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3年11月16日訊】（新唐人記者梁東綜合報導）一直以來，中國式腐敗讓很多民眾深受其害，如何解決這一問題，也是仁者見仁，智者見智。經濟學家郎咸平日前發表文章，認為根治腐敗需要公開透明的預算制度和政府下放權力。但是，也有評論指出，廢除共產黨一黨專政，還政於民，才真正從根本上解決中國式腐敗。
轉型期經濟體容易滋生腐敗
從30多年前中共提出改革開放到現在，整個社會一直處於轉型階段，貪污腐敗現象也愈演愈烈。郎咸平認為，治理腐敗的釜底抽薪之策，就是把市場和政府的界限劃清楚，市場自己能做的事，政府就不要多插手。
他以墨西哥和俄羅斯兩國在所謂「私有化」改造過程中，出現的一系列問題為例，指出處於轉型期的經濟體在經濟制度上存在漏洞，容易滋生腐敗。
郎咸平指出腐敗猖獗的共同特性：第一，處於轉型期的經濟體最易滋生腐敗；第二，從計劃經濟到市場經濟的轉型期間，政府行政干預和市場開放同時存在，給了官員權力尋租製造了機會；第三，經濟轉型時期，經濟制度的設定讓企業覺得循規蹈矩付出的成本太高，如果透過行賄這種方式，達到同樣的目的，可能花的成本反而更少，所以企業會主動行賄。
建立完善的預算制度
身為經濟學家，郎咸平從經濟方面給出建議，比如說，建立一種完善的預算制度。
他以美國為例，美國既沒有實行「高薪養廉」，又沒有搞過「運動式反腐」，也沒有廉政公署這類的機構。但是它的廉潔度很好，在透明國際的排行榜上排到了19位。其實100年前，美國官員也很腐敗，但現今的結果主要是因為它採用了完善的預算制度，杜絕了政府官員的權力尋租。
其預算制度有三個特點。
第一，全面。所有收支必須列在預算裡面，沒有列在上面的，就不能收支。試想如果有一部份政府收支游離於預算之外，由各個地方、各個部門隨意支配的話，一是難以統計，二是難全面監督，這就會給腐敗創造條件。而現在在中國，制度外的政府收支和部份預算外政府收支，確實還沒有納入預算管理範圍，既不受各級人民代表大會審議，也不在財政部門的統籌之列，屬於非規範性的政府收支，這部份錢由於沒有監督，當然會成為腐敗的溫床。
第二，具體。大陸官員也寫預算案，但是坦白地講，不要說老百姓，就連身為專家的他都不一定能看懂，因為寫得太籠統了。比如說，預算上寫一個「辦公室裝修」，就可以列支了。這在美國是絕對不可能的，如果是在美國，你必須把列支的內容，比如說為了裝修辦公室買2個燈泡、3個茶杯等都要寫清楚，只有做到這種詳細的程度，你才可以列支。
第三，透明。美國的預算透明度非常高，而且還有《反非效率法案》、《聯邦政府陽光法案》等配套法律給予了有力保障，這讓美國預算執行的規則和各個環節的程序，都能做到公開透明，並受到非常有效的監督。還有一點，美國做得特別好，就是真實保障了老百姓的知情權。美國聯邦政府、州政府、地方政府都在自己的網站上，提供了最詳細的財政支出信息，老百姓可以從網站上下載各級政府的預算報告，並且可以隨時查詢政府預算情況，瞭解自己繳納的稅款去向。除此之外，總會計辦公室的報告也是公開的，除屬於國家機密之外的，都要通過互聯網公開，讓老百姓瞭解真實狀況。
至於位列世界排名前十的廉政國家—丹麥、芬蘭、新西蘭、新加坡、瑞典、冰島、荷蘭、瑞士、加拿大、挪威，它們的共同特點之一，就是都有嚴格的《預算法》，都做到了全面、具體、透明。這些國家都值得中國效仿，從預算方面入手，有效防止腐敗的發生。
清楚劃分市場和政府的界限
除了預算，郎咸平還指出，中國改革的核心思路是：市場的歸市場，社會的歸社會，政府的歸政府。因此，治理腐敗的釜底抽薪之策，就是把市場和政府的界限劃清楚，市場自己能做的事，政府就不要多插手。少了權力這一載體，自然就沒了尋租的空間。
廣州新城市投資控股集團董事長曹志偉在今年年初廣州「兩會」上，展出一張投資項目審批流程，顯示出一個投資項目從立項到審批，要跑20個委辦局、53個處室，蓋108個章，需要799個審批工作日。
