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4年2月28日訊】「莫須有」是秦檜說的。他要殺岳飛，罪名是謀反。韓世忠質問：有何證據？秦檜說「莫須有」。這裡，莫須有不是不需有，而是或許有，可能有的意思。也就是說，以「莫須有」定罪，是以推測想像定罪。封建時代沒有無罪推定，官場權力爭鬥，惡吏欺壓百姓，羅織罪名，只要說可能有，便可抓人，殺人。人命有如草芥，多少人因「莫須有」丟掉性命！岳飛是官，被記入歷史，而芸芸眾生，受惡吏匪霸欺負，不知有幾何。《竇娥冤》藝術的反映了這種社會黑暗。如果在地獄建一個冤魂國，我想數量一定多於正常鬼。
社會確實在發展，牛車成汽車，戲子成名星，但「莫須有」一點沒變。文化大革命，批鬥地富反壞右，理由是「人還在，心不死」。人活著本身就成了罪名，心不死更是可以進行廣泛想像。什麼心，死沒死，是可以「欲加之罪，何患無詞」的。「敵對勢力」是什麼勢力？我到至今也沒弄明白。批評官員，要求人權是不是敵對？古代「謀反」是指反對皇帝老兒，雖不合理，畢竟很明確。這「敵對勢力」含含糊糊，正是一頂「莫須有」的帽子。結果你跟單位領導有意見，你就是敵對勢力。嘉禾的縣委和政府對那些不願拆遷的人說：你影響嘉禾一陣子，我就影響你一輩子。補償不夠不願拆遷，怎麼就影響嘉禾了？嘉禾是所有嘉禾人的嘉禾，難道就不包括這些利益受到侵害被強拆的嘉禾人？荒謬的推導也是一種「莫須有」，居然還要用這種推導影響人家一輩子，世上有這樣不講理的嗎？
罪名的含糊固然是「莫須有」，把「莫須有」引入管理之中，更是現代人對「莫須有」的發揚光大。奧運會、運動會、人代會、黨代會，要確保安全。於是周圍打工的，做小販的，拾荒的，上訪的，走親戚的，統統被趕走。為什麼？因為他們是「安全」的可能隱患。這不，可能即「莫須有」又來了。而這些人的不得安生，全是拜「莫須有」所賜。社會組織本是社會個體為了各種目的建立起來的。這其中可能會對政權構成某種威脅，為了保住政權，於是所有的社會組織都只能由政府來建立，來領導。由於「莫須有」即可能有，真正的自由的社會組織被消滅。文藝新聞，思想文化，可能會對政權產生某種影響，於是建立審查部門。你寫小說、寫電影、寫文章，要先審查，後發表，你就成了被懷疑的對象。而審查過程的奔波，打點，和時間的消耗，以及被壓制，正是「莫須有」對你的侵害。
中國的人文學相較於自然科學，不知要發達多少倍。卻沒有伸張人權的思想洞見，沒有對權力醜惡的精闢分析，沒有對制度與社會進步之間關係的深入研究。人文領域充斥保衛政權的方法研究。那些歷代大儒，學者名流，多在研究影響政權穩定的可能因素。而現代的研究越來越細，大有「華盛頓一隻蝴蝶煸動翅膀，北京就會產生龍捲風」的邏輯。「利用小說反黨是一大發明」，其實不是寫小說的有什麼發明，而是當權者對小說作者的推測想像。當這種思維轉變為一種管理規則管理行為時，「莫須有」則存在於體制之中。每一個人都會在這種體制下，受到「莫須有」的侵害，比如「菜刀實名制」。中國人自由受到侵害，多與這種所謂的專家學者有關，他們能從各種各樣的可能性出發，提出管理措施，獻計於當權者，以維護某種統治。他們唯一不考慮的是人權。
無罪推定不單是一種法律規則，而應成為一種管理理念。所有公民都應推定為「好人」，並不存在什麼「階級敵人」，更不能去確立一個「敵人」的比例。那些在奧運村周圍謀生的人，謀生是他的權利，在他沒有具體破壞奧運會的行為時，如何能設想他是「不穩定因素」，並對他實行強制驅逐？官員出行，實行清場，就是把人民看作敵人。官員接觸民眾，可能有危險，但只是可能，為了消除這種可能，你能去驅逐所有人，把所有人當成犯罪嫌疑份子？「寧可錯殺一千，決不放過一個」，正是「莫須有」的登峰造極。如果無罪推定不能成為體制的理念，政權就會把人民當作潛在的敵人，每一個人都可能受到「莫須有」的侵害。
