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29日《新華網》刊文，中共教育部長袁貴仁在大陸高校座談會上高調宣稱高校必須加強「意識形態陣地管理」：「絕不能讓傳播西方價值觀念的教材進入我們的課堂」；「不允許各種抹黑社會主義的言論在大學課堂出現」；「不允許教師在課堂上發牢騷、泄怨氣」。一石激起千層浪，袁部長的話音剛落，網路上迅即反對聲四起，種種追問、質疑、批駁、揶揄、奚落、反諷……此起彼伏，不絕於耳，公共知識分子、高校知名學者帶頭，各路網民紛紛轉發、點贊，袁部長的幾句話讓網路又大大地熱鬧了一回。
遭遇如此猛烈之反彈，想來必不在袁部長意料之中，堂堂一個部長竟然被國民們嬉笑怒罵到顏面掃地，不知他現在是否會後悔：29號座談會上的表演要是低調些就好了。然而，但凡一個熱點現象的出現，要反思的都不應只是當事者本人。一個社會熱點，它是不易察覺的民心民意的外顯化，是社會價值觀念轉變的晴雨表，就袁部長遭聲討這一社會熱點而言，民意所指就絕不單單是一個教育部、一個袁部長，這一次官方與民間觀點的直接對抗，核心問題是國民對半個多世紀來中共意識形態鉗制自由思想的一次公開抗議。
袁部長的講話義正言辭、簡明扼要，長期生活在中國大陸共產體制下的國人們對類似這樣的政治宣講、政治威脅也都是耳熟能詳的了。袁部長的政治套話的意思不外乎是：「西方價值觀念」不僅是錯誤的，而且還是居心叵測和險惡的，並且它還極具欺騙性、誘惑性；在社會主義與「西方價值觀念」對峙，共產意識形態正處在前所未有之挑戰之時刻，教育部有權力要求和指揮教師們想社會主義之所想，教社會主義之所教。
以子之矛，攻子之盾。人們當即不約而同反問：這個共產主義不就是歐洲上空的一個幽靈，由西而來降至我東土的嗎？一個用「西方」學說砸爛了本土文明後建立起來的政權，現在卻大談什麼拒絕「西方價值觀念」，豈不是陷入邏輯上的自我證違？這自然難免引來人們的鬨笑。
為了澄清這種邏輯上的混亂，《求是》雜誌2月2日刊發中國社科院「國家文化安全與意識形態建設研究中心」副主任朱繼東為袁貴仁辯護的文章。文章解釋「西方價值觀念」主要是指「以美國為代表的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宣揚的憲政民主、『普世價值』、公民社會、新自由主義、歷史虛無主義等錯誤政治思潮及其宣揚的西方政治價值觀」，朱文指責有人是在「故意曲解」袁講話的意思，是有「險惡用心」的。
朱文的立場表達比袁貴仁的講話更直接，卻非但不能制止人們對袁貴仁的嘲笑，反而只是將自己也貢獻出來成為供大家嗤笑的一個小丑而已。18世紀開始的工業革命與思想啟蒙運動，逐漸打破了此前社會等級的概念，公民精神由此誕生。我們可以說，公民社會的出現，是現代文明發展的一種必然。進入二十一世紀，互聯網技術迅猛發展，信息傳遞越來越快，透明度越來越高，越來越公開化。更大大增強了公民參與社會事務的廣度與深度，這其中當然也會包含政治事務。特別對於中國這樣一個獨特的共產國家，既然它已經接受了西方的科技文明的成果，已接受了全球化自由市場的運行規則，並加入成為其中一員，它又怎麼可能阻擋得了那個與西方的技術、西方的經濟運作程式相配套的社會結構——公民社會在中國的落地生根呢？至於說憲政這種契約政治，也是18世紀公民精神興起後，為保護公民權利、限制公共權力而逐步完善起來的一套行之有效的政治體制。憲政國家的政治實踐證明，它也是基本適應於現代公民社會的社會管理模式。
儘管袁貴仁部長和朱繼東副主任說起「西方價值觀念」、「抹黑社會主義的言論」時擺出一幅很強硬的架勢，在理性的闡釋與論證面前他們的強硬態度卻變得不可理喻，也只不過是為掩飾他們的無知、愚蠢或者明知錯誤也不改過的蠻不講理而故作姿態罷了。
