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六十多年來，因為仇恨教育、愚民宣傳和對古典文明的全面破壞，一種新的語言風格漸漸形成。中國的語言開始變得粗鄙殘忍，這很大程度要歸咎於共產黨的統治。
不久前，我走過三亞的一條街道，聽到有家店鋪在播放著名的共產黨讚歌《社會主義好》的搖滾版。雖然我對這首歌深感厭惡，但在音樂響起時，我還是會下意識地跟著哼唱：「反動派，被打倒，帝國主義夾著尾巴逃跑了……共XX好，共XX好，共XX是人民的好領導……」
幾十年間，這些共產黨為讚美自己而推出的歌曲從來沒有從中國人的耳邊消失。對很多 人，包括我自己來說，這些歌曲伴隨著我們的青年時代。直至今日，儘管共產黨所宣稱的共產主義已經僅僅體現在其名字上，這些歌曲依然常常出現在中國的電視 上、廣播中。很難估量它們對中國人的語言和心靈造成了多麼大的影響。
領導人在嚴肅場合講話使用粗俗字眼
在共產黨統治中國的六十多年中，因為仇恨教育、愚民宣傳，再加上對古典文明的全面破壞，一種新的語言風格漸漸形成。中國的語言開始變得粗鄙殘忍，而這很大程度要歸咎於共產黨的統治。
無論官方文告、文學學術著作，還是私人言談，都可以看到這種「有中國特色的語言」。
中國政府的高層人物會在那些極為嚴肅的場合，或正式的演講中使用一些極為俚俗的語言，比如「打鐵還需自身硬」。官方公告和晚間新聞聯播中宣講「和諧社會」和「中國精神」。國家主席習近平說過著名的「絕不許吃共產黨的飯、砸共產黨的鍋」。
政府的宣傳和教育機器將這些殘忍和嗜血的語言灌輸到每個人的耳朵中。在教材中，我們 學習數不清的殘酷的英雄事蹟：「用胸膛堵槍眼，把炸藥包托在手上引爆，趴在熊熊烈火中一動不動，直至被燒死。」在中國，幾乎每一個孩子都要戴紅領巾，那是 「用烈士的鮮血染成的」；很多成人都唱過《少先隊隊歌》：「時刻準備，建立功勳，要把敵人消滅乾淨」。
幾十年來宣傳機器地反復引用，使這種語言風格直接進入中國人的頭腦以及日常話語系統中。在最近幾年中，我甚至聽到我的一些朋友，那些批評政府的異議人士，也在使用這種宣傳語言，而且不是在說反話。
語言被革命化、政治化深入人心
兩年前，在山西中部的一座小城，我聽到兩位老農站在路邊辯論，主題大約是「米飯和饅頭哪個更好吃」，當辯論升溫時，其中一位批評對方「你這是形而上學。」
毛澤東對形而上學持懷疑態度，所以很多年來，在中國的宣傳語系下，形而上學成為了一 種可疑的理論，一個輕蔑的辭彙。可以想見，那兩位農民對形而上學並沒有多少瞭解，他們只是從黨的宣傳詞典中學來這個詞，用它表達對對方的侮辱。其他的一些 辭彙，比如「唯心主義」和「小資」，也成了萬能的批評用詞，即使那些使用這些辭彙的人並不真正瞭解它們的意思。
革命性語言在普通中國人的話語中普遍存在。我們把工業、農業在內的一切行業都稱之為「戰線」（幾乎所有工作的場所都可以稱為陣地）。帶病堅持工作通常被稱為「輕傷不下火線」。一些大企業會把它的銷售隊伍稱為「集團軍」、「師」、「團」，把銷售區域稱為「戰區」。
