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4年1月27日訊】（新唐人記者隋念綜合報導）幾十年以來，中國經濟建設的發展對能源的需求量越來越大。無論石油或煤炭。但地球上的能源有限，所以中國開始致力開發所謂可再生資源，其中水利發電首當其衝。數以千計萬計的各種水壩在中國的河流水面上豎立起來。那麼水利發電真的一勞永逸了嗎？大壩帶來的弊端是什麼？現在有中外水利專家們擔憂：「大壩正在殺死中國」。
日前，香港《明鏡雜誌》轉載一篇《中國密報》的譯文中稱，紐約城市大學布魯克林學院教授查爾頓‧路易斯（Charlton Lewis）發表於網站「耶魯環境360」（Yale Environment 360）的文章認為，中國的大壩熱潮其實是一種「浮士德式的交易」（Faustian Bargain），即那些建壩宣導者，就跟浮士德一樣，出賣國家靈魂以換取經濟增長，他們只看了大壩能儲水發電的一項功能，卻不顧阻斷河流、增加地震可能、破壞寶貴的自然環境以及讓數百萬人無家可歸等等相應危害。
路易斯指出，自1950年以來，中國已建造2.2萬個高度超過15公尺的水壩，約占世界總數50%。1990年開始，由於經濟迅速增長和污染加劇的緣故，令中國對綠色能源的需求大增，便將眼光投向水電。儘管最近幾年不斷有環保人士抗議水壩帶來的環境破壞，但從十二五規劃來看，中共毫無讓步打算，甚至壓制反對聲音，水壩建造者仍不受拘束地大興土木。
但大壩的危害極其巨大。首先，它破壞自然環境，引發乾旱或洪澇。以三峽大壩為例，旅德水利專家王洛維曾對本台表示，三峽大壩建設者錯誤計算了它的防洪蓄水能力，同時導致張江淡水湖乾旱，嚴重威脅著長江的水生動植物。
1981年四川、重慶洪水時並沒有導致長江中游沙市或者武漢的洪災，就是因為長江三峽河段本身有很大的自然調蓄洪能力，能夠吸納上游洪水。由於三峽工程的建設，減去消失起碼102億立方米自然河流的蓄洪能力，凈增加只有119億立方米的防洪庫容。2010年7月中旬，長江流域出現了1998年以來的最大洪水。這場洪水過程檢驗了三峽工程的防洪效益。王維洛的結論是：縱有三峽工程，長江洪水依然呈兇狂。三峽工程沒有達到工程目標，防洪效益被誇大。
2011年3月，位於江西省北部、長江南岸的中國最大淡水湖鄱陽湖出現乾旱，處於歷史同期的最枯水位。5月以來，長江流域多省遭遇數年來最嚴重乾旱。長江枯萎水位太低，航道變窄；兩湖洞庭湖和鄱陽湖萎縮成溝。一時間民怨鼎沸，三峽工程再次陷入激烈爭議。洞庭湖水體銳減，比歷年同期平均面積偏小六成，濕地生態受到嚴重影響。而在鄱陽湖南磯濕地國家級自然保護區，5000多畝水面只剩下1000多畝，鄱陽湖濕 地9個子湖中已有8個乾涸。原本一望無際的湖面變成大草原。大面積水生植物面臨滅頂之災，位於鄱陽湖的大湖池是每年越冬候鳥棲息的核心地區。鄱陽湖周邊的 農田都是乾枯的狀態。湖裡的死魚隨處可見，5月20日，湖底裂痕10公分以上，魚類、蚌類、植物大面積死亡，湖底可以行駛汽車。
三峽大壩也進一步威脅著長江瀕危魚類的種群繁殖。長江生態系統也在不斷退化，物種減少、國寶白鱀豚難覓蹤跡，長江鰣魚不見多年，中華鱘、白鱘數量急劇減少。長江流 域天然捕撈產量從1954年42.7萬噸下降到90年代的10萬噸左右。美國密歇根州立大學生態學家和中國科學院客座教授劉建國在廣泛研究了中國的生態多樣性後指出，由水庫蓄水所形成的洪水威脅著這些物種超過400處以上的棲息地。
