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從習近平、王岐山的反腐運動以來，大批的官員和商人攜帶資金和家屬逃亡到國外。規模之大，已經影響到了所在國的經濟。據媒體報道，在美國的許多城市裡，都出現了所謂的二奶村。可見外逃的潮流已經不可忽視了。
這種貪官和姦商的外逃規模，與西方民主國家外逃貪官的規模一比較，就可以看出制度性的差別了。儘管中共的媒體瞪大了眼睛，也能夠找出幾例民主國家裡貪官污吏被捕的新聞，大肆渲染。說；你看，西方的民主也有腐敗。但在民主國家很少聽說有貪官外逃，更別說形成了潮流。
為什麼呢？首先是貪官的數量少得多。有人民的千萬雙眼睛看著；特別是有反對黨苛刻而又專業的眼睛看著；又很少有徇私的機會。這樣的形勢下，貪贓枉法，徇私舞弊，那就是往槍口上撞呢。只有極少數腦子有病的人才會幹這種傻事。
共產黨這邊兒就不一樣了。一黨專政就是官場大家是一家人。一家人也有內鬥，但那是家務事。所以維護家規的紀律檢查委員會就成為了反腐敗的最高機構。而占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民群眾反倒成了外人。
這一下子就杜絕了人民的眼睛和專業的眼睛的監督和制約。失去了最主要和最有動力的制約，反腐敗就沒有了根。沒有了根的運動就是浮萍式的運動，必然會流於表面，水過地皮濕，不可能解決問題。這就是中國式反腐敗的現實。
從共產黨執政開始，共產黨的反腐敗進行了幾十年。結果是越反越腐敗，到現在已經是爛透了。有人比較過分的形容是全黨腐敗；全民腐敗，已經成熟為一種腐敗文化了。
雖然廣大的中下階層人民沒有能力，也不可能去腐敗。這種說法只不過是對現實的一種描述，一種誇張了一些的形容。但也反襯出人民群眾的無奈和憤怒。
憤怒發展到無奈的程度，就已經接近了臨界點。不在反抗中進步；就在沉默中滅亡。這就是習近平和王岐山看見的現實；也是大家都看見的現實。如何改變這個現實呢，有兩種選擇。
一種是改革政治體制，學習西方人成功的經驗。在民主體制所保障的言論自由的監督下；在民主體制若干反對黨的監督下，有效的遏制腐敗。讓潛在的貪官們不能、不敢以至於不想腐敗。我在西方和各級政治家打交道的所見所聞，看見的就是這種不能、不敢和不想的現實。
另一種就是習近平和王岐山選擇的堅持一黨專政的反腐敗模式。這種模式是中國實踐了兩千多年的失敗的模式；也是毛澤東早就又失敗了一次的模式。儘管毛澤東反腐敗的殘酷性僅次於朱元璋的剝皮萱草，也沒有真正遏制官場的腐敗。僅僅起到了暫時緩解腐敗的作用，隨著官僚階層的復辟而土崩瓦解。
這種模式能起到暫時緩解的作用，是因為剝皮萱草畢竟非常恐怖，沒人願意冒這種風險。但是監督制約不力，又給了貪官污吏和姦商們極大的想像空間。不僅想像，實踐上也大有可為。於是經過幾番吃螃蟹的試驗之後，腐敗就逐漸加速度，很快就蔚然成風了。
現在習近平王岐山選擇的一黨專政下的反腐敗，只能是毛澤東的模式。而且反覆強調沒有階段，沒有底線。在全黨腐敗的現實情況下，就必然是人人自危。於是就形成了古今中外的一大奇觀，貪官二奶移民潮，攜款贊助法治國家的經濟建設。
之所以毛澤東時代沒有這個現象，是因為那個時候閉關鎖國。和國際社會很少來往，錢多錢少都很難外逃。除了香港離的太近以外，其他地方很少有官員產生外逃的動機。現在不同了，經濟開放，人員和資金來往頻繁。外逃就是分分鐘的事兒。
正是在這種新常態之下，習近平和王岐山才想到了堵住這個漏洞。作出了追逃貪官奸商的所謂獵狐計劃。據媒體報道，為了這個計劃，習近平和王岐山將接連訪問美國，請求美國幫助實現這個計劃。形成對貪官污吏的斷其後路的策略。
這個策略在民主國家之間始終都很有效。是反對刑事犯罪的司法行動，向主權之外擴散的互助性的延伸。配合著國內的監督和制約，形成了犯罪分子無路可逃的客觀環境。是讓貪官污吏不能、不敢最後不想的條件之一。
甚至對專制國家也有制約作用。例如埃及利比亞的獨裁政權垮台之後，獨裁者們藏在西方銀行裡的贓款和政治後備金，就被政府下令凍結。這對獨裁者們企圖復辟的行為產生了實際的制約，也對歸還被侵吞的人民財產創造了條件。
所以八十年代胡耀邦總書記為了反腐敗，也曾經動過這個念頭。企圖派人和瑞士政府商量，祕密調查貪官們在外國銀行的存款。結果被鄧小平巧妙地阻止，無功而返。並且成為他在黨內被人反目成仇，最終被迫下台的幕後和真正的原因之一。
雖然胡耀邦的獵狐行動是因為內部原因而夭折。但是中共和西方法治國家之間的司法合作是否能夠成功；習近平和王岐山遊說美國政府的行動是否能夠成功。我將在下次節目裡和大家討論。