我就是受害人之一。說來話長，事情源於一次人事任命。有一位市裡的強勢領導要越級安排他的人到一基層單位任職，而縣裡預先的考慮是我。在中國，一個較高層次的領導要在基層安排一個人，還不是小菜一碟！只是由於我發表過一些論文，在當地有那麼一點點「名聲」，他的安排就有困難。所謂「匹夫無罪，懷璧其罪」，發表過論文，就是給我帶來災難的根源，因為我妨礙了他使用權力。於是造謠，說我有男女問題。當然也非造謠，而是說可能有，或許有，即「莫須有」。結果是組織一個小組對我進行調查，調查不是調查以前的事，而是觀察現實行為，即暗中監視於我。所以這個小組對我是保密的，所有人都知道有這個小組，所有人都被警告，不得向我告之。我開始也不知道，只是時間一長，豈能不知？這時間有多長？從九四年到現在，有二十年！直到我寫這篇文章，他們仍然監視於我。
監視是全方位的。我家的臥室，客廳，衛生間都裝有微型攝像，我的言談行為包括夫妻性行為都受到監視，我出行受跟蹤，電腦被監控，郵件被截擊撿查。這種監控全天候，不分日夜。我估計這個小組人數起碼在7人以上。他們配備有專車，擁有先進的監視監聽設備，二十年的時間，花費的費用我估計可能超一千萬。這些人實際上是為這個強勢領導服務（家丁），並權力無邊，與一般的政府工作人員甚至警察不同，我懷疑（只是懷疑）是安全局的。
小組中包括有醫生。因為在我沒有出現他們認為有的，男女方面的那麼一回事時，就想強迫我去犯罪或犯錯，但此事如何強迫得了？於是暗中祕密下藥（對我祕密，對其它人不祕密），在菜餚中，在包子中，在啤酒中，在飲用水中，都下過藥，令人難以想像的是在香煙中，在藥店賣的中成藥中也下過他們想下的藥。這些藥物主要是性功能方面的藥物，目的顯而易見。致使我的身體受重創。我去醫院看病，並不是給我看病的醫生下藥，而是這位小組中的醫生下藥，只不過是假這位給我看病醫生的手而已。2011年我開始上網，這個小組中又增加有電腦行家。任務是干擾我上網。截擊我的電子郵件，防止我在網上「亂說話」，他可能使用和我ID號相同的電腦（我對電腦不熟悉，只是猜測），刪除他們認為對他們不利的我的言詞和文章。並遏制我的文章擴大影響，阻止我獲得稿費。特別是最近，我想通過網絡找律師維權，他們更是全力截擊。我與外界的個人聯繫被截斷，而本地人（包括家人和律師），則全在他們的控制之下。並受到嚴厲警告，不得幫助於我。
這就是「莫須有」給我帶來的二十年災難。一個官員說可能有，或許有，家丁就一定要想辦法把它變成實際上有。從自身的經歷，我終於理解什麼叫刑訊逼供，什麼叫暴力壓迫，什麼叫流氓手段，什麼叫暗無天日。開始，我一直不能理解的是，調動這麼多的人，花費這麼多的費用，延續這麼長的時間，總得要「組織」研究一下吧，但要打擊我的只有這一個領導，其它人能同意？而且，這些人的單位能願意？他們就沒有其它事？即便為了巴結領導，可我已經對他或他的權力使用沒有威脅，值得這麼大動干戈？
上網之後，我看到各種各樣的事。終於明白：第一，叫一個官員認錯是很難的，為了掩蓋一個錯誤，他會犯一百個錯誤。而且不計成本。高層如此，基層也如此。第二，說集體領導組織決定都是假的，人叫劉漢為「第二組織部長」，皆因他手眼通天，沒有人會聽「組織的」，而只聽個人的。在劉漢活躍的地方，那裡還有什麼「組織」？第三，這個政權中的很大部分人不是幹「公務」，而是對付人民。對付誰，由領導決定。反正是對付人，也就談不上什麼浪費不浪費，這就是工作。第四，也是最重要的一點是，這個體制的官員最喜歡的是「莫須有」，當他要打擊對手，欺壓百性，而又無確鑿證據時，說可能有，或許有。就是一種十分聰明的方法，它可避開法律，而又達到打倒人的目的。
