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惠林:返還和諧分工社會

2014年09月19日評論
早在1980年代,當時的美國總統雷根就公開說:「政府不能解決問題,政府本身就是問題」,他和當時的英國首相佘契爾夫人更曾身體力行,實施「小政府」、縮減政府的服務項目,以及公營事業民營化等。即便如此,政府的財政赤字還是不斷膨脹,此由政府被稱為「必要之惡」可以看出端倪,一來縮小政府並未能確切實現,二來縮小的項目並不足夠或者支出龐大者還保留著,三來官僚的效率依然低落,四來人民對政府應扮演的角色缺乏認知。

「公共財」的迷思

不論是哪種因素,都讓政府還是擁有龐大支出,因為人民雖然認為政府做的不好,甚至已產生不好的「惡」效果,還是迷信「非得政府來做不可」,以為找不到其他機構或個人來做,這也就是一直以來都非常流行的「公共財」(public goods)理論,也是提供政府站上經濟舞臺當主角的「市場失靈」之最典型現象。不過,當前所被認知的「公共財」其實已經脫離其本質,考其原意乃具「共用和無法排他」兩種特性的財貨,或者是「無法收費」或「邊際成本等於零」的財貨,而世界上幾乎沒有這種財貨,有的只是「接近」而已,即便如國防和治安這兩項,還是可以用「驅逐出境、趕出保護區」的方式來「排他」,所以只能說有「準」公共財罷了。

撇開這些爭議不談,就針對「公共財」這個詞來說,顧名思義乃「大家共同擁有的」財貨,也就是「公家的」,不是「私人的」,亦即「公共財」與「私有財」相對立,後者是私人擁有的財貨,前者是公家的財貨,而一般指的「公家」就是政府提供的,因為政府是由人民共同組成的。因此,非常明確的是,「公共財」並不是具有「共用和不可排他」性質的財貨。所以,當今教科書中和大家琅琅上口的「公共財」實在是一個錯誤的名詞,以「共用財」或「共用財」來表示還比較好,但還是無法呈現出「不可排他」這個特性。

就是因為錯用這個「公共財」理論,當今各國政府才有包山包海的任務,不但鐵公路、橋梁、機場等等「公共建設」,連公園、圖書館、體育館、教育、保健,年金等社會福利也都是政府提供或從事的任務,而大家也已都習以為常。於是人民養成對政府「毫無底線的無度需求」,如今終於陷入「債務黑洞」的深淵,衍生出無窮的問題。

在歐洲以及北美等西方國家,由於2008年全球金融風暴的衝擊,不少政府被迫回歸到更為緊縮的公共政策之上,結果就是大幅裁減國家的警力,同時關閉不少政府無力支援的學校、圖書館以及醫院。然而這些西方國家,所要面臨的是每天約成長四十億美元之多的債務,可想而見的今日這些西方政府,終將把財務支出視為當前最大的課題。

其實,就整個世界而言,無論是低端或高端的支出,各國政府都面臨了同樣一個問題,也就是必須積極找出一個解決方案,去取代過往長期以來由上而下的服務模式。在現實壓迫下,「政府萬能」被打成「政府失能」,政府不但解決不了問題,還製造出更多問題,如何妥善解決乃成一大課題。

幸運的是,就在議題已擴張到社會問題的解決層面時,政府已不再成為單一負責的參與者。社會大眾已經有所改變,知道自己對這些問題也有責任。因此,政府也由過去的主導角色,轉變成只是其中一個參與者。在過去十年以來,不少參與者紛紛投身於解決社會問題之中。不久前出版的《政府失能下的新經濟革命》這本翻譯書為我們作了精彩的描述。

如書中所言,這些參與解決社會問題的成員所運作的模式,都建構於「解決方案的經濟體系」(Solution Economy,簡稱解方經濟)」之上。而其中不乏創新者所提供先進的解決方案,足以縮短政府所能提供,以及人民需求之間的鴻溝。而這樣的解決方案可以提供更好的結果、更低的成本,更可以在政府預算捉襟見肘下,達到公共政策創新的願望。

