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3年11月26日訊】89、「胡風反革命集團」
胡風(1902—1985)，我國著名的評論家、詩人和翻譯家。
早在30年代初，胡風便在日本加入了日本共產黨，並參加了左翼東京支部。回國後，他跟隨魯迅繼續在左翼文藝工作。在40年代重慶國統區，他從來被視為進步文藝的重要人物，並長期領導了全國文抗的工作，與周恩來、喬冠華、邵荃麟等共產黨人，都有密切往來。
1949年中共奪得政權後，胡風創作了大量新詩，由衷地歌頌共產黨和毛澤東。然而，這並不代表胡風在文藝思想上與毛澤東和中共完全合拍，恰恰相反，兩者間一向存在著明顯差距。因此，當毛澤東為了確立自己在文化領域的獨裁地位，準備向異端思想開刀時，敢於堅持己見的胡風自然就成了他選中的靶子。
1955年初夏，毛澤東在他親自為《人民日報》所寫的按語中斷言：胡風等人是「一個暗藏在革命陣營的反革命派別」，「這個反革命派別和地下王國，是以推翻中華人民共和國和恢復帝國主義國民黨的統治為任務的。」胡風等人因此被打成「胡風反革命集團」。
「胡風反革命集團案」是中共建制後文壇第一大冤案，這樁長達25年的冤案一度使數以千計的人入獄受審。據統計，所謂「胡風反革命集團」案，一共涉及2100多人，逮捕92人，隔離62人，停職反省73人。到1956年底，絕大部分人都作為「受胡風思想影響」予以解脫。正式定為「集團分子」的有78人。其中包括中共黨員32人。 這78人中「骨幹分子」23人，到1958年5月，予以撤銷職務、勞動教養、下放勞動等處理的共61人。
文革結束後，中共重新審查了胡風一案。1979年1月，胡風被釋放出獄。1980年9月，中共決定撤銷「胡風反革命集團案」。1986年 1月，中共公開撤銷了強加於胡風的政治歷史問題方面的不實之詞。1988年6月，中共為胡風的文藝問題與文藝活動問題平了反，撤銷加在胡風身上的個人主義、唯心主義、宗派主義等罪名。從1980年9月到1988年6月，中共為胡風三次平反，歷時整整7年9個月。
90．章羅聯盟
章伯鈞與羅隆基都是中國民主同盟的主要領導人，但政見不同，早在一九四九年前就經常爭吵，更談不上私人交情，一九四九年後，兩人的這種關係依然如故，這是民主黨派中的許多領導人都清楚的，就是他們在一九五七年整風運動中的鳴放觀點也是各說各的，不可能溝通商量。但毛澤東出於整人的政治需要，卻在反右運動中將他們倆欽定為「章羅聯盟」。 一九五七年七月一日，《人民日報》發表了毛澤東親自撰寫的社論《文匯報的資產階級方向應當批判》，指出，右派分子是「有組織、有計劃、有綱領、有路線的，都是自絕於人民，是反共反社會主義的」，他們的倡狂進攻，「其源蓋出於章羅同（聯）盟」。根據毛澤東的這個論斷，章伯鈞、羅隆基是右派分子的總後臺老闆，當然也是總裁，總代表，所以，《章羅聯盟》和反黨右派是同義不同詞，反右派鬥爭歸根到底就是對「章羅聯盟」的鬥爭，反右派鬥爭的勝利就是打敗「章羅聯盟」的勝利。「文革」結束後，眾多知情人方道出真相，「章羅聯盟」純屬毛澤東憑空捏造的政治謊言。以下就是章伯鈞女兒章詒和多年後在《一片青山了此身——羅隆基素描》一文中對當年這段被謊言扭曲了的歷史的回憶。
「我對羅隆基的認識和記憶，準確地說是從他劃為右派的前後開始的。
