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的7月1日是中共建黨95週年。中共從其成立之日起，就充滿了謊言。中共的歷史，就是一部謊言的歷史。中共製造的謊言難以計數，本文將從中共成立之後近百年的歷史中，選取具有代表性的十大謊言，來還原歷史的真相。
謊言之一：「七一」是黨的生日
中共每年慶祝的所謂「七一」黨的生日都是假的。根據海外中共黨史專家司馬璐的考證，中共建黨確實的日期應是1921年7月23日，是毛澤東將7月1日錯訂為黨慶日。
毛澤東在1940年的一個講話中，公開為中共建黨日期拍板。毛說：「7月1日是中國共產黨的生日，明年是黨的20週歲，我們黨從7月1日起慶祝一個月。」隨後，延安新《中華報》發表社論，號召全黨準備於1941年7月1日慶祝黨的二十週年紀念。1941年6月，中共中央正式發表文件，以7月1日作為黨的「誕生日」。
據司馬璐回憶，早在他1937年10月抵達陝北之初，中共並無黨慶之說。在他的印象中，蘇聯的國慶（11月7日）就是中共的黨慶。在當年11月7日，他所在的青年訓練班學員的伙食都加了菜，甚至吃到了肉。當時的政治指導員樂少華還即席講話：「同志們，今天是偉大的蘇聯十月革命的紀念日……」。
早期中共黨人如鄧中夏和李維漢，都說是1921年6月。根據是1921年6月中旬，上海臨時中央發出通知，中共一大定於1921年6月30日舉行。然而，事實上，由於當年6月底，準備參加會議的代表多數沒有到上海，所以決定改期。
據中共「一大」代表陳公博回憶，一大是在1921年7月20日召開的，不過，陳公博和周佛海的回憶提到的1921年7月底的上海社會新聞倒是為中共成立日的確定提供了有力的佐證。
據陳、周二人回憶，當時陳公博帶著新婚夫人到上海，住在大東旅社。「一大」在上海停會之日，他們夫婦的隔壁房間「當晚發生了一件姦殺案，開了兩槍，打死了一個女人」。因陳公博住處出現凶殺案驚動了警方，加上法租界巡捕又到會場搜查，代表們便轉移到嘉興南湖上開了一天會，便結束大會。是以，查到這次凶殺案的時間，便能查證會議的召開日子。
果然在1921年8月初的上海《申報》上有「大東旅館發現謀殺案」的記載，案發時間為7月31日凌晨。這一命案日期前推8天，恰好是7月23日，
後來在蘇共提供的共產國際的中共檔案中，發現了與會的武漢代表陳潭秋在莫斯科寫的回憶以及共產國際駐赤塔特派員的報告，他們都認為「一大」是在7月23日召開的，在上海開了8天。
司馬璐1978年從其蘇聯朋友那裡得來的原文資料，也證實中共「一大」是在7月23日召開的。1980年中共的《人民日報》則首次承認了中共建黨是在1921年7月23日的說法。
謊言之二：紅軍長征是北上抗日
按照中共一貫的說法，當年紅軍長征是為了「北上抗日」。但事實上，1934年10月中共中央與中央紅軍撤離江西蘇區時，並沒有具體的前進目標，此後目的地多次更改，其中沒有一次與「北上抗日」有關。紅軍長征其實是一次大逃亡，與「北上抗日」根本扯不上邊。
從1933年10月開始的國民黨第五次「圍剿」，由於採取了構築碉堡群包圍「蘇區」、步步為營的戰術，不給紅軍打游擊戰、運動戰的機會，使紅軍屢次受挫。1934年4月，「中央蘇區」北方門戶廣昌失守，紅軍元氣大傷。中共已無信心守住江西「蘇區」。6月10日前後，中央政治局召開擴大會議，討論「突圍」事宜。周恩來提出，有兩個方案∶第一方案是向東北方，沿閩、贛邊轉移到沿閩、浙、贛邊，可以威脅國民黨心臟地區江、浙一帶。第二方案是向西南方贛粵邊突圍。周主張採取第二方案，毛澤東主張第一方案，林彪、彭德懷贊同毛的意見。結果通過了周案而散會。
顯然，這兩個方案均未將「北上抗日」考慮在內。
次日，中共「總負責」博古（原中共總書記向忠發叛變後，中共首腦一般不再稱總書記，而稱總負責。）、共產國際軍事顧問李德、朱德、周恩來、項英、龔楚開會研究突圍的準備工作。這時，「博古提出以抗日名義，派先遣隊兩隊北上，為紅軍主力突圍試探。」會議決定：
一，由方誌敏率「紅軍抗日第一先遣隊」，「向衢州方面挺進，創造皖、浙、贛根據地。」二，組建第六軍團，「以蕭克任軍團長，稱為紅軍抗日第二先遣隊，向桂東、汝城間突圍，沿湘桂邊界北上湘西，與賀龍會合，準備策應紅軍主力突圍後的行動。」三，「將粵贛軍區改為贛南軍區……以龔楚任軍區司令員兼政委，劉伯堅為政治部主任，負責部署突圍準備工作。」
由此可知，「紅軍抗日先遣隊」並無抗日的任務，也無北上的意圖。中共組建「紅軍抗日先遣隊」，純為突圍打個招牌，與「抗日」毫不相干。
博古是黨內留俄派首領，在共產國際支持下成為黨內頭號人物，實際是書生一個。「抗日先遣隊」的招牌固然響亮，可日本人遠在三千裡之外，老百姓不明白它如何抗日，政治效果幾乎為零。軍事上更行不通。第一先遣隊被擊潰，方誌敏被俘，殘部退回閩北。第二先遣隊也折損大半，僅剩一千人與賀龍部會合。據龔楚說∶「這兩個抗日先遣隊的派遣，無論在政治影響上，軍事行動上，均無補於紅軍主力的突圍，徒然分散了兵力，招致重大的損失而已。」
不過，若無博古那個主意，中共歷史上將不會有「抗日先遣隊」一詞，後來中共也就不會有紅軍「北上抗日」一說了。所以，博古提出「以抗日名義派先遣隊」，後來竟給了中共一個用以自我吹噓的資本，或許不能說一無是處。
1934年12月，中共中央與中央紅軍經湖南廣東交界處之通道縣，到達貴州黎平。在那裡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討論去向及立足點。會議決定「暫時以黔北為中心，建立蘇區根據地。」這才有向遵義進軍之舉。遵義正是黔北最大的城市。顯然那時博古、周恩來一夥沒有「北上抗日」的打算。
次年一月，紅軍奪得遵義，再次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毛澤東聯絡王稼祥、說服張聞天，爭取周恩來，扳倒博古和那個蘇聯派來的洋人李德，由周恩來、毛澤東、王稼祥三人小組負責軍事指揮。
2月初，在雲、貴、川交界的一個「雞鳴三省」的村子召開中央政治局常委會議，張聞天取代博古，成「總負責」。他負責起草並主持通過了遵義會議決議。此決議也沒提「北上抗日」，只改變了其目的地：「擴大會一致決定改變黎平會議以黔北為中心來創造蘇區根據地的決議，一致決定紅軍渡過長江、在成都之西南或西北建立蘇區根據地。這個決定的理由是：由於四川在政治上、軍事上（與四方面軍的更好的配合，背靠西康一個空無敵人的區域）、經濟上都比黔北好。」
張聞天、毛澤東、周恩來在遵義會議上過低估計了四川國民黨軍隊的實力。進入四川，在成都西南建立蘇區根據地的設想無法實施。他們只好邊打邊走，邊研究落腳點。6月12日，中央紅軍與張國燾率領的四方面軍在成都西北約一百多公裡處的懋功地區（今阿壩藏族自治州小金縣）會合。若中共有「北上抗日」之方針，會師後的去向就沒什麼可爭論的。正因為無此考慮，雙方產生了極大的分歧。張國燾主張西進，到青海、新疆尋求發展，或者南下，出長江，下武漢。張聞天這一邊主張，先在川西北建立根據地，而後逐步佔領四川、陝西、甘肅。6月16日，張、毛、周、朱聯名致電張國燾等，說「總的方針應是佔領川、陝、甘三省，建立三省蘇維埃政權，並於適當時期以一部組織遠征軍佔領新疆。」可見，佔領新疆、打通去蘇聯的路，這一點雙方沒有分歧。張聞天們反對張國燾放棄四川西進的理由，不是因為日本人在東邊，而是因為西去千裡人煙稀少，補充給養困難。張國燾固然不考慮「抗日」，張、毛、周這邊也一樣。
然而，由於兵力不敵國軍，在成都西北的松潘一帶建立根據地的設想也無法實施，紅軍被迫出川。9月17日，紅軍闖過天險臘子口，抵達甘肅岷縣哈達鋪。這時，中央再次開會研究前進路線，討論是往西打通往蘇聯去的路，還是到別的什麼地方。
此時，賈拓夫提出了到陝北落腳的建議。賈拓夫是個知識青年，年僅22歲。1934年初被「陝、甘邊區」黨組織派到上海去向中央彙報工作的代表。此時中共中央早已遷至江西。賈到上海撲了個空，便輾轉到了江西，並於10月間隨中央紅軍參加長征。
在岷縣哈達鋪，見中央仍未打定主意往何處去，賈拓夫便向毛澤東建議：去陝北。他告訴毛說，陝北有上萬劉志丹領導的紅軍，並且有一塊不小的蘇區。此時，中央紅軍總共才不到一萬人，一聽賈的介紹，毛澤東馬上說∶「有一萬紅軍就去，何況還有那麼大的一個蘇區呢！」
