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4年2月24日訊】(新唐人記者公孫覺綜合報導)1985年大陸一青年男子收聽廣播歌曲後，給台灣當紅歌星鄧麗君寫了一封信，結果喪失政治前途，從此整個人生命運被改變，但他並不言悔⋯⋯
時年51歲的一大陸男子何軍，2月24日在台灣《旺報》刊登一篇文章《我給鄧麗君寫過一封信》,當年21歲的他喜歡在廣播中收聽鄧麗君的歌曲，以為鄧麗君是一名普通歌唱演員，「應該寫封信鼓勵鼓勵她」，於是寫了一封信。幾天後中共國安人員氣勢洶洶找上門來嚴厲審問，斥責他收聽敵台還給敵台的鄧麗君主動寫信，成了巨大的政治污點，最後「以工轉幹」的機會就這樣徹底的畫上了句號。
大陸網民敬稱為「國民歌後」的鄧麗君，2009年被中共《中國網》評選為最有影響力文化人物，但在1983年前後，中共領導人積極推行所謂的「清除精神汙染」運動，宣稱鄧麗君的歌曲是「黃色歌曲」「靡靡之音」，認為歌詞裡的「男歡女愛」是重大的精神污染，在輿論界展開嚴厲的批評。鄧麗君的錄音帶被徹底清除，當局恐嚇說如果發現有私藏，絕對沒收並且罰款。作者當年所處的正是那場運動的高峰期。
其實鄧麗君是文藝界公認的德藝雙馨華語女歌星，她的唱片銷量達4800萬張，至今無人能夠超越；她的正義勇敢精神也沒有那個港台藝人可以相比。1989年北京發生六四天安門屠殺事件後，鄧麗君在香港參加了抗議集會，頸上掛著「反對軍管」的牌子，在30萬人的《民主歌聲獻中華》活動中，演唱她特創歌曲。她還當眾宣布過：「我回大陸演唱的那一天，就是三民主義統一中國的那一天。」她說到做到，至死沒有登上中共獨裁的大陸土地。
她也非常關愛大陸人民的命運，1991年在金門前線馬山觀測所時，鄧麗君向大陸喊話說：「我希望大陸的同胞也可以跟我們享受到一樣的民主跟自由。唯有在自由、民主、富庶的生活環境下，才能擁有實現個人理想的機會；也唯有全體青年都能夠自由發揮聰明才智，國家的未來才能充滿光明和希望。」
鄧麗君的許多情歌現在大陸已經是家喻戶曉，可她那些關心中華民族前途和人民命運的歌曲，至今在大陸文藝舞台上被禁唱，這些歌曲有《梅花》、《我的家在山的那一邊》、《中華民國頌》、《台灣好》等。
以下附上何軍的《我給鄧麗君寫過一封信》全文：
1985年5月的一個初夏，那時，我才21歲，像往常一樣，到了晚上，又打開家中的半導體收音機，收聽一個叫《為你歌唱》的電台節目，這個電台播出的都是台灣歌曲，那天晚上，電台剛好又播了鄧麗君的歌，播音員還告訴大家，如果喜歡鄧麗君的歌，可給鄧麗君寫信，她會寄歌碟給大家，並播出了收信的地址。
那時，對鄧麗君的瞭解並不多，知道鄧麗君，還是一次偶然在收聽廣播的時候，聽到了她的歌，當時還以為她只是一位很普通的歌唱演員，正因如此，自己常常想，應該寫封信鼓勵鼓勵她，告訴她，她的歌是如此的動聽，好多人都喜歡聽。於是，在1985年5月的一個初夏，我給鄧麗君寫了一封信。
愛聽小鄧唱歌
信中，並沒有向鄧麗君索要歌碟，從小父母都教導我們，不要隨便向人家要東西，雖然播音員告訴聽眾，鄧麗君會將歌碟寄給大家，但我仍沒有去索要，我只是想寫信鼓勵她，告訴她，不僅我很喜歡聽她的歌，我周圍的許多人，也都很喜歡聽她的歌，是她的歌聲，給我的生活增添了許多快樂，並希望她再接再厲，唱出更好聽的歌。
信寄出不久後的一天上午，單位的書記，叫我去他辦公室一下，我以為，我的轉幹被批准了，心中大喜。