可想而知，如果有的企業等不了這麼久，想快一點拿下審批，怎麼辦，只能去找手裡握着蓋章大權的20個委辦局和53個處室，給點好處請他們通融通融。於是，腐敗就發生了。因此，如果能最大程度地減少這些審批環節，或者說乾脆就取消，讓企業根據市場規律來辦事，還會產生腐敗嗎？從這個意義上說，市場經濟不單單是一種資源配置方式，而且也是社會治理的最好方式。
郎咸平提到，權力的下放一定會觸動一大堆既得利益者的利益，每一步都不會容易，但經濟社會發展的矛盾一旦積累到一定程度，一定會倒逼着我們這樣做，到那時，我們就會陷入一種完全的被動。那我們是不是可以從現在開始，能否把市場自己能辦好的事，逐步交給市場呢？剷除行政審批權力的尋租空間，才是防止腐敗的釜底抽薪之策。
中國式腐敗根源在制度
不過，郎咸平在文章在也承認，腐敗問題的產生，歸根結底還是因為制度的問題。甚至中共官媒目前也公開承認，十八大後中共中央也意識到，政治體制不改革，其他的任何改革都治不了本，包括反腐。所謂的經濟體制改革也得通過政治體制改革才能鞏固和發展。
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會的調查稱，中國灰色收入主要集中在部份高收入居民之中，並有向某些中高收入階層蔓延的趨勢；這種現象說明腐敗對中國社會的影響面正在擴大，加劇貧富懸殊的社會矛盾。其實，想想中國愈演愈烈的腐敗，灰色收入巨大並落入少數人囊腫題的答案在中國可以說不言自明，因為灰色收入在中國常常與腐敗的產生根源相同，與不受監管的權力密不可分、與四處蔓延到腐敗相依相伴。
中國廣東湛江知名博客李俊表示，以習近平為首的新一屆中共領導人目前高調打擊腐敗，其實並不能從根本上解決問題。「解決問題的關鍵是限制政府的權力。政府的權力過大，無所不在是問題的關鍵。只有建立權力有限的政府，腐敗和灰色收入問題才會迎刃而解」。
這就像人們常說，一個好的制度可能使壞人變好人，一個壞的的制度可能使很好人變成壞人。
據自由亞洲電臺報導，不久前去世的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美國知名經濟學家科斯生前曾對中國發出十大忠告。忠告之一是，不管是政治改革、法制改革，還是體制重建，叫甚麼都無所謂，中國必須讓其政治權力服從於法制。如此說來，灰色收入和腐敗在中國這一根繩上的螞蚱還是由體制問題牽著。
轉型期經濟體容易滋生腐敗
從30多年前中共提出改革開放到現在，整個社會一直處於轉型階段，貪污腐敗現象也愈演愈烈。郎咸平認為，治理腐敗的釜底抽薪之策，就是把市場和政府的界限劃清楚，市場自己能做的事，政府就不要多插手。
他以墨西哥和俄羅斯兩國在所謂「私有化」改造過程中，出現的一系列問題為例，指出處於轉型期的經濟體在經濟制度上存在漏洞，容易滋生腐敗。
郎咸平指出腐敗猖獗的共同特性：第一，處於轉型期的經濟體最易滋生腐敗；第二，從計劃經濟到市場經濟的轉型期間，政府行政干預和市場開放同時存在，給了官員權力尋租製造了機會；第三，經濟轉型時期，經濟制度的設定讓企業覺得循規蹈矩付出的成本太高，如果透過行賄這種方式，達到同樣的目的，可能花的成本反而更少，所以企業會主動行賄。
建立完善的預算制度
身為經濟學家，郎咸平從經濟方面給出建議，比如說，建立一種完善的預算制度。
他以美國為例，美國既沒有實行「高薪養廉」，又沒有搞過「運動式反腐」，也沒有廉政公署這類的機構。但是它的廉潔度很好，在透明國際的排行榜上排到了19位。其實100年前，美國官員也很腐敗，但現今的結果主要是因為它採用了完善的預算制度，杜絕了政府官員的權力尋租。
其預算制度有三個特點。
第一，全面。所有收支必須列在預算裡面，沒有列在上面的，就不能收支。試想如果有一部份政府收支游離於預算之外，由各個地方、各個部門隨意支配的話，一是難以統計，二是難全面監督，這就會給腐敗創造條件。而現在在中國，制度外的政府收支和部份預算外政府收支，確實還沒有納入預算管理範圍，既不受各級人民代表大會審議，也不在財政部門的統籌之列，屬於非規範性的政府收支，這部份錢由於沒有監督，當然會成為腐敗的溫床。