9月26日，中央在渭源縣榜羅鎮（或屬通渭縣）召開政治局常委會，賈拓夫特別被邀列席。在這個會議中，毛澤東們才作出了到陝北立足的決定。
會後，賈率領一連戰士和一部電台，作為前哨，出發尋找陝北紅軍。在陝西甘泉縣，他遇見陝北黨的領導人郭洪濤和紅十五軍團政委程子華，完成了與陝北黨組織聯絡的任務。
10月19日，中央紅軍到達陝北保安縣吳起鎮，與劉志丹領導的陝北紅軍會合。長徵結束。
10月24日，中共中央在甘泉縣召開政治局會議，毛澤東在會上說∶「（在長征路上）得到了新的材料，知道陝北有這樣大的蘇區和紅軍，所以決定去陝北……以陝北蘇區來領導全國革命。」
注意，這裡毛澤東說的是「以陝北蘇區來領導全國革命」，而非以陝北蘇區來領導全國抗日。「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和「中國工農紅軍革命軍事委員會」聯合發表《抗日救國宣言》，是11月下旬的事。而且其口號是「抗日反蔣」，「反蔣」是實，「全國革命」是實，以「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對抗中華民國國民政府是實，「抗日」不過是爭取民心的一桿旗而已。
總而言之，「紅軍北上抗日」一說是中共在北上結束以後編造出來的。（原文題為《紅軍長征真的是為了「北上抗日」嗎？》，作者丁抒）
謊言之三：中共是抗日戰爭的中流砥柱
中共一向聲稱是它領導全國人民抗擊了百分之九十以上日軍，打敗了日本人，因而也只有它才是「抗日戰爭的中流砥柱」，而蔣介石國民黨則是「真投降、假抗日」、「積極反共、消極抗日」。但事實真相真的如此嗎？近年來海內外眾多歷史學家以大量的事實和資料告訴世人，這完全是對中國人民的欺騙愚弄，領導全國人民打敗日本人的抗戰中流砥柱不是中共，而是蔣介石領導的中華民國政府。
首先，中華民國政府是指揮全國抗戰的司令部，蔣介石先生是指揮全國抗戰的最高統帥。西安事變和蘆溝橋事變發生之後，中共兩度向中華民國政府和中國國民黨提出了「保證抗日和不再作亂」的著名「四項保證」。中華民國政府和中國國民黨為團結全國抗日救國計，決定接受中共「輸誠」。在中共，此為歸順中華民國國民政府；在國民政府，則為收編中共。因此，中華民國中央政府及國民革命軍與中共地方政府及中共軍隊的關係，也就是領導和被領導的關係。對於這一點，中共當年也是完全承認的。不但承認，全面抗戰爆發後，中共還曾一再歌頌國民黨和蔣介石領導抗戰。1938年9月29日即武漢會戰期間，毛澤東曾致函蔣介石稱：「先生領導全民進行空前偉大的民族革命戰爭，凡我國民無不景仰……敵雖凶頑，終必失敗。」時至1942年7月7日抗戰五週年紀念日，皖南事變已經發生之後，中共仍然對外發表宣言稱：「全國軍民必須一致擁護蔣委員長領導抗戰。」
其次，抗戰的策略是蔣介石先生制定的。九一八事變一發生，蔣介石即在江西指出：「我認為第二次世界大戰已經開始了！」1937年8月7日，中華民國最高國防會議正式決定全面抗戰，並制訂了「以守為攻、以退為進，以持久對速勝——非以打垮敵人為目標、而以拖垮敵人為目的」的持久戰總戰略。同時，在第一期抗戰的指導方針上，確立了「以時間爭取空間」的戰略原則，重在贏得時間，消耗敵人，粉碎敵人「三月亡華」的狂夢，促成我西南持久抗戰基地的形成和鞏固。
第三，從力量上看，1937年3月左右，中華民國政府擁有1040萬平方公裡疆土，擁有4萬萬人民，擁有陸軍270萬，海軍10萬噸位，空軍600架戰鬥機。而當時的中共逃到陝西時只有2萬人馬，1萬3千條槍，3個縣的人民、資源。在1937年8月13日開始的淞滬會戰中，國民黨70萬軍隊與50萬日軍浴血奮戰，粉碎了日軍3個月橫掃中華的夢想。遠在陝北的兩萬紅軍如何能領導120萬人的會戰？
再者，就事實而言，自1937年7月至1945年8月之間，中華民國政府軍發動大型會戰二十二次，重要戰鬥一千一百一十七次，小型戰鬥二萬八千九百三十一次。陸軍陣亡、負傷、失蹤三百二十一萬一千四百一十九人。空軍陣亡四千三百二十一人，毀機二千四百六十八駕。海軍艦艇損失殆盡。自1929至1933年，從中央軍校畢業的大約二萬五千名軍官中，就有一萬名犧牲在戰爭全面爆發的前四個月。在整個抗戰中，國民黨軍隊共消滅日軍達其總兵力百分之三十五以上，從而振奮和堅定了全國人民持久抗戰的信念，贏得了偉大衛國戰爭的最後勝利。
再來看中共，前6年：1931年9月18日，日本入侵東北，而中共卻號召保衛蘇聯、工人罷工等，還要以武裝暴動推翻中華民國南京政府。後8年：要日蔣火拚，中共則到「敵人後方去」發展壯大自己的力量。在延安搞整風，種革命鴉片，偷敵賣國。其所謂游擊戰更是「游而不擊」，專打國軍，不打日軍。其所謂「擁蔣抗日」則是執行蘇共命令要為保衛蘇維埃而行。日軍在華斃命的一百二十九名將領之中，死於與中共作戰的只有三個，其餘都是死於國民政府軍隊手中。中共在抗戰中犧牲的高級將領只有左權、楊靖宇兩人，國民黨方面卻有二百零六人。
最後，從理論上講，孫中山先生領導辛亥革命推翻滿清專制，建立了中華民國，這是中華民族自己的共和國。孫中山說他與秦皇、漢武、唐宗、宋祖是一脈相承的，他在創建中華民國後祭祖的時候說他是中華民族的子孫。所以孫中山和他領導的國民黨承接了中華民族的國統和祖統。從1912年創建民國到1931年日本入侵到1945年抗戰勝利，國民黨對外衛國，對內護國。反觀中共，1920年蘇共派人在中國建立共產黨，從建黨那天起就以馬列主義為指導，政治上接受蘇聯的領導，經濟上接受蘇聯的援助，軍事上接受蘇聯的武器，並確立了顛覆中華民國、建立無產階級專制政府和消滅中國國民黨的目標，這樣一個政黨怎麼能為保衛中華民國而戰？
到底是誰領導全中國人民打敗了日本侵略者？事實勝於雄辯，數字就是證明。正如林肯所說：「你可以在所有的時間欺騙一些人，你也可以在一些時間欺騙所有的人，但你不能在所有的時間欺騙所有的人。」
謊言之四：抗美援朝保家衛國
「雄赳赳，氣昂昂，跨過鴨綠江，保和平，衛祖國，就是保家鄉……」唱起這首當年紅遍大江南北的《中國人民志願軍軍歌》，提起半個多世紀前的「抗美援朝」，絕大多數中國人恐怕至今都還以為那是一場「保家衛國的正義戰爭」，相信是「美帝國主義」首先挑起了這場戰爭，侵略了北朝鮮。
許多上了年紀的人都還記得，1951年10月23日，毛澤東曾在全國政協第一屆第三次會議聲稱：「如果不是美國軍隊佔領我國的台灣、侵略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和打到了我國的東北邊疆，中國人民是不會和美國軍隊作戰的。但是既然美國侵略者已經向我們進攻了，我們就不能不舉起反侵略的旗幟，這是完全必要的和完全正義的，全國人民都已明白這種必要性和正義性」。
半個多世紀來，提及當年的朝鮮戰爭，「黨」也一直都是這麼說的。對此，大陸人民從來都沒有懷疑過，也不可能懷疑，因為他們能夠接觸到的資訊都來自官方管道。
然而，令中共沒有料想到的是，1990年代蘇聯解體之後，俄羅斯主動解密了一大批前蘇聯韓戰檔案，包括很多中共和北朝鮮當時的檔。這些資料以無可辯駁的事實表明，當年是金日成在獲得斯大林的同意和中國的支持後首先挑起了戰爭，中共根本不是什麼「抗美援朝」，而是「助朝侵韓」。
二次世界大戰末期，當時的聯合國會員國代表蘇聯、中國國民政府、美國、英國共同承諾：由蘇聯出兵中國東北及朝鮮的北緯三十八度線以北，聯合國軍解放三十八度線以南。1945年8月15日，蘇軍與原屬於中共東北抗日聯軍軍長金日成的兩個朝鮮族師，進入了北朝鮮的三八線以北（此時日本已經投降），而美國代表聯合國軍進入了以南的地區，二次世界大戰宣告結束。
二戰結束後，南北朝鮮分別以李承晚和金日成為首組建了兩個性質完全不同的政權。接著，美國和蘇聯分別於1948年撤出了朝鮮半島。本來，日寇的侵略掠奪，已經把朝鮮半島弄得滿身創傷，這正是一個和平的，雙方可以按照自己領導人的意志，建設自己國家的最佳時期；不僅可以在和平競賽中各自爭取對方人民的支持，從而實現國家繁榮人民生活幸福，而且可以由各自的人民選擇國家的制度，實現和平的統一。
然而，北朝鮮的金日成卻對南方一直懷有武力統一的迷夢。
