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3年11月29日訊】 92．劉少奇：黨內最大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
毛澤東發動「文化大革命」的主要目地是為了打倒劉少奇及其追隨者。
劉是毛親手選定的接班人、中共第二號人物和國家主席，要把這樣一個地位僅次於自己的領袖人物清除出政治舞臺，當然得有一個冠冕堂皇的理由，否則無法對全國人民交代。毛當年給出的理由是劉少奇是黨內最大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長期以來執行的是一條資產階級反動路線。
但問題是劉少奇走的真是一條資本主義道路麼？執行的真是一條資產階級反動路線麼？要對這個問題有一個合乎實際的答案，就必須對劉少奇與毛澤東的關係做一番簡要的歷史回顧。
1898年11月24日，劉少奇出生在中國湖南省寧鄉縣的花明樓村。這裡距離五年前毛澤東出生的湖南省湘潭縣韶山沖還不到10公裡。早年，劉少奇曾與毛澤東在同一所中學就讀，後來兩人先後都加入了中共。在遵義會議上，劉是毛堅定的支持者之一。在1945年的中共七大上，劉少奇作了《關於修改黨章的報告》，在中共歷史上第一次對毛澤東思想作了系統的論述，將「毛澤東思想」明確寫入了黨章，並提出要「以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與中國革命實踐相結合的毛譯東思想作為全黨一切工作的指導方針」。可以說，在中共奪取政權前，劉少奇為毛澤東最終奠定並坐穩黨內獨裁者的地位做出了他人無可比擬的貢獻，立下了 汗馬功勞，毛因此對劉十分信任，在七大選舉的中共領導中，劉少奇名列中央五大書記第二位（依次為毛澤東、劉少奇、朱德、周恩來、任弼時）。同年抗日戰爭結束，在毛澤東赴重慶同蔣介石進行談判期間，劉少奇在延安代理中共中央主席。中共建制後，毛又將劉定為自己的接班人。
如果說在奪取政權前，毛劉二人關係十分默契的話，那麼在此之後，兩人在如何治理國家的問題上卻漸漸產生了一系列分歧，彼此的關係也開始慢慢出現了裂痕。比如，在關於階級鬥爭與經濟建設誰是中心、誰是主要矛盾的問題上，毛劉的看法就十分相左。
關於奪取政權以後的主要任務、中心工作，毛澤東與劉少奇的觀點曾是完全一致的。在中共七屆二中全會上的講話中毛澤東曾指出，中共在城市、在老解放區的「中心任務」、「中心工作」，是動員一切力量恢復和發展生產事業。劉少奇也持同樣的觀點。但到中共「八大」以後，兩人的看法卻出現了分歧。1956年9月，劉少奇在中共八大的政治報告中說，隨著農業、手工業和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我國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誰戰勝誰的問題，現在已經解決了」。還說：「現在，革命的暴風雨時期已經過去了，新的生產關係已經建立起來，鬥爭的任務已經變為保護社會生產力的順利發展。」這個報告，是由劉少奇主持起草，經毛澤東反復審閱定稿的。大會結束前一致通過了關於政治報告的決議。《決議》批准了劉少奇所作的政治報告，並對當時中國社會的主要矛盾作了明確概括，決議指出，我國的無產階級同資產階級之間的矛盾已經基本解決，「我們國內的主要矛盾，已經是人民對於建立先進的工業國的要求同落後的農業國的現實之間的矛盾，已經是人民對於經濟文化迅速發展的需要同當前經濟文化不能滿足人民需要的狀況之間的矛盾。這一矛盾的實質，在我國社會主義制度已經建立的情況下，也就是先進的社會主義制度同落後的社會生產力之間的矛盾。黨和全國人民的當前的主要任務，就是集中力量來解決這個矛盾，把我國儘快地從落後的農業國變為先進的工業國。」這個判斷與政治報告的基本思想是一致的，也與劉少奇的觀點相吻合。然而，八大閉幕不久，毛澤東便對《決議》關於國內主要矛盾的表述產生了疑問。據王光美回憶，在八大結束後的第三天，在天安門城樓上，毛澤東對劉少奇說，黨的八大關於基本矛盾的提法不正確。劉少奇十分震驚，答道：「呦，《決議》已通過公佈了，怎麼辦？」在經過一段時間的思考，特別是反右派運動開始後，毛澤東完全動搖了對中共八大關於主要矛盾的判斷的支持。1957年10月9日，他在黨的八屆三中全會上講話時以十分肯定的語氣說：「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社會主義道路和資本主義道路的矛盾，毫無疑問，這是當前我國社會的主要矛盾。」