（文章只代表特約評論員個人的立場和觀點）
文章來源：自由亞洲電台
這種貪官和姦商的外逃規模，與西方民主國家外逃貪官的規模一比較，就可以看出制度性的差別了。儘管中共的媒體瞪大了眼睛，也能夠找出幾例民主國家裡貪官污吏被捕的新聞，大肆渲染。說；你看，西方的民主也有腐敗。但在民主國家很少聽說有貪官外逃，更別說形成了潮流。
為什麼呢？首先是貪官的數量少得多。有人民的千萬雙眼睛看著；特別是有反對黨苛刻而又專業的眼睛看著；又很少有徇私的機會。這樣的形勢下，貪贓枉法，徇私舞弊，那就是往槍口上撞呢。只有極少數腦子有病的人才會幹這種傻事。
共產黨這邊兒就不一樣了。一黨專政就是官場大家是一家人。一家人也有內鬥，但那是家務事。所以維護家規的紀律檢查委員會就成為了反腐敗的最高機構。而占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民群眾反倒成了外人。
這一下子就杜絕了人民的眼睛和專業的眼睛的監督和制約。失去了最主要和最有動力的制約，反腐敗就沒有了根。沒有了根的運動就是浮萍式的運動，必然會流於表面，水過地皮濕，不可能解決問題。這就是中國式反腐敗的現實。
從共產黨執政開始，共產黨的反腐敗進行了幾十年。結果是越反越腐敗，到現在已經是爛透了。有人比較過分的形容是全黨腐敗；全民腐敗，已經成熟為一種腐敗文化了。
雖然廣大的中下階層人民沒有能力，也不可能去腐敗。這種說法只不過是對現實的一種描述，一種誇張了一些的形容。但也反襯出人民群眾的無奈和憤怒。
憤怒發展到無奈的程度，就已經接近了臨界點。不在反抗中進步；就在沉默中滅亡。這就是習近平和王岐山看見的現實；也是大家都看見的現實。如何改變這個現實呢，有兩種選擇。
一種是改革政治體制，學習西方人成功的經驗。在民主體制所保障的言論自由的監督下；在民主體制若干反對黨的監督下，有效的遏制腐敗。讓潛在的貪官們不能、不敢以至於不想腐敗。我在西方和各級政治家打交道的所見所聞，看見的就是這種不能、不敢和不想的現實。
另一種就是習近平和王岐山選擇的堅持一黨專政的反腐敗模式。這種模式是中國實踐了兩千多年的失敗的模式；也是毛澤東早就又失敗了一次的模式。儘管毛澤東反腐敗的殘酷性僅次於朱元璋的剝皮萱草，也沒有真正遏制官場的腐敗。僅僅起到了暫時緩解腐敗的作用，隨著官僚階層的復辟而土崩瓦解。
這種模式能起到暫時緩解的作用，是因為剝皮萱草畢竟非常恐怖，沒人願意冒這種風險。但是監督制約不力，又給了貪官污吏和姦商們極大的想像空間。不僅想像，實踐上也大有可為。於是經過幾番吃螃蟹的試驗之後，腐敗就逐漸加速度，很快就蔚然成風了。
現在習近平王岐山選擇的一黨專政下的反腐敗，只能是毛澤東的模式。而且反覆強調沒有階段，沒有底線。在全黨腐敗的現實情況下，就必然是人人自危。於是就形成了古今中外的一大奇觀，貪官二奶移民潮，攜款贊助法治國家的經濟建設。
之所以毛澤東時代沒有這個現象，是因為那個時候閉關鎖國。和國際社會很少來往，錢多錢少都很難外逃。除了香港離的太近以外，其他地方很少有官員產生外逃的動機。現在不同了，經濟開放，人員和資金來往頻繁。外逃就是分分鐘的事兒。
正是在這種新常態之下，習近平和王岐山才想到了堵住這個漏洞。作出了追逃貪官奸商的所謂獵狐計劃。據媒體報道，為了這個計劃，習近平和王岐山將接連訪問美國，請求美國幫助實現這個計劃。形成對貪官污吏的斷其後路的策略。
這個策略在民主國家之間始終都很有效。是反對刑事犯罪的司法行動，向主權之外擴散的互助性的延伸。配合著國內的監督和制約，形成了犯罪分子無路可逃的客觀環境。是讓貪官污吏不能、不敢最後不想的條件之一。
甚至對專制國家也有制約作用。例如埃及利比亞的獨裁政權垮台之後，獨裁者們藏在西方銀行裡的贓款和政治後備金，就被政府下令凍結。這對獨裁者們企圖復辟的行為產生了實際的制約，也對歸還被侵吞的人民財產創造了條件。
所以八十年代胡耀邦總書記為了反腐敗，也曾經動過這個念頭。企圖派人和瑞士政府商量，祕密調查貪官們在外國銀行的存款。結果被鄧小平巧妙地阻止，無功而返。並且成為他在黨內被人反目成仇，最終被迫下台的幕後和真正的原因之一。
雖然胡耀邦的獵狐行動是因為內部原因而夭折。但是中共和西方法治國家之間的司法合作是否能夠成功；習近平和王岐山遊說美國政府的行動是否能夠成功。我將在下次節目裡和大家討論。
（文章只代表特約評論員個人的立場和觀點）
文章來源：自由亞洲電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