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4年9月14日訊】（新唐人記者鍾離述綜合報導）中共慣於信息封閉和善於輿論造假，被世界西方各國所共識。日前，有媒體將中共曾傳得活靈活現的假故事，再現網上，讓讀者再次體會到中共獨裁暴政下國人所蒙受的欺騙。
9月13日，海外中文網站轉載了一位網友了解到中共撒彌天大謊：「周恩來逝世聯合國破例降半旗」後的一篇心得體會文章。
文章稱，在中國，總會流傳著大量的精彩故事。其中，「聯合國破例為周恩來降半旗」就是作者這代人最熟悉、最感動的一則故事。當時，作者對這個故事的真實性堅信不疑。不過，觸網後，很快就看到有網友撰文置疑這個故事了，於是，就動搖了作者的堅信，最後，由動搖到懷疑、由懷疑而最終再次走向了堅信。只是，堅信這個故事是假的了。
作者稱，謊言重複一千遍就成了真理，據說是希特勒的名言。不過，在言論開放的社會裡，謊言是很難被重複成真理的。言論開放的社會不畏懼謊言，也不畏懼事實。大家只要稍微仔細觀察一下，就能發現，只有在言論封閉的社會裡，才會造成既恐懼事實，又恐懼流言的古怪現象。
作者認為，中國是正由封閉走向開放的社會。大量的謊言，在完全封閉時期，被認為是真理的謊言，正在被開放地言論證偽，這是中國的現狀。於是，人們就能發現一些尖銳的對立，一些人認為是謊言的東西，卻被另一些人奉為真理。哪些人是對的呢？這隻有靠自己獲取信息、開動腦筋來判斷了。
作者提供了一個快速地粗略鑒別真偽的方法，就是你什麼時候獲取的信息，什麼時候形成的判斷。如果是在完全封閉時期獲取的信息，並在此基礎上形成的判斷。則基本上可以判定是錯的，這並不是懷疑你的邏輯判斷能力，而是因為你那時獲取的信息一定是假的，或者是不完整的。在虛假信息或不完整的信息基礎上推理，即使是非常正確嚴密地邏輯推理，也只能出來假結論、錯結論。
聯合國為周恩來降半旗故事如何被拆穿？
早在2007年，有網友在論壇上對周恩來的騙人故事給予揭穿，當時曾引起輿論嘩然。
關於周恩來的故事中說：「1976年1月8日，周恩來逝世時，設在美國紐約的聯合國總部門前的聯合國旗降了半旗。自1945年聯合國成立以來，世界上有許多國家的元首先後去世，聯合國還沒有為誰下過半旗。一些國家感到不平了，他們的外交官聚集在聯合國大門前的廣場上，言辭激憤地向聯合國總部發出質問：我們的國家元首去世，聯合國的大旗升得那麼高，中國的總理去世，為什麼要為他下半旗呢？當時的聯合國祕書長瓦爾德海姆站出來，在聯合國大廈門前的台階上發表了一次極短的演講，總共不過一分鐘。他說：『為了悼念周恩來，聯合國下半旗，這是我決定的，原因有二：一是中國是一個文明古國，她的金銀財寶多得不計其數，她使用的人民幣多得我們數不過來。可是她的周總理沒有一分錢存款！二是中國有10億人口佔世界人口的1/4，可是她的周總理沒有一個孩子。你們任何國家的元首，如果能做到其中一條，在他逝世之日，總部將照樣為他降半旗。』說完，他轉身就走，廣場上外交官各個啞口無言，隨後響起雷鳴般的掌聲。」
作者分析，這故事首先告訴讀者，聯合國為悼念周恩來而下半旗是沒有先例的；有一個「破例下半旗」的前提，才可能有後面那精彩的演講；說故事的人大概想以此證明周恩來享有很高的國際的榮譽；悼念的規格高說明人格高；破格悼念更顯得人格非凡。
但是這個故事並不真實。作者從下面幾點予以揭示：
第一，聯合國為悼念周恩來而下半旗並不是破例之舉。聯合國於1947年制定了一部旗典（FlagCode）。其中有關致哀的規定是：凡成員國的國家元首或者政府首腦去世，必須在紐約總部和日內瓦的辦事處降半旗致哀一天。因此1976年1月為周恩來降半旗只是例行公事。如果不降半旗才真是「破例」。
作者分析，沒有破例這個前提，後面的故事就顯得荒謬了。沒有聽說有哪個國家駐聯合國的使節會為了例行公事而「言辭激憤」。真有這樣的不懂聯合國的基本規章的外交官的話，我想他們應當感到「羞愧」而不是「激憤」。當然，祕書長也就不需要做特別的說明了。
