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大陸不少網媒紛紛表示，熱播電視劇《歷史轉折中的鄧小平》揭開了塵封多年的歷史記憶「大逃港」的冰山一角。這句明顯隱含著肯定意味的褒獎之詞意在強調，分別發生在1957年、1962年和1979年的三次大規模的中國人「逃港」事件由最初在「史學界、新聞界、文學界一直是個禁區」的狀態到今天能夠通過影視劇公開「再現」，政府的此番動作可謂是對歷史的「正面肯定」、是「新的認識」。就連2010年出版的《大逃港》一書的作者也無比激動的感慨道，「長期以來，史界對這起長達30年的大事件幾乎完全忽視了。現在能直面『大逃港』，是一個進步」！
咱們且先不論一部中共用以「王婆賣瓜」的電視劇究竟能有多大的尺度來真實、立體、飽滿的再現當年所發生的慘烈事實，也不提中國人因迫於政策導致的負面結果而無奈逃離故鄉的痛苦抉擇又怎樣能從正面的角度來加以肯定；只看各家網媒迫不及待、爭先恐後發文唱讚歌的媚態以及作者難以抑制的激動情緒就足以發現，中共此次對史料有選擇性的、且帶有明顯自誇立場與意圖的公諸於眾實在是百年難遇、千年等一回的稀罕事。若按這樣的狀態來重溫中國幾十年來的無數仍處在「禁區」的史實，恐怕沒有人敢確信和斷言，中共究竟會以這樣的自我陶醉狀激動、興奮多少回？
事實上，眾多史料已經通過親歷者的口述記錄明晰的指出，自中共建政時起，人數不一的「逃港」事件似乎一直在持續上演。有數據顯示，上世紀50年代到70年代，由大陸逃亡至香港的中國人大約共有250萬。當時引起轟動的、頗為著名的三次大規模「逃港潮」不僅涉及到機關幹部、知識份子、學生、軍人、工人、知青、農民等完全身處在不同階層的人以及波及廣東、福建、湖南、黑龍江等12個省、62個縣市的廣大地區。尤其是談及造成這三次「逃港潮」的主要原因時，均毫無例外的指向當時接連發生的合作化、大躍進、三年災害、文化大革命等一系列更需要從頭進行細節化陳述的政治運動。然而，所有的內幕與細節都在電視劇的某個片段中，被當時主政深圳的官員用一句「太窮了，以後大家都富了就沒人跑了」的台詞削繁為簡、大而化之了。
或許某種程度上，這句總結性陳詞較為一語中地的道出了當時的中國人渴望脫貧致富的現實心態。既然生活上的愈發拮據、經濟上的持續窘困是需要過日子的老百姓所無法面對與忍受的境況，那麼，因恐懼死於飢餓而大舉逃離便可算得上是情有可原、合乎人性求生的本能。因此，將改革開放以前的一番貧瘠景象示於人前也並不是甚麼難為情的醜事，何況若要揚，先得抑，沒有對比，也不能高調展示改革開放30年一路輝煌的經濟成果。
的確，30年後又30年，中國經濟的騰飛在貪官的各種揮霍、二代的炫富姿態以及「福布斯」富豪榜不斷增添的大陸人數量上，可謂是溢於言表、彰顯無餘。然而頗為耐人尋味的是，這些得益於改革成果、在中共治下呼風喚雨、無所不能的新時期有錢人，居然也難以繞開一個「逃」字。其一、官員的外逃主要表現在配偶子女早已移居海外的事實以及一份央行發佈的含16,000至18,000的外逃人數、向境外轉移8000億元人民幣資產的報告；其二、富豪的外逃則表現於60%的「高淨值人士」，即那些擁有一千萬人民幣以上可投資資產的人，不是在考慮移民，就是已經快辦完移民手續了；此外，擁有一億人民幣可投資資產的人群中，27%已經完成移民，47%正在考慮離開中國。這些數據絕非空穴來風、憑空想像，僅從2011年《福布斯中文網》的一篇題為《中國富人席捲上萬億熱錢外逃》的文章中就可找尋依據。
由此可見，經濟上的貧富因素根本無法羈絆中共治下的大陸人競相逃離的腳步。無論是多年前不忍飢餓、窮困而冒死一搏的偷跑，還是今時今日早就做好了資金上的準備、鋪好了後路的舉家遷徙，都毋庸置疑的讓我們看到，改革開放之前的30年，中國已然淪為政策所導致的「貧窮」的代名詞，而之後的30年，中國也同樣毫無意義的變身為「前途渺茫」、「喪失希望」的代名詞。高速增長的GDP不但沒能讓深具投資眼光的商賈巨擘流連於中國大陸這片傳說中「潛力巨大」的市場，甚至也無法讓「有權即有錢」、享受著一切特殊待遇的黨官、高管們繼續安守於這塊能為他們持續帶來巨額財富的肥沃之地。