1949年初，中共控制了整個東北，北朝鮮既有了一個安全可靠的大後方，又可望直接以中共軍隊中成千上萬訓練有素的朝鮮族人官兵為基礎組建自己的主力部隊。於是，金日成不失時機地兩次向斯大林提出他的以武力統一朝鮮的戰爭計劃，但斯大林因為怕跟美國直接對抗，拒絕了金日成。於是，金日成只好求中共幫忙，他派北朝鮮的國防部副部長去北京見毛澤東，毛明確表態支援，說，「如果必要，我們可以悄悄派些中國部隊給你們」。中、朝兩國人膚色一樣，美國人「認不出來」。在會見金日成的特使時，毛還同意將中共軍隊中的三個朝鮮族人師及兩個團移交給北朝鮮軍隊，此即中共捲入朝鮮戰爭準備之發端。
1949年中共移交給北朝鮮的這三個朝鮮族師當時在中共軍隊中的番號為156、164、166師，連同一併移交的另外兩個朝鮮族團，中共共為北朝鮮提供了兵員69，200人，構成了北朝鮮軍隊的作戰主力，占朝鮮戰爭前北朝鮮軍隊總數148，680人的46.5%。這些朝鮮族部隊主要是從東北的朝鮮族（尤其是延邊朝鮮族）地區徵集兵員組成的。按中共當時的政策規定，在中國境內居住的朝鮮族人屬於中國籍，而且這些移交給北朝鮮的中共朝鮮族指戰員中，大部分人的父母、配偶、子女、土地等均在中國而非北朝鮮，因此，這些官兵是中國國民而非北朝鮮國民。
由此可見，參加朝鮮戰爭的中國軍隊並不是於戰爭爆發後的1950年10月才首度跨過鴨綠江的，中共於1949年（即朝鮮戰爭發動前）移交給北朝鮮的三個師又兩個團官兵，才是第一批中國的「志願」軍。沒有這支部隊的加入，北朝鮮軍隊就可能不具備足夠的實力發動對韓國的進攻。所以，高崗的前衛士長魏寶玉曾透露，「中共中央東北局早就知道金日成欲以武力統一朝鮮」。
按照毛澤東和中共原來的想法，他們是準備祕密派兵進入朝鮮，而不是公開與美國對陣，但1949和1950年之交毛澤東訪蘇期間，斯大林就金日成的戰爭計劃和毛交換了意見，毛改變了原來的想法，他要公開同美國作戰——因為只有這樣他才能從斯大林那裡拿到他想要的東西。毛設想的交易是：我幫你打敗你的敵人美國，你給我軍事工業、勢力範圍。毛之所以敢打，是因為他擁有千百萬可充當炮灰的中國人。他相信美國不可能跟他比賽死人，他不會被打敗。打朝鮮戰爭還給了中共一個處理上百萬在國共內戰後期投降的國民黨軍隊的辦法：把他們大量派去朝鮮。
從斯大林的角度看，中國和北朝鮮同美國打一場大仗對他有說不完的好處。第一個他可以做軍火商。第二他可以實驗自己的新式武器，還可以獲得某些美國軍事技術。第三他可以摸摸美國的底，在同共產主義陣營對壘上，美國到底能走多遠。但最使斯大林動心的還是中國人能消滅並牽制大量美國軍隊，使世界權力平衡倒向對蘇聯有利的一邊。毛很清楚斯大林的夢，反覆向斯大林表態：可以依靠他來實現這個夢。於是，在毛澤東訪蘇期間，中蘇雙方達成協定：如果在朝鮮戰爭中發現（中蘇以外的）外力干涉，那麼，中國將派陸軍、蘇聯則派空軍入朝作戰。
1950年1月，毛澤東剛與斯大林談妥朝鮮戰爭的計劃，在北朝鮮發動對韓國的進攻前數月，中國就開始為出兵朝鮮作準備了。中共的七個野戰師於該月奉調東北，加上東北軍區（含內蒙古軍分區）原有之部隊，那時東北共有軍隊40萬之眾。如此龐大的部隊數量遠遠超出了維持東北治安的需要，毫無疑問，這些部隊的集結是為了參加即將到來的朝鮮戰爭的。
1950年2月，中共42軍行軍赴東北途經北京時，朱德曾指示該軍軍長吳瑞林：「你們要一面生產建設，一面準備戰鬥。目前，美帝國主義仍佔領朝鮮半島……我們必須解放那裡的土地和人民。」此外，中國還在河南屯兵九個野戰師共12萬人（隸屬於13兵團），後來，朝鮮戰爭一爆發就急調這些師入東北，與先前抵達之部隊組成了東北邊防軍，以粟裕為司令員。1950年8月中旬，高崗就曾在一次東北邊防軍的幹部會議上說，「我們必須主動幫助朝鮮人民……讓朝鮮成為一個統一的國家」。
1950年1月中旬，毛澤東尚未離開莫斯科，斯大林就通知了金日成，金的戰爭計劃已獲批准。不過，斯大林告訴金日成：「此一問題仍須由中國和朝鮮同志聯合作出最後決定。」因此，1950年5月13日，金日成到北京向毛澤東正式提出了向南朝鮮發動進攻的請求，毛澤東自然依照與斯大林的約定照準，並作出了必要時會派兵入朝的具體承諾。金日成同斯大林制訂的戰爭計劃得到毛的認可，斯大林於16日來電最後點頭。
於是，1950年6月25日，北朝鮮借口「南朝鮮發動了向北方進犯」，突然發動了預謀許久的襲擊南朝鮮的戰爭！到8月初，短短一個半月內，北朝鮮的軍隊就攻佔了百分之九十的南朝鮮和南方幾乎所有的重要城鎮，大軍直抵釜山。
面對聯合國戰勝國各方的承諾遭到粗暴的踐踏，美國理所當然地不能坐視不顧。美國總統杜魯門於6月27日宣布派兵入朝。9月15日，美軍在三八線以南的仁川登陸，把北朝鮮軍隊截為兩半，緊接著準備向北進攻。9月29日，金日成急電斯大林，請他叫中國派「志願軍」。
十月一日，斯大林告訴毛：履行諾言的時候到了。毛馬上做出反應，十月二日，他起草了一封給斯大林的電報，說他「決定出動中國軍隊到朝鮮和美國人作戰。」
1950年10月19日，中國軍隊正式入朝參戰。
可見，朝鮮戰爭是北朝鮮、蘇聯、中國三方共同策劃的結果，是金日成在獲得了來自蘇聯的戰爭物資和顧問、來自中國的久經戰陣的官兵，又正式向蘇聯、中國「請求」向韓國進攻並獲準的情況下發動的。北朝鮮軍隊和中國軍隊才是挑起戰爭的侵略者和罪魁禍首，而韓國國防軍則是保家衛國的正義一方，美軍不過是在朝鮮半島執行聯合國維持和平的任務。
中共一向自稱參加朝鮮戰爭的主要目地是所謂「抗美援朝，保家衛國」，其實，中共領導當時並不擔心美國假道朝鮮入侵中國本土。他們知道，由於中蘇同盟關係的存在，美國不會、也沒有進攻中國的準備；同時，由於蘇聯不肯向中國提供海軍艦艇，中國將長期缺乏渡海攻擊台灣的能力，因此也不會與美國在台灣地區發生軍事衝突。所以，在朝鮮戰爭是否會擴大到中國這一關鍵問題上，1950年中國政府內部往下傳達的的估計是：「世界無大戰，遠東有戰事；中國無大戰，廣東可能有戰事」。這裡所講的廣東的戰事，是指國民黨軍隊可能渡海挑起對大陸的局部襲擊。
既然不是為了「抗美援朝，保家衛國」，那麼中共主動參加朝鮮戰爭的主要目地究竟又是什麼呢？正如一些歷史學家所分析的那樣，中共圖的是藉助蘇聯的援助，讓軍隊取得現代化戰爭的經驗，並用蘇聯的武器裝備換裝，建立中國自己的技術兵種和軍事工業。
美國學者查閱前蘇聯政府的檔案檔後發現，「在斯大林於1953年3月逝世之前，他與毛澤東之間的大部分通信是關於中國請求蘇聯給予武器裝備的」。中國出兵朝鮮一舉，從蘇聯得到了很高的回報，斯大林及其繼任者不僅用嶄新的蘇造武器替中國裝備了100個步兵師，並幫助中國建立了能有效作戰的空軍、海軍、炮兵、坦克兵等技術兵種，而且還援建了300多項大型工程項目，使中國得以形成獨立的軍事工業體系。如果把蘇聯從1945到1955這10年間為中國提供的武器裝備加在一起，足以裝備300餘個步兵師。可以說，蘇聯對中共的武器轉讓規模是現代史上最大的一次。這樣超大規模的援助是毛澤東以前的近代中國的歷任統治者無法企望的，蔣介石從美國得到的武器援助遠比毛澤東少。
朝鮮戰爭，至少造成70萬到100萬中國軍人志死亡。
謊言之五：中國沒有發生大飢荒
1961年，毛澤東在接待來訪的法國社會黨領袖後來的法國總統密特朗時，針對西方世界有關中國發生大飢荒的傳言說，「我再重複說一遍，中國沒有飢荒。」許多西方人對毛的這番話信以為真。
那麼，當時的中國究竟有沒有發生大飢荒呢？半個世紀後的今天，可以說事實已經很清楚了——不但發生了大飢荒，而且還是人類歷史上死人最多的一次大飢荒！
2011年，香港大學馮客教授《毛澤東的大飢荒：1958～1962年的中國浩劫史》一書出版，書中據公安部門同期報告及大躍進最後幾月中共彙編內部報告，指出1958到1962年中國至少4,500萬人非正常死亡。他認為人們常用的「大飢荒」一說似表明這場空前災難是計劃經濟決策者匆匆上馬的無心過失，忽略了這期間高壓、恐怖和制度性暴力造成的死亡。
大躍進餓死4,500萬人不是根據什麼統計全國人口數量變化來的，當時各地成立了防病防疫辦公室，把因飢餓產生的浮腫等現象詭稱二號病，這一死亡數字是定期向書記處彙報的。現在在中央檔案館和各地的檔案館都查得到原始資料。