第二，杜撰出來的那段祕書長的「極短的演講」以及它產生的戲劇般效果，本身也很有問題。硬要把中國特色的感情推銷給洋人，樹立一個「老支書」式的聯合國祕書長。
文章稱，沒有哪一份文件告訴我們說周恩來逝世時的銀行存款餘額具體是多少。中國沒有公布國家領導人個人財產的制度。聯合國也從不要求成員國報告其國家領導人的收入情況。祕書長無從知道周恩來個人的財務狀況，怎能信口說他存款是多少？
第三，「沒有子女」在中國以外更多地被認為是一種人生的缺憾，甚至是一種失敗。
作者分析，沒有子女，即便不算什麼過錯的話，絕沒有任何「美德」的含義，真正尊敬愛護周恩來的外國友人是不願意去議論這一點的，特別是在悼念的場合下更不應該提起。而該故事卻讓瓦爾德海姆大張旗鼓地推崇這種狀況。他似乎還鼓勵別的國家領導學習：「你們任何國家的元首，如果能做到其中一條，……」雲雲。試問這個「祕書長」：做到「身後無子女」這一條是什麼好事嗎？你打算讓那些已經有了子女的各國領導人怎樣去「做到」這一條以便贏得你的尊敬？講出這種話，哪裡是什麼「祕書長」，分明是個土老冒。
這種故事如果在「廣大工農兵群眾」裡流傳，倒不奇怪。對國外的情況不了解，難免把自己的思維習慣套在外國人頭上。奇怪的是一位名叫吳妙發前駐聯合國的官員也這樣講，而他「回憶」起這故事的過程也很奇特。他在90年代曾單獨或者與人合作出過多部關於喬冠華和聯合國的書。在至少兩本書中他記載了在聯合國悼念周恩來的情況，均無一字提到上述故事，只提到了「中國代表團駐地」降半旗、布置靈堂、以及各國外交官的前來悼念等事情。沒有一絲聯合國總部降旗以及廣場上響起「雷鳴般掌聲」這些轟動情節。想不通他怎麼能在出書時竟把如此重要的事件給漏掉了。
周恩來為什麼沒有子女
2014年4月14日，海外中文網站轉載了百度百家周海濱系列文章《國家之子：我如何訪問紅二代》的第五篇文章，介紹了鄧穎超為何沒給周恩來留下兒女。文章是根據周恩來的侄女周秉德的口述整理的。
文中提到，27歲的周恩來與21歲的鄧穎超於1925年8月8日結婚。
1925年10月，周恩來正帶領黃埔軍校學員跟隨蔣介石在汕頭東征期間，新婚不久的鄧穎超發現自己懷有身孕。但鄧穎超未經周的同意，用藥物把胎兒流產了。
「得知打胎後，周恩來大發脾氣。」周秉德透露，「七媽（鄧穎超）真沒見過伯伯發這麼大脾氣。」
但事已至此，周恩來夫婦只好寄希望於第二個孩子的誕生。當時只有21歲的鄧穎超本以為以後還有很多生育的機會，沒想到第二次懷孕她幾乎是死裡逃生。
1926年下半年，鄧穎超發現自己又懷孕了，這次她選擇了讓母親留在身邊照顧，滿足周恩來當父親的願望。「七媽覺得一定要保護好這個孩子，所以吃得特別注意，吃得特別好。」
第二次懷孕的預產期恰恰是1927年3月。兩人卻分居兩地。周恩來去上海，3個多月已經杳無音信了；為了養胎，鄧穎超一直留在廣州。
1927年4月，她住進了廣州西關長壽西路一家由德國教會辦的婦產醫院。經醫生檢查, 胎兒發育正常, 只是體重超過正常嬰兒的標準。
可是因為孩子營養太好，巨大胎兒9斤多，造成難產，鄧穎超請求醫生用產鉗助產，終於孩子還是生下來了，是個男孩，但是因為體胖身重和產鉗用力過重，孩子一出生就夭折了。
鄧穎超祕書趙煒曾回憶鄧穎超後來對這事的遺憾，「我也曾經有兩個孩子，兩個兒子的母親，但是沒這福氣。」
1927年：「四・一二」事件，蔣介石懸賞20萬銀元捉拿周恩來。
周秉德說，為了躲避大追捕，還在修養的鄧穎超不得不從廣州轉移到香港，後來又從香港坐船輾轉到了上海，在這個過程中，鄧穎超嘔吐不止，非常辛苦。
到上海後，周恩來派人將鄧穎超接到一家日本人開的私人診所。醫生檢查後說，鄧穎超生產以後也沒有休息，子宮根本沒有恢復，以後你就沒有生育的可能了。
