人質問我，當你家樓下的道路被小販擠佔、油煙侵擾你家窗檯時，你還會這麼想嗎？我不得不誠懇地回答：若取締這些攤販會導致他們失去生存的最後一線希望，我寧願道路不暢、油煙襲窗。
有些所謂的體面人追求的生活質量和品質，難道比讓那些街頭擺攤人能活下去更重要？
文章來源：《中國人權雙週刊》
粗略算一下，國內關注此案的媒體記者，恐怕有數十人甚至更多。大多數人，在得知夏俊峰死刑後，哀傷一片、憂憤不已。
我，也參與過這個案子的報導。那是2010年的一月，瀋陽街頭滴水成冰，氣溫都在零下20度左右。我是南方人，感覺那是三十多年來所經歷的最冷的冬天。為體驗小販們生存的艱難，連續兩個早晨去夏俊峰夫妻擺攤的路口查看、訪談其他小販。手凍得生疼，幾乎拿不住筆。
下崗，失去生活來源，夫妻倆不得不在路邊擺攤維持一家三口的生計。在冰冷的街頭，我的同情幾乎要氾濫。而被夏俊峰殺死的申凱家的情形，同樣讓人同情。
2010年1月15日上午，在夏俊峰妻子張晶的指引下，找到了申凱母親李佩霞家裡。
一審判決前，張晶、夏母和夏俊峰的大姐，先後兩次去申凱父母家求情。她們跪倒在地，希望能得到申凱父母的諒解，能救夏俊峰一命。李佩霞哭著、罵著，把夏家人和她們買去的水果，都趕出了家門。
李佩霞說，自己不能原諒那個殺死自己獨子的人。申家4代單傳，從此絕後。
我也買了水果，商量了一下，張晶若陪同去，申家人恐怕仍是會很激動。最後張晶迴避，我獨自上門。李佩霞把我攔在門外，情緒激動。我遞上水果，表明自己的身份，老人情緒緩和下來，讓我進門。
時年57歲的李佩霞，給我翻看申凱的照片，讓我一起看地方政府舉行的追悼會視頻。整個過程，她幾乎一直在哭，邊哭邊抽煙。
哭泣的李佩霞，同時表現出某種堅持，那就是堅持希望夏俊峰判死刑，否則就去告，一直告到北京。我曾試圖勸說化解這種仇恨，但很快發現沒有用。我理解，白髮人送黑髮人，在中國人眼中，始終是一種無法舒緩消減的痛苦。我們這些局外人輕飄飄的幾句話，不可能讓老人放下。
另一名遇刺者孫旭東，我未能找到他的家人。據說34歲的他，生前帶著老婆孩子與年邁的父母、因病未婚的哥哥擠在一間五六十平米的房子裡。孫旭東意外死亡，讓這個家庭失去了支柱。
在瀋陽，我曾用手機拍過兩張照片。畫面構圖、光線毫無講究，但內容卻是刻意選擇的。一張，是張晶無助地拿著失業證，站在執法車前。另一張，是李佩霞拿著一張照片淚光閃閃。之所以選取這樣兩個畫面，是想凸顯這場兇殺案對於雙方而言，都同樣的悲情。
在夏俊峰被執行死刑後，三個家庭至此全部破碎。三個家庭，父母們失去兒子，妻子們失去丈夫，孩子們失去父親。
很長時間，我都在問：是什麼導致了這三個家庭的悲劇。申凱的一名同事對我說，「管，小商小販的飯碗就沒有了；不管，我們的飯碗就沒有了。」
人的生存權，與一個城市的形象，居然會形成如此不可調和的矛盾，以至於矛盾激化到必須用死亡去消解。這是何等的可悲，這又是何等的無奈。
離開瀋陽後，我寫了一些關於此案的文章，其中一篇題為《百姓肚子何時才能重於城市面子》，意在呼籲更多人關注底層人的生存不易，也是追問此類悲劇發生的根源。
此後三年後，夏俊峰案一直糾結，社會激憤、輿論嘩然，然而造成這一切的幕後那個「他」，至今無動於衷、穩坐在台上，看著弱勢者相互廝殺。
在一些地方官員看來，城市的面子比老百姓的肚子重要。在部分官員畸形政績觀的直接指揮下，在家裡是好丈夫、孝順兒子、好爸爸的城管們變得凶神惡煞，為了城市面貌整潔好看，四處驅趕、毆打路邊的小販。
有人質問我，當你家樓下的道路被小販擠佔、油煙侵擾你家窗檯時，你還會這麼想嗎？我不得不誠懇地回答：若取締這些攤販會導致他們失去生存的最後一線希望，我寧願道路不暢、油煙襲窗。
有些所謂的體面人追求的生活質量和品質，難道比讓那些街頭擺攤人能活下去更重要？
文章來源：《中國人權雙週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