究其一切其實不難發現，無論於窮於富，中國都已然是一片枯竭乾涸的鹽鹼地、一副被掏空殆盡的軀殼而已。面對著千瘡百孔的中國，一逃再逃或許就是無奈、無望之下的唯一選擇。
文章來源：《大紀元》
咱們且先不論一部中共用以「王婆賣瓜」的電視劇究竟能有多大的尺度來真實、立體、飽滿的再現當年所發生的慘烈事實，也不提中國人因迫於政策導致的負面結果而無奈逃離故鄉的痛苦抉擇又怎樣能從正面的角度來加以肯定；只看各家網媒迫不及待、爭先恐後發文唱讚歌的媚態以及作者難以抑制的激動情緒就足以發現，中共此次對史料有選擇性的、且帶有明顯自誇立場與意圖的公諸於眾實在是百年難遇、千年等一回的稀罕事。若按這樣的狀態來重溫中國幾十年來的無數仍處在「禁區」的史實，恐怕沒有人敢確信和斷言，中共究竟會以這樣的自我陶醉狀激動、興奮多少回？
事實上，眾多史料已經通過親歷者的口述記錄明晰的指出，自中共建政時起，人數不一的「逃港」事件似乎一直在持續上演。有數據顯示，上世紀50年代到70年代，由大陸逃亡至香港的中國人大約共有250萬。當時引起轟動的、頗為著名的三次大規模「逃港潮」不僅涉及到機關幹部、知識份子、學生、軍人、工人、知青、農民等完全身處在不同階層的人以及波及廣東、福建、湖南、黑龍江等12個省、62個縣市的廣大地區。尤其是談及造成這三次「逃港潮」的主要原因時，均毫無例外的指向當時接連發生的合作化、大躍進、三年災害、文化大革命等一系列更需要從頭進行細節化陳述的政治運動。然而，所有的內幕與細節都在電視劇的某個片段中，被當時主政深圳的官員用一句「太窮了，以後大家都富了就沒人跑了」的台詞削繁為簡、大而化之了。
或許某種程度上，這句總結性陳詞較為一語中地的道出了當時的中國人渴望脫貧致富的現實心態。既然生活上的愈發拮據、經濟上的持續窘困是需要過日子的老百姓所無法面對與忍受的境況，那麼，因恐懼死於飢餓而大舉逃離便可算得上是情有可原、合乎人性求生的本能。因此，將改革開放以前的一番貧瘠景象示於人前也並不是甚麼難為情的醜事，何況若要揚，先得抑，沒有對比，也不能高調展示改革開放30年一路輝煌的經濟成果。
的確，30年後又30年，中國經濟的騰飛在貪官的各種揮霍、二代的炫富姿態以及「福布斯」富豪榜不斷增添的大陸人數量上，可謂是溢於言表、彰顯無餘。然而頗為耐人尋味的是，這些得益於改革成果、在中共治下呼風喚雨、無所不能的新時期有錢人，居然也難以繞開一個「逃」字。其一、官員的外逃主要表現在配偶子女早已移居海外的事實以及一份央行發佈的含16,000至18,000的外逃人數、向境外轉移8000億元人民幣資產的報告；其二、富豪的外逃則表現於60%的「高淨值人士」，即那些擁有一千萬人民幣以上可投資資產的人，不是在考慮移民，就是已經快辦完移民手續了；此外，擁有一億人民幣可投資資產的人群中，27%已經完成移民，47%正在考慮離開中國。這些數據絕非空穴來風、憑空想像，僅從2011年《福布斯中文網》的一篇題為《中國富人席捲上萬億熱錢外逃》的文章中就可找尋依據。
由此可見，經濟上的貧富因素根本無法羈絆中共治下的大陸人競相逃離的腳步。無論是多年前不忍飢餓、窮困而冒死一搏的偷跑，還是今時今日早就做好了資金上的準備、鋪好了後路的舉家遷徙，都毋庸置疑的讓我們看到，改革開放之前的30年，中國已然淪為政策所導致的「貧窮」的代名詞，而之後的30年，中國也同樣毫無意義的變身為「前途渺茫」、「喪失希望」的代名詞。高速增長的GDP不但沒能讓深具投資眼光的商賈巨擘流連於中國大陸這片傳說中「潛力巨大」的市場，甚至也無法讓「有權即有錢」、享受著一切特殊待遇的黨官、高管們繼續安守於這塊能為他們持續帶來巨額財富的肥沃之地。
究其一切其實不難發現，無論於窮於富，中國都已然是一片枯竭乾涸的鹽鹼地、一副被掏空殆盡的軀殼而已。面對著千瘡百孔的中國，一逃再逃或許就是無奈、無望之下的唯一選擇。
文章來源：《大紀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