第二，大壩增加了地震頻率。很多科學家都認為地震和大壩之間是有聯繫的，他們稱其為「水庫引發地震」。2008年汶川大地震後，地質學家發現，距離汶川5.5公裡的水庫的蓄水行為，誘發了斷層中一系列的小地震，從而觸發大地震。中國工程院院士李望平在中國長江三峽工程開發總公司網站上發表的報告顯示，這個地區在2006年9月蓄水水位提高後的七個月裡，有記錄的小型地震多達822次。三峽大壩為混凝土重力壩，大壩壩頂總長3,035米，壩高185米，設計正常蓄水水位枯水期為l75米。總庫容393億立方米，其中防洪庫容221.5億立方米。2008年三峽水庫首次175米試驗性蓄水時，曾導致重慶市大量橋樑、道路被淹，並誘發大量滑坡等地質災害，直接經濟損失約21億元。
第三，由於大壩建設而搬遷人口，使老百姓遭受搬離祖居的苦難。《中國青年報》指出，過去50年來，約有1600萬人因水電站遠離家鄉，其中1000萬人生活貧困。每當有新的水壩專案通過，不只生物的棲息地，人的居住地也將變得支離破碎，他們往往拿不到賠償金和工作培訓，必須不斷流浪、不斷打工維生。拿三峽大壩來說，它淹沒了13個城市、140個鄉鎮以及1350個村莊，截至2007年，140萬人被迫搬遷，這些人的不滿積累越多，就越容易爆發群體事件。
但是，為什麼中國的大壩如此「弊大於利」，各地大壩還如雨後春筍般源源不斷地被批准建設呢？在中國，什麼事情都要看背後的政治意義及利益集團。該雜誌還引用《經濟學人》的文章舉例說，在重慶近郊、斥資52億美元的小南海水電站的缺點顯而易見，地勢平緩不利發電，不是一個很理想的水電地點，加上水庫淹沒區是中國最肥沃的土地之一，盛產稻米，而小南海水電站的發電量僅有下游三峽大壩的1/10，卻可能摧毀稀有魚類如長江鱘的棲息地。儘管如此，小南海水電站不可能不蓋，因為它關係到中共龐大的政經利益，無論環評怎麼說，也無論抗議人士如何反對，小南海水電站勢在必行。中國的水壩建造者和地方政府擁有無限權力規劃及核准水電專案，反觀環保官員幾乎無權阻止。因此，問題從最初的河川規劃就已浮現，河流經過的每塊區域就像封地般被國營電力公司所瓜分。對地方政府而言，像水電這類的基礎建設是很好刺激經濟的工程，擁有貸款特權的水壩開發者會去融資，建成以後的電力可支援工業擴張，在中國，地方官員升遷與否的主要判斷標準是績效，一旦官員有能力繳出漂亮的經濟成績單，要獲得拔擢輕而易舉；同一時間，水電工程也提供官員與建商勾結牟利的機會，在這種情況下，所謂的環評不過只是一種形式，水電公司會賄賂環評顧問以求他們「高抬貴手」。
三峽大壩背後巨大的經濟效益更是都被官員瓜分。據王維洛計算，到2010年僅中國百姓從電費中繳納的三峽基金(包括其後續基金)已經達到1100億元人民幣，超過三峽工程總投資的一半以上。但是三峽工程的發電利潤並不屬於中國老百姓。三峽工程的所有水輪發電機已經被私有化，全部發電利潤屬於一個股份公司。三峽工程的一些決策者、中央部委和地方的一些官員以及主要工程技術人員則是這個股份公司的原始股持有者。到現在，三峽工程早在2009年竣工，攤到電費中的工程款仍然被強加在老百姓頭上。今年5月經濟學家馬光遠在微博質疑：三峽工程早於2009年全部完工，為什麼今天在電費裡，每度電還要收取0.7分的三峽工程建設基金？民眾質問「中國老百姓為三峽工程買單，發電賺了錢他們卻不參與分紅，政府還要繼續收費，繼續漲電價，有這樣黑心的嗎？」
《中國密報》中寫道：「中國眾多水壩裡，最具爭議性的莫過於三峽大壩，當時反對聲浪極大，專家紛紛提出警告，稱大壩將改變長江流量與生態以及導致地震，水庫淤沙也會威脅大壩的穩定性，可是到頭來政治力量終究淩駕於環境考慮之上，只有近1/3的人大代表投下反對或棄權票，於是，時任總理的李鵬拍板定案，決定興建這座世界有史以來最大的水壩，而李鵬的家族事業也一飛沖天，兒子李小鵬長期擔任華能集團領導職務，女兒李小琳則是中國電力國際董事長。」
「大壩正在殺死中國不是一句危言聳聽的話，為了降低對燃煤發電的依賴，中國反而扼殺河流的可持續性，現在政府如同挖東牆補西牆，西牆補好了，東牆卻垮了，等到哪天兩面牆都倒了，領導人後悔也就來不及了。」
