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國人素以嚴謹認真著稱，辦任何事都一絲不苟、精益求精，例如眾所周知德國產品質量上乘、有口皆碑。近兩年在中國媒體及學術界頻繁可見「德國式政治潔癖」一詞，以此形容德國對其官員貪腐、不誠信或學術抄襲行為的極低容忍度，並認為這種「政治潔癖」與德國整體社會風氣有關。德國社會以講誠信為榮、視貪腐為恥，而以嚴謹著稱的德國人對政治人物的道德審查更是嚴上加嚴。我們把揭露或大或小貪腐人物形象地稱為「打蒼蠅」和「打老虎」。以此來看德國政壇反腐和反不誠信的特點，則德國堪稱只有「蒼蠅」而沒有「老虎」。為什麼德國能做到這樣？這可以從近年來德國政壇一系列貪腐或不誠信「大案」中找到答案。
一、德國政壇貪腐或不誠信「大案」
德國政壇貪腐或不誠信「大案」之首堪推2010年6月上台的德國前總統武爾夫在擔任下薩克森州州長期間試圖通過私人關係獲得房貸優惠，此事於2011年12月遭披露後他還干擾媒體報道，從而引發公眾憤怒，最終不得不於2012年2月下台以平息民怨。他上台時年僅51歲，是最年輕的德國總統，此時又成為德國在位時間最短並唯一因涉嫌貪腐而下台的總統。另一樁「大案」的主人公是前國防部長古滕貝格，1971年出生的他年輕有為，原本是人氣極高的「政治新星」且有可能成為默克爾的未來接班人，僅僅因博士論文「未充分交代引用來源」，非但於2011年2月被迫放棄博士頭銜，且在重壓之下辭去國防部長桂冠並遠走他鄉、定居美國。
無獨有偶，德國前教育和科研部長安妮特·沙范原在德國人心目中享有很高威望，作為默克爾總理的密友也多次被高度稱讚，其嚴謹、一絲不苟、兢兢業業作風和形象深入人心，但就在2012年5月，她於1980年撰寫的《人和良知：關於現今良知教育的條件、需要和要求研究》博士論文被人指認為涉嫌抄襲。儘管她的指導教授明確指出，沙范的論文「按照1980年的學術要求來說是完全符合規範的」（《萊茵郵報》，2012年10月16日），沙范也始終未承認自己有抄襲行為，並對杜塞爾多夫大學做出收回她博士學位的決定向法庭提出起訴，但出於「如果一個教育和科研部長在法庭上對一所大學提出起訴的話，會對這個部、對德國政府、對我所在的聯盟黨都造成不利影響」（沙范在聯邦政府2013年2月3日新聞發布會上的聲明）的考慮，沙范最終辭去部長職務。
以上三樁「大案」值得國人深思。從違規程度上說，這三位德國政壇重量級人物所犯的錯誤，在我們看來算不上了不起的問題，可以說只是「蒼蠅級」而非「老虎級」。不過德國人卻把「蒼蠅」當做「老虎」來打，堪稱「眼裡容不得砂子」，他們因此不得不承認錯誤、表示歉意並辭去公職，甚至徹底退出德國政壇。也難怪中國媒體稱德國人在政治上患有「潔癖」了。不過縱觀德國政壇、媒體或公眾意見，卻並不把這種現象視為「潔癖」，並不認為這是對政治家道德品質的「吹毛求疵」或「過度審查」。對官員道德的嚴要求，對政壇風氣的高標準，是深植在德國民眾心中根深蒂固的認知導向。而這種認知導向或曰德國民眾對政府官員的價值要求、道德品質要求，是長期以來逐漸形成的，從根源上來說，與德國的政治體制和國民思想道德修養有關。
二、制度建設與道德觀
各項制度對於人類社會而言必不可少，其核心原則理應是公平原則與合理原則。制度與道德的關係是：道德問題主要涉及個人，而制度問題則涉及全局和整體。常言說「好的制度能使壞人變成好人，壞的制度能使好人變成壞人」。合理的政治體制應當能激勵全體公民關心和參與公共事務，同時能夠阻止出現較大不公平、不合理的事情。在制度較為公平合理且公民教育較好的情況下，多數人易於自覺遵守各項規章制度，並逐漸形成較好的道德觀和價值觀。一方面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另方面對政治家的道德品質要求更高，因政治家是公共人物，必須接受民眾的監督。