類似這樣的分歧還有不少。但這種分歧的性質並非像毛澤東當年所宣稱的那樣，是劉少奇要走資本主義道路，代表資產階級反動路線，而他要走社會主義道路，代表無產階級革命路線。事實上，毛劉之間的分歧不過是共產黨內部的意見分歧，根本就不存在所謂劉少奇要走資本主義道路，代表資產階級反動路線，而毛澤東要走社會主義道路，代表無產階級革命路線的問題，劉少奇與毛澤東一樣，走的也是社會主義道路，代表的也是無產階級革命路線。不僅如此，有時候劉甚至比毛表現得更激進。
如1962年9月，毛澤東在中共八屆十中全會上發出「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的號召，並且說：「我們的幹部......絕大多數不懂社會主義」，要進行社會主義教育運動。劉少奇迫不及待地積極回應，堅決貫徹。1963年2月，中共在北京召開工作會議，部署這場後來被稱為「四清」的社教運動。劉少奇在會上說，要「搞一個階級鬥爭」，「總是口裡講階級鬥爭，不辦事情，不好」。毛澤東估計，「我們這個國家有三分之一的權力不掌握在我們手裡」。劉少奇則更激進地說，「三分之一打不住。」
1964年8月5號，中共成立「四清」指揮部，劉少奇親自掛帥，成為四清運動的第一線指揮。《觀察》雜誌主編陳奎德說：「劉少奇搞‘四清’，實際上比毛還要左一些。劉少奇和王光美那個所謂的‘桃園經驗’，他們把基層幹部分類呀，實際上是人人自危，人人都生活在恐懼之中。」
劉少奇主導的四清運動主要覆蓋了中國三分之一的縣的農村地區。在這場運動中，一共有大約500多萬人被整，其中7萬多人被整死。在1978年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這些案子的絕大多數，包括劉少奇宣導的四清典型經驗中的全部案子，都作為冤、假、錯案平反。文革研究專家宋永毅說：「劉少奇在四清運動中搞得比老毛還要左。」 劉少奇宣導的「桃園經驗」就是拋開現存體制，發動群眾把領導權從‘階級敵人’手中奪回來。運動的方法還包括貼大字報，以及逼、供、信和體罰。」「唯一和文革交叉的大的政治運動是什麼？那是‘四清’。這個四清是誰組織的？是劉少奇組織的。現在國內不少的學者，包括黨的系統的學者研究四清的結論是，四清是文化大革命的一次預演。」
劉少奇還是第一個提出通過「造反」對付「修正主義」的人。1964年6月，毛澤東在一次會議上發問道：「中央出修正主義怎麼辦？」劉回答說，「如果出了這種情況，一個省可以造反，也可以獨立。」 劉少奇的這些經驗都成為後來文革中普遍使用的手段。
再者，劉少奇固然是在「文革」中被迫害致死的，但這不等於說他對「文革」沒有責任。恰恰相反，劉少奇對「文革」的發動和開展也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揭開「文革」序幕的《5.16通知》劉少奇是舉雙手贊成的。這個通知發出後，在毛澤東同意的情況下，劉少奇派出了大批的工作組，轟轟烈烈開始了文化大革命。從1966年6月到8月，劉少奇主持的中央批轉、批發了大概15、6個檔，點了近兩百個中共黨內的重要幹部，比較大的如彭、羅、陸、楊，彭真第一個就是劉少奇點的。劉少奇在1966年6月27日說，彭真「反對周總理，也反對陳毅、小平同志，也反對我。彭真是長期隱藏在我們黨內的資產階級代表人物，是徹頭徹尾的修正主義者……這次彭、羅、陸、揚來不及搞政變，就被揭露了……」
回首當年，「文革」中所謂的和毛澤東誓不兩立的劉少奇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實際上根本就是子虛烏有。正如文革研究專家宋永毅所分析的那樣，毛澤東為了整倒劉，故意製造和誇大了他們之間的所謂「重大分歧」。「在毛澤東的心裡，他耿耿於懷的始終是他個人的絕對權威和不能被人有稍微觸犯的‘龍顏’--這才是所謂的毛劉‘重大分歧’的實質。」
1949年後，儘管毛澤東與劉少奇的意見分歧有不斷增多的趨勢，但直到1961年9月，毛澤東在會見英國元帥蒙哥馬利時還表示，劉少奇是他的接班人。他說：「我死後，就是他。」 然而，僅僅過了三個月，毛就對自己的選擇提出了質疑。事情源於劉少奇在中共「七千人大會」上對毛的「突然襲擊」。
毛澤東發動的「大躍進」造成了中國有史以來一場最大的持續了三年的饑荒，三、四千萬人的無辜死亡，使下至老百姓，上至高級官員怨聲載道。1962年1月11日至2月7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開擴大的中央工作會議，參加會議的共七千多人，史稱「七千人大會」。劉少奇代表中央向大會提交書面報告。這個報告是由劉少奇、鄧小平親自主持起草，毛澤東修改定稿的。根據毛澤東的提議，劉少奇在大會作報告時，沒有念事先起草好、並已印發大會討論的書面報告，而是對報告中涉及的一些問題作說明，實際上是另作了一個口頭報告。事情就出在口頭報告中。劉少奇的口頭報告提綱雖然經過毛澤東主持的政治局常委會討論，但劉少奇在1月27日做口頭報告時有許多即興的臨場發揮，有些提法、判斷毛澤東事先並不知曉；有些話不無刺激，令毛澤東十分不快。