大飢荒期間挨整的人中有醫生，罪過是診斷出大批人生病死亡的原因是飢餓。醫生王善身在被問到為什麼浮腫病治不好，少了什麼葯時，說了一句：「少一味糧食！」他被開大會批鬥，扔進監獄。
二號病，在醫學上霍亂的含義從來沒變過，只不過是為了掩蓋餓死人的情況，把餓死說成是傳染病死，所以，在整個大飢荒期間，二號病也隱諱地代稱浮腫！這個代稱從初期一直沿用了三年。其實，當時不光是用二號病來掩蓋，在大飢荒期間，某中央領導感慨，怎麼那麼多高血壓心臟病肝炎死的！其實，都是餓死的。
1961年4月23日，安徽省公安廳寫了《關於發生特殊案件情況的報告》：「自1959年，共發生特殊案件（人相食）1289起，其中阜陽專區發生302起，蚌埠專區發生721起，蕪湖專區發生55起，六安專區發生8起，安慶專區發生2起，合肥市發生201起。——安徽省公安廳原常務副廳長尹曙生。」
原籍豫南的知名財經作家時寒冰記錄母親在大飢荒時遭遇。「村裡誰家死人，都不會說，有的直接把死人吃了，有的瞞著多分一碗稀湯……某某的娘，就是把家裡死掉的孫女吃掉活下來的，她吃了7個人。」
原新華社記者楊繼繩在《墓碑——中國六十年代大飢荒紀實》中記載，安徽無為縣崑山鄉新華村一老婦人所食之肉乃其子之屍。當時即將餓死的人爭吃無主屍肉也時有發生。有些飢餓鄉民常到處打聽誰家最近死了人，何處有新墳，一旦聽說某處有剛死的人或新墳，人們便蜂擁而至掘屍而食，野外常見被剔了皮肉的屍骨。
「記得年少時聽外婆提過一句關於大飢荒時的慘狀，當時已非缺糧是真的無糧可炊，當樹皮草根被吃完後，村民撈出自家糞坑中的蛆蟲洗了煮食，蛆蟲吃完吃觀音土，儘管如此依然餓殍一片。有一家媳婦因無營養產下死嬰且累得虛脫，家人閉門含淚燒開了鍋……，媳婦命保淚伴終生。」
1959～1961年甘肅通渭大規模餓死人事件被稱為「通渭問題」。65年7月通渭縣委報告稱：「全縣死亡60,210人，死絕2,168戶，1,221個孩子成了孤兒，外流11,940人」。2000年通渭縣老幹部座談會上，親歷者說當年上報的數是縮小的，是實際餓死人數的三分之一，70%以上家庭有死人，有的全家死絕，大量屍體沒人掩埋。
大飢荒通渭縣大量餓死人，除了高層，對外嚴密封鎖信息，直到幾十年後的今天，外面的人還很少知道發生了這樣的事。為了封鎖消息，當時餓死多少人叫「病」了多少人，不能說餓死。縣裡指示：「要把他們全部埋掉，『病』一個埋一個」。縣委還指示，只能說這是打掃衛生，不能說是掩埋死人。
原重慶市長壽縣委書記紀俊儀回憶大飢荒年代，「我下鄉調查，全縣死了3,000多人，再調查，全縣死上萬人了。」1960年春節，他在除夕這一天向市領導彙報，市領導沒有馬上撥糧救濟，一直延誤到正月初二。「就這三天，臘月三十、正月初一、初二，死人數字由一萬多增加到兩萬多。」
遼寧省錦西煤礦勞改隊，經過大飢荒後，1,200名右派、犯人餓死1,000多人，沒有餓死的200來人中的190多人，都已骨瘦如柴或全身浮腫地卧床不起，成了還剩一口氣的殭屍；另兩個人靠吞吃活剝青蛙、蚱蜢和蝴蝶，才能下床走動走動。（摘自新華社高級記者戴煌：《九死一生》）
鄧寶珊，老同盟會員、國軍上將，後協助傅作義「起義」，1949年後曾任甘肅省長，1960年大飢荒，毛澤東收到鄧呈送的物品：用油渣和榆樹皮粉糅合而成的食物，這是當時甘肅人賴以生存的食物。此舉受到了省委的埋怨攻擊，鄧寶珊卻說：「我個人的進退榮辱不是大事，群眾吃飯問題要緊」。文革中，鄧受迫害自殺。
大飢荒時，中國所欠蘇聯外債總共為57.43億，而1959年財政支出達520億元。所以實際上當年中國所欠債務數額並不大，而同期對外援助金額遠大於還債金額。而長期來解釋三年大飢荒時，卻大講「自然災害和對蘇還債」，「對內怨老天，對外怨蘇聯」成了推卸責任的推託之辭。
通過以上不完全的「大飢荒」檔案，不知道是否可以提醒人們：到底是誰製造了這場慘劇？如何記住歷史，使悲劇不再重演？怎樣使人們能夠穿透歷史的迷霧，看清血寫的歷史，不再相信中共墨寫的謊言？
謊言之六：六四天安門反革命暴亂
天安門事件，「六四」屠城，震驚世界。中共定義，那是「反革命暴亂」，中共出兵鎮壓，是「平暴」。
事實上，1989年的北京，在民主運動的兩個月裡，交通如常，秩序井然，民眾齊心呼喚民主，連小偷都被感動得「罷偷」，各項犯罪率大幅下降。直到鄧小平命令解放軍（所謂「戒嚴部隊」）強行開進北京，才釀成衝突和混亂。
1989年4月15日，以改革派和開明派著稱的前中共總書記胡耀邦突然病逝，引爆積壓已久的社會情緒。以悼念胡耀邦為出發點，北京各大學的學生率先走出校門，全國其他各大城市的學生，也紛紛走上街頭，遊行，示威，喊出「反腐敗」、「要民主」的口號。學生運動，很快演變成社會各階層參與的全國民主運動，遍及三百多個城市，各地動輒數十萬人或百萬人參加，歷時近兩個月。規模空前的民主運動，不僅創下中國歷史、也創下世界歷史的記錄。
民主潮所及，不僅彙集了大量學生和知識分子，也彙集了大量市民和工人；不僅感染了大量體制外、即民間人士，也感動了大量體制內、即官場人士，如《人民日報》、中共中央直屬機關等，都有很多人打出支持民主的橫幅。
那段時間，大多數中國人都很樂觀，對中國的未來，充滿希望。中國人似乎從來沒有那麼高興過，每次遊行，都像過節一樣，興高采烈。人們憧憬著，一個民主的中國，很快就會到來。國際社會高度關注中國民主運動，各國媒體和記者雲集北京，拍攝下大量的歷史鏡頭。香港和台灣民眾熱心支持，兩岸潛在的統一趨勢，從來沒有那麼接近過，只待中國大陸民主化。
而在中共統治集團內部，也發生了空前分化。人大常委會裡，包括委員長和六名副委員長反對鎮壓學生。一批老將軍也表態反對鎮壓。以總書記趙紫陽為首的改革派，更是明確反對鎮壓民眾而力主朝野對話。
然而，老人政治，早已成為中國的頑疾。在中南海的深宮裡，大權在握的老人集團，磨刀霍霍，圖謀以武力鎮壓民主運動。身為軍委主席的鄧小平，暗中調集30多萬解放軍，占當時主力共軍的三分之一，包圍北京城。以總理李鵬為首的保守派，竭力支持鄧小平的鎮壓計劃。
在黨內，經過又一輪激烈的權力鬥爭，鄧小平罷免了拒絕向人民開槍的趙紫陽，並將他軟禁。這一幕，彷如百年前的清廷，垂簾聽政的慈禧太後，軟禁了推行憲政改革的光緒皇帝。陰暗、冷酷、殘暴的中國宮廷悲劇，再一次重演。中國政治，再一次倒退。
1989年6月4日凌晨，85歲的政治老人鄧小平下令展開大屠殺。強行進入北京的解放軍，用機關槍掃射、用坦克碾壓人群。密集的槍聲，此起彼伏的口號聲和哭喊聲，交織成一片。在鄧小平和李鵬的極端指令下，共軍瘋狂射殺和輾壓手無寸鐵的學生和市民。大量民眾慘遭屠殺，血染廣場，屍遍街頭。這便是震驚中外的「六四」大屠殺，也稱「天安門事件」。
部分北京市民和學生，展開了英勇抵抗，阻擋並焚燒進城的軍車和坦克。那一夜，中國首都，火光衝天，濃煙滾滾。北京，成為一座戰爭的城市、一座流血的城市。中國軍隊，對自己的人民發動戰爭，向自己的人民開槍！面對全副武裝的共軍，北京市民和學生最終寡不敵眾。經過一夜屠城，共軍控制了北京。波瀾壯闊的中國民主運動，被政治老人、解放軍、坦克和機關槍聯合粉碎。
大屠殺之後，鄧小平當局展開大逮捕。各地民運領袖紛紛被捕，被投入黑牢。部分民運領袖出逃海外。中共還展開大報復，許多參加過當年民主運動的學生，被剝奪學籍或學歷，畢業的不予分配工作。許多體制內的知識分子則被開除公職。一度欣欣向榮、充滿活力的中國知識界，重現萬馬齊喑的慘淡。
「天安門事件」，八九民運，以及中共當局的大屠殺，成為世界歷史的重大標誌性事件。自那以後，中共一直千方百計地力圖遮掩和抹殺這段歷史，但全世界都記錄了這段歷史。墨寫的謊言，塗改不了血寫的史實。（選自陳破空《傾斜的天安門》一書）
謊言之七：「非典」已得到有效控制
中國傳染病法規定，任何可疑傳染病必須在六至十二小時內向上報告，但2003年薩斯爆發，中共官方隱瞞疫情竟長達半年。
2002年11月中旬，廣東省的五個城市出現了薩斯病例，到12月中，在其中一個城市河源已經引起了恐慌，七名醫務人員被感染。但是消息沒有上報，而該市報紙還否認有流行病在傳播。在官方刻意隱瞞的同時，病人們開始到廣州求醫，把這種疾病傳染給更多的人，其中一個十歲的男孩病例傳染了五個醫護人員，其中一位救護車司機和一位醫生後來都死了。而另一名病人，就像一個「會走路的生化武器」，傳染了他身邊的每一個人。疾病就這樣開始在廣州流行，但中國官方命令記者不準報導這次疾病爆發。一月下旬，中山市的一份報紙發布一條消息：「這種病毒已經在廣州出現了一個多月，這種病已經受到了有效的治療和控制。群眾沒有必要驚慌。」到這時，記者才把這個疾病的資訊，報告中央。此時疾病已經流行了三個月。這是地方向中央的隱瞞。