德國政治體制是「政治潔癖」的前提和保證，使人民能夠最大限度的參與到政治事務中，並通過選舉權、發言權等影響政府官員的行為模式。多黨制使黨派之間形成互相監督的關係，規範政府官員作為。對德國官員進行監督的不僅只有人民，還有來自於不同黨派的力量。反對黨的監督毫不留情和近乎苛刻，客觀上對保持政壇潔凈利大於弊。尤其在競選期間，各黨派之間的「選舉戰」如火如荼，任何醜聞都會被拿來大做文章，並作為攻擊其他政黨的武器。這從客觀上使各黨派不敢庇護犯錯的官員，以免影響到整個黨派在民眾心中的威望。因此矛盾通常不會積累太多、太大，經常會出現比較小的危機，但大多都能及時解決，一個政黨執政不力便由另一個政黨上台。即使在官員已退出政治舞台之後，一旦被發現在任職期間違規也會被反對黨窮追猛打。
嚴謹的規則體系和立法使人們自動按照規則行事，使得德國在治理官員腐敗上有法可依，懲處得當。一方面，德國把廉政法制建設納入整個國家的立法體系，另方面則力圖將立法做到嚴密具體。德國反腐敗的主要法律依據是《德國刑法典》，1997年8月13日德國聯邦議會還通過了作為修正案法的《反腐敗法》，提高了賄賂案的量刑幅度，對公職賄賂罪制訂了從重處理的情況等。此外，德國社會對誠信的規範力度也非常之大，即使對普通民眾，一旦發現學術造假、偷稅漏稅、偽造信用記錄或其他「不道德」的行為，都會受到一定懲處。德國反貪腐的防火牆已築得很高，社會對貪腐和違規行為的容忍度很低，社會矛盾整體也較為緩和。在人人都嚴於律己的情況下，對官員違規行為的容忍度自然大大降低。
三、德國國民思想道德標準是「政治潔癖」的核心
政府作為公共權力機構是為國民提供公共服務、解決公共問題的。在德國，這種「政府是公權力機構」、「官員是為人民服務」的認知相當普遍。人們對於政府官員沒有所謂「崇拜」或覺得他們「高高在上」，而是認為應更嚴格的監督他們，以使他們更好的為公眾服務。在德國的媒體上鮮有看到為政府官員歌功頌德的文章，而更多的是誇張的漫畫、尖刻的評論、直接的意見。因此，各大媒體對於官員行為的監督，以及對於民眾意見的引導作用是不可忽視的。最近幾次德國官員落馬，便都是由《明鏡》周刊或是其他報紙首先爆出，再出現相關跟蹤報道。
既然政府的作用是提供公共服務，是堂堂正正、光明磊落的，那就沒有什麼事情不能告訴國民，這就要求公共權力機關的各種活動應當儘可能公開、透明。充分進行民主協商加上進行民主投票是可以普遍實行的政治決策方式，這也要求所有政治行為應儘可能公開透明。不管是多麼位居重位的官員，在被民眾懷疑是否犯錯時，都放下手邊的事務，面對面的接受質詢，直至平息民眾的不滿為止。對於官員犯錯，沒人會認為「他們日理萬機、才能出眾，因此被允許出一點小錯」，而是「作為被人民選舉出來的政府官員，應該更清楚如何約束自己」。
德國政壇領袖大多擁有博士頭銜，現政府16名內閣成員有10名是博士（英美等國政府則無此情況），一方面說明其教育水平和綜合素質相當高，另方面也易於造成沽名釣譽的傾向。在德國對於學術犯錯的容忍度非常之低，這與德國對教育的尊崇和對知識產權的弘揚是分不開的。「教育強國」的理念深植德國人心中，他們非常尊重學者和知識分子，因此對這個身份進行抹黑的行為令他們難以容忍。他們極其重視學術研究的規範和嚴謹，認為這才是德國科技領先於世界的根本。即使在目前歐債危機、各國實行緊縮財政的大背景下，各黨派為今年9月大選出台的競選綱領都明確指出，不能縮減對教育的投資，應鼓勵科技創新、保護知識產權。