四川地質研究員范曉說：「這些大型工程是這個時代最惡劣的暴行，它們遺留下的歷史傷痛很難抹平，將是未來幾代人永遠的悲痛和遺憾。」
日前，香港《明鏡雜誌》轉載一篇《中國密報》的譯文中稱，紐約城市大學布魯克林學院教授查爾頓‧路易斯（Charlton Lewis）發表於網站「耶魯環境360」（Yale Environment 360）的文章認為，中國的大壩熱潮其實是一種「浮士德式的交易」（Faustian Bargain），即那些建壩宣導者，就跟浮士德一樣，出賣國家靈魂以換取經濟增長，他們只看了大壩能儲水發電的一項功能，卻不顧阻斷河流、增加地震可能、破壞寶貴的自然環境以及讓數百萬人無家可歸等等相應危害。
路易斯指出，自1950年以來，中國已建造2.2萬個高度超過15公尺的水壩，約占世界總數50%。1990年開始，由於經濟迅速增長和污染加劇的緣故，令中國對綠色能源的需求大增，便將眼光投向水電。儘管最近幾年不斷有環保人士抗議水壩帶來的環境破壞，但從十二五規劃來看，中共毫無讓步打算，甚至壓制反對聲音，水壩建造者仍不受拘束地大興土木。
但大壩的危害極其巨大。首先，它破壞自然環境，引發乾旱或洪澇。以三峽大壩為例，旅德水利專家王洛維曾對本台表示，三峽大壩建設者錯誤計算了它的防洪蓄水能力，同時導致張江淡水湖乾旱，嚴重威脅著長江的水生動植物。
1981年四川、重慶洪水時並沒有導致長江中游沙市或者武漢的洪災，就是因為長江三峽河段本身有很大的自然調蓄洪能力，能夠吸納上游洪水。由於三峽工程的建設，減去消失起碼102億立方米自然河流的蓄洪能力，凈增加只有119億立方米的防洪庫容。2010年7月中旬，長江流域出現了1998年以來的最大洪水。這場洪水過程檢驗了三峽工程的防洪效益。王維洛的結論是：縱有三峽工程，長江洪水依然呈兇狂。三峽工程沒有達到工程目標，防洪效益被誇大。
2011年3月，位於江西省北部、長江南岸的中國最大淡水湖鄱陽湖出現乾旱，處於歷史同期的最枯水位。5月以來，長江流域多省遭遇數年來最嚴重乾旱。長江枯萎水位太低，航道變窄；兩湖洞庭湖和鄱陽湖萎縮成溝。一時間民怨鼎沸，三峽工程再次陷入激烈爭議。洞庭湖水體銳減，比歷年同期平均面積偏小六成，濕地生態受到嚴重影響。而在鄱陽湖南磯濕地國家級自然保護區，5000多畝水面只剩下1000多畝，鄱陽湖濕 地9個子湖中已有8個乾涸。原本一望無際的湖面變成大草原。大面積水生植物面臨滅頂之災，位於鄱陽湖的大湖池是每年越冬候鳥棲息的核心地區。鄱陽湖周邊的 農田都是乾枯的狀態。湖裡的死魚隨處可見，5月20日，湖底裂痕10公分以上，魚類、蚌類、植物大面積死亡，湖底可以行駛汽車。
三峽大壩也進一步威脅著長江瀕危魚類的種群繁殖。長江生態系統也在不斷退化，物種減少、國寶白鱀豚難覓蹤跡，長江鰣魚不見多年，中華鱘、白鱘數量急劇減少。長江流 域天然捕撈產量從1954年42.7萬噸下降到90年代的10萬噸左右。美國密歇根州立大學生態學家和中國科學院客座教授劉建國在廣泛研究了中國的生態多樣性後指出，由水庫蓄水所形成的洪水威脅著這些物種超過400處以上的棲息地。
第二，大壩增加了地震頻率。很多科學家都認為地震和大壩之間是有聯繫的，他們稱其為「水庫引發地震」。2008年汶川大地震後，地質學家發現，距離汶川5.5公裡的水庫的蓄水行為，誘發了斷層中一系列的小地震，從而觸發大地震。中國工程院院士李望平在中國長江三峽工程開發總公司網站上發表的報告顯示，這個地區在2006年9月蓄水水位提高後的七個月裡，有記錄的小型地震多達822次。三峽大壩為混凝土重力壩，大壩壩頂總長3,035米，壩高185米，設計正常蓄水水位枯水期為l75米。總庫容393億立方米，其中防洪庫容221.5億立方米。2008年三峽水庫首次175米試驗性蓄水時，曾導致重慶市大量橋樑、道路被淹，並誘發大量滑坡等地質災害，直接經濟損失約21億元。