當時在單位，我一直是以工人的身分，從事幹部崗位的工作，就是人們常說的「以工代幹」。幹部家庭出身的我，一直都將進入政府部門去從政，努力工作爭取當領導，視為我人生最理想的工作奮鬥目標，但沒有幹部身分，是進不了政府部門，更談不上去從政當領導了。但就在給鄧麗君寫信的不久前，單位給我說，準備向上級為我申請幹部指標，並說，這是國家最後一批的「以工轉幹」指標，以後不會再有。
興沖沖的走進門，卻發現兩個陌生人很嚴肅的看著我，氣氛也有些緊張，書記說，這兩位是國家安全部門的，說完，就離開了辦公室。
「國家安全部門的？」我正在納悶，對方發話了：
「為什麼給敵台寫信，是自己主動寫的，還是有人教唆你寫的。」
「給敵台寫信？」我聽到之後，腦子一下都懵了。
「你父母的姓名，工作單位，兄弟姐妹的姓名，工作單位？」
雙方一問一答幾個回合後，他們也覺得，我還真的不像給敵台寫信的特務，於是，善意的提醒我，是不是給國外的地址寫過信？
這下，我忽然想起，給鄧麗君寫信的地址，是日本東京，中央郵局的某個信箱，於是我將給鄧麗君寫信的事，如實的告訴了對方。
給敵台寫信
審問持續了數小時，臨走時，他們告訴我，我不僅收聽敵台，而且還主動給敵台的鄧麗君寫信，屬於很嚴重的政治問題，本是準備來我們單位，抓我去國家安全部門審問的，但我們單位的書記說，我在單位表現不錯，也很有發展前途，來單位抓我去審問，對我影響不好，於是，才改在書記辦公室對我進行審問，對我的處理結果，到時會通知單位。
於是，我在惴惴不安的日子裡，等待著處理結果的到來。
幾天過去了，數十天過去了，處理的結果沒等到，反而聽到了，與我同時填轉幹表的同事和同學，都已經正式轉為國家幹部的消息。我匆忙找到黨辦具體辦事的同事，他告訴我，轉幹，對政治審查很嚴，因為我收聽敵台，還主動給敵台的鄧麗君寫信，屬於很嚴重的政治問題，我的轉幹指標取消了，並且還告訴我，這是國家下發的最後一批「以工轉幹」指標，以後不會再有了。
我不相信，這是最後一批的「以工轉幹」指標，總以為，等我給鄧麗君寫信而遭到審問這一風頭過後，單位會給我轉幹的。我癡癡的，仍舊滿懷希望的等待著。
從此人生轉向
一年過去了，數年也過去了，我終於忍不住了，便找對我還不錯的書記詢問，書記很吃驚的說道：你還在等呀，不是給你說了嗎，你的轉幹指標早就取消了，繼而又很心痛的對我說，你不該給鄧麗君寫信，那可是最後一批的轉幹呀。
轉不了幹，就進不了政府機關，更談不上去從政，去努力工作爭取當領導了，自己人生所追求的，最理想的工作奮鬥目標，算是徹底破滅了。
怎麼辦？從政的路堵上了，那就從商吧，痛定思痛，我毅然從內地去了廣東，投入了商海。
如今，與我同時填轉幹表，並成功轉幹的同事和同學，許多都已是局長或書記了，偶爾相見，他們都會感慨的說：「如果你當初不給鄧麗君寫信，現在也是書記了」。
至今不後悔
是呀，一晃近三十年過去了，寫信時，我還是一個21歲多的小青年，如今，已是51歲的中老年人了，但我並不後悔，我為自己至今仍保留著，年輕時面對社會和陌生人都充滿著真誠的感情而驕傲。