比如劉少奇說，在過去幾年中，的確有一段時間是大躍進的。「可是，現在不僅沒有進，反而退了許多，出現了一個大的馬鞍形。」這無疑是對大躍進的嚴厲批評。又比如劉少奇在談到錯誤和成績的比例時說：「過去我們經常把缺點、錯誤和成績，比之於一個指頭和九個指頭的關係。現在恐怕不能到處這樣套。有一部分地區還可以這樣講。在那些地方雖然也有缺點和錯誤，可能只是一個指頭，而成績是九個指頭。可是，全國總起來講，缺點和成績的關係，就不能說是一個指頭和九個指頭的關係，恐怕是三個指頭和七個指頭的關係。還有些地區，缺點和錯誤不止是三個指頭。」劉少奇的這些話，在當時可以說是極為罕見的，很有刺激性。因為在中共黨內，首先拿九個指頭和一個指頭來比喻成績和缺點的關係的恰恰是毛澤東，而且是經常這樣講。現在劉少奇說「不能到處這樣套」，這在客觀上就把矛頭指向了毛澤東。況且他是在那樣一個場合講的，可以說是在全黨面前。毛澤東的心情可想而知。再比如關於造成困難局面的原因，劉少奇說有天災，也有我們工作中的缺點和錯誤，即人禍。二者哪個是主要的呢？各地情況不一樣，應具體分析。他說，有些地方工農業減產，天災是主要的；有些地方，減產的主要原因不是天災，而是工作中的缺點和錯誤，即「三分天災，七分人禍」。這些話突破了毛澤東的估計，毛澤東聽了自然不會高興。還比如，劉少奇在講到「三面紅旗」（即總路線、大躍進、人民公社）時說：「三面紅旗，我們現在都不取消，都繼續保持，繼續為三面紅旗而奮鬥。現在，有些問題還看得不那麼清楚，但是再經過5年、10年以後，我們再來總結經驗，那時候就可以更進一步地做出結論。」雖然從字面上看是講三面紅旗「現在都不取消」、「繼續保持」，但言外之意無疑是說這些東西有問題，只不過有些問題一時還看不清，等過5年、10年再「做出結論」。這些話，對於把「三面紅旗」看得很重很重的毛澤東來說，當然不順耳。
總之，在中高級幹部大會上，作為黨的「二把手」的劉少奇竟然公開間接批評毛，而且是在事先沒有向毛通報的情況下，採取了突然襲擊的方式，這可是從來沒有過的事情，對一向獨斷專橫的毛澤東的刺激之大之深自然不難想知。
「七千人大會」後，毛澤東去武漢了。１９６２年２月和５月，劉少奇先後主持召開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通稱「西樓會議」）和中央工作會議（史稱「五月會議」），鑒於國民經濟處於非常時期，確定了經濟調整的方案，劉少奇同意陳雲、鄧小平、鄧子恢等的意見，主張「要退夠」，凡是超過現實可能性的都要退，分田單幹不好說，包產到戶還是可以的。
六月下旬，毛回到北京，很快即通知劉少奇見面。劉趕到中南海游泳池，毛遊興正濃。劉快步走到池畔，親熱地問候毛。見劉來了，毛在池子裡聲色俱厲地質問劉：「你急什麼？壓不住陣腳了？為什麼不頂住？」劉一驚，似覺不便談話，就在更衣棚裡坐下，等毛起岸，坐到跟前，才說：「陳雲、田家英是在黨內談意見，不違反組織原則，他們有想法跟你講，沒有錯。」毛說：「不在組織原則，而是談的內容！他們都找了你，鄧子恢吵了那麼久，西樓說得一片黑暗，你急什麼？」
雙方都顯得有些動感情，毛淤積在心的不滿傾瀉而出，劉也要一吐而快：「餓死這麼多人，歷史要寫上你我的，人相食，要上書的！」毛說：「三面紅旗也否了，地也分了，你不頂住？我死了以後怎麼辦！」據劉少奇的兒子劉源說，劉少奇以為在游泳池的這番談話，已經化解了毛澤東的不滿，取得了毛對實行調整舉措的諒解，因而如釋重負。其實哈恰相反，這次談話非但沒有化解毛的心結，反而大大激化了矛盾。毛本來就是一個十分記仇的人，特別是「人相食，要上書的」那番話更是重重地剌中了毛的心病，他由此認定劉少奇居心叵測，就是要像赫魯雪夫那樣在他身後作祕密報告，從政治上清算他。
更讓毛澤東不安的是，劉少奇在黨內各級幹部中的威望大有超過他之勢，他本人講話已經不大靈了。像在蹲點的問題上，毛講了多次，但應者寥寥，而劉少奇一發話——「不下去不能當中央委員」，立刻管用，大批中央部局級領導幹部紛紛下去了。這讓毛著實領教了劉的厲害，心裡很不是滋味。
１９６４年１２月１５日至１９６５年１月１４日，中共中央召開了一個多月的工作會議，討論制定「《農村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中目前提出的一些問題》(簡稱《23條》)。就是在這次會上，毛澤東和劉少奇的矛盾驟然激化，發展到了公開爭論的地步。