那是在1957年4月下旬，中共中央發出了整風運動的指示，並邀請各民主黨派負責人參加運動，幫助整風。
5月，中央統戰部舉行座談會，羅隆基應邀參加。22日，他在會上發言，建議由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成立一個委員會，這個委員會不但要檢查過去的‘三反’、‘五反’、‘肅反’運動中的失誤偏差，它還要公開鼓勵大家有什麼冤枉委屈都來申訴。這個委員會應由執政黨、民主黨派和無黨派民主人士組成。中央如此，地方人代會和政協也相應成立這樣的委員會，使之成為一個系統。 ——羅隆基的這個發言，引起一片震動。
他的意見被概括為‘平反委員會’，和父親的‘政治設計院’、儲安平的‘黨天下’並稱為中國右派的三大‘反動’理論。
鑒於儲安平‘黨天下’言論在社會上產生的強大衝擊，6月2日，時任國家森林工業部部長的羅隆基，作為中國友好代表團成員飛赴錫蘭訪問的前一天，對辦公廳副主任趙文璧打了個招呼：‘部中鳴放要注意，不要過火。共產黨政策隨時都在變。’
羅隆基說對了，當他還在可倫坡街頭的商店，興致勃勃地給幹女兒挑選絲巾和香水的時候，國內形勢果然風雲驟變，由整風轉為反右了。6月21日，他如期回國，等候他的不是熱烈的歡迎，而是嚴酷的鬥爭。
最初，面對報紙刊載的有關他的批判文章，羅隆基是鎮靜的。25日下午，即回國後的第四天，他坐在家中客廳的沙發上，對一臉驚慌的趙文璧說：‘你何必那樣慌嘛。’
趙文璧的確擔心，且提醒羅隆基：‘你的群眾關係太壞，部內、部外都壞。」還特別點明：「你在生活作風方面，也太不注意了。’
羅隆基立即打斷他的話頭：‘你不要談我的生活作風，我的脾氣不好，這些都是小事，一百條也不要緊，現在主要是政治立場問題……，所以，你要冷靜地分析問題，不要沉不住氣。’
7月1日，中共中央機關報《人民日報》發表了社論《文匯報的資產階級方向應當批判》。文中，在批判該報為資產階級右派充當‘喉舌’ 的同時，指責中國民主同盟和中國農工民主黨‘在百家爭鳴過程和整風過程中所起的作用特別惡劣。’是‘有組織、有計劃、有綱領、有路線的，都是自外於人民，是反共反社會主義的。’而右派份子的倡狂進攻，‘其源蓋出於章羅同盟（後被稱章羅聯盟）’。
父親閱後大驚，說：‘我這次講話（指5月21日在中共中央統戰部召開的幫助中共整風提意見的座談會上的發言）是上了大當。’並從文筆、語調、氣勢上一口斷定，這篇社論必為毛澤東所書。
他憮然良久，又道：‘毛是要借我的頭，來解國家的困難了’。
羅隆基讀罷，也沉不住氣了，最受不了的一個名詞，就是‘章羅聯盟’。他兩次跑到我家，質問父親：‘伯鈞，憑什麼說我倆搞聯盟？’
父親答：‘我也不知道，我無法回答你。’
是的，對羅隆基來說，最最不能理解和萬萬不能接受的就是‘章羅聯盟’。為了表達憤懣之氣與決絕之心，平素不持手杖的他，在第二次去我家的時候，特意帶上一根細木手杖，進門便怒顏相對，厲言相加，所有的話都是站在客廳中央講的，整座院子都能聽見咆哮之聲。父親則沉默，他也只有沉默。因為章羅聯盟’之於他，也是最最不能理解和萬萬不能接受的。
臨走時，髮指眥裂的羅隆基，高喊：‘章伯鈞，我告訴你，從前，我沒有和你聯盟！現在，我沒有和你聯盟！今後，也永遠不會和你聯盟！’遂以手杖擊地，折成三段，拋在父親的面前，拂袖而去。