只是，難免覺得一些遺憾，遺憾的是，鄧麗君並沒有收到這封信，她並不知道，在三十年前，有一個大陸的小青年，曾經為了鼓勵她，而給她寫過一封信，信中告訴她，她的歌，很好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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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年51歲的一大陸男子何軍，2月24日在台灣《旺報》刊登一篇文章《我給鄧麗君寫過一封信》,當年21歲的他喜歡在廣播中收聽鄧麗君的歌曲，以為鄧麗君是一名普通歌唱演員，「應該寫封信鼓勵鼓勵她」，於是寫了一封信。幾天後中共國安人員氣勢洶洶找上門來嚴厲審問，斥責他收聽敵台還給敵台的鄧麗君主動寫信，成了巨大的政治污點，最後「以工轉幹」的機會就這樣徹底的畫上了句號。
大陸網民敬稱為「國民歌後」的鄧麗君，2009年被中共《中國網》評選為最有影響力文化人物，但在1983年前後，中共領導人積極推行所謂的「清除精神汙染」運動，宣稱鄧麗君的歌曲是「黃色歌曲」「靡靡之音」，認為歌詞裡的「男歡女愛」是重大的精神污染，在輿論界展開嚴厲的批評。鄧麗君的錄音帶被徹底清除，當局恐嚇說如果發現有私藏，絕對沒收並且罰款。作者當年所處的正是那場運動的高峰期。
其實鄧麗君是文藝界公認的德藝雙馨華語女歌星，她的唱片銷量達4800萬張，至今無人能夠超越；她的正義勇敢精神也沒有那個港台藝人可以相比。1989年北京發生六四天安門屠殺事件後，鄧麗君在香港參加了抗議集會，頸上掛著「反對軍管」的牌子，在30萬人的《民主歌聲獻中華》活動中，演唱她特創歌曲。她還當眾宣布過：「我回大陸演唱的那一天，就是三民主義統一中國的那一天。」她說到做到，至死沒有登上中共獨裁的大陸土地。
她也非常關愛大陸人民的命運，1991年在金門前線馬山觀測所時，鄧麗君向大陸喊話說：「我希望大陸的同胞也可以跟我們享受到一樣的民主跟自由。唯有在自由、民主、富庶的生活環境下，才能擁有實現個人理想的機會；也唯有全體青年都能夠自由發揮聰明才智，國家的未來才能充滿光明和希望。」
鄧麗君的許多情歌現在大陸已經是家喻戶曉，可她那些關心中華民族前途和人民命運的歌曲，至今在大陸文藝舞台上被禁唱，這些歌曲有《梅花》、《我的家在山的那一邊》、《中華民國頌》、《台灣好》等。
以下附上何軍的《我給鄧麗君寫過一封信》全文：
1985年5月的一個初夏，那時，我才21歲，像往常一樣，到了晚上，又打開家中的半導體收音機，收聽一個叫《為你歌唱》的電台節目，這個電台播出的都是台灣歌曲，那天晚上，電台剛好又播了鄧麗君的歌，播音員還告訴大家，如果喜歡鄧麗君的歌，可給鄧麗君寫信，她會寄歌碟給大家，並播出了收信的地址。
那時，對鄧麗君的瞭解並不多，知道鄧麗君，還是一次偶然在收聽廣播的時候，聽到了她的歌，當時還以為她只是一位很普通的歌唱演員，正因如此，自己常常想，應該寫封信鼓勵鼓勵她，告訴她，她的歌是如此的動聽，好多人都喜歡聽。於是，在1985年5月的一個初夏，我給鄧麗君寫了一封信。
愛聽小鄧唱歌
信中，並沒有向鄧麗君索要歌碟，從小父母都教導我們，不要隨便向人家要東西，雖然播音員告訴聽眾，鄧麗君會將歌碟寄給大家，但我仍沒有去索要，我只是想寫信鼓勵她，告訴她，不僅我很喜歡聽她的歌，我周圍的許多人，也都很喜歡聽她的歌，是她的歌聲，給我的生活增添了許多快樂，並希望她再接再厲，唱出更好聽的歌。
信寄出不久後的一天上午，單位的書記，叫我去他辦公室一下，我以為，我的轉幹被批准了，心中大喜。