會前，毛已經為劉在動員黨內領導幹部下去指導四清運動的問題上講話比他管用而憋了一肚子火，在小範圍的會議上大發了一通，說：「還是少奇掛帥，四清、五反，經濟工作，統統由你管。我是主席，你是第一副主席，天有不測風雲，不然一旦我死了你接不上，現在就交班，你就做主席，做秦始皇。我有我的弱點，我罵娘沒有用，不靈了，你厲害，你就掛個不罵娘的帥，你抓小平、總理。」
出於照顧毛澤東身體的好意，會前，主管會務工作的鄧小平曾勸毛可以不必每天都參加會。這下又惹怒了毛。接下來，毛在會上講話中強調正在進行的「四清運動」的性質是社會主義同資本主義的矛盾，重點是整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劉少奇對此表示了不同的意見，在毛講話時插話說：四清運動中，各種矛盾交叉在一起，很複雜，還是從實際出發，有什麼矛盾就解決什麼矛盾的好，不能都上升為敵我矛盾。結果兩人當場頂了起來，會場上的氣氛相當緊張。
毛澤東對劉少奇竟敢當眾頂撞自己大為光火，在第二天的會議上，氣衝衝地進來，一手拿著《黨章》，一手拿著《憲法》，當場質問劉少奇、鄧小平二人：一個不叫我開會，一個不叫我講話。為什麼剝奪《黨章》、《憲法》給我的權利？毛甚至還對劉說：「你有什麼了不起，我動一個小指頭就可以把你打倒！」
1964年12月26日，恰逢毛澤東71歲生日。晚上，毛澤東用自己的稿費在人民大會堂北京廳請部分中共領導、各大區主要負責人及一些勞模、科學家吃飯，過生日。名單是毛澤東親自定的。他讓錢學森、陳永貴、邢燕子、董加耕等人和他坐在一桌，把劉少奇、周恩來、鄧小平等中央領導人安排在別的桌子上。往常在這種場合，毛澤東總是談笑風生。這一次卻是一臉嚴肅。席間，毛澤東不點名地批評劉少奇，他說，有些人一摸到一點東西就翹尾巴，這不好。摸到一點不要翹，摸到兩點三點也不要翹。現在社會主義教育運動剛開始，有人翹了尾巴怎麼樣呢？我沒有蹲點，沒有發言權也要說，錯了，大家批評。接著便十分嚴厲地指出：「說什麼四清四不清，黨內外矛盾交叉？這是非馬克思主義的。」宴會的氣氛可想而知。據參加了這次宴請的薄一波回憶說：「席間鴉雀無聲。」
不僅如此，自覺顏面大失的毛還執意要讓劉少奇檢討認錯，示意陶鑄、謝富治等人前去「做工作」，施加壓力。但劉少奇一開始相當固執，拒絕低頭認錯，弄得毛一時下不了臺。
最後，還是由周恩來出面做工作，施展其擅長調解黨內矛盾的本事，從中和稀泥，才打破僵局。一方面，他提議召開政治局生活會，對劉少奇進行批評幫助，以平息毛澤東的怒火。另一方面，他又親自出面，與賀龍一道找劉少奇個別談話，勸他檢討對毛不夠尊重的「態度」問題而回避政治上的爭論，無論如何要給毛一個臺階下。與此同時，中組部長安子文請出黨內元老出面做勸說工作，要他維護毛的威信和黨的團結。在各方壓力下，劉少奇只好顧全大局，被迫暍下了這杯苦酒，在政治局生活會上作了檢討。
周恩來的調解雖然暫時化解了這場風波，卻無法彌合毛、劉之間愈來愈深的裂痕與矛盾，而且這種明顯「拉偏架」的做法和黨內一邊倒的形勢，使得毛澤東更加無所顧忌，自認有「理」而不肯善罷甘休。在隨後召開的政治局生活會上，當劉少奇檢討自己對「主席不夠尊重」時，毛非但沒有表示和解之意，反而當場頂了回去，說：「這不是尊重不尊重的問題，而是馬克思主義同修正主義的問題。在原則問題上，我是從來不讓步的。」
1970年12月18日，當毛澤東的老朋友、美國記者斯諾問他是在什麼時候明顯地感到必須把劉少奇這個人從政治上搞掉時，毛澤東答道：「那就早咯。1965年1月，二十三條發表。二十三條中間第一條就是說四清的目標是整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當場劉少奇就反對。」顯然，在那時毛澤東就已下定了打倒劉少奇的決心。
從以上事實來看，毛澤東與劉少奇的矛盾並非是「無產階級革命路線」與「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對立，其實質是伴隨著黨內觀點之爭而來的權力衝突，說的更明確些，其實是劉少奇對毛澤東獨裁地位的挑戰與威脅和毛對這種挑戰與威脅的回擊。說到底，毛之所以要發動文化大革命打倒劉少奇，並非是因為劉少奇代表了資產階級反動路線，要走資本主義道路，而是由於他認定劉少奇與自己有二心，會像赫魯雪夫那樣在他死後否定他，故此方才要大動干戈地置劉少奇於死地。所謂劉少奇代表了資產階級反動路線，要走資本主義道路等等說辭，不過是毛澤東為了打倒劉將二人之間的觀點分歧無限上綱後編造出來的「政治帽子」。在中共黨內的權力鬥爭中，這種謊言可以說是勝利者所慣用的手段之一。 （未完待續）