衛生部此時才派出了中央專家組赴廣州調查。而薩斯就像從潘朵拉盒子中放出的魔鬼，已經不可收拾。但是真相還在繼續隱瞞。
2003年2月11日，廣州市官方召開記者會，公告至2月11日止，廣東非典型肺炎感染人數二百九十多人，死亡五人，病情已受到控制。同時官方要求：所有中國傳媒都不許談論「非典型肺炎」但是到2月28日，這個「已被控制」的非典型肺炎的病人數在廣東已增至七百九十二人；死亡人數三十一人，是二月十一日資料的六倍！！！
從2月11日到3月下旬，在大陸傳媒再見不到任何官方報導非典型肺炎的病人數目和死亡人數，但是薩斯已經從廣州走向香港，再從那裡走向其他國家。到3月底，香港已經有六百八十五例病人，死亡十六人。
3月初衛生部已向北京各醫院通報過非典型肺炎的危險性，但為避免影響全國人大和政協兩會的召開，禁止對外公布。這是中央政府刻意隱瞞事件的真相。僅廣東南方都市報報導，有人大代表和全國政協委員要求讓世界衛生組織調查非典型性肺炎，但該報隨即受到批評。
香港的官員們也向大陸學習隱瞞病情。衛生福利及食物局長楊永強3月14日疾呼肺炎沒有在香港爆發，也沒有傳播到社區，以反駁媒體的報導。沙田中文大學醫學院院長鍾尚志在忍無可忍的情況下於17號晚上九點半突然召開記者會，眼泛淚光地首次透露非典型肺炎個案其實已經有一百多，其中十多名病人來自社區。在這情況下，特區政府在3月19日被迫宣布病毒傳播情況，源頭來自64歲的廣州中山醫學院教授。這位得了SARS的廣州醫生，2月15日已不舒服，但他與太太、妹夫及一名朋友仍堅持來香港參加婚禮，於2月21日到香港入住九龍京華酒店9樓，第二天就病重被送進廣華醫院診治，幾天後去世。但是酒店的病毒已迅速感染6名旅客及1名香港人，其中3名新加坡女子回國後引發了當地20宗SARS，2名加拿大人則女死、男留醫，至於26歲的香港人到酒店探訪朋友，染病入威爾士親王醫院後，成為威院肺炎大爆發的源頭，再傳播出去。香港是極為開放的城市，國際交往頻密，不少毒菌從中國經香港出口，香港被世界衛生組織當作「罪魁禍首」，香港人受到其他地區不公正的待遇，他們是董建華和中共的替罪羊。
在世界衛生組織的壓力下，國務院新聞辦才在4月3日召開記者招待會。衛生部長張文康說：「現在發病人數明顯減少，治癒人數顯著增加，死亡人數減少，疫情得到有效控制。病原的進一步研究查找工作也取得積極的成果。現在中國大陸社會穩定，人們生活工作正常。在此，我可以負責任地告訴大家，在中國工作、生活，包括旅遊，都是安全的。」第二天，中國疾病預防控制中心主任李立明還假惺惺表示道歉。但是在這以前，他們禁止世界衛生組織官員到廣東調查，把他們留在北京十天變相軟禁，到世界衛生組織呼籲旅客不要到廣東後，才讓他們去廣東調查，但是同時又要世界衛生組織撤銷這個呼籲。這是道道地地的流氓行徑。
實際上在道歉後，北京仍然說謊。為了駁斥張文康的謊言，北京解放軍三○一醫院的七十一歲老醫生蔣彥永向電視台和《時代》週刊揭發，首都北京ＳＡＲＳ疫情已經蔓延，北京四家軍醫院包括醫師和護士在內至少就有9人死亡，140名染病。並非張文康所說全北京只有19人感染，4人死亡。
4月10日上午，國務院新聞辦再度舉行記者會，請衛生部副部長馬曉偉等負責人介紹中國防治非典型肺炎工作的進展情況。但他們不肯回應老軍醫所揭發的問題。廣州呼吸病研究所所長鍾南山還聲稱香港人為了到廣東逃避疫情而把病毒帶到廣東。但是世界衛生組織並不相信這些謊言，他們認為北京的疫情嚴重五倍。
謊言之八：「烈士」遺孤江澤民
江澤民的父親是江世俊。1940年11月漢奸汪精衛的日偽政府成立後，江世俊投奔南京，改名江冠千，擔任南京汪偽政府宣傳部副部長兼社論委員會主任委員，為《中華日報》主筆胡蘭成手下一員大將。胡蘭成與周作人並稱當時國內最著名的兩大漢奸作家，他離開中國後在日本出了本《歷史的漩渦》，書中特意提及江世俊（江冠千）和他共事的歷史。
為了讓長子將來出人頭地，江世俊不但送江澤民去學費不菲的揚州中學，還送他去汪精衛偽政府辦的偽中央大學讀書，而且從小就送他去學彈鋼琴。那個年代正是中國人民處在水深火熱、受苦受難之時，一般人連生計都難以維持，而這位闊少的父親掙的大錢卻是做漢奸換來的。江澤民沒有辜負父親的苦心栽培，不但彈拉跳唱，又歌又舞，還會京戲、越劇。
不過，不論誰當政，漢奸賣國賊都為人所痛恨，何況共產黨最講究出身，動不動就問「階級成分」，所以為了能夠往上爬，從建立檔案的那一刻起，江澤民就把比自己大15歲的六叔江上青的名字偷偷填在了「父親」的欄目中，一來江上青鬧過革命，二來已成「烈士」，蓋棺不再犯錯，所以保險係數達到了極限。江澤民就這麼壯著膽把出身從「漢奸狗崽子」變成了「革命烈士子弟」。
鄧去世後，江澤民三權在握，他迫不及待的組織了一個專門寫作班子為自己寫傳記。這個寫作班子在走訪搜集資料時費盡心思、不辭辛苦也找不到江能服人的政績，反而了解到其大量鮮為人知的不光彩一面，其中就包括偽造出身的問題。江澤民對這個寫作班子非常惱火，命其立即解散。但人的嘴巴不上封條總有縫隙，江的醜事還是被陸續傳了出來。
自從江澤民成立的寫作組調查出他篡改出身後，江驚恐萬狀，利用手中的權力急著出各種各樣的回憶錄、傳記等等，利用一切機會大篇幅的反覆述說自己在13歲時過繼給了已成「烈士」的江上青。
2002年10月，在江澤民的授意下，由其親信、時任廣東省委書記的李長春在省委組織部管轄的刊物《廣東支部生活》上刊出了一篇文章，大談江澤民的「過繼」問題。令人捧腹的是文章的第三部分：「烈士夫人誓育遺孤」──由生父江世俊悉心栽培的江澤民轉眼成了「遺孤」！別小看這期雜誌，發行量竟高達近兩百萬冊，遠遠超過當時發行最紅火的《南方都市報》兩倍，其重點旨在告訴讀者「江澤民是烈士遺孤」。
江澤民出任國家主席後，出訪時被稱作「戲子」的本事都是當闊少時練就的，那時他有足夠的經濟條件學彈鋼琴、吉他等樂器。
而那時江上青的遺孀和女兒卻過著非常貧困的生活。江上青次女江澤慧對《江澤民傳》名義作者庫恩回憶說：「在我11歲之前，我唯一記得的就是無盡的貧窮飢餓，家裡沒有多少糧食，有時根本連一點兒吃的都沒有。」
江澤慧的話無疑把江澤民所有傳記裡的「過繼」問題給否定了。1938年3月出生的江澤慧比江澤民小11歲，假定過繼給死人也成立的話，那江澤慧在江澤民「過繼」時才一歲。如果江世俊夫婦真如傳記中所描繪的那樣好心接濟著弟弟的遺孀，為何江澤慧說11歲之前「有時根本連一點兒吃的都沒有」？既然江世俊夫婦知道弟媳婦連孩子都養活不了，就應該收養那兩個親侄女，怎可能好事沒做倒忍心把自己兒子送過去跟著一起「絕食」呢，這於情於理都說不過去。
江澤民是江家的長子長孫，他還有一個姐姐江澤芬和一個弟弟江澤寬。在中國的社會倫理傳統和子嗣繼承規矩中，如果沒有特別特殊的情況，長子長孫是不可以作過繼的。
江澤民杜撰出的生動有加的過繼儀式更是讓人摸不著頭腦。除了那些穿幫的西方禮儀（比如13歲的江澤民起身擁抱比他只大十幾的江上青遺孀什麼的），庫恩在其《江澤民傳》中還有這樣一段描寫：「『我希望這個孩子能夠繼承他父親的遺志，』江世俊在過繼儀式上說道，『向萬惡的敵人復仇。』那年，江澤民13歲。」
這當然只能是一個笑話。江世俊隨後便效忠於汪精衛的日偽政府，而江上青是中共烈士，不知江上青的「萬惡的敵人」包不包括汪精衛的賣國政府？江上青是1939年死的，那時共產黨未成勢力，還被叫做「共匪」，漢奸江世俊避之惟恐不及，怎麼可能把兒子過繼給死去的「共匪」？
江澤民的堂妹江澤慧接受庫恩的採訪，談到江澤民所謂的「過繼」時更是「精彩」：「在以後的日子裡，江主席一直叫他的生母『媽媽』，叫他的養母『娘』」，「在我們的文化中，這兩個稱謂都是『母親』的意思。不過，它們在親密程度上還是有細微的不同。『娘』要顯得更親一些，更像一個愛稱。」庫恩特地注釋，這兩個稱謂之間的區別很像英語裡面「Mother」和「Mom」的區別。