這就是說，在德國是見「蒼蠅」人人喊打，「蒼蠅」無處藏身，「蒼蠅」還沒有來得及變成「老虎」就已被消滅，因此只有「蒼蠅」而沒有「老虎」。這說明反腐的關鍵是公開透明，讓公權力在陽光下運行，較小的錯已揭出便不可能再犯更大錯誤，因此德國很少有較大的貪腐案件。只有多管齊下，既要加強個人道德品質修養，也要完善和加強制度建設和監督，才能剷除腐敗產生的土壤。對我們來說，還要破除「家醜不可外揚」、「刑不上大夫」等舊觀念的束縛，牢記「小洞不補大洞吃苦」、「千裡之堤潰於蟻穴」，防微杜漸，對官員、對社會都善莫大焉。在這方面，德國的許多做法可資借鑒。
一、德國政壇貪腐或不誠信「大案」
德國政壇貪腐或不誠信「大案」之首堪推2010年6月上台的德國前總統武爾夫在擔任下薩克森州州長期間試圖通過私人關係獲得房貸優惠，此事於2011年12月遭披露後他還干擾媒體報道，從而引發公眾憤怒，最終不得不於2012年2月下台以平息民怨。他上台時年僅51歲，是最年輕的德國總統，此時又成為德國在位時間最短並唯一因涉嫌貪腐而下台的總統。另一樁「大案」的主人公是前國防部長古滕貝格，1971年出生的他年輕有為，原本是人氣極高的「政治新星」且有可能成為默克爾的未來接班人，僅僅因博士論文「未充分交代引用來源」，非但於2011年2月被迫放棄博士頭銜，且在重壓之下辭去國防部長桂冠並遠走他鄉、定居美國。
無獨有偶，德國前教育和科研部長安妮特·沙范原在德國人心目中享有很高威望，作為默克爾總理的密友也多次被高度稱讚，其嚴謹、一絲不苟、兢兢業業作風和形象深入人心，但就在2012年5月，她於1980年撰寫的《人和良知：關於現今良知教育的條件、需要和要求研究》博士論文被人指認為涉嫌抄襲。儘管她的指導教授明確指出，沙范的論文「按照1980年的學術要求來說是完全符合規範的」（《萊茵郵報》，2012年10月16日），沙范也始終未承認自己有抄襲行為，並對杜塞爾多夫大學做出收回她博士學位的決定向法庭提出起訴，但出於「如果一個教育和科研部長在法庭上對一所大學提出起訴的話，會對這個部、對德國政府、對我所在的聯盟黨都造成不利影響」（沙范在聯邦政府2013年2月3日新聞發布會上的聲明）的考慮，沙范最終辭去部長職務。
以上三樁「大案」值得國人深思。從違規程度上說，這三位德國政壇重量級人物所犯的錯誤，在我們看來算不上了不起的問題，可以說只是「蒼蠅級」而非「老虎級」。不過德國人卻把「蒼蠅」當做「老虎」來打，堪稱「眼裡容不得砂子」，他們因此不得不承認錯誤、表示歉意並辭去公職，甚至徹底退出德國政壇。也難怪中國媒體稱德國人在政治上患有「潔癖」了。不過縱觀德國政壇、媒體或公眾意見，卻並不把這種現象視為「潔癖」，並不認為這是對政治家道德品質的「吹毛求疵」或「過度審查」。對官員道德的嚴要求，對政壇風氣的高標準，是深植在德國民眾心中根深蒂固的認知導向。而這種認知導向或曰德國民眾對政府官員的價值要求、道德品質要求，是長期以來逐漸形成的，從根源上來說，與德國的政治體制和國民思想道德修養有關。
二、制度建設與道德觀
各項制度對於人類社會而言必不可少，其核心原則理應是公平原則與合理原則。制度與道德的關係是：道德問題主要涉及個人，而制度問題則涉及全局和整體。常言說「好的制度能使壞人變成好人，壞的制度能使好人變成壞人」。合理的政治體制應當能激勵全體公民關心和參與公共事務，同時能夠阻止出現較大不公平、不合理的事情。在制度較為公平合理且公民教育較好的情況下，多數人易於自覺遵守各項規章制度，並逐漸形成較好的道德觀和價值觀。一方面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另方面對政治家的道德品質要求更高，因政治家是公共人物，必須接受民眾的監督。