朱繼東文章中，普世價值也被包括進了反社會主義價值觀的「西方價值觀念」之中。朱文中「普世價值」四個字是被加了引號的：因為在被共產意識形態洗了腦的人眼裡，普世價值並不存在。在共產思維中，好與壞沒有絕對的標準，人們都只是在為私的利益之心的基礎之上來判定善與惡、好與壞，這也就是共產主義的理論核心——所謂「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的觀點了。這一觀點，恰恰證明了共產學說是與人類文明格格不入、背道而馳的一個怪胎。如果沒有普世的價值標準，人類必將陷入無法想象的混亂之中；人類的歷史證明，就是因為有普世價值的存在，人們才可能通過友好的協商解決各種矛盾糾紛；才會在各自的文化中發展出近似的情感和道德觀念；才會同仇敵愾去共同迎戰各種殘暴與醜惡對人類整體的威脅；才會在有聖者賢人出現時，人們心甘情願去追隨。共產理論不承認普世價值的存在，其本質上是將人性定性為利益至上的性惡論。然而，追溯到共產學說的鼻祖，馬克思在他的理論論述中就已暴露出了這種觀點的無法自洽。試想，一邊譴責剝削者，追求所謂的正義與崇高，一邊又否定有超功利層面的善惡標準的存在，那麼馬氏自己說過的所有那些有關道德的美妙的頗具煽動性的詞句豈不都也成了空中樓閣？一個理論，在其創立之初即是謊言，至於後來者假其謊言建立起來的政體，也就只能繼續沿著這謊言所指的錯誤的方向越走越偏離普世價值之常軌了。
如此大言不慚地當眾否定、藐視普世價值，在世界其它國家的人們看來真可謂是滑天下之大稽的可笑之人可笑之事。只是那長期浸泡在共產邪說裡，為升官發財的中共官員，或趨炎附勢的所謂中共御用學者，被一點眼前的小利熏迷了良心，被世人嘲笑也不自知，因而愈發顯得猥瑣荒唐。普天下還有幾個社會主義國家？還敢搖頭擺尾說什麼「中國共產黨人所信仰的馬克思列寧主義就是國外先進文化的代表」（朱繼東語），被人罵成「腦殘」真是一點不為過了。
朱繼東文中說人們把共產意識形態歸入袁部長批判的「西方價值觀念」之中，是有意混淆概念的「別有用心」，此話說得倒是不錯。人們是鑽了袁部長講話邏輯錯亂的空子，奚落的不只是一個袁部長，而是對中共政權整體的恬不知恥的詰難與指責。共產理論，在其社會實踐過程中從來採用的都是專制獨裁的辦法，而因為其指導理論的龐雜，又使得它的獨裁統治相比其它獨裁有著更迷惑人的華麗外衣。
馬克思的著述幾乎包羅萬有，細究起來，在其追求人類自由平等的崇高遠大的空洞遠景下，掩蓋的卻是粗糙鄙陋的利益決定論和無情無義的暴力鬥爭學說。中共政權在其執政過程中，對從其鼻祖處學來的這套蒙人術運用得嫻熟自如。要想誇誰想利用什麼，就說什麼是符合共產主義的；要想打倒誰想整垮什麼，就說你是反共產主義的敵對勢力。半個多世紀來，中共政權一直就是這樣任其好惡地在中國大地上折騰著各種運動，玩著各種手腕，犯下無數錯誤和罪行，卻依然牢牢把持權力，反覆無常而又能言善辯地欺騙著中國的民眾。
但是，把戲總是老一套，終有被識破的一天；貪婪和無恥被無限放縱，再大的遮羞布也總有蓋不住的一天。今天的中共政權把戲已經耍盡，那些空洞的共產學說也再難掩蓋住數不盡的中共官員們的醜行。事實證明，嘴上高調唱得越響，惡事可能做的就越多。這不，袁部長一高舉社會主義大旗，立馬就有人在網上披露了對他和他兒子貪腐行為的舉報信。一個依仗職務之便，破壞教材選用正常程序，違法違規出版教材，從中牟取巨額私利的部長，他口號喊得再正確，又怎麼會有人相信他呢？人們早就看穿：「權貴的任何政治表白第一動機是自身政治利益，而非政治文宣所虛擬的漂亮誘人的正義目的」（摘自新浪微博），中共的官員們很習慣拿政治大話當濫用權力的遮羞布，但當人們把這樣的伎倆揭穿，遮羞布也就成了官員們脫不得也穿不得的皇帝的新衣了。
一個官員當面一套背後一套，是這一個官員的問題；所有的官員都是表面「偉、光、正」，背地裡狠毒齷齪無恥下流，那就是整個制度的問題。共產制度是一片邪惡的土壤，在這片土壤中已無法生長出品性優良的官員。中共政權已陷入危機，這已是無法逃避的事實，然而其危機的出現根本就不是什麼國外的敵對勢力，而是其自己選擇背人類普世價值而行的必然結果。