事實上，揚州人管媽媽叫「姆媽」（「姆」讀第一聲，「媽」讀第四聲）或「阿母」（「阿」讀第一聲，「母」讀第四聲）。絕沒有叫媽媽為「娘」的。揚州幾十年前倒是還有人說到老婆時用「我娘子」，但無人管母親叫「娘」的。這段描寫更證明江澤民從來沒有過繼給江上青的遺孀做養子。
江澤慧還對庫恩說，「要理解江澤民主席，就必須懂得他的養父，也就是我的生父，江上青。」這種肉麻的話，江澤慧也說得出口。江上青成天在外鬧革命，同江澤民相處無多，江家其他人又素對江上青的革命不理解，江上青被捕後，江家營救江上青的法庭說辭就是「上青僅僅是個被勾引而誤入歧途的青年」，而且江澤民還只是個10來歲的小孩子，江上青能對他有什麼影響？
庫恩那本中文版的《江澤民傳》裡說「過繼」是有法律手續的。但遺憾的是三十年代還是宗族長手握決定權，過繼兒子不需要法律證書。（根據《江澤民其人》編輯）
謊言之九：法輪功煉習者圍攻中南海
中共官方新華社的報導稱，1999年4月25日，「首都北京風和日麗。然而，就在這天，突然發生了一起大規模的非法聚集事件。一萬多名來自北京、天津、河北、山東、遼寧、內蒙古等地的『法輪功』練習者，有組織地集合起來圍住了中南海，矛頭直指黨中央、國務院，嚴重干擾了黨和國家最高領導機關的正常工作，擾亂了首都的社會秩序。這是1989年那場政治風波以來最嚴重的政治事件，在國內外造成了極其惡劣的政治影響。」
「四‧二五」事件之前，法輪功已經遭遇了三年不公正的對待，期間有關政府職能部門對法輪功的打壓接連不斷，特別是到1998年7月，竟傳出了公安部內部已把法輪功定為「邪教」的資訊，廣大法輪功學員對此都有一種不祥的預感。
緊接著，1999年4月，羅乾的連襟何祚庥又在天津教育學院的《青少年博覽》上發表文章，攻擊煉法輪功會致人得精神病，並暗喻法輪功會像義和團一樣亡國。此文發表後，一舉引發了一些法輪功學員於4月18日至24日前往天津教育學院及其他相關機構反映自己修鍊法輪功後身心受益的情況，並期望能通過與雜誌編輯部的交涉來消除該文章的惡劣社會影響。但4月23、24兩日，天津市公安局卻突然出動防暴警察毆打反映情況的法輪功學員，導致多人流血受傷，45人被抓捕，這就是「天津事件」。在其後交涉中，天津政府告知法輪功學員：公安部已經插手，要釋放被逮捕的法輪功學員，必須北京授權。天津的公安還告訴學員：「你們去北京吧，去北京才能解決問題」。這一系列的情況，使得法輪功學員決定去北京上訪，尋求解決問題的辦法。
在4月25日的上訪中，法輪功學員的代表向中央政府提出了三項要求：1、釋放在天津被捕的學員，2、允許有合法的煉功環境，3、允許合法出版法輪功的書籍。其中第一條要求針對的是新近發生的「天津事件」，第二、第三條要求針對的是三年多來法輪功受到的打壓。在當天的整個上訪過程中，法輪功學員沒有使用暴力、威脅等方法攻擊脅迫警察，沒有擾亂公共交通秩序和群眾的正常生活，沒有對國家機關正常運作造成任何不良影響，更沒有使用暴力衝擊國家機關，甚至連口號標語都沒有，大家都很聽從並主動配合警察及有關部門的指揮。時任總理的朱鎔基當天上午八點多就出來與學員見面，下午又直接與五位學員代表面談，並下令天津公安局放人，重申了國家不會幹涉群眾煉功的政策。很快，被抓的天津法輪功學員於當天下午被釋放。當問題基本得到解決後，上訪的法輪功學員於當晚10點平靜散去。整個過程，自始至終平靜祥和，井然有序。
中國法律規定，公民有上訪的權利，上訪不需要預先向公安機關申請，不需要得到事先批准。如《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第41條規定：「公民對於任何國家機關和工作人員，有提出批評和建議的權利；對於任何國家機關和工作人員的違法失職行為，有向國家機關提出申訴、控告或檢舉的權利」。中國大陸的《信訪條例》第10條規定：「信訪人的信訪事項，應當向依法有權做出處理決定的有關行政機關或其上一級行政機關提出」。國家信訪辦的職責就是接待群眾上訪，傾聽群眾呼聲，了解實際情況，解決矛盾。因此，法輪功學員到北京上訪，並沒有抵觸任何一條法律規定，更談不上是什麼「圍攻」，「四‧二五」事件完全是一次合法的集體上訪。
「四‧二五」事件開創了五十多年來中國官方與平民之間通過和平對話解決矛盾的先例，也震動了全世界，令國際媒體發出了「中國民眾素質提高」的驚嘆，並認為四二五事件是中國政治民主，政府開明的裡程碑。
謊言之十：法輪功煉習者在天安門自焚
2001年1月23日，一場發生在天安門廣場的自焚之火，經過中國媒體的反覆渲染迅速傳遍全世界。自焚者被一口咬定為法輪功學員。聲情並茂的揭批中，要刻意煽動的是對法輪功的仇恨。
中央電視台的自焚節目播出後，許多人信以為真。但海外專家通過慢鏡頭仔細觀察中央電視台播出的自焚節目，驚奇的發現這其實是一場蓄意陷害法輪功的偽案。
細心的觀眾只要把電視鏡頭放慢就可以看見，在被官方媒體稱為自焚而死的劉春玲身上的火焰基本熄滅時，有人突然用物體猛擊她的頭部，劉隨即倒地，一條狀物快速彈起，又以極快的速度從空中落下。那麼究竟誰是出手打擊的人呢？如果把那一時刻鏡頭止住，會看到一名身穿大衣的男子正好站在出手打擊的方位。
另外，天安門廣場沒有滅火器，警察也不會背著滅火器巡邏，怎麼可能在一、二分鐘內就有4個人立即拿出滅火器圍在劉春玲身邊？
官方媒體報導說：「被燒重傷12歲的小姑娘劉思影在醫院立即進行了氣管切開手術。」但是我們在電視節目中卻聽到劉思影聲音清脆地在與記者對白，難怪一位美國西醫大夫看完此報導後，笑著說：「氣管切開手術後，人是絕不可能在這麼短時間裡恢復講話能力的。」
官方媒體還報導說，自焚者王進東被嚴重燒傷，可他兩腿之間裝汽油的雪碧瓶卻完好無損，頭髮也基本完好。而且，他打坐、結印的姿式根本就不像法輪功學員。鏡頭前，王進東右邊拿著滅火毯的警察，沒有緊急撲火的運動感，他拿的滅火毯是靜止下垂的，好像是為了拍照而擺好的姿勢，這樣的鏡頭場面發生在整個突發事件的一、二分鐘內，而且攝影機處在最佳的拍攝角度……疑點重重。具有世界先進水準的台灣大學中文語音識別實驗室，對《焦點訪談》中三次出場的王進東作了語音鑒定：第一集中的王進東與其他兩集中的王進東不是同一人。
顯然，有人精心策劃導演了這場「自焚案」以栽贓法輪功。那麼導演者是誰呢？國際教育發展組織於2001年8月向聯合國提交的「天安門自焚」的報告中公布：「我們從錄影片中得出結論，天安門自焚是中國政府一手導演的。我們備有這個錄影片的拷貝，以供派發。」
2003年11月，分析自焚案重重疑點的英文記錄片《偽火》，以其嚴謹求實的風格和對黑幕的曝光獲得第51屆哥倫布國際電影電視節榮譽獎。
結語
中共不但欺騙國人，而且欺騙國際社會，不但在黨外謊話連篇，而且在黨內也是說謊成風，謊言已經成了中共的行為方式、統治方式和生活方式。謊言作為中共「黨文化」的一個基本部分，是中共對大陸人民進行愚民宣傳和奴化教育並欺騙國際社會的重要工具，也是寄生在中華民族肌體上毒害中國人和世界的一個「毒瘤」。
認清中共的謊言，清除掉這個毒瘤，解體中共的黨文化，才是中華民族走向新生的前提。
──轉自《大紀元》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觀點和陳述。
責任編輯：劉旋
謊言之一：「七一」是黨的生日
中共每年慶祝的所謂「七一」黨的生日都是假的。根據海外中共黨史專家司馬璐的考證，中共建黨確實的日期應是1921年7月23日，是毛澤東將7月1日錯訂為黨慶日。
毛澤東在1940年的一個講話中，公開為中共建黨日期拍板。毛說：「7月1日是中國共產黨的生日，明年是黨的20週歲，我們黨從7月1日起慶祝一個月。」隨後，延安新《中華報》發表社論，號召全黨準備於1941年7月1日慶祝黨的二十週年紀念。1941年6月，中共中央正式發表文件，以7月1日作為黨的「誕生日」。
據司馬璐回憶，早在他1937年10月抵達陝北之初，中共並無黨慶之說。在他的印象中，蘇聯的國慶（11月7日）就是中共的黨慶。在當年11月7日，他所在的青年訓練班學員的伙食都加了菜，甚至吃到了肉。當時的政治指導員樂少華還即席講話：「同志們，今天是偉大的蘇聯十月革命的紀念日……」。
早期中共黨人如鄧中夏和李維漢，都說是1921年6月。根據是1921年6月中旬，上海臨時中央發出通知，中共一大定於1921年6月30日舉行。然而，事實上，由於當年6月底，準備參加會議的代表多數沒有到上海，所以決定改期。