毛澤東發動「文化大革命」的主要目地是為了打倒劉少奇及其追隨者。
劉是毛親手選定的接班人、中共第二號人物和國家主席，要把這樣一個地位僅次於自己的領袖人物清除出政治舞臺，當然得有一個冠冕堂皇的理由，否則無法對全國人民交代。毛當年給出的理由是劉少奇是黨內最大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長期以來執行的是一條資產階級反動路線。
但問題是劉少奇走的真是一條資本主義道路麼？執行的真是一條資產階級反動路線麼？要對這個問題有一個合乎實際的答案，就必須對劉少奇與毛澤東的關係做一番簡要的歷史回顧。
1898年11月24日，劉少奇出生在中國湖南省寧鄉縣的花明樓村。這裡距離五年前毛澤東出生的湖南省湘潭縣韶山沖還不到10公裡。早年，劉少奇曾與毛澤東在同一所中學就讀，後來兩人先後都加入了中共。在遵義會議上，劉是毛堅定的支持者之一。在1945年的中共七大上，劉少奇作了《關於修改黨章的報告》，在中共歷史上第一次對毛澤東思想作了系統的論述，將「毛澤東思想」明確寫入了黨章，並提出要「以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與中國革命實踐相結合的毛譯東思想作為全黨一切工作的指導方針」。可以說，在中共奪取政權前，劉少奇為毛澤東最終奠定並坐穩黨內獨裁者的地位做出了他人無可比擬的貢獻，立下了 汗馬功勞，毛因此對劉十分信任，在七大選舉的中共領導中，劉少奇名列中央五大書記第二位（依次為毛澤東、劉少奇、朱德、周恩來、任弼時）。同年抗日戰爭結束，在毛澤東赴重慶同蔣介石進行談判期間，劉少奇在延安代理中共中央主席。中共建制後，毛又將劉定為自己的接班人。
如果說在奪取政權前，毛劉二人關係十分默契的話，那麼在此之後，兩人在如何治理國家的問題上卻漸漸產生了一系列分歧，彼此的關係也開始慢慢出現了裂痕。比如，在關於階級鬥爭與經濟建設誰是中心、誰是主要矛盾的問題上，毛劉的看法就十分相左。
關於奪取政權以後的主要任務、中心工作，毛澤東與劉少奇的觀點曾是完全一致的。在中共七屆二中全會上的講話中毛澤東曾指出，中共在城市、在老解放區的「中心任務」、「中心工作」，是動員一切力量恢復和發展生產事業。劉少奇也持同樣的觀點。但到中共「八大」以後，兩人的看法卻出現了分歧。1956年9月，劉少奇在中共八大的政治報告中說，隨著農業、手工業和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我國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誰戰勝誰的問題，現在已經解決了」。還說：「現在，革命的暴風雨時期已經過去了，新的生產關係已經建立起來，鬥爭的任務已經變為保護社會生產力的順利發展。」這個報告，是由劉少奇主持起草，經毛澤東反復審閱定稿的。大會結束前一致通過了關於政治報告的決議。《決議》批准了劉少奇所作的政治報告，並對當時中國社會的主要矛盾作了明確概括，決議指出，我國的無產階級同資產階級之間的矛盾已經基本解決，「我們國內的主要矛盾，已經是人民對於建立先進的工業國的要求同落後的農業國的現實之間的矛盾，已經是人民對於經濟文化迅速發展的需要同當前經濟文化不能滿足人民需要的狀況之間的矛盾。這一矛盾的實質，在我國社會主義制度已經建立的情況下，也就是先進的社會主義制度同落後的社會生產力之間的矛盾。黨和全國人民的當前的主要任務，就是集中力量來解決這個矛盾，把我國儘快地從落後的農業國變為先進的工業國。」這個判斷與政治報告的基本思想是一致的，也與劉少奇的觀點相吻合。然而，八大閉幕不久，毛澤東便對《決議》關於國內主要矛盾的表述產生了疑問。據王光美回憶，在八大結束後的第三天，在天安門城樓上，毛澤東對劉少奇說，黨的八大關於基本矛盾的提法不正確。劉少奇十分震驚，答道：「呦，《決議》已通過公佈了，怎麼辦？」在經過一段時間的思考，特別是反右派運動開始後，毛澤東完全動搖了對中共八大關於主要矛盾的判斷的支持。1957年10月9日，他在黨的八屆三中全會上講話時以十分肯定的語氣說：「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社會主義道路和資本主義道路的矛盾，毫無疑問，這是當前我國社會的主要矛盾。」
