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5年11月05日訊】 近日,有中國大陸微信公眾號轉載了《華爾街日報》上一篇討論大陸國有企業的債務問題的文章。該文稱,在瀏覽中共財政部的網站時,發現了一些「意想不到的東西」——目前大陸國有企業的債務總額已超過了GDP總量。
10月22日,中共財政部發布的月報顯示,截止到9月30日,大陸國有企業整體債務總額達到77.7萬億元人民幣,超過了大陸GDP的總量。而上個月的整體債務數字爲71.8萬億元人民幣,這就意味着在僅僅一個月中,大陸國有企業整體債務增加了驚人的6萬億元人民幣(約合1萬億美元)。
針對上述情況,《華爾街日報》的文章引述安信證券分析師羅雲峰分析說:「這是一次史無前例的槓桿化操作。這不僅意味着政府放棄了其去槓桿化的政策,而事實上在增加槓桿。」
「一些原本被歸爲政府債務的債務被重新劃歸成了國有企業債務。」 羅雲峰指出,這可能顯示了北京政府處理巨額債務問題的邏輯。他表示,當前計劃提高市場作用的改革關鍵就在於如何解決這一問題。
文章表示,轉移債務可能是北京當局目前能找到的最好辦法。因爲如果大陸悄悄的在國有企業的資產負債表上「制造」了1萬億債務,那麼意味着中共政府債務的情況可能要比人們想像的情況更糟糕。
這些巨額債務會帶來什麼影響?過去幾年中,信貸擴張超過了經濟增速,伴隨着政府激進的槓桿化操作,會否導致資源更大的浪費呢?
大陸債務餘額自2008年來增長了三分之二,達到國內生產總值(GDP)的208%,工業生產者出廠價格指數(PPI)連降43個月,居民消費價格指數(CPI)也從去年年中開始進入下行通道。今年出口增速爲零,房地產投資爲零,重工業和大宗商品出口商也在走下坡路。
針對這個情況文章分析說,隨之而來的風險是,企業陷入資產價值下降而實際融資成本上升,不得不在急劇滑坡中增加負債以維持運營的惡性循環。
文章引述瑞銀集團首席中國經濟學家汪濤稱,儘管貨幣寬鬆政策既有幫助又有必要,但企業與國企改革更是關鍵所在,治本之道是實施更多結構性改革以釋放新的增長點、消除過剩產能、關閉「殭屍」企業並化解銀行壞賬問題。
IHS Global Insight亞太首席經濟學家Rajiv Biswas則認為,北京政府把經濟增長目標調降至6.5%,說明「需要實施大刀闊斧而又時常伴隨着痛苦的結構性改革」,中國已經步入艱難的經濟轉型進程,向着以服務業和高附加值制造業爲主導的經濟增長模式轉變。
麥格理集團中國經濟研究主管胡偉俊則分析說,能否實現這個經濟增速取決於中國能在多大程度上推行金融、國企與土地改革。但金融改革將導致波動急劇上升,國企與土地改革將撼動中國最具影響力的兩大利益集團:國有企業和地方政府。
胡偉俊表示,這些改革面臨着政治層面的困難,風險極高,但也是找到新增長點的必由之路。
10月22日,中共財政部發布的月報顯示,截止到9月30日,大陸國有企業整體債務總額達到77.7萬億元人民幣,超過了大陸GDP的總量。而上個月的整體債務數字爲71.8萬億元人民幣,這就意味着在僅僅一個月中,大陸國有企業整體債務增加了驚人的6萬億元人民幣(約合1萬億美元)。
針對上述情況,《華爾街日報》的文章引述安信證券分析師羅雲峰分析說:「這是一次史無前例的槓桿化操作。這不僅意味着政府放棄了其去槓桿化的政策,而事實上在增加槓桿。」
「一些原本被歸爲政府債務的債務被重新劃歸成了國有企業債務。」 羅雲峰指出,這可能顯示了北京政府處理巨額債務問題的邏輯。他表示,當前計劃提高市場作用的改革關鍵就在於如何解決這一問題。
文章表示,轉移債務可能是北京當局目前能找到的最好辦法。因爲如果大陸悄悄的在國有企業的資產負債表上「制造」了1萬億債務,那麼意味着中共政府債務的情況可能要比人們想像的情況更糟糕。
這些巨額債務會帶來什麼影響?過去幾年中,信貸擴張超過了經濟增速,伴隨着政府激進的槓桿化操作,會否導致資源更大的浪費呢?
大陸債務餘額自2008年來增長了三分之二,達到國內生產總值(GDP)的208%,工業生產者出廠價格指數(PPI)連降43個月,居民消費價格指數(CPI)也從去年年中開始進入下行通道。今年出口增速爲零,房地產投資爲零,重工業和大宗商品出口商也在走下坡路。
針對這個情況文章分析說,隨之而來的風險是,企業陷入資產價值下降而實際融資成本上升,不得不在急劇滑坡中增加負債以維持運營的惡性循環。
文章引述瑞銀集團首席中國經濟學家汪濤稱,儘管貨幣寬鬆政策既有幫助又有必要,但企業與國企改革更是關鍵所在,治本之道是實施更多結構性改革以釋放新的增長點、消除過剩產能、關閉「殭屍」企業並化解銀行壞賬問題。
IHS Global Insight亞太首席經濟學家Rajiv Biswas則認為,北京政府把經濟增長目標調降至6.5%,說明「需要實施大刀闊斧而又時常伴隨着痛苦的結構性改革」,中國已經步入艱難的經濟轉型進程,向着以服務業和高附加值制造業爲主導的經濟增長模式轉變。
麥格理集團中國經濟研究主管胡偉俊則分析說,能否實現這個經濟增速取決於中國能在多大程度上推行金融、國企與土地改革。但金融改革將導致波動急劇上升,國企與土地改革將撼動中國最具影響力的兩大利益集團:國有企業和地方政府。
胡偉俊表示,這些改革面臨着政治層面的困難,風險極高,但也是找到新增長點的必由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