第二，具體。大陸官員也寫預算案，但是坦白地講，不要說老百姓，就連身為專家的他都不一定能看懂，因為寫得太籠統了。比如說，預算上寫一個「辦公室裝修」，就可以列支了。這在美國是絕對不可能的，如果是在美國，你必須把列支的內容，比如說為了裝修辦公室買2個燈泡、3個茶杯等都要寫清楚，只有做到這種詳細的程度，你才可以列支。
第三，透明。美國的預算透明度非常高，而且還有《反非效率法案》、《聯邦政府陽光法案》等配套法律給予了有力保障，這讓美國預算執行的規則和各個環節的程序，都能做到公開透明，並受到非常有效的監督。還有一點，美國做得特別好，就是真實保障了老百姓的知情權。美國聯邦政府、州政府、地方政府都在自己的網站上，提供了最詳細的財政支出信息，老百姓可以從網站上下載各級政府的預算報告，並且可以隨時查詢政府預算情況，瞭解自己繳納的稅款去向。除此之外，總會計辦公室的報告也是公開的，除屬於國家機密之外的，都要通過互聯網公開，讓老百姓瞭解真實狀況。
至於位列世界排名前十的廉政國家—丹麥、芬蘭、新西蘭、新加坡、瑞典、冰島、荷蘭、瑞士、加拿大、挪威，它們的共同特點之一，就是都有嚴格的《預算法》，都做到了全面、具體、透明。這些國家都值得中國效仿，從預算方面入手，有效防止腐敗的發生。
清楚劃分市場和政府的界限
除了預算，郎咸平還指出，中國改革的核心思路是：市場的歸市場，社會的歸社會，政府的歸政府。因此，治理腐敗的釜底抽薪之策，就是把市場和政府的界限劃清楚，市場自己能做的事，政府就不要多插手。少了權力這一載體，自然就沒了尋租的空間。
廣州新城市投資控股集團董事長曹志偉在今年年初廣州「兩會」上，展出一張投資項目審批流程，顯示出一個投資項目從立項到審批，要跑20個委辦局、53個處室，蓋108個章，需要799個審批工作日。
可想而知，如果有的企業等不了這麼久，想快一點拿下審批，怎麼辦，只能去找手裡握着蓋章大權的20個委辦局和53個處室，給點好處請他們通融通融。於是，腐敗就發生了。因此，如果能最大程度地減少這些審批環節，或者說乾脆就取消，讓企業根據市場規律來辦事，還會產生腐敗嗎？從這個意義上說，市場經濟不單單是一種資源配置方式，而且也是社會治理的最好方式。
郎咸平提到，權力的下放一定會觸動一大堆既得利益者的利益，每一步都不會容易，但經濟社會發展的矛盾一旦積累到一定程度，一定會倒逼着我們這樣做，到那時，我們就會陷入一種完全的被動。那我們是不是可以從現在開始，能否把市場自己能辦好的事，逐步交給市場呢？剷除行政審批權力的尋租空間，才是防止腐敗的釜底抽薪之策。
中國式腐敗根源在制度
不過，郎咸平在文章在也承認，腐敗問題的產生，歸根結底還是因為制度的問題。甚至中共官媒目前也公開承認，十八大後中共中央也意識到，政治體制不改革，其他的任何改革都治不了本，包括反腐。所謂的經濟體制改革也得通過政治體制改革才能鞏固和發展。
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會的調查稱，中國灰色收入主要集中在部份高收入居民之中，並有向某些中高收入階層蔓延的趨勢；這種現象說明腐敗對中國社會的影響面正在擴大，加劇貧富懸殊的社會矛盾。其實，想想中國愈演愈烈的腐敗，灰色收入巨大並落入少數人囊腫題的答案在中國可以說不言自明，因為灰色收入在中國常常與腐敗的產生根源相同，與不受監管的權力密不可分、與四處蔓延到腐敗相依相伴。
中國廣東湛江知名博客李俊表示，以習近平為首的新一屆中共領導人目前高調打擊腐敗，其實並不能從根本上解決問題。「解決問題的關鍵是限制政府的權力。政府的權力過大，無所不在是問題的關鍵。只有建立權力有限的政府，腐敗和灰色收入問題才會迎刃而解」。
這就像人們常說，一個好的制度可能使壞人變好人，一個壞的的制度可能使很好人變成壞人。
據自由亞洲電臺報導，不久前去世的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美國知名經濟學家科斯生前曾對中國發出十大忠告。忠告之一是，不管是政治改革、法制改革，還是體制重建，叫甚麼都無所謂，中國必須讓其政治權力服從於法制。如此說來，灰色收入和腐敗在中國這一根繩上的螞蚱還是由體制問題牽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