類似這樣的分歧還有不少。但這種分歧的性質並非像毛澤東當年所宣稱的那樣，是劉少奇要走資本主義道路，代表資產階級反動路線，而他要走社會主義道路，代表無產階級革命路線。事實上，毛劉之間的分歧不過是共產黨內部的意見分歧，根本就不存在所謂劉少奇要走資本主義道路，代表資產階級反動路線，而毛澤東要走社會主義道路，代表無產階級革命路線的問題，劉少奇與毛澤東一樣，走的也是社會主義道路，代表的也是無產階級革命路線。不僅如此，有時候劉甚至比毛表現得更激進。
如1962年9月，毛澤東在中共八屆十中全會上發出「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的號召，並且說：「我們的幹部......絕大多數不懂社會主義」，要進行社會主義教育運動。劉少奇迫不及待地積極回應，堅決貫徹。1963年2月，中共在北京召開工作會議，部署這場後來被稱為「四清」的社教運動。劉少奇在會上說，要「搞一個階級鬥爭」，「總是口裡講階級鬥爭，不辦事情，不好」。毛澤東估計，「我們這個國家有三分之一的權力不掌握在我們手裡」。劉少奇則更激進地說，「三分之一打不住。」
1964年8月5號，中共成立「四清」指揮部，劉少奇親自掛帥，成為四清運動的第一線指揮。《觀察》雜誌主編陳奎德說：「劉少奇搞‘四清’，實際上比毛還要左一些。劉少奇和王光美那個所謂的‘桃園經驗’，他們把基層幹部分類呀，實際上是人人自危，人人都生活在恐懼之中。」
劉少奇主導的四清運動主要覆蓋了中國三分之一的縣的農村地區。在這場運動中，一共有大約500多萬人被整，其中7萬多人被整死。在1978年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這些案子的絕大多數，包括劉少奇宣導的四清典型經驗中的全部案子，都作為冤、假、錯案平反。文革研究專家宋永毅說：「劉少奇在四清運動中搞得比老毛還要左。」 劉少奇宣導的「桃園經驗」就是拋開現存體制，發動群眾把領導權從‘階級敵人’手中奪回來。運動的方法還包括貼大字報，以及逼、供、信和體罰。」「唯一和文革交叉的大的政治運動是什麼？那是‘四清’。這個四清是誰組織的？是劉少奇組織的。現在國內不少的學者，包括黨的系統的學者研究四清的結論是，四清是文化大革命的一次預演。」
劉少奇還是第一個提出通過「造反」對付「修正主義」的人。1964年6月，毛澤東在一次會議上發問道：「中央出修正主義怎麼辦？」劉回答說，「如果出了這種情況，一個省可以造反，也可以獨立。」 劉少奇的這些經驗都成為後來文革中普遍使用的手段。
再者，劉少奇固然是在「文革」中被迫害致死的，但這不等於說他對「文革」沒有責任。恰恰相反，劉少奇對「文革」的發動和開展也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揭開「文革」序幕的《5.16通知》劉少奇是舉雙手贊成的。這個通知發出後，在毛澤東同意的情況下，劉少奇派出了大批的工作組，轟轟烈烈開始了文化大革命。從1966年6月到8月，劉少奇主持的中央批轉、批發了大概15、6個檔，點了近兩百個中共黨內的重要幹部，比較大的如彭、羅、陸、楊，彭真第一個就是劉少奇點的。劉少奇在1966年6月27日說，彭真「反對周總理，也反對陳毅、小平同志，也反對我。彭真是長期隱藏在我們黨內的資產階級代表人物，是徹頭徹尾的修正主義者……這次彭、羅、陸、揚來不及搞政變，就被揭露了……」
回首當年，「文革」中所謂的和毛澤東誓不兩立的劉少奇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實際上根本就是子虛烏有。正如文革研究專家宋永毅所分析的那樣，毛澤東為了整倒劉，故意製造和誇大了他們之間的所謂「重大分歧」。「在毛澤東的心裡，他耿耿於懷的始終是他個人的絕對權威和不能被人有稍微觸犯的‘龍顏’--這才是所謂的毛劉‘重大分歧’的實質。」
1949年後，儘管毛澤東與劉少奇的意見分歧有不斷增多的趨勢，但直到1961年9月，毛澤東在會見英國元帥蒙哥馬利時還表示，劉少奇是他的接班人。他說：「我死後，就是他。」 然而，僅僅過了三個月，毛就對自己的選擇提出了質疑。事情源於劉少奇在中共「七千人大會」上對毛的「突然襲擊」。
毛澤東發動的「大躍進」造成了中國有史以來一場最大的持續了三年的饑荒，三、四千萬人的無辜死亡，使下至老百姓，上至高級官員怨聲載道。1962年1月11日至2月7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開擴大的中央工作會議，參加會議的共七千多人，史稱「七千人大會」。劉少奇代表中央向大會提交書面報告。這個報告是由劉少奇、鄧小平親自主持起草，毛澤東修改定稿的。根據毛澤東的提議，劉少奇在大會作報告時，沒有念事先起草好、並已印發大會討論的書面報告，而是對報告中涉及的一些問題作說明，實際上是另作了一個口頭報告。事情就出在口頭報告中。劉少奇的口頭報告提綱雖然經過毛澤東主持的政治局常委會討論，但劉少奇在1月27日做口頭報告時有許多即興的臨場發揮，有些提法、判斷毛澤東事先並不知曉；有些話不無刺激，令毛澤東十分不快。