據中共「一大」代表陳公博回憶，一大是在1921年7月20日召開的，不過，陳公博和周佛海的回憶提到的1921年7月底的上海社會新聞倒是為中共成立日的確定提供了有力的佐證。
據陳、周二人回憶，當時陳公博帶著新婚夫人到上海，住在大東旅社。「一大」在上海停會之日，他們夫婦的隔壁房間「當晚發生了一件姦殺案，開了兩槍，打死了一個女人」。因陳公博住處出現凶殺案驚動了警方，加上法租界巡捕又到會場搜查，代表們便轉移到嘉興南湖上開了一天會，便結束大會。是以，查到這次凶殺案的時間，便能查證會議的召開日子。
果然在1921年8月初的上海《申報》上有「大東旅館發現謀殺案」的記載，案發時間為7月31日凌晨。這一命案日期前推8天，恰好是7月23日，
後來在蘇共提供的共產國際的中共檔案中，發現了與會的武漢代表陳潭秋在莫斯科寫的回憶以及共產國際駐赤塔特派員的報告，他們都認為「一大」是在7月23日召開的，在上海開了8天。
司馬璐1978年從其蘇聯朋友那裡得來的原文資料，也證實中共「一大」是在7月23日召開的。1980年中共的《人民日報》則首次承認了中共建黨是在1921年7月23日的說法。
謊言之二：紅軍長征是北上抗日
按照中共一貫的說法，當年紅軍長征是為了「北上抗日」。但事實上，1934年10月中共中央與中央紅軍撤離江西蘇區時，並沒有具體的前進目標，此後目的地多次更改，其中沒有一次與「北上抗日」有關。紅軍長征其實是一次大逃亡，與「北上抗日」根本扯不上邊。
從1933年10月開始的國民黨第五次「圍剿」，由於採取了構築碉堡群包圍「蘇區」、步步為營的戰術，不給紅軍打游擊戰、運動戰的機會，使紅軍屢次受挫。1934年4月，「中央蘇區」北方門戶廣昌失守，紅軍元氣大傷。中共已無信心守住江西「蘇區」。6月10日前後，中央政治局召開擴大會議，討論「突圍」事宜。周恩來提出，有兩個方案∶第一方案是向東北方，沿閩、贛邊轉移到沿閩、浙、贛邊，可以威脅國民黨心臟地區江、浙一帶。第二方案是向西南方贛粵邊突圍。周主張採取第二方案，毛澤東主張第一方案，林彪、彭德懷贊同毛的意見。結果通過了周案而散會。
顯然，這兩個方案均未將「北上抗日」考慮在內。
次日，中共「總負責」博古（原中共總書記向忠發叛變後，中共首腦一般不再稱總書記，而稱總負責。）、共產國際軍事顧問李德、朱德、周恩來、項英、龔楚開會研究突圍的準備工作。這時，「博古提出以抗日名義，派先遣隊兩隊北上，為紅軍主力突圍試探。」會議決定：
一，由方誌敏率「紅軍抗日第一先遣隊」，「向衢州方面挺進，創造皖、浙、贛根據地。」二，組建第六軍團，「以蕭克任軍團長，稱為紅軍抗日第二先遣隊，向桂東、汝城間突圍，沿湘桂邊界北上湘西，與賀龍會合，準備策應紅軍主力突圍後的行動。」三，「將粵贛軍區改為贛南軍區……以龔楚任軍區司令員兼政委，劉伯堅為政治部主任，負責部署突圍準備工作。」
由此可知，「紅軍抗日先遣隊」並無抗日的任務，也無北上的意圖。中共組建「紅軍抗日先遣隊」，純為突圍打個招牌，與「抗日」毫不相干。
博古是黨內留俄派首領，在共產國際支持下成為黨內頭號人物，實際是書生一個。「抗日先遣隊」的招牌固然響亮，可日本人遠在三千裡之外，老百姓不明白它如何抗日，政治效果幾乎為零。軍事上更行不通。第一先遣隊被擊潰，方誌敏被俘，殘部退回閩北。第二先遣隊也折損大半，僅剩一千人與賀龍部會合。據龔楚說∶「這兩個抗日先遣隊的派遣，無論在政治影響上，軍事行動上，均無補於紅軍主力的突圍，徒然分散了兵力，招致重大的損失而已。」
不過，若無博古那個主意，中共歷史上將不會有「抗日先遣隊」一詞，後來中共也就不會有紅軍「北上抗日」一說了。所以，博古提出「以抗日名義派先遣隊」，後來竟給了中共一個用以自我吹噓的資本，或許不能說一無是處。
1934年12月，中共中央與中央紅軍經湖南廣東交界處之通道縣，到達貴州黎平。在那裡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討論去向及立足點。會議決定「暫時以黔北為中心，建立蘇區根據地。」這才有向遵義進軍之舉。遵義正是黔北最大的城市。顯然那時博古、周恩來一夥沒有「北上抗日」的打算。
次年一月，紅軍奪得遵義，再次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毛澤東聯絡王稼祥、說服張聞天，爭取周恩來，扳倒博古和那個蘇聯派來的洋人李德，由周恩來、毛澤東、王稼祥三人小組負責軍事指揮。
2月初，在雲、貴、川交界的一個「雞鳴三省」的村子召開中央政治局常委會議，張聞天取代博古，成「總負責」。他負責起草並主持通過了遵義會議決議。此決議也沒提「北上抗日」，只改變了其目的地：「擴大會一致決定改變黎平會議以黔北為中心來創造蘇區根據地的決議，一致決定紅軍渡過長江、在成都之西南或西北建立蘇區根據地。這個決定的理由是：由於四川在政治上、軍事上（與四方面軍的更好的配合，背靠西康一個空無敵人的區域）、經濟上都比黔北好。」
張聞天、毛澤東、周恩來在遵義會議上過低估計了四川國民黨軍隊的實力。進入四川，在成都西南建立蘇區根據地的設想無法實施。他們只好邊打邊走，邊研究落腳點。6月12日，中央紅軍與張國燾率領的四方面軍在成都西北約一百多公裡處的懋功地區（今阿壩藏族自治州小金縣）會合。若中共有「北上抗日」之方針，會師後的去向就沒什麼可爭論的。正因為無此考慮，雙方產生了極大的分歧。張國燾主張西進，到青海、新疆尋求發展，或者南下，出長江，下武漢。張聞天這一邊主張，先在川西北建立根據地，而後逐步佔領四川、陝西、甘肅。6月16日，張、毛、周、朱聯名致電張國燾等，說「總的方針應是佔領川、陝、甘三省，建立三省蘇維埃政權，並於適當時期以一部組織遠征軍佔領新疆。」可見，佔領新疆、打通去蘇聯的路，這一點雙方沒有分歧。張聞天們反對張國燾放棄四川西進的理由，不是因為日本人在東邊，而是因為西去千裡人煙稀少，補充給養困難。張國燾固然不考慮「抗日」，張、毛、周這邊也一樣。
然而，由於兵力不敵國軍，在成都西北的松潘一帶建立根據地的設想也無法實施，紅軍被迫出川。9月17日，紅軍闖過天險臘子口，抵達甘肅岷縣哈達鋪。這時，中央再次開會研究前進路線，討論是往西打通往蘇聯去的路，還是到別的什麼地方。
此時，賈拓夫提出了到陝北落腳的建議。賈拓夫是個知識青年，年僅22歲。1934年初被「陝、甘邊區」黨組織派到上海去向中央彙報工作的代表。此時中共中央早已遷至江西。賈到上海撲了個空，便輾轉到了江西，並於10月間隨中央紅軍參加長征。
在岷縣哈達鋪，見中央仍未打定主意往何處去，賈拓夫便向毛澤東建議：去陝北。他告訴毛說，陝北有上萬劉志丹領導的紅軍，並且有一塊不小的蘇區。此時，中央紅軍總共才不到一萬人，一聽賈的介紹，毛澤東馬上說∶「有一萬紅軍就去，何況還有那麼大的一個蘇區呢！」
9月26日，中央在渭源縣榜羅鎮（或屬通渭縣）召開政治局常委會，賈拓夫特別被邀列席。在這個會議中，毛澤東們才作出了到陝北立足的決定。
會後，賈率領一連戰士和一部電台，作為前哨，出發尋找陝北紅軍。在陝西甘泉縣，他遇見陝北黨的領導人郭洪濤和紅十五軍團政委程子華，完成了與陝北黨組織聯絡的任務。
10月19日，中央紅軍到達陝北保安縣吳起鎮，與劉志丹領導的陝北紅軍會合。長徵結束。
10月24日，中共中央在甘泉縣召開政治局會議，毛澤東在會上說∶「（在長征路上）得到了新的材料，知道陝北有這樣大的蘇區和紅軍，所以決定去陝北……以陝北蘇區來領導全國革命。」
注意，這裡毛澤東說的是「以陝北蘇區來領導全國革命」，而非以陝北蘇區來領導全國抗日。「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和「中國工農紅軍革命軍事委員會」聯合發表《抗日救國宣言》，是11月下旬的事。而且其口號是「抗日反蔣」，「反蔣」是實，「全國革命」是實，以「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對抗中華民國國民政府是實，「抗日」不過是爭取民心的一桿旗而已。
總而言之，「紅軍北上抗日」一說是中共在北上結束以後編造出來的。（原文題為《紅軍長征真的是為了「北上抗日」嗎？》，作者丁抒）
謊言之三：中共是抗日戰爭的中流砥柱