章羅是否聯盟？或是否有過聯盟？——民盟中央的人和統戰部的人，當一清二楚。因為自打成立民盟的第一天起，他倆就是冤家對頭、對頭冤家。何以如此？物有本末，事有始終。若答此問，則必追溯到民盟的緣起和構成，而決非個人因素所能解釋。
中國民主政團同盟，即中國民主同盟之前身，原是三黨三派，是為組成最廣泛的抗日統一戰線，在中共的積極支援下，1941年於重慶成立。三黨是指父親領導的第三黨（即今日之中國農工民主黨）、左舜生領導的青年黨、張君勱領導的國家社會黨；三派是指黃炎培創辦的中華職業教育社、梁漱溟建立的鄉村建設派和無黨派民主人士（後有沈鈞儒、史良領導的救國會加入）。這樣的一個結構組合，就註定它自成立之日即患有先天性宗派行為症。抗戰勝利後，民盟的這個疾症非但沒有消弭，反而大有發展。當時在民盟得勢的，是沈鈞儒領導的救國會和父親領導的第三黨。因為國家社會黨和青年黨被趕走，職業教育社和鄉村建設派，原本在民盟的人就不多。1947年在上海，黃炎培去醫院看望患有肺病的羅隆基的時候，曾同他商議要把盟內個人份子（在重慶是以組織單位加入民盟的）團結起來，成為一個獨立的單位，同救國會、第三黨並列、且相互制衡。後黃炎培轉到民建（即中國民主建國會）當負責人，便放棄了民盟，而他的打算則由羅隆基去實踐了。當然，退出國家社會黨的羅隆基，此時也正想拉住一些人，在盟內以形成一個力量。這樣，從1946年的上海到1949年的北京，在民盟終於有了一個人稱‘無形組織’的小集團，其基本成員連羅隆基在內共有十位。他們是：潘光旦、曾昭掄、範樸齋、張志和、劉王立明、周鯨文、葉篤義、羅德先、張東蓀。這個‘無形組織’的宗旨，用羅隆基自己的話來說，它的‘主要對像是章伯鈞，是不讓章伯鈞獨霸民盟的組織委員會。’而此時，代表第三黨的父親又是與救國會的史良親密合作。於是，民盟中央內部便形成了楚漢相爭的局面。一邊是章史聯手的當權派，因統戰部的支持，他們自命為左派；一邊是羅隆基、張東蓀為首領的非當權派，英美文化的背景和自由主義者色彩，被人理所當然地視為右派。而民盟領袖沈鈞儒、張瀾，對這兩派也是各有側重。這個情況，別說是具體管理民主黨派的中央統戰部，就連毛澤東、周恩來也是心知肚明。1949年，召開第一屆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會前，周恩來拿著民盟出席會議的名單，都是先和沈鈞儒、章伯鈞商量，再與羅隆基、張東蓀討論，而決不把這水火不容的章羅兩派攪和在一起。因為周公知道：他倆碰面只有吵，什麼事情也討論不出一個結果來。
直至反右前夕，這種情況依舊。1956年的8月，民盟中央和民盟北京市委召集了一些在京的中委座談李維漢（時任中央統戰部部長）關於‘長期共存、互相監督’的講話。會議由黃藥眠主持，一整天的會，共提出一百條意見。其中針對民盟中央領導的意見，就是宗派問題。
與會者說：‘民盟中央的最大特徵，就是宗派。大家只須閉上眼睛，就能知道誰是哪一派。’
‘民盟的宗派，這幾年不特未消滅，而且更發展，不過形式更隱蔽更深入更巧妙罷了，事實俱在，不承認是不行的。’
‘表現在人事安排上，他們要誰，就訂出幾條原則便利於誰；不要誰，就訂出幾條原則便不利於誰。’
‘他們小宗派之間的妥協，表面上像團結，實際上是分贓。’