比如劉少奇說，在過去幾年中，的確有一段時間是大躍進的。「可是，現在不僅沒有進，反而退了許多，出現了一個大的馬鞍形。」這無疑是對大躍進的嚴厲批評。又比如劉少奇在談到錯誤和成績的比例時說：「過去我們經常把缺點、錯誤和成績，比之於一個指頭和九個指頭的關係。現在恐怕不能到處這樣套。有一部分地區還可以這樣講。在那些地方雖然也有缺點和錯誤，可能只是一個指頭，而成績是九個指頭。可是，全國總起來講，缺點和成績的關係，就不能說是一個指頭和九個指頭的關係，恐怕是三個指頭和七個指頭的關係。還有些地區，缺點和錯誤不止是三個指頭。」劉少奇的這些話，在當時可以說是極為罕見的，很有刺激性。因為在中共黨內，首先拿九個指頭和一個指頭來比喻成績和缺點的關係的恰恰是毛澤東，而且是經常這樣講。現在劉少奇說「不能到處這樣套」，這在客觀上就把矛頭指向了毛澤東。況且他是在那樣一個場合講的，可以說是在全黨面前。毛澤東的心情可想而知。再比如關於造成困難局面的原因，劉少奇說有天災，也有我們工作中的缺點和錯誤，即人禍。二者哪個是主要的呢？各地情況不一樣，應具體分析。他說，有些地方工農業減產，天災是主要的；有些地方，減產的主要原因不是天災，而是工作中的缺點和錯誤，即「三分天災，七分人禍」。這些話突破了毛澤東的估計，毛澤東聽了自然不會高興。還比如，劉少奇在講到「三面紅旗」（即總路線、大躍進、人民公社）時說：「三面紅旗，我們現在都不取消，都繼續保持，繼續為三面紅旗而奮鬥。現在，有些問題還看得不那麼清楚，但是再經過5年、10年以後，我們再來總結經驗，那時候就可以更進一步地做出結論。」雖然從字面上看是講三面紅旗「現在都不取消」、「繼續保持」，但言外之意無疑是說這些東西有問題，只不過有些問題一時還看不清，等過5年、10年再「做出結論」。這些話，對於把「三面紅旗」看得很重很重的毛澤東來說，當然不順耳。
總之，在中高級幹部大會上，作為黨的「二把手」的劉少奇竟然公開間接批評毛，而且是在事先沒有向毛通報的情況下，採取了突然襲擊的方式，這可是從來沒有過的事情，對一向獨斷專橫的毛澤東的刺激之大之深自然不難想知。
「七千人大會」後，毛澤東去武漢了。１９６２年２月和５月，劉少奇先後主持召開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通稱「西樓會議」）和中央工作會議（史稱「五月會議」），鑒於國民經濟處於非常時期，確定了經濟調整的方案，劉少奇同意陳雲、鄧小平、鄧子恢等的意見，主張「要退夠」，凡是超過現實可能性的都要退，分田單幹不好說，包產到戶還是可以的。
六月下旬，毛回到北京，很快即通知劉少奇見面。劉趕到中南海游泳池，毛遊興正濃。劉快步走到池畔，親熱地問候毛。見劉來了，毛在池子裡聲色俱厲地質問劉：「你急什麼？壓不住陣腳了？為什麼不頂住？」劉一驚，似覺不便談話，就在更衣棚裡坐下，等毛起岸，坐到跟前，才說：「陳雲、田家英是在黨內談意見，不違反組織原則，他們有想法跟你講，沒有錯。」毛說：「不在組織原則，而是談的內容！他們都找了你，鄧子恢吵了那麼久，西樓說得一片黑暗，你急什麼？」
雙方都顯得有些動感情，毛淤積在心的不滿傾瀉而出，劉也要一吐而快：「餓死這麼多人，歷史要寫上你我的，人相食，要上書的！」毛說：「三面紅旗也否了，地也分了，你不頂住？我死了以後怎麼辦！」據劉少奇的兒子劉源說，劉少奇以為在游泳池的這番談話，已經化解了毛澤東的不滿，取得了毛對實行調整舉措的諒解，因而如釋重負。其實哈恰相反，這次談話非但沒有化解毛的心結，反而大大激化了矛盾。毛本來就是一個十分記仇的人，特別是「人相食，要上書的」那番話更是重重地剌中了毛的心病，他由此認定劉少奇居心叵測，就是要像赫魯雪夫那樣在他身後作祕密報告，從政治上清算他。
更讓毛澤東不安的是，劉少奇在黨內各級幹部中的威望大有超過他之勢，他本人講話已經不大靈了。像在蹲點的問題上，毛講了多次，但應者寥寥，而劉少奇一發話——「不下去不能當中央委員」，立刻管用，大批中央部局級領導幹部紛紛下去了。這讓毛著實領教了劉的厲害，心裡很不是滋味。
１９６４年１２月１５日至１９６５年１月１４日，中共中央召開了一個多月的工作會議，討論制定「《農村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中目前提出的一些問題》(簡稱《23條》)。就是在這次會上，毛澤東和劉少奇的矛盾驟然激化，發展到了公開爭論的地步。