德國政治體制是「政治潔癖」的前提和保證，使人民能夠最大限度的參與到政治事務中，並通過選舉權、發言權等影響政府官員的行為模式。多黨制使黨派之間形成互相監督的關係，規範政府官員作為。對德國官員進行監督的不僅只有人民，還有來自於不同黨派的力量。反對黨的監督毫不留情和近乎苛刻，客觀上對保持政壇潔凈利大於弊。尤其在競選期間，各黨派之間的「選舉戰」如火如荼，任何醜聞都會被拿來大做文章，並作為攻擊其他政黨的武器。這從客觀上使各黨派不敢庇護犯錯的官員，以免影響到整個黨派在民眾心中的威望。因此矛盾通常不會積累太多、太大，經常會出現比較小的危機，但大多都能及時解決，一個政黨執政不力便由另一個政黨上台。即使在官員已退出政治舞台之後，一旦被發現在任職期間違規也會被反對黨窮追猛打。
嚴謹的規則體系和立法使人們自動按照規則行事，使得德國在治理官員腐敗上有法可依，懲處得當。一方面，德國把廉政法制建設納入整個國家的立法體系，另方面則力圖將立法做到嚴密具體。德國反腐敗的主要法律依據是《德國刑法典》，1997年8月13日德國聯邦議會還通過了作為修正案法的《反腐敗法》，提高了賄賂案的量刑幅度，對公職賄賂罪制訂了從重處理的情況等。此外，德國社會對誠信的規範力度也非常之大，即使對普通民眾，一旦發現學術造假、偷稅漏稅、偽造信用記錄或其他「不道德」的行為，都會受到一定懲處。德國反貪腐的防火牆已築得很高，社會對貪腐和違規行為的容忍度很低，社會矛盾整體也較為緩和。在人人都嚴於律己的情況下，對官員違規行為的容忍度自然大大降低。
三、德國國民思想道德標準是「政治潔癖」的核心
政府作為公共權力機構是為國民提供公共服務、解決公共問題的。在德國，這種「政府是公權力機構」、「官員是為人民服務」的認知相當普遍。人們對於政府官員沒有所謂「崇拜」或覺得他們「高高在上」，而是認為應更嚴格的監督他們，以使他們更好的為公眾服務。在德國的媒體上鮮有看到為政府官員歌功頌德的文章，而更多的是誇張的漫畫、尖刻的評論、直接的意見。因此，各大媒體對於官員行為的監督，以及對於民眾意見的引導作用是不可忽視的。最近幾次德國官員落馬，便都是由《明鏡》周刊或是其他報紙首先爆出，再出現相關跟蹤報道。
既然政府的作用是提供公共服務，是堂堂正正、光明磊落的，那就沒有什麼事情不能告訴國民，這就要求公共權力機關的各種活動應當儘可能公開、透明。充分進行民主協商加上進行民主投票是可以普遍實行的政治決策方式，這也要求所有政治行為應儘可能公開透明。不管是多麼位居重位的官員，在被民眾懷疑是否犯錯時，都放下手邊的事務，面對面的接受質詢，直至平息民眾的不滿為止。對於官員犯錯，沒人會認為「他們日理萬機、才能出眾，因此被允許出一點小錯」，而是「作為被人民選舉出來的政府官員，應該更清楚如何約束自己」。
德國政壇領袖大多擁有博士頭銜，現政府16名內閣成員有10名是博士（英美等國政府則無此情況），一方面說明其教育水平和綜合素質相當高，另方面也易於造成沽名釣譽的傾向。在德國對於學術犯錯的容忍度非常之低，這與德國對教育的尊崇和對知識產權的弘揚是分不開的。「教育強國」的理念深植德國人心中，他們非常尊重學者和知識分子，因此對這個身份進行抹黑的行為令他們難以容忍。他們極其重視學術研究的規範和嚴謹，認為這才是德國科技領先於世界的根本。即使在目前歐債危機、各國實行緊縮財政的大背景下，各黨派為今年9月大選出台的競選綱領都明確指出，不能縮減對教育的投資，應鼓勵科技創新、保護知識產權。
這就是說，在德國是見「蒼蠅」人人喊打，「蒼蠅」無處藏身，「蒼蠅」還沒有來得及變成「老虎」就已被消滅，因此只有「蒼蠅」而沒有「老虎」。這說明反腐的關鍵是公開透明，讓公權力在陽光下運行，較小的錯已揭出便不可能再犯更大錯誤，因此德國很少有較大的貪腐案件。只有多管齊下，既要加強個人道德品質修養，也要完善和加強制度建設和監督，才能剷除腐敗產生的土壤。對我們來說，還要破除「家醜不可外揚」、「刑不上大夫」等舊觀念的束縛，牢記「小洞不補大洞吃苦」、「千裡之堤潰於蟻穴」，防微杜漸，對官員、對社會都善莫大焉。在這方面，德國的許多做法可資借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