烏呼，千年前的秦檜，如今何其多也！
社會確實在發展，牛車成汽車，戲子成名星，但「莫須有」一點沒變。文化大革命，批鬥地富反壞右，理由是「人還在，心不死」。人活著本身就成了罪名，心不死更是可以進行廣泛想像。什麼心，死沒死，是可以「欲加之罪，何患無詞」的。「敵對勢力」是什麼勢力？我到至今也沒弄明白。批評官員，要求人權是不是敵對？古代「謀反」是指反對皇帝老兒，雖不合理，畢竟很明確。這「敵對勢力」含含糊糊，正是一頂「莫須有」的帽子。結果你跟單位領導有意見，你就是敵對勢力。嘉禾的縣委和政府對那些不願拆遷的人說：你影響嘉禾一陣子，我就影響你一輩子。補償不夠不願拆遷，怎麼就影響嘉禾了？嘉禾是所有嘉禾人的嘉禾，難道就不包括這些利益受到侵害被強拆的嘉禾人？荒謬的推導也是一種「莫須有」，居然還要用這種推導影響人家一輩子，世上有這樣不講理的嗎？
罪名的含糊固然是「莫須有」，把「莫須有」引入管理之中，更是現代人對「莫須有」的發揚光大。奧運會、運動會、人代會、黨代會，要確保安全。於是周圍打工的，做小販的，拾荒的，上訪的，走親戚的，統統被趕走。為什麼？因為他們是「安全」的可能隱患。這不，可能即「莫須有」又來了。而這些人的不得安生，全是拜「莫須有」所賜。社會組織本是社會個體為了各種目的建立起來的。這其中可能會對政權構成某種威脅，為了保住政權，於是所有的社會組織都只能由政府來建立，來領導。由於「莫須有」即可能有，真正的自由的社會組織被消滅。文藝新聞，思想文化，可能會對政權產生某種影響，於是建立審查部門。你寫小說、寫電影、寫文章，要先審查，後發表，你就成了被懷疑的對象。而審查過程的奔波，打點，和時間的消耗，以及被壓制，正是「莫須有」對你的侵害。
中國的人文學相較於自然科學，不知要發達多少倍。卻沒有伸張人權的思想洞見，沒有對權力醜惡的精闢分析，沒有對制度與社會進步之間關係的深入研究。人文領域充斥保衛政權的方法研究。那些歷代大儒，學者名流，多在研究影響政權穩定的可能因素。而現代的研究越來越細，大有「華盛頓一隻蝴蝶煸動翅膀，北京就會產生龍捲風」的邏輯。「利用小說反黨是一大發明」，其實不是寫小說的有什麼發明，而是當權者對小說作者的推測想像。當這種思維轉變為一種管理規則管理行為時，「莫須有」則存在於體制之中。每一個人都會在這種體制下，受到「莫須有」的侵害，比如「菜刀實名制」。中國人自由受到侵害，多與這種所謂的專家學者有關，他們能從各種各樣的可能性出發，提出管理措施，獻計於當權者，以維護某種統治。他們唯一不考慮的是人權。
無罪推定不單是一種法律規則，而應成為一種管理理念。所有公民都應推定為「好人」，並不存在什麼「階級敵人」，更不能去確立一個「敵人」的比例。那些在奧運村周圍謀生的人，謀生是他的權利，在他沒有具體破壞奧運會的行為時，如何能設想他是「不穩定因素」，並對他實行強制驅逐？官員出行，實行清場，就是把人民看作敵人。官員接觸民眾，可能有危險，但只是可能，為了消除這種可能，你能去驅逐所有人，把所有人當成犯罪嫌疑份子？「寧可錯殺一千，決不放過一個」，正是「莫須有」的登峰造極。如果無罪推定不能成為體制的理念，政權就會把人民當作潛在的敵人，每一個人都可能受到「莫須有」的侵害。