有的人指名道姓地問：‘到西藏去的中央代表團，盟裡為什麼派黃琪翔去？根據什麼原則？’黃琪翔來自第三黨，顯然，這個質問是針對父親的。而言者為‘無形組織’成員，自屬羅隆基手下。可見，章羅關係形同冰炭，在民盟可謂無人不知。瞭解以上的歷史情況，對羅隆基看到父親承認章羅聯盟的消息所持暴烈態度，便不足為奇了。
個性強直的他拒不承認自己是右派，拒不承認章羅聯盟，在會上不但面無懼色，還敢指天發誓：‘即使把我的骨頭燒成灰，也找不到反黨陰謀。’」
然而「皇帝」的話是金口玉言，非讓你把不曾有的結拜兄弟帖子交出來不行，於是那些明知道實情的批判者們，一個個摩拳擦掌，爭先恐後地向章羅殺過去。無數次的窮追猛攻使章羅兩人身受肉體與精神的雙重折磨，最後不得不違心 「投降」，「承認」 他們是大右派聯盟，「承認」反黨反社會主義的「罪行」。
據章詒和透露，在上世紀八十年代，中國民主同盟中央委員會曾下發一個檔，說章羅聯盟不存在，可惜這個檔不為大家所知。八十年代末又分別為章羅舉行了九十周年誕辰座談會，當時的中共中央宣傳部和書記處領導人也出席，肯定了他們是愛國主義者。但是，十幾年過去了，最高當局還沒有為「章羅聯盟」正式改正，徹底否定那個早該否定的反右派鬥爭。
91．彭德懷反黨集團
1958年，毛澤東發起三面紅旗運動，實行大躍進、人民公社，中共中央從四方八面收到生產捷報，形勢一片大好。但一向實事求是的彭德懷卻懷疑實際情況，親身前往地方考察。他回到自己的家鄉烏石鎮彭家圍子，步行數裡在田邊數稻稈，又詢問鄉民，發覺地方幹部都虛報產量，「吹得很厲害」！所謂大煉鋼，是「大兵團作戰」，煉一點鐵，集中了全社人力，丟開農業生產，讓稻穀爛在地裡，甚至拆毀住房，砍伐大片山林作燃料。其後，他又去了毛澤東的故鄉韶山公社，所見所聞與烏石大隊大同小異。跟著他又去了30年前起義的地方--平江縣。他吃驚地發現當地幹部竟把1957年的高產數字公佈為1958年的產量．而把1958年較低的產量當作是1957年的，從而向外證明「人民公社」的成功！彭感歎地說：「如此造假，真令人害怕！」
1959年7月，中共在廬山開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當時已有不少中常委委員認知大躍進之不切實際，地方上已有災情出現，若不糾正，將成災難，但卻無人敢向毛澤東直陳。彭在分組討論會議上已多次直言，列舉地方上報農業生產數字之浮誇，煉鋼之浪費。但小組工作人員把彭最尖銳的言詞都刪去了。彭為了人民，不希望大躍進使中國陷於災難，於是單獨再給毛澤東本人寫了一封信作參考，希望毛能注意大躍進的失誤，及時糾正。怎料這封私人信件卻引起毛澤東的雷霆大怒，他把廬山會議延長，把這封「私人信」廣為印發，讓與會者討論，最後發動對彭的批判，把彭德懷、黃克誠、張聞天、周小舟等打成「反黨集團」。 1971年，毛澤東又把這定為中共黨內的第八次路線鬥爭。彭德懷因此而被迫害致死，受牽連者更是不計其數。
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審查和糾正了過去對彭德懷所作的錯誤結論，決定為彭德懷平反。12月24日，在首都隆重舉行了彭德懷追悼會。當年的「偽君子、野心家、陰謀家」，終於恢復了「優秀無產階級革命家、傑出領導人」的面目，被讚頌為 「熱愛黨，熱愛人民」，「作戰勇敢，耿直剛正，廉潔奉公，嚴於律己，關心群眾，從不考慮個人得失。」世人感歎，以上種種，本是彭德懷「四十年如一日」的行為，為何到他死後四年才得公認？