文中提到，沒有孩子，這是周恩來、鄧穎超一輩子最大的遺憾。鄧穎超曾對祕書趙煒透露自己曾化名去找著名婦科專家林巧稚治病。但最終沒能如願。
9月13日，海外中文網站轉載了一位網友了解到中共撒彌天大謊：「周恩來逝世聯合國破例降半旗」後的一篇心得體會文章。
文章稱，在中國，總會流傳著大量的精彩故事。其中，「聯合國破例為周恩來降半旗」就是作者這代人最熟悉、最感動的一則故事。當時，作者對這個故事的真實性堅信不疑。不過，觸網後，很快就看到有網友撰文置疑這個故事了，於是，就動搖了作者的堅信，最後，由動搖到懷疑、由懷疑而最終再次走向了堅信。只是，堅信這個故事是假的了。
作者稱，謊言重複一千遍就成了真理，據說是希特勒的名言。不過，在言論開放的社會裡，謊言是很難被重複成真理的。言論開放的社會不畏懼謊言，也不畏懼事實。大家只要稍微仔細觀察一下，就能發現，只有在言論封閉的社會裡，才會造成既恐懼事實，又恐懼流言的古怪現象。
作者認為，中國是正由封閉走向開放的社會。大量的謊言，在完全封閉時期，被認為是真理的謊言，正在被開放地言論證偽，這是中國的現狀。於是，人們就能發現一些尖銳的對立，一些人認為是謊言的東西，卻被另一些人奉為真理。哪些人是對的呢？這隻有靠自己獲取信息、開動腦筋來判斷了。
作者提供了一個快速地粗略鑒別真偽的方法，就是你什麼時候獲取的信息，什麼時候形成的判斷。如果是在完全封閉時期獲取的信息，並在此基礎上形成的判斷。則基本上可以判定是錯的，這並不是懷疑你的邏輯判斷能力，而是因為你那時獲取的信息一定是假的，或者是不完整的。在虛假信息或不完整的信息基礎上推理，即使是非常正確嚴密地邏輯推理，也只能出來假結論、錯結論。
聯合國為周恩來降半旗故事如何被拆穿？
早在2007年，有網友在論壇上對周恩來的騙人故事給予揭穿，當時曾引起輿論嘩然。
關於周恩來的故事中說：「1976年1月8日，周恩來逝世時，設在美國紐約的聯合國總部門前的聯合國旗降了半旗。自1945年聯合國成立以來，世界上有許多國家的元首先後去世，聯合國還沒有為誰下過半旗。一些國家感到不平了，他們的外交官聚集在聯合國大門前的廣場上，言辭激憤地向聯合國總部發出質問：我們的國家元首去世，聯合國的大旗升得那麼高，中國的總理去世，為什麼要為他下半旗呢？當時的聯合國祕書長瓦爾德海姆站出來，在聯合國大廈門前的台階上發表了一次極短的演講，總共不過一分鐘。他說：『為了悼念周恩來，聯合國下半旗，這是我決定的，原因有二：一是中國是一個文明古國，她的金銀財寶多得不計其數，她使用的人民幣多得我們數不過來。可是她的周總理沒有一分錢存款！二是中國有10億人口佔世界人口的1/4，可是她的周總理沒有一個孩子。你們任何國家的元首，如果能做到其中一條，在他逝世之日，總部將照樣為他降半旗。』說完，他轉身就走，廣場上外交官各個啞口無言，隨後響起雷鳴般的掌聲。」
作者分析，這故事首先告訴讀者，聯合國為悼念周恩來而下半旗是沒有先例的；有一個「破例下半旗」的前提，才可能有後面那精彩的演講；說故事的人大概想以此證明周恩來享有很高的國際的榮譽；悼念的規格高說明人格高；破格悼念更顯得人格非凡。
但是這個故事並不真實。作者從下面幾點予以揭示：
第一，聯合國為悼念周恩來而下半旗並不是破例之舉。聯合國於1947年制定了一部旗典（FlagCode）。其中有關致哀的規定是：凡成員國的國家元首或者政府首腦去世，必須在紐約總部和日內瓦的辦事處降半旗致哀一天。因此1976年1月為周恩來降半旗只是例行公事。如果不降半旗才真是「破例」。
作者分析，沒有破例這個前提，後面的故事就顯得荒謬了。沒有聽說有哪個國家駐聯合國的使節會為了例行公事而「言辭激憤」。真有這樣的不懂聯合國的基本規章的外交官的話，我想他們應當感到「羞愧」而不是「激憤」。當然，祕書長也就不需要做特別的說明了。
第二，杜撰出來的那段祕書長的「極短的演講」以及它產生的戲劇般效果，本身也很有問題。硬要把中國特色的感情推銷給洋人，樹立一個「老支書」式的聯合國祕書長。
