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京生:海外追逃貪官

2015年06月09日評論
自從習近平、王岐山的反腐運動以來,大批的官員和商人攜帶資金和家屬逃亡到國外。規模之大,已經影響到了所在國的經濟。據媒體報道,在美國的許多城市裡,都出現了所謂的二奶村。可見外逃的潮流已經不可忽視了。

這種貪官和姦商的外逃規模,與西方民主國家外逃貪官的規模一比較,就可以看出制度性的差別了。儘管中共的媒體瞪大了眼睛,也能夠找出幾例民主國家裡貪官污吏被捕的新聞,大肆渲染。說;你看,西方的民主也有腐敗。但在民主國家很少聽說有貪官外逃,更別說形成了潮流。

為什麼呢?首先是貪官的數量少得多。有人民的千萬雙眼睛看著;特別是有反對黨苛刻而又專業的眼睛看著;又很少有徇私的機會。這樣的形勢下,貪贓枉法,徇私舞弊,那就是往槍口上撞呢。只有極少數腦子有病的人才會幹這種傻事。

共產黨這邊兒就不一樣了。一黨專政就是官場大家是一家人。一家人也有內鬥,但那是家務事。所以維護家規的紀律檢查委員會就成為了反腐敗的最高機構。而占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民群眾反倒成了外人。

這一下子就杜絕了人民的眼睛和專業的眼睛的監督和制約。失去了最主要和最有動力的制約,反腐敗就沒有了根。沒有了根的運動就是浮萍式的運動,必然會流於表面,水過地皮濕,不可能解決問題。這就是中國式反腐敗的現實。

從共產黨執政開始,共產黨的反腐敗進行了幾十年。結果是越反越腐敗,到現在已經是爛透了。有人比較過分的形容是全黨腐敗;全民腐敗,已經成熟為一種腐敗文化了。

雖然廣大的中下階層人民沒有能力,也不可能去腐敗。這種說法只不過是對現實的一種描述,一種誇張了一些的形容。但也反襯出人民群眾的無奈和憤怒。

憤怒發展到無奈的程度,就已經接近了臨界點。不在反抗中進步;就在沉默中滅亡。這就是習近平和王岐山看見的現實;也是大家都看見的現實。如何改變這個現實呢,有兩種選擇。

一種是改革政治體制,學習西方人成功的經驗。在民主體制所保障的言論自由的監督下;在民主體制若干反對黨的監督下,有效的遏制腐敗。讓潛在的貪官們不能、不敢以至於不想腐敗。我在西方和各級政治家打交道的所見所聞,看見的就是這種不能、不敢和不想的現實。

另一種就是習近平和王岐山選擇的堅持一黨專政的反腐敗模式。這種模式是中國實踐了兩千多年的失敗的模式;也是毛澤東早就又失敗了一次的模式。儘管毛澤東反腐敗的殘酷性僅次於朱元璋的剝皮萱草,也沒有真正遏制官場的腐敗。僅僅起到了暫時緩解腐敗的作用,隨著官僚階層的復辟而土崩瓦解。

這種模式能起到暫時緩解的作用,是因為剝皮萱草畢竟非常恐怖,沒人願意冒這種風險。但是監督制約不力,又給了貪官污吏和姦商們極大的想像空間。不僅想像,實踐上也大有可為。於是經過幾番吃螃蟹的試驗之後,腐敗就逐漸加速度,很快就蔚然成風了。

現在習近平王岐山選擇的一黨專政下的反腐敗,只能是毛澤東的模式。而且反覆強調沒有階段,沒有底線。在全黨腐敗的現實情況下,就必然是人人自危。於是就形成了古今中外的一大奇觀,貪官二奶移民潮,攜款贊助法治國家的經濟建設。

之所以毛澤東時代沒有這個現象,是因為那個時候閉關鎖國。和國際社會很少來往,錢多錢少都很難外逃。除了香港離的太近以外,其他地方很少有官員產生外逃的動機。現在不同了,經濟開放,人員和資金來往頻繁。外逃就是分分鐘的事兒。

正是在這種新常態之下,習近平和王岐山才想到了堵住這個漏洞。作出了追逃貪官奸商的所謂獵狐計劃。據媒體報道,為了這個計劃,習近平和王岐山將接連訪問美國,請求美國幫助實現這個計劃。形成對貪官污吏的斷其後路的策略。

這個策略在民主國家之間始終都很有效。是反對刑事犯罪的司法行動,向主權之外擴散的互助性的延伸。配合著國內的監督和制約,形成了犯罪分子無路可逃的客觀環境。是讓貪官污吏不能、不敢最後不想的條件之一。

甚至對專制國家也有制約作用。例如埃及利比亞的獨裁政權垮台之後,獨裁者們藏在西方銀行裡的贓款和政治後備金,就被政府下令凍結。這對獨裁者們企圖復辟的行為產生了實際的制約,也對歸還被侵吞的人民財產創造了條件。

所以八十年代胡耀邦總書記為了反腐敗,也曾經動過這個念頭。企圖派人和瑞士政府商量,祕密調查貪官們在外國銀行的存款。結果被鄧小平巧妙地阻止,無功而返。並且成為他在黨內被人反目成仇,最終被迫下台的幕後和真正的原因之一。

雖然胡耀邦的獵狐行動是因為內部原因而夭折。但是中共和西方法治國家之間的司法合作是否能夠成功;習近平和王岐山遊說美國政府的行動是否能夠成功。我將在下次節目裡和大家討論。

(文章只代表特約評論員個人的立場和觀點)

文章來源:自由亞洲電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