胡風(1902—1985)，我國著名的評論家、詩人和翻譯家。
早在30年代初，胡風便在日本加入了日本共產黨，並參加了左翼東京支部。回國後，他跟隨魯迅繼續在左翼文藝工作。在40年代重慶國統區，他從來被視為進步文藝的重要人物，並長期領導了全國文抗的工作，與周恩來、喬冠華、邵荃麟等共產黨人，都有密切往來。
1949年中共奪得政權後，胡風創作了大量新詩，由衷地歌頌共產黨和毛澤東。然而，這並不代表胡風在文藝思想上與毛澤東和中共完全合拍，恰恰相反，兩者間一向存在著明顯差距。因此，當毛澤東為了確立自己在文化領域的獨裁地位，準備向異端思想開刀時，敢於堅持己見的胡風自然就成了他選中的靶子。
1955年初夏，毛澤東在他親自為《人民日報》所寫的按語中斷言：胡風等人是「一個暗藏在革命陣營的反革命派別」，「這個反革命派別和地下王國，是以推翻中華人民共和國和恢復帝國主義國民黨的統治為任務的。」胡風等人因此被打成「胡風反革命集團」。
「胡風反革命集團案」是中共建制後文壇第一大冤案，這樁長達25年的冤案一度使數以千計的人入獄受審。據統計，所謂「胡風反革命集團」案，一共涉及2100多人，逮捕92人，隔離62人，停職反省73人。到1956年底，絕大部分人都作為「受胡風思想影響」予以解脫。正式定為「集團分子」的有78人。其中包括中共黨員32人。 這78人中「骨幹分子」23人，到1958年5月，予以撤銷職務、勞動教養、下放勞動等處理的共61人。
文革結束後，中共重新審查了胡風一案。1979年1月，胡風被釋放出獄。1980年9月，中共決定撤銷「胡風反革命集團案」。1986年 1月，中共公開撤銷了強加於胡風的政治歷史問題方面的不實之詞。1988年6月，中共為胡風的文藝問題與文藝活動問題平了反，撤銷加在胡風身上的個人主義、唯心主義、宗派主義等罪名。從1980年9月到1988年6月，中共為胡風三次平反，歷時整整7年9個月。
90．章羅聯盟
章伯鈞與羅隆基都是中國民主同盟的主要領導人，但政見不同，早在一九四九年前就經常爭吵，更談不上私人交情，一九四九年後，兩人的這種關係依然如故，這是民主黨派中的許多領導人都清楚的，就是他們在一九五七年整風運動中的鳴放觀點也是各說各的，不可能溝通商量。但毛澤東出於整人的政治需要，卻在反右運動中將他們倆欽定為「章羅聯盟」。 一九五七年七月一日，《人民日報》發表了毛澤東親自撰寫的社論《文匯報的資產階級方向應當批判》，指出，右派分子是「有組織、有計劃、有綱領、有路線的，都是自絕於人民，是反共反社會主義的」，他們的倡狂進攻，「其源蓋出於章羅同（聯）盟」。根據毛澤東的這個論斷，章伯鈞、羅隆基是右派分子的總後臺老闆，當然也是總裁，總代表，所以，《章羅聯盟》和反黨右派是同義不同詞，反右派鬥爭歸根到底就是對「章羅聯盟」的鬥爭，反右派鬥爭的勝利就是打敗「章羅聯盟」的勝利。「文革」結束後，眾多知情人方道出真相，「章羅聯盟」純屬毛澤東憑空捏造的政治謊言。以下就是章伯鈞女兒章詒和多年後在《一片青山了此身——羅隆基素描》一文中對當年這段被謊言扭曲了的歷史的回憶。
「我對羅隆基的認識和記憶，準確地說是從他劃為右派的前後開始的。
那是在1957年4月下旬，中共中央發出了整風運動的指示，並邀請各民主黨派負責人參加運動，幫助整風。