當時在單位，我一直是以工人的身分，從事幹部崗位的工作，就是人們常說的「以工代幹」。幹部家庭出身的我，一直都將進入政府部門去從政，努力工作爭取當領導，視為我人生最理想的工作奮鬥目標，但沒有幹部身分，是進不了政府部門，更談不上去從政當領導了。但就在給鄧麗君寫信的不久前，單位給我說，準備向上級為我申請幹部指標，並說，這是國家最後一批的「以工轉幹」指標，以後不會再有。
興沖沖的走進門，卻發現兩個陌生人很嚴肅的看著我，氣氛也有些緊張，書記說，這兩位是國家安全部門的，說完，就離開了辦公室。
「國家安全部門的？」我正在納悶，對方發話了：
「為什麼給敵台寫信，是自己主動寫的，還是有人教唆你寫的。」
「給敵台寫信？」我聽到之後，腦子一下都懵了。
「你父母的姓名，工作單位，兄弟姐妹的姓名，工作單位？」
雙方一問一答幾個回合後，他們也覺得，我還真的不像給敵台寫信的特務，於是，善意的提醒我，是不是給國外的地址寫過信？
這下，我忽然想起，給鄧麗君寫信的地址，是日本東京，中央郵局的某個信箱，於是我將給鄧麗君寫信的事，如實的告訴了對方。
給敵台寫信
審問持續了數小時，臨走時，他們告訴我，我不僅收聽敵台，而且還主動給敵台的鄧麗君寫信，屬於很嚴重的政治問題，本是準備來我們單位，抓我去國家安全部門審問的，但我們單位的書記說，我在單位表現不錯，也很有發展前途，來單位抓我去審問，對我影響不好，於是，才改在書記辦公室對我進行審問，對我的處理結果，到時會通知單位。
於是，我在惴惴不安的日子裡，等待著處理結果的到來。
幾天過去了，數十天過去了，處理的結果沒等到，反而聽到了，與我同時填轉幹表的同事和同學，都已經正式轉為國家幹部的消息。我匆忙找到黨辦具體辦事的同事，他告訴我，轉幹，對政治審查很嚴，因為我收聽敵台，還主動給敵台的鄧麗君寫信，屬於很嚴重的政治問題，我的轉幹指標取消了，並且還告訴我，這是國家下發的最後一批「以工轉幹」指標，以後不會再有了。
我不相信，這是最後一批的「以工轉幹」指標，總以為，等我給鄧麗君寫信而遭到審問這一風頭過後，單位會給我轉幹的。我癡癡的，仍舊滿懷希望的等待著。
從此人生轉向
一年過去了，數年也過去了，我終於忍不住了，便找對我還不錯的書記詢問，書記很吃驚的說道：你還在等呀，不是給你說了嗎，你的轉幹指標早就取消了，繼而又很心痛的對我說，你不該給鄧麗君寫信，那可是最後一批的轉幹呀。
轉不了幹，就進不了政府機關，更談不上去從政，去努力工作爭取當領導了，自己人生所追求的，最理想的工作奮鬥目標，算是徹底破滅了。
怎麼辦？從政的路堵上了，那就從商吧，痛定思痛，我毅然從內地去了廣東，投入了商海。
如今，與我同時填轉幹表，並成功轉幹的同事和同學，許多都已是局長或書記了，偶爾相見，他們都會感慨的說：「如果你當初不給鄧麗君寫信，現在也是書記了」。
至今不後悔
是呀，一晃近三十年過去了，寫信時，我還是一個21歲多的小青年，如今，已是51歲的中老年人了，但我並不後悔，我為自己至今仍保留著，年輕時面對社會和陌生人都充滿著真誠的感情而驕傲。
只是，難免覺得一些遺憾，遺憾的是，鄧麗君並沒有收到這封信，她並不知道，在三十年前，有一個大陸的小青年，曾經為了鼓勵她，而給她寫過一封信，信中告訴她，她的歌，很好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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