漢學家林培瑞(Perry Link)和其他一些學者把這種語言稱為「毛氏語言」。在2012年發表在美國亞洲學會網站ChinaFile上的一篇文章中， 林培瑞寫到，這種話語比「大多數語言更賦軍事隱喻和政治偏見」。在那篇文章中，他給出了一些關於毛氏語言是如何根植到日常生活用語中的例子：「大陸人即使 到今天，還是會在飯局快結束時讓他們的朋友將剩餘的飯菜『消滅乾淨』；上次我在北京時，一個小男孩在公車上對他的媽媽說：『媽，我要尿尿』，他的媽媽回 答說：『堅持！司機叔叔不能在這裡停車。』」
思想可以敗壞語言，語言也可敗壞思想
這種新式中國語言的根源要回溯到毛澤東時代。在1942年延安講話上，毛澤東勸告作 家和藝術家要「為人民服務」，要使用人民看得懂的語言。甚至在共產黨執政之前，他就曾撰文指責文藝作品使用「人民群眾」看不懂的那些「不三不四」的詞句。 作為對毛澤東命令的直接回應，黨內宣傳機器開始宣揚一種「人民的語言」——一種直白而易於理解的語言。
中國共產黨這種將我們的語言低級化的行為是一個故意而為之的努力，目的是要貶損公共論述。文化大革命將這種行為推向極致。知識份子理性的討論被完全否決。在這種氛圍下，詞語失去了其真正的意義。共產黨可以運用語言來模糊界限和說謊。
例如，高級官員時常把「法治」掛在嘴邊，但當他們談及法治時，他們的意思是共產黨用法律去統治人民。
這種故意運用模糊和讓人困惑的語言的做法的目的非常明確 ：隱瞞中國缺乏民主的真相，假裝民主已經存在。
我無法給出怎樣才能拒絕官方語言體系的答案。我也不知道怎樣才能阻止這種語言滲透到我們的方言中。甚至一些像我一樣的作家，雖然清楚地意識到共產黨試圖操縱我們，但仍時常無法避免哼唱那些歌頌共產黨的歌曲。
喬治·奧威爾(George Orwell)的話最能表達我的擔心，他寫道：「如果思想可以敗壞語言,那語言也同樣可以敗壞思想。」
（原載紐約時報5月26日Facebook中文）
不久前，我走過三亞的一條街道，聽到有家店鋪在播放著名的共產黨讚歌《社會主義好》的搖滾版。雖然我對這首歌深感厭惡，但在音樂響起時，我還是會下意識地跟著哼唱：「反動派，被打倒，帝國主義夾著尾巴逃跑了……共XX好，共XX好，共XX是人民的好領導……」
幾十年間，這些共產黨為讚美自己而推出的歌曲從來沒有從中國人的耳邊消失。對很多 人，包括我自己來說，這些歌曲伴隨著我們的青年時代。直至今日，儘管共產黨所宣稱的共產主義已經僅僅體現在其名字上，這些歌曲依然常常出現在中國的電視 上、廣播中。很難估量它們對中國人的語言和心靈造成了多麼大的影響。
領導人在嚴肅場合講話使用粗俗字眼
在共產黨統治中國的六十多年中，因為仇恨教育、愚民宣傳，再加上對古典文明的全面破壞，一種新的語言風格漸漸形成。中國的語言開始變得粗鄙殘忍，而這很大程度要歸咎於共產黨的統治。
無論官方文告、文學學術著作，還是私人言談，都可以看到這種「有中國特色的語言」。
中國政府的高層人物會在那些極為嚴肅的場合，或正式的演講中使用一些極為俚俗的語言，比如「打鐵還需自身硬」。官方公告和晚間新聞聯播中宣講「和諧社會」和「中國精神」。國家主席習近平說過著名的「絕不許吃共產黨的飯、砸共產黨的鍋」。
政府的宣傳和教育機器將這些殘忍和嗜血的語言灌輸到每個人的耳朵中。在教材中，我們 學習數不清的殘酷的英雄事蹟：「用胸膛堵槍眼，把炸藥包托在手上引爆，趴在熊熊烈火中一動不動，直至被燒死。」在中國，幾乎每一個孩子都要戴紅領巾，那是 「用烈士的鮮血染成的」；很多成人都唱過《少先隊隊歌》：「時刻準備，建立功勳，要把敵人消滅乾淨」。