5月，中央統戰部舉行座談會，羅隆基應邀參加。22日，他在會上發言，建議由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成立一個委員會，這個委員會不但要檢查過去的‘三反’、‘五反’、‘肅反’運動中的失誤偏差，它還要公開鼓勵大家有什麼冤枉委屈都來申訴。這個委員會應由執政黨、民主黨派和無黨派民主人士組成。中央如此，地方人代會和政協也相應成立這樣的委員會，使之成為一個系統。 ——羅隆基的這個發言，引起一片震動。
他的意見被概括為‘平反委員會’，和父親的‘政治設計院’、儲安平的‘黨天下’並稱為中國右派的三大‘反動’理論。
鑒於儲安平‘黨天下’言論在社會上產生的強大衝擊，6月2日，時任國家森林工業部部長的羅隆基，作為中國友好代表團成員飛赴錫蘭訪問的前一天，對辦公廳副主任趙文璧打了個招呼：‘部中鳴放要注意，不要過火。共產黨政策隨時都在變。’
羅隆基說對了，當他還在可倫坡街頭的商店，興致勃勃地給幹女兒挑選絲巾和香水的時候，國內形勢果然風雲驟變，由整風轉為反右了。6月21日，他如期回國，等候他的不是熱烈的歡迎，而是嚴酷的鬥爭。
最初，面對報紙刊載的有關他的批判文章，羅隆基是鎮靜的。25日下午，即回國後的第四天，他坐在家中客廳的沙發上，對一臉驚慌的趙文璧說：‘你何必那樣慌嘛。’
趙文璧的確擔心，且提醒羅隆基：‘你的群眾關係太壞，部內、部外都壞。」還特別點明：「你在生活作風方面，也太不注意了。’
羅隆基立即打斷他的話頭：‘你不要談我的生活作風，我的脾氣不好，這些都是小事，一百條也不要緊，現在主要是政治立場問題……，所以，你要冷靜地分析問題，不要沉不住氣。’
7月1日，中共中央機關報《人民日報》發表了社論《文匯報的資產階級方向應當批判》。文中，在批判該報為資產階級右派充當‘喉舌’ 的同時，指責中國民主同盟和中國農工民主黨‘在百家爭鳴過程和整風過程中所起的作用特別惡劣。’是‘有組織、有計劃、有綱領、有路線的，都是自外於人民，是反共反社會主義的。’而右派份子的倡狂進攻，‘其源蓋出於章羅同盟（後被稱章羅聯盟）’。
父親閱後大驚，說：‘我這次講話（指5月21日在中共中央統戰部召開的幫助中共整風提意見的座談會上的發言）是上了大當。’並從文筆、語調、氣勢上一口斷定，這篇社論必為毛澤東所書。
他憮然良久，又道：‘毛是要借我的頭，來解國家的困難了’。
羅隆基讀罷，也沉不住氣了，最受不了的一個名詞，就是‘章羅聯盟’。他兩次跑到我家，質問父親：‘伯鈞，憑什麼說我倆搞聯盟？’
父親答：‘我也不知道，我無法回答你。’
是的，對羅隆基來說，最最不能理解和萬萬不能接受的就是‘章羅聯盟’。為了表達憤懣之氣與決絕之心，平素不持手杖的他，在第二次去我家的時候，特意帶上一根細木手杖，進門便怒顏相對，厲言相加，所有的話都是站在客廳中央講的，整座院子都能聽見咆哮之聲。父親則沉默，他也只有沉默。因為章羅聯盟’之於他，也是最最不能理解和萬萬不能接受的。
臨走時，髮指眥裂的羅隆基，高喊：‘章伯鈞，我告訴你，從前，我沒有和你聯盟！現在，我沒有和你聯盟！今後，也永遠不會和你聯盟！’遂以手杖擊地，折成三段，拋在父親的面前，拂袖而去。
章羅是否聯盟？或是否有過聯盟？——民盟中央的人和統戰部的人，當一清二楚。因為自打成立民盟的第一天起，他倆就是冤家對頭、對頭冤家。何以如此？物有本末，事有始終。若答此問，則必追溯到民盟的緣起和構成，而決非個人因素所能解釋。