文章稱，沒有哪一份文件告訴我們說周恩來逝世時的銀行存款餘額具體是多少。中國沒有公布國家領導人個人財產的制度。聯合國也從不要求成員國報告其國家領導人的收入情況。祕書長無從知道周恩來個人的財務狀況，怎能信口說他存款是多少？
第三，「沒有子女」在中國以外更多地被認為是一種人生的缺憾，甚至是一種失敗。
作者分析，沒有子女，即便不算什麼過錯的話，絕沒有任何「美德」的含義，真正尊敬愛護周恩來的外國友人是不願意去議論這一點的，特別是在悼念的場合下更不應該提起。而該故事卻讓瓦爾德海姆大張旗鼓地推崇這種狀況。他似乎還鼓勵別的國家領導學習：「你們任何國家的元首，如果能做到其中一條，……」雲雲。試問這個「祕書長」：做到「身後無子女」這一條是什麼好事嗎？你打算讓那些已經有了子女的各國領導人怎樣去「做到」這一條以便贏得你的尊敬？講出這種話，哪裡是什麼「祕書長」，分明是個土老冒。
這種故事如果在「廣大工農兵群眾」裡流傳，倒不奇怪。對國外的情況不了解，難免把自己的思維習慣套在外國人頭上。奇怪的是一位名叫吳妙發前駐聯合國的官員也這樣講，而他「回憶」起這故事的過程也很奇特。他在90年代曾單獨或者與人合作出過多部關於喬冠華和聯合國的書。在至少兩本書中他記載了在聯合國悼念周恩來的情況，均無一字提到上述故事，只提到了「中國代表團駐地」降半旗、布置靈堂、以及各國外交官的前來悼念等事情。沒有一絲聯合國總部降旗以及廣場上響起「雷鳴般掌聲」這些轟動情節。想不通他怎麼能在出書時竟把如此重要的事件給漏掉了。
周恩來為什麼沒有子女
2014年4月14日，海外中文網站轉載了百度百家周海濱系列文章《國家之子：我如何訪問紅二代》的第五篇文章，介紹了鄧穎超為何沒給周恩來留下兒女。文章是根據周恩來的侄女周秉德的口述整理的。
文中提到，27歲的周恩來與21歲的鄧穎超於1925年8月8日結婚。
1925年10月，周恩來正帶領黃埔軍校學員跟隨蔣介石在汕頭東征期間，新婚不久的鄧穎超發現自己懷有身孕。但鄧穎超未經周的同意，用藥物把胎兒流產了。
「得知打胎後，周恩來大發脾氣。」周秉德透露，「七媽（鄧穎超）真沒見過伯伯發這麼大脾氣。」
但事已至此，周恩來夫婦只好寄希望於第二個孩子的誕生。當時只有21歲的鄧穎超本以為以後還有很多生育的機會，沒想到第二次懷孕她幾乎是死裡逃生。
1926年下半年，鄧穎超發現自己又懷孕了，這次她選擇了讓母親留在身邊照顧，滿足周恩來當父親的願望。「七媽覺得一定要保護好這個孩子，所以吃得特別注意，吃得特別好。」
第二次懷孕的預產期恰恰是1927年3月。兩人卻分居兩地。周恩來去上海，3個多月已經杳無音信了；為了養胎，鄧穎超一直留在廣州。
1927年4月，她住進了廣州西關長壽西路一家由德國教會辦的婦產醫院。經醫生檢查, 胎兒發育正常, 只是體重超過正常嬰兒的標準。
可是因為孩子營養太好，巨大胎兒9斤多，造成難產，鄧穎超請求醫生用產鉗助產，終於孩子還是生下來了，是個男孩，但是因為體胖身重和產鉗用力過重，孩子一出生就夭折了。
鄧穎超祕書趙煒曾回憶鄧穎超後來對這事的遺憾，「我也曾經有兩個孩子，兩個兒子的母親，但是沒這福氣。」
1927年：「四・一二」事件，蔣介石懸賞20萬銀元捉拿周恩來。
周秉德說，為了躲避大追捕，還在修養的鄧穎超不得不從廣州轉移到香港，後來又從香港坐船輾轉到了上海，在這個過程中，鄧穎超嘔吐不止，非常辛苦。
到上海後，周恩來派人將鄧穎超接到一家日本人開的私人診所。醫生檢查後說，鄧穎超生產以後也沒有休息，子宮根本沒有恢復，以後你就沒有生育的可能了。
文中提到，沒有孩子，這是周恩來、鄧穎超一輩子最大的遺憾。鄧穎超曾對祕書趙煒透露自己曾化名去找著名婦科專家林巧稚治病。但最終沒能如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