在中共政權危如累卵、朝不保夕的時刻，有人愈是發出垂死掙扎之歇斯底裡的保共產邪說之論調，亦是其在共產體制下做惡太多無法與其切割的必然。但是，今天中國人已是愈來愈清醒和勇敢起來，逐漸的，對共產邪說的摒棄與清算的勢頭會越來越猛，現在中共官員們就已經感到無處藏身的壓力了，如再不識時務改過自新，可以預見的是，不久的將來，隨著中共的徹底崩潰，那些倚仗著共產威權做過的壞事都必然會受到人間正義的制裁。
遭遇如此猛烈之反彈，想來必不在袁部長意料之中，堂堂一個部長竟然被國民們嬉笑怒罵到顏面掃地，不知他現在是否會後悔：29號座談會上的表演要是低調些就好了。然而，但凡一個熱點現象的出現，要反思的都不應只是當事者本人。一個社會熱點，它是不易察覺的民心民意的外顯化，是社會價值觀念轉變的晴雨表，就袁部長遭聲討這一社會熱點而言，民意所指就絕不單單是一個教育部、一個袁部長，這一次官方與民間觀點的直接對抗，核心問題是國民對半個多世紀來中共意識形態鉗制自由思想的一次公開抗議。
袁部長的講話義正言辭、簡明扼要，長期生活在中國大陸共產體制下的國人們對類似這樣的政治宣講、政治威脅也都是耳熟能詳的了。袁部長的政治套話的意思不外乎是：「西方價值觀念」不僅是錯誤的，而且還是居心叵測和險惡的，並且它還極具欺騙性、誘惑性；在社會主義與「西方價值觀念」對峙，共產意識形態正處在前所未有之挑戰之時刻，教育部有權力要求和指揮教師們想社會主義之所想，教社會主義之所教。
以子之矛，攻子之盾。人們當即不約而同反問：這個共產主義不就是歐洲上空的一個幽靈，由西而來降至我東土的嗎？一個用「西方」學說砸爛了本土文明後建立起來的政權，現在卻大談什麼拒絕「西方價值觀念」，豈不是陷入邏輯上的自我證違？這自然難免引來人們的鬨笑。
為了澄清這種邏輯上的混亂，《求是》雜誌2月2日刊發中國社科院「國家文化安全與意識形態建設研究中心」副主任朱繼東為袁貴仁辯護的文章。文章解釋「西方價值觀念」主要是指「以美國為代表的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宣揚的憲政民主、『普世價值』、公民社會、新自由主義、歷史虛無主義等錯誤政治思潮及其宣揚的西方政治價值觀」，朱文指責有人是在「故意曲解」袁講話的意思，是有「險惡用心」的。
朱文的立場表達比袁貴仁的講話更直接，卻非但不能制止人們對袁貴仁的嘲笑，反而只是將自己也貢獻出來成為供大家嗤笑的一個小丑而已。18世紀開始的工業革命與思想啟蒙運動，逐漸打破了此前社會等級的概念，公民精神由此誕生。我們可以說，公民社會的出現，是現代文明發展的一種必然。進入二十一世紀，互聯網技術迅猛發展，信息傳遞越來越快，透明度越來越高，越來越公開化。更大大增強了公民參與社會事務的廣度與深度，這其中當然也會包含政治事務。特別對於中國這樣一個獨特的共產國家，既然它已經接受了西方的科技文明的成果，已接受了全球化自由市場的運行規則，並加入成為其中一員，它又怎麼可能阻擋得了那個與西方的技術、西方的經濟運作程式相配套的社會結構——公民社會在中國的落地生根呢？至於說憲政這種契約政治，也是18世紀公民精神興起後，為保護公民權利、限制公共權力而逐步完善起來的一套行之有效的政治體制。憲政國家的政治實踐證明，它也是基本適應於現代公民社會的社會管理模式。
儘管袁貴仁部長和朱繼東副主任說起「西方價值觀念」、「抹黑社會主義的言論」時擺出一幅很強硬的架勢，在理性的闡釋與論證面前他們的強硬態度卻變得不可理喻，也只不過是為掩飾他們的無知、愚蠢或者明知錯誤也不改過的蠻不講理而故作姿態罷了。
朱繼東文章中，普世價值也被包括進了反社會主義價值觀的「西方價值觀念」之中。朱文中「普世價值」四個字是被加了引號的：因為在被共產意識形態洗了腦的人眼裡，普世價值並不存在。在共產思維中，好與壞沒有絕對的標準，人們都只是在為私的利益之心的基礎之上來判定善與惡、好與壞，這也就是共產主義的理論核心——所謂「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的觀點了。這一觀點，恰恰證明了共產學說是與人類文明格格不入、背道而馳的一個怪胎。