時值今日,情勢已經出現劇烈性的變化。每一位公民、企業家、企業,乃至於基金會,他們不再一味地仰賴公共部門的協助,反而會互助合作,為的就是要解決每一個面臨的問題。而這樣的演變,讓以往有著明顯區別的公共企業以及私人企業之間各自兼負的責任,變得更為渾沌不明。

解方經濟V.S社會企業

一種新型態的經濟,儼然已在傳統上公私部門兩者交會之處崛起。此種經濟模式以經營「社會成果」(social outcomes)有關的生意,其中用來交易的「貨幣」包括公開的數據資料、聲譽及社會影響力。過去未開發的市場得到發展並且獲利,這種商業模式並不尋常,其成形的動機包括新公共責任意識的抬頭到道德的義務,甚至包括了股東價值。正如書中所言,新的解決方案的創新者和投資者,帶動了「解方經濟」。

「解方經濟」並不只是一個經濟的機會而已,它是一個全新的解決社會問題的方式。這套解決模式具備基本的科技知識以及全新的商業模式,且適合運用於各種產業。不論問題的核心是公眾的或私人的、社會的或商業性的、經濟層面或政治層面的,這些都不足以影響整個模式的設計。更進一步的,這些造勢者更具備了能力以及精力,更願意去接觸以往所沒有人願意接觸的部分,他們可以從以往從未開發過的管道募得資金,同時平衡運用社會網路以刺激新興市場,來解決根深柢固的社會問題。

在過去十幾二十年裡,政府所扮演的角色有了十分重要的改變。有時政府扮演出資者的角色;有時又不全是出資者的角色;有時政府負責整合所有的參與者;有時政府是創造市場的人;有時政府成了貢獻解決方案的人;更有些時候,政府要退出整個遊戲之外,讓真正可以解決問題的參與者進場解決問題。

這種趨勢正往另一種全球化邁進,能因勢利導順應此種趨勢的國家,其社會問題會得到平和解決,問題也會減少,逆此趨勢的國家,將會在一段動亂、抗議和社會運動過程中,付出所謂「社會成本」之後加入行列。當前的台灣屬於後者,318太陽花學運扮演逼迫政府改變角色的動力,而學運本身作了很好的示範,不只學生們分工合作各自從事拿手的工作,有的扮演造勢者,有的扮演資訊傳遞者,有的扮演物流管理者,有的扮演維持秩序者,於是在有序分工、各自努力,相互和諧溝通下,平順地解決各種問題,而各個公民團體也都主動從事自己拿手的工作,沒能親身參與運動者,則透過管道出錢、出力提供物資,我們更見識到年輕人妥善運用電腦科技的功力和效果。這個運動並非要推翻政府,也不是要消滅政府,而是要政府在適當的「體制」下扮演合宜的角色,做「對的事」,且把「對的事做好」。不過,當今政府領導者及部份台灣人似乎並未從該運動中得到啟示。

做真人、辦真事、說真話、和諧分工

值得強調的是,該書所描述的社會可說回到亞當.史密斯(Adam Smith)的世界,兩百多年前(1776年)史密斯就在《原富》(An Inquiry into the Nature and Causes of the Wealth of Nations)這本經典裡標榜「分工」的重要,而分工之後則需「合作」。要分工的效果好必需各個參與者從事符合自己「比較利益」(comparative advantage)的職務,亦即施展「天生我才必有用」的最佳用途,而要分工合作達極致,要以最佳「道德情操」為之,「誠信」、「信任」、「互信」則是最根本的,人際間和諧、善意溝通、不欺騙、不爾虞我詐,每個人「做真人、辦真事、說真話」,這也就是「自助、互助、天助」的社會。

對照當前的人間,還是差很遠。不過,經由本書,我們不只看到希望,也見識到不少人已自動自發起而行,這真是「返本歸真」的寫照。也讓我們對將掃除、洗滌人間的污垢,進而「淨化人心」有了信心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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