中國民主政團同盟，即中國民主同盟之前身，原是三黨三派，是為組成最廣泛的抗日統一戰線，在中共的積極支援下，1941年於重慶成立。三黨是指父親領導的第三黨（即今日之中國農工民主黨）、左舜生領導的青年黨、張君勱領導的國家社會黨；三派是指黃炎培創辦的中華職業教育社、梁漱溟建立的鄉村建設派和無黨派民主人士（後有沈鈞儒、史良領導的救國會加入）。這樣的一個結構組合，就註定它自成立之日即患有先天性宗派行為症。抗戰勝利後，民盟的這個疾症非但沒有消弭，反而大有發展。當時在民盟得勢的，是沈鈞儒領導的救國會和父親領導的第三黨。因為國家社會黨和青年黨被趕走，職業教育社和鄉村建設派，原本在民盟的人就不多。1947年在上海，黃炎培去醫院看望患有肺病的羅隆基的時候，曾同他商議要把盟內個人份子（在重慶是以組織單位加入民盟的）團結起來，成為一個獨立的單位，同救國會、第三黨並列、且相互制衡。後黃炎培轉到民建（即中國民主建國會）當負責人，便放棄了民盟，而他的打算則由羅隆基去實踐了。當然，退出國家社會黨的羅隆基，此時也正想拉住一些人，在盟內以形成一個力量。這樣，從1946年的上海到1949年的北京，在民盟終於有了一個人稱‘無形組織’的小集團，其基本成員連羅隆基在內共有十位。他們是：潘光旦、曾昭掄、範樸齋、張志和、劉王立明、周鯨文、葉篤義、羅德先、張東蓀。這個‘無形組織’的宗旨，用羅隆基自己的話來說，它的‘主要對像是章伯鈞，是不讓章伯鈞獨霸民盟的組織委員會。’而此時，代表第三黨的父親又是與救國會的史良親密合作。於是，民盟中央內部便形成了楚漢相爭的局面。一邊是章史聯手的當權派，因統戰部的支持，他們自命為左派；一邊是羅隆基、張東蓀為首領的非當權派，英美文化的背景和自由主義者色彩，被人理所當然地視為右派。而民盟領袖沈鈞儒、張瀾，對這兩派也是各有側重。這個情況，別說是具體管理民主黨派的中央統戰部，就連毛澤東、周恩來也是心知肚明。1949年，召開第一屆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會前，周恩來拿著民盟出席會議的名單，都是先和沈鈞儒、章伯鈞商量，再與羅隆基、張東蓀討論，而決不把這水火不容的章羅兩派攪和在一起。因為周公知道：他倆碰面只有吵，什麼事情也討論不出一個結果來。
直至反右前夕，這種情況依舊。1956年的8月，民盟中央和民盟北京市委召集了一些在京的中委座談李維漢（時任中央統戰部部長）關於‘長期共存、互相監督’的講話。會議由黃藥眠主持，一整天的會，共提出一百條意見。其中針對民盟中央領導的意見，就是宗派問題。
與會者說：‘民盟中央的最大特徵，就是宗派。大家只須閉上眼睛，就能知道誰是哪一派。’
‘民盟的宗派，這幾年不特未消滅，而且更發展，不過形式更隱蔽更深入更巧妙罷了，事實俱在，不承認是不行的。’
‘表現在人事安排上，他們要誰，就訂出幾條原則便利於誰；不要誰，就訂出幾條原則便不利於誰。’
‘他們小宗派之間的妥協，表面上像團結，實際上是分贓。’
有的人指名道姓地問：‘到西藏去的中央代表團，盟裡為什麼派黃琪翔去？根據什麼原則？’黃琪翔來自第三黨，顯然，這個質問是針對父親的。而言者為‘無形組織’成員，自屬羅隆基手下。可見，章羅關係形同冰炭，在民盟可謂無人不知。瞭解以上的歷史情況，對羅隆基看到父親承認章羅聯盟的消息所持暴烈態度，便不足為奇了。