如果沒有普世的價值標準，人類必將陷入無法想象的混亂之中；人類的歷史證明，就是因為有普世價值的存在，人們才可能通過友好的協商解決各種矛盾糾紛；才會在各自的文化中發展出近似的情感和道德觀念；才會同仇敵愾去共同迎戰各種殘暴與醜惡對人類整體的威脅；才會在有聖者賢人出現時，人們心甘情願去追隨。共產理論不承認普世價值的存在，其本質上是將人性定性為利益至上的性惡論。然而，追溯到共產學說的鼻祖，馬克思在他的理論論述中就已暴露出了這種觀點的無法自洽。試想，一邊譴責剝削者，追求所謂的正義與崇高，一邊又否定有超功利層面的善惡標準的存在，那麼馬氏自己說過的所有那些有關道德的美妙的頗具煽動性的詞句豈不都也成了空中樓閣？一個理論，在其創立之初即是謊言，至於後來者假其謊言建立起來的政體，也就只能繼續沿著這謊言所指的錯誤的方向越走越偏離普世價值之常軌了。
如此大言不慚地當眾否定、藐視普世價值，在世界其它國家的人們看來真可謂是滑天下之大稽的可笑之人可笑之事。只是那長期浸泡在共產邪說裡，為升官發財的中共官員，或趨炎附勢的所謂中共御用學者，被一點眼前的小利熏迷了良心，被世人嘲笑也不自知，因而愈發顯得猥瑣荒唐。普天下還有幾個社會主義國家？還敢搖頭擺尾說什麼「中國共產黨人所信仰的馬克思列寧主義就是國外先進文化的代表」（朱繼東語），被人罵成「腦殘」真是一點不為過了。
朱繼東文中說人們把共產意識形態歸入袁部長批判的「西方價值觀念」之中，是有意混淆概念的「別有用心」，此話說得倒是不錯。人們是鑽了袁部長講話邏輯錯亂的空子，奚落的不只是一個袁部長，而是對中共政權整體的恬不知恥的詰難與指責。共產理論，在其社會實踐過程中從來採用的都是專制獨裁的辦法，而因為其指導理論的龐雜，又使得它的獨裁統治相比其它獨裁有著更迷惑人的華麗外衣。
馬克思的著述幾乎包羅萬有，細究起來，在其追求人類自由平等的崇高遠大的空洞遠景下，掩蓋的卻是粗糙鄙陋的利益決定論和無情無義的暴力鬥爭學說。中共政權在其執政過程中，對從其鼻祖處學來的這套蒙人術運用得嫻熟自如。要想誇誰想利用什麼，就說什麼是符合共產主義的；要想打倒誰想整垮什麼，就說你是反共產主義的敵對勢力。半個多世紀來，中共政權一直就是這樣任其好惡地在中國大地上折騰著各種運動，玩著各種手腕，犯下無數錯誤和罪行，卻依然牢牢把持權力，反覆無常而又能言善辯地欺騙著中國的民眾。
但是，把戲總是老一套，終有被識破的一天；貪婪和無恥被無限放縱，再大的遮羞布也總有蓋不住的一天。今天的中共政權把戲已經耍盡，那些空洞的共產學說也再難掩蓋住數不盡的中共官員們的醜行。事實證明，嘴上高調唱得越響，惡事可能做的就越多。這不，袁部長一高舉社會主義大旗，立馬就有人在網上披露了對他和他兒子貪腐行為的舉報信。一個依仗職務之便，破壞教材選用正常程序，違法違規出版教材，從中牟取巨額私利的部長，他口號喊得再正確，又怎麼會有人相信他呢？人們早就看穿：「權貴的任何政治表白第一動機是自身政治利益，而非政治文宣所虛擬的漂亮誘人的正義目的」（摘自新浪微博），中共的官員們很習慣拿政治大話當濫用權力的遮羞布，但當人們把這樣的伎倆揭穿，遮羞布也就成了官員們脫不得也穿不得的皇帝的新衣了。
一個官員當面一套背後一套，是這一個官員的問題；所有的官員都是表面「偉、光、正」，背地裡狠毒齷齪無恥下流，那就是整個制度的問題。共產制度是一片邪惡的土壤，在這片土壤中已無法生長出品性優良的官員。中共政權已陷入危機，這已是無法逃避的事實，然而其危機的出現根本就不是什麼國外的敵對勢力，而是其自己選擇背人類普世價值而行的必然結果。
在中共政權危如累卵、朝不保夕的時刻，有人愈是發出垂死掙扎之歇斯底裡的保共產邪說之論調，亦是其在共產體制下做惡太多無法與其切割的必然。但是，今天中國人已是愈來愈清醒和勇敢起來，逐漸的，對共產邪說的摒棄與清算的勢頭會越來越猛，現在中共官員們就已經感到無處藏身的壓力了，如再不識時務改過自新，可以預見的是，不久的將來，隨著中共的徹底崩潰，那些倚仗著共產威權做過的壞事都必然會受到人間正義的制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