第三，由於大壩建設而搬遷人口，使老百姓遭受搬離祖居的苦難。《中國青年報》指出，過去50年來，約有1600萬人因水電站遠離家鄉，其中1000萬人生活貧困。每當有新的水壩專案通過，不只生物的棲息地，人的居住地也將變得支離破碎，他們往往拿不到賠償金和工作培訓，必須不斷流浪、不斷打工維生。拿三峽大壩來說，它淹沒了13個城市、140個鄉鎮以及1350個村莊，截至2007年，140萬人被迫搬遷，這些人的不滿積累越多，就越容易爆發群體事件。
但是，為什麼中國的大壩如此「弊大於利」，各地大壩還如雨後春筍般源源不斷地被批准建設呢？在中國，什麼事情都要看背後的政治意義及利益集團。該雜誌還引用《經濟學人》的文章舉例說，在重慶近郊、斥資52億美元的小南海水電站的缺點顯而易見，地勢平緩不利發電，不是一個很理想的水電地點，加上水庫淹沒區是中國最肥沃的土地之一，盛產稻米，而小南海水電站的發電量僅有下游三峽大壩的1/10，卻可能摧毀稀有魚類如長江鱘的棲息地。儘管如此，小南海水電站不可能不蓋，因為它關係到中共龐大的政經利益，無論環評怎麼說，也無論抗議人士如何反對，小南海水電站勢在必行。中國的水壩建造者和地方政府擁有無限權力規劃及核准水電專案，反觀環保官員幾乎無權阻止。因此，問題從最初的河川規劃就已浮現，河流經過的每塊區域就像封地般被國營電力公司所瓜分。對地方政府而言，像水電這類的基礎建設是很好刺激經濟的工程，擁有貸款特權的水壩開發者會去融資，建成以後的電力可支援工業擴張，在中國，地方官員升遷與否的主要判斷標準是績效，一旦官員有能力繳出漂亮的經濟成績單，要獲得拔擢輕而易舉；同一時間，水電工程也提供官員與建商勾結牟利的機會，在這種情況下，所謂的環評不過只是一種形式，水電公司會賄賂環評顧問以求他們「高抬貴手」。
三峽大壩背後巨大的經濟效益更是都被官員瓜分。據王維洛計算，到2010年僅中國百姓從電費中繳納的三峽基金(包括其後續基金)已經達到1100億元人民幣，超過三峽工程總投資的一半以上。但是三峽工程的發電利潤並不屬於中國老百姓。三峽工程的所有水輪發電機已經被私有化，全部發電利潤屬於一個股份公司。三峽工程的一些決策者、中央部委和地方的一些官員以及主要工程技術人員則是這個股份公司的原始股持有者。到現在，三峽工程早在2009年竣工，攤到電費中的工程款仍然被強加在老百姓頭上。今年5月經濟學家馬光遠在微博質疑：三峽工程早於2009年全部完工，為什麼今天在電費裡，每度電還要收取0.7分的三峽工程建設基金？民眾質問「中國老百姓為三峽工程買單，發電賺了錢他們卻不參與分紅，政府還要繼續收費，繼續漲電價，有這樣黑心的嗎？」
《中國密報》中寫道：「中國眾多水壩裡，最具爭議性的莫過於三峽大壩，當時反對聲浪極大，專家紛紛提出警告，稱大壩將改變長江流量與生態以及導致地震，水庫淤沙也會威脅大壩的穩定性，可是到頭來政治力量終究淩駕於環境考慮之上，只有近1/3的人大代表投下反對或棄權票，於是，時任總理的李鵬拍板定案，決定興建這座世界有史以來最大的水壩，而李鵬的家族事業也一飛沖天，兒子李小鵬長期擔任華能集團領導職務，女兒李小琳則是中國電力國際董事長。」
「大壩正在殺死中國不是一句危言聳聽的話，為了降低對燃煤發電的依賴，中國反而扼殺河流的可持續性，現在政府如同挖東牆補西牆，西牆補好了，東牆卻垮了，等到哪天兩面牆都倒了，領導人後悔也就來不及了。」
四川地質研究員范曉說：「這些大型工程是這個時代最惡劣的暴行，它們遺留下的歷史傷痛很難抹平，將是未來幾代人永遠的悲痛和遺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