個性強直的他拒不承認自己是右派，拒不承認章羅聯盟，在會上不但面無懼色，還敢指天發誓：‘即使把我的骨頭燒成灰，也找不到反黨陰謀。’」
然而「皇帝」的話是金口玉言，非讓你把不曾有的結拜兄弟帖子交出來不行，於是那些明知道實情的批判者們，一個個摩拳擦掌，爭先恐後地向章羅殺過去。無數次的窮追猛攻使章羅兩人身受肉體與精神的雙重折磨，最後不得不違心 「投降」，「承認」 他們是大右派聯盟，「承認」反黨反社會主義的「罪行」。
據章詒和透露，在上世紀八十年代，中國民主同盟中央委員會曾下發一個檔，說章羅聯盟不存在，可惜這個檔不為大家所知。八十年代末又分別為章羅舉行了九十周年誕辰座談會，當時的中共中央宣傳部和書記處領導人也出席，肯定了他們是愛國主義者。但是，十幾年過去了，最高當局還沒有為「章羅聯盟」正式改正，徹底否定那個早該否定的反右派鬥爭。
91．彭德懷反黨集團
1958年，毛澤東發起三面紅旗運動，實行大躍進、人民公社，中共中央從四方八面收到生產捷報，形勢一片大好。但一向實事求是的彭德懷卻懷疑實際情況，親身前往地方考察。他回到自己的家鄉烏石鎮彭家圍子，步行數裡在田邊數稻稈，又詢問鄉民，發覺地方幹部都虛報產量，「吹得很厲害」！所謂大煉鋼，是「大兵團作戰」，煉一點鐵，集中了全社人力，丟開農業生產，讓稻穀爛在地裡，甚至拆毀住房，砍伐大片山林作燃料。其後，他又去了毛澤東的故鄉韶山公社，所見所聞與烏石大隊大同小異。跟著他又去了30年前起義的地方--平江縣。他吃驚地發現當地幹部竟把1957年的高產數字公佈為1958年的產量．而把1958年較低的產量當作是1957年的，從而向外證明「人民公社」的成功！彭感歎地說：「如此造假，真令人害怕！」
1959年7月，中共在廬山開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當時已有不少中常委委員認知大躍進之不切實際，地方上已有災情出現，若不糾正，將成災難，但卻無人敢向毛澤東直陳。彭在分組討論會議上已多次直言，列舉地方上報農業生產數字之浮誇，煉鋼之浪費。但小組工作人員把彭最尖銳的言詞都刪去了。彭為了人民，不希望大躍進使中國陷於災難，於是單獨再給毛澤東本人寫了一封信作參考，希望毛能注意大躍進的失誤，及時糾正。怎料這封私人信件卻引起毛澤東的雷霆大怒，他把廬山會議延長，把這封「私人信」廣為印發，讓與會者討論，最後發動對彭的批判，把彭德懷、黃克誠、張聞天、周小舟等打成「反黨集團」。 1971年，毛澤東又把這定為中共黨內的第八次路線鬥爭。彭德懷因此而被迫害致死，受牽連者更是不計其數。
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審查和糾正了過去對彭德懷所作的錯誤結論，決定為彭德懷平反。12月24日，在首都隆重舉行了彭德懷追悼會。當年的「偽君子、野心家、陰謀家」，終於恢復了「優秀無產階級革命家、傑出領導人」的面目，被讚頌為 「熱愛黨，熱愛人民」，「作戰勇敢，耿直剛正，廉潔奉公，嚴於律己，關心群眾，從不考慮個人得失。」世人感歎，以上種種，本是彭德懷「四十年如一日」的行為，為何到他死後四年才得公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