我就是受害人之一。說來話長，事情源於一次人事任命。有一位市裡的強勢領導要越級安排他的人到一基層單位任職，而縣裡預先的考慮是我。在中國，一個較高層次的領導要在基層安排一個人，還不是小菜一碟！只是由於我發表過一些論文，在當地有那麼一點點「名聲」，他的安排就有困難。所謂「匹夫無罪，懷璧其罪」，發表過論文，就是給我帶來災難的根源，因為我妨礙了他使用權力。於是造謠，說我有男女問題。當然也非造謠，而是說可能有，或許有，即「莫須有」。結果是組織一個小組對我進行調查，調查不是調查以前的事，而是觀察現實行為，即暗中監視於我。所以這個小組對我是保密的，所有人都知道有這個小組，所有人都被警告，不得向我告之。我開始也不知道，只是時間一長，豈能不知？這時間有多長？從九四年到現在，有二十年！直到我寫這篇文章，他們仍然監視於我。
監視是全方位的。我家的臥室，客廳，衛生間都裝有微型攝像，我的言談行為包括夫妻性行為都受到監視，我出行受跟蹤，電腦被監控，郵件被截擊撿查。這種監控全天候，不分日夜。我估計這個小組人數起碼在7人以上。他們配備有專車，擁有先進的監視監聽設備，二十年的時間，花費的費用我估計可能超一千萬。這些人實際上是為這個強勢領導服務（家丁），並權力無邊，與一般的政府工作人員甚至警察不同，我懷疑（只是懷疑）是安全局的。
小組中包括有醫生。因為在我沒有出現他們認為有的，男女方面的那麼一回事時，就想強迫我去犯罪或犯錯，但此事如何強迫得了？於是暗中祕密下藥（對我祕密，對其它人不祕密），在菜餚中，在包子中，在啤酒中，在飲用水中，都下過藥，令人難以想像的是在香煙中，在藥店賣的中成藥中也下過他們想下的藥。這些藥物主要是性功能方面的藥物，目的顯而易見。致使我的身體受重創。我去醫院看病，並不是給我看病的醫生下藥，而是這位小組中的醫生下藥，只不過是假這位給我看病醫生的手而已。2011年我開始上網，這個小組中又增加有電腦行家。任務是干擾我上網。截擊我的電子郵件，防止我在網上「亂說話」，他可能使用和我ID號相同的電腦（我對電腦不熟悉，只是猜測），刪除他們認為對他們不利的我的言詞和文章。並遏制我的文章擴大影響，阻止我獲得稿費。特別是最近，我想通過網絡找律師維權，他們更是全力截擊。我與外界的個人聯繫被截斷，而本地人（包括家人和律師），則全在他們的控制之下。並受到嚴厲警告，不得幫助於我。
這就是「莫須有」給我帶來的二十年災難。一個官員說可能有，或許有，家丁就一定要想辦法把它變成實際上有。從自身的經歷，我終於理解什麼叫刑訊逼供，什麼叫暴力壓迫，什麼叫流氓手段，什麼叫暗無天日。開始，我一直不能理解的是，調動這麼多的人，花費這麼多的費用，延續這麼長的時間，總得要「組織」研究一下吧，但要打擊我的只有這一個領導，其它人能同意？而且，這些人的單位能願意？他們就沒有其它事？即便為了巴結領導，可我已經對他或他的權力使用沒有威脅，值得這麼大動干戈？
上網之後，我看到各種各樣的事。終於明白：第一，叫一個官員認錯是很難的，為了掩蓋一個錯誤，他會犯一百個錯誤。而且不計成本。高層如此，基層也如此。第二，說集體領導組織決定都是假的，人叫劉漢為「第二組織部長」，皆因他手眼通天，沒有人會聽「組織的」，而只聽個人的。在劉漢活躍的地方，那裡還有什麼「組織」？第三，這個政權中的很大部分人不是幹「公務」，而是對付人民。對付誰，由領導決定。反正是對付人，也就談不上什麼浪費不浪費，這就是工作。第四，也是最重要的一點是，這個體制的官員最喜歡的是「莫須有」，當他要打擊對手，欺壓百性，而又無確鑿證據時，說可能有，或許有。就是一種十分聰明的方法，它可避開法律，而又達到打倒人的目的。
烏呼，千年前的秦檜，如今何其多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