會前，毛已經為劉在動員黨內領導幹部下去指導四清運動的問題上講話比他管用而憋了一肚子火，在小範圍的會議上大發了一通，說：「還是少奇掛帥，四清、五反，經濟工作，統統由你管。我是主席，你是第一副主席，天有不測風雲，不然一旦我死了你接不上，現在就交班，你就做主席，做秦始皇。我有我的弱點，我罵娘沒有用，不靈了，你厲害，你就掛個不罵娘的帥，你抓小平、總理。」
出於照顧毛澤東身體的好意，會前，主管會務工作的鄧小平曾勸毛可以不必每天都參加會。這下又惹怒了毛。接下來，毛在會上講話中強調正在進行的「四清運動」的性質是社會主義同資本主義的矛盾，重點是整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劉少奇對此表示了不同的意見，在毛講話時插話說：四清運動中，各種矛盾交叉在一起，很複雜，還是從實際出發，有什麼矛盾就解決什麼矛盾的好，不能都上升為敵我矛盾。結果兩人當場頂了起來，會場上的氣氛相當緊張。
毛澤東對劉少奇竟敢當眾頂撞自己大為光火，在第二天的會議上，氣衝衝地進來，一手拿著《黨章》，一手拿著《憲法》，當場質問劉少奇、鄧小平二人：一個不叫我開會，一個不叫我講話。為什麼剝奪《黨章》、《憲法》給我的權利？毛甚至還對劉說：「你有什麼了不起，我動一個小指頭就可以把你打倒！」
1964年12月26日，恰逢毛澤東71歲生日。晚上，毛澤東用自己的稿費在人民大會堂北京廳請部分中共領導、各大區主要負責人及一些勞模、科學家吃飯，過生日。名單是毛澤東親自定的。他讓錢學森、陳永貴、邢燕子、董加耕等人和他坐在一桌，把劉少奇、周恩來、鄧小平等中央領導人安排在別的桌子上。往常在這種場合，毛澤東總是談笑風生。這一次卻是一臉嚴肅。席間，毛澤東不點名地批評劉少奇，他說，有些人一摸到一點東西就翹尾巴，這不好。摸到一點不要翹，摸到兩點三點也不要翹。現在社會主義教育運動剛開始，有人翹了尾巴怎麼樣呢？我沒有蹲點，沒有發言權也要說，錯了，大家批評。接著便十分嚴厲地指出：「說什麼四清四不清，黨內外矛盾交叉？這是非馬克思主義的。」宴會的氣氛可想而知。據參加了這次宴請的薄一波回憶說：「席間鴉雀無聲。」
不僅如此，自覺顏面大失的毛還執意要讓劉少奇檢討認錯，示意陶鑄、謝富治等人前去「做工作」，施加壓力。但劉少奇一開始相當固執，拒絕低頭認錯，弄得毛一時下不了臺。
最後，還是由周恩來出面做工作，施展其擅長調解黨內矛盾的本事，從中和稀泥，才打破僵局。一方面，他提議召開政治局生活會，對劉少奇進行批評幫助，以平息毛澤東的怒火。另一方面，他又親自出面，與賀龍一道找劉少奇個別談話，勸他檢討對毛不夠尊重的「態度」問題而回避政治上的爭論，無論如何要給毛一個臺階下。與此同時，中組部長安子文請出黨內元老出面做勸說工作，要他維護毛的威信和黨的團結。在各方壓力下，劉少奇只好顧全大局，被迫暍下了這杯苦酒，在政治局生活會上作了檢討。
周恩來的調解雖然暫時化解了這場風波，卻無法彌合毛、劉之間愈來愈深的裂痕與矛盾，而且這種明顯「拉偏架」的做法和黨內一邊倒的形勢，使得毛澤東更加無所顧忌，自認有「理」而不肯善罷甘休。在隨後召開的政治局生活會上，當劉少奇檢討自己對「主席不夠尊重」時，毛非但沒有表示和解之意，反而當場頂了回去，說：「這不是尊重不尊重的問題，而是馬克思主義同修正主義的問題。在原則問題上，我是從來不讓步的。」
1970年12月18日，當毛澤東的老朋友、美國記者斯諾問他是在什麼時候明顯地感到必須把劉少奇這個人從政治上搞掉時，毛澤東答道：「那就早咯。1965年1月，二十三條發表。二十三條中間第一條就是說四清的目標是整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當場劉少奇就反對。」顯然，在那時毛澤東就已下定了打倒劉少奇的決心。
從以上事實來看，毛澤東與劉少奇的矛盾並非是「無產階級革命路線」與「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對立，其實質是伴隨著黨內觀點之爭而來的權力衝突，說的更明確些，其實是劉少奇對毛澤東獨裁地位的挑戰與威脅和毛對這種挑戰與威脅的回擊。說到底，毛之所以要發動文化大革命打倒劉少奇，並非是因為劉少奇代表了資產階級反動路線，要走資本主義道路，而是由於他認定劉少奇與自己有二心，會像赫魯雪夫那樣在他死後否定他，故此方才要大動干戈地置劉少奇於死地。所謂劉少奇代表了資產階級反動路線，要走資本主義道路等等說辭，不過是毛澤東為了打倒劉將二人之間的觀點分歧無限上綱後編造出來的「政治帽子」。在中共黨內的權力鬥爭中，這種謊言可以說是勝利者所慣用的手段之一。 （未完待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