幾十年來宣傳機器地反復引用，使這種語言風格直接進入中國人的頭腦以及日常話語系統中。在最近幾年中，我甚至聽到我的一些朋友，那些批評政府的異議人士，也在使用這種宣傳語言，而且不是在說反話。
語言被革命化、政治化深入人心
兩年前，在山西中部的一座小城，我聽到兩位老農站在路邊辯論，主題大約是「米飯和饅頭哪個更好吃」，當辯論升溫時，其中一位批評對方「你這是形而上學。」
毛澤東對形而上學持懷疑態度，所以很多年來，在中國的宣傳語系下，形而上學成為了一 種可疑的理論，一個輕蔑的辭彙。可以想見，那兩位農民對形而上學並沒有多少瞭解，他們只是從黨的宣傳詞典中學來這個詞，用它表達對對方的侮辱。其他的一些 辭彙，比如「唯心主義」和「小資」，也成了萬能的批評用詞，即使那些使用這些辭彙的人並不真正瞭解它們的意思。
革命性語言在普通中國人的話語中普遍存在。我們把工業、農業在內的一切行業都稱之為「戰線」（幾乎所有工作的場所都可以稱為陣地）。帶病堅持工作通常被稱為「輕傷不下火線」。一些大企業會把它的銷售隊伍稱為「集團軍」、「師」、「團」，把銷售區域稱為「戰區」。
漢學家林培瑞(Perry Link)和其他一些學者把這種語言稱為「毛氏語言」。在2012年發表在美國亞洲學會網站ChinaFile上的一篇文章中， 林培瑞寫到，這種話語比「大多數語言更賦軍事隱喻和政治偏見」。在那篇文章中，他給出了一些關於毛氏語言是如何根植到日常生活用語中的例子：「大陸人即使 到今天，還是會在飯局快結束時讓他們的朋友將剩餘的飯菜『消滅乾淨』；上次我在北京時，一個小男孩在公車上對他的媽媽說：『媽，我要尿尿』，他的媽媽回 答說：『堅持！司機叔叔不能在這裡停車。』」
思想可以敗壞語言，語言也可敗壞思想
這種新式中國語言的根源要回溯到毛澤東時代。在1942年延安講話上，毛澤東勸告作 家和藝術家要「為人民服務」，要使用人民看得懂的語言。甚至在共產黨執政之前，他就曾撰文指責文藝作品使用「人民群眾」看不懂的那些「不三不四」的詞句。 作為對毛澤東命令的直接回應，黨內宣傳機器開始宣揚一種「人民的語言」——一種直白而易於理解的語言。
中國共產黨這種將我們的語言低級化的行為是一個故意而為之的努力，目的是要貶損公共論述。文化大革命將這種行為推向極致。知識份子理性的討論被完全否決。在這種氛圍下，詞語失去了其真正的意義。共產黨可以運用語言來模糊界限和說謊。
例如，高級官員時常把「法治」掛在嘴邊，但當他們談及法治時，他們的意思是共產黨用法律去統治人民。
這種故意運用模糊和讓人困惑的語言的做法的目的非常明確 ：隱瞞中國缺乏民主的真相，假裝民主已經存在。
我無法給出怎樣才能拒絕官方語言體系的答案。我也不知道怎樣才能阻止這種語言滲透到我們的方言中。甚至一些像我一樣的作家，雖然清楚地意識到共產黨試圖操縱我們，但仍時常無法避免哼唱那些歌頌共產黨的歌曲。
喬治·奧威爾(George Orwell)的話最能表達我的擔心，他寫道：「如果思想可以敗壞語言,那語言也同樣可以敗壞思想。」
（原載紐約時報5月26日Facebook中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