中共一向聲稱是它領導全國人民抗擊了百分之九十以上日軍，打敗了日本人，因而也只有它才是「抗日戰爭的中流砥柱」，而蔣介石國民黨則是「真投降、假抗日」、「積極反共、消極抗日」。但事實真相真的如此嗎？近年來海內外眾多歷史學家以大量的事實和資料告訴世人，這完全是對中國人民的欺騙愚弄，領導全國人民打敗日本人的抗戰中流砥柱不是中共，而是蔣介石領導的中華民國政府。
首先，中華民國政府是指揮全國抗戰的司令部，蔣介石先生是指揮全國抗戰的最高統帥。西安事變和蘆溝橋事變發生之後，中共兩度向中華民國政府和中國國民黨提出了「保證抗日和不再作亂」的著名「四項保證」。中華民國政府和中國國民黨為團結全國抗日救國計，決定接受中共「輸誠」。在中共，此為歸順中華民國國民政府；在國民政府，則為收編中共。因此，中華民國中央政府及國民革命軍與中共地方政府及中共軍隊的關係，也就是領導和被領導的關係。對於這一點，中共當年也是完全承認的。不但承認，全面抗戰爆發後，中共還曾一再歌頌國民黨和蔣介石領導抗戰。1938年9月29日即武漢會戰期間，毛澤東曾致函蔣介石稱：「先生領導全民進行空前偉大的民族革命戰爭，凡我國民無不景仰……敵雖凶頑，終必失敗。」時至1942年7月7日抗戰五週年紀念日，皖南事變已經發生之後，中共仍然對外發表宣言稱：「全國軍民必須一致擁護蔣委員長領導抗戰。」
其次，抗戰的策略是蔣介石先生制定的。九一八事變一發生，蔣介石即在江西指出：「我認為第二次世界大戰已經開始了！」1937年8月7日，中華民國最高國防會議正式決定全面抗戰，並制訂了「以守為攻、以退為進，以持久對速勝——非以打垮敵人為目標、而以拖垮敵人為目的」的持久戰總戰略。同時，在第一期抗戰的指導方針上，確立了「以時間爭取空間」的戰略原則，重在贏得時間，消耗敵人，粉碎敵人「三月亡華」的狂夢，促成我西南持久抗戰基地的形成和鞏固。
第三，從力量上看，1937年3月左右，中華民國政府擁有1040萬平方公裡疆土，擁有4萬萬人民，擁有陸軍270萬，海軍10萬噸位，空軍600架戰鬥機。而當時的中共逃到陝西時只有2萬人馬，1萬3千條槍，3個縣的人民、資源。在1937年8月13日開始的淞滬會戰中，國民黨70萬軍隊與50萬日軍浴血奮戰，粉碎了日軍3個月橫掃中華的夢想。遠在陝北的兩萬紅軍如何能領導120萬人的會戰？
再者，就事實而言，自1937年7月至1945年8月之間，中華民國政府軍發動大型會戰二十二次，重要戰鬥一千一百一十七次，小型戰鬥二萬八千九百三十一次。陸軍陣亡、負傷、失蹤三百二十一萬一千四百一十九人。空軍陣亡四千三百二十一人，毀機二千四百六十八駕。海軍艦艇損失殆盡。自1929至1933年，從中央軍校畢業的大約二萬五千名軍官中，就有一萬名犧牲在戰爭全面爆發的前四個月。在整個抗戰中，國民黨軍隊共消滅日軍達其總兵力百分之三十五以上，從而振奮和堅定了全國人民持久抗戰的信念，贏得了偉大衛國戰爭的最後勝利。
再來看中共，前6年：1931年9月18日，日本入侵東北，而中共卻號召保衛蘇聯、工人罷工等，還要以武裝暴動推翻中華民國南京政府。後8年：要日蔣火拚，中共則到「敵人後方去」發展壯大自己的力量。在延安搞整風，種革命鴉片，偷敵賣國。其所謂游擊戰更是「游而不擊」，專打國軍，不打日軍。其所謂「擁蔣抗日」則是執行蘇共命令要為保衛蘇維埃而行。日軍在華斃命的一百二十九名將領之中，死於與中共作戰的只有三個，其餘都是死於國民政府軍隊手中。中共在抗戰中犧牲的高級將領只有左權、楊靖宇兩人，國民黨方面卻有二百零六人。
最後，從理論上講，孫中山先生領導辛亥革命推翻滿清專制，建立了中華民國，這是中華民族自己的共和國。孫中山說他與秦皇、漢武、唐宗、宋祖是一脈相承的，他在創建中華民國後祭祖的時候說他是中華民族的子孫。所以孫中山和他領導的國民黨承接了中華民族的國統和祖統。從1912年創建民國到1931年日本入侵到1945年抗戰勝利，國民黨對外衛國，對內護國。反觀中共，1920年蘇共派人在中國建立共產黨，從建黨那天起就以馬列主義為指導，政治上接受蘇聯的領導，經濟上接受蘇聯的援助，軍事上接受蘇聯的武器，並確立了顛覆中華民國、建立無產階級專制政府和消滅中國國民黨的目標，這樣一個政黨怎麼能為保衛中華民國而戰？
到底是誰領導全中國人民打敗了日本侵略者？事實勝於雄辯，數字就是證明。正如林肯所說：「你可以在所有的時間欺騙一些人，你也可以在一些時間欺騙所有的人，但你不能在所有的時間欺騙所有的人。」
謊言之四：抗美援朝保家衛國
「雄赳赳，氣昂昂，跨過鴨綠江，保和平，衛祖國，就是保家鄉……」唱起這首當年紅遍大江南北的《中國人民志願軍軍歌》，提起半個多世紀前的「抗美援朝」，絕大多數中國人恐怕至今都還以為那是一場「保家衛國的正義戰爭」，相信是「美帝國主義」首先挑起了這場戰爭，侵略了北朝鮮。
許多上了年紀的人都還記得，1951年10月23日，毛澤東曾在全國政協第一屆第三次會議聲稱：「如果不是美國軍隊佔領我國的台灣、侵略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和打到了我國的東北邊疆，中國人民是不會和美國軍隊作戰的。但是既然美國侵略者已經向我們進攻了，我們就不能不舉起反侵略的旗幟，這是完全必要的和完全正義的，全國人民都已明白這種必要性和正義性」。
半個多世紀來，提及當年的朝鮮戰爭，「黨」也一直都是這麼說的。對此，大陸人民從來都沒有懷疑過，也不可能懷疑，因為他們能夠接觸到的資訊都來自官方管道。
然而，令中共沒有料想到的是，1990年代蘇聯解體之後，俄羅斯主動解密了一大批前蘇聯韓戰檔案，包括很多中共和北朝鮮當時的檔。這些資料以無可辯駁的事實表明，當年是金日成在獲得斯大林的同意和中國的支持後首先挑起了戰爭，中共根本不是什麼「抗美援朝」，而是「助朝侵韓」。
二次世界大戰末期，當時的聯合國會員國代表蘇聯、中國國民政府、美國、英國共同承諾：由蘇聯出兵中國東北及朝鮮的北緯三十八度線以北，聯合國軍解放三十八度線以南。1945年8月15日，蘇軍與原屬於中共東北抗日聯軍軍長金日成的兩個朝鮮族師，進入了北朝鮮的三八線以北（此時日本已經投降），而美國代表聯合國軍進入了以南的地區，二次世界大戰宣告結束。
二戰結束後，南北朝鮮分別以李承晚和金日成為首組建了兩個性質完全不同的政權。接著，美國和蘇聯分別於1948年撤出了朝鮮半島。本來，日寇的侵略掠奪，已經把朝鮮半島弄得滿身創傷，這正是一個和平的，雙方可以按照自己領導人的意志，建設自己國家的最佳時期；不僅可以在和平競賽中各自爭取對方人民的支持，從而實現國家繁榮人民生活幸福，而且可以由各自的人民選擇國家的制度，實現和平的統一。
然而，北朝鮮的金日成卻對南方一直懷有武力統一的迷夢。
1949年初，中共控制了整個東北，北朝鮮既有了一個安全可靠的大後方，又可望直接以中共軍隊中成千上萬訓練有素的朝鮮族人官兵為基礎組建自己的主力部隊。於是，金日成不失時機地兩次向斯大林提出他的以武力統一朝鮮的戰爭計劃，但斯大林因為怕跟美國直接對抗，拒絕了金日成。於是，金日成只好求中共幫忙，他派北朝鮮的國防部副部長去北京見毛澤東，毛明確表態支援，說，「如果必要，我們可以悄悄派些中國部隊給你們」。中、朝兩國人膚色一樣，美國人「認不出來」。在會見金日成的特使時，毛還同意將中共軍隊中的三個朝鮮族人師及兩個團移交給北朝鮮軍隊，此即中共捲入朝鮮戰爭準備之發端。
1949年中共移交給北朝鮮的這三個朝鮮族師當時在中共軍隊中的番號為156、164、166師，連同一併移交的另外兩個朝鮮族團，中共共為北朝鮮提供了兵員69，200人，構成了北朝鮮軍隊的作戰主力，占朝鮮戰爭前北朝鮮軍隊總數148，680人的46.5%。這些朝鮮族部隊主要是從東北的朝鮮族（尤其是延邊朝鮮族）地區徵集兵員組成的。按中共當時的政策規定，在中國境內居住的朝鮮族人屬於中國籍，而且這些移交給北朝鮮的中共朝鮮族指戰員中，大部分人的父母、配偶、子女、土地等均在中國而非北朝鮮，因此，這些官兵是中國國民而非北朝鮮國民。
由此可見，參加朝鮮戰爭的中國軍隊並不是於戰爭爆發後的1950年10月才首度跨過鴨綠江的，中共於1949年（即朝鮮戰爭發動前）移交給北朝鮮的三個師又兩個團官兵，才是第一批中國的「志願」軍。沒有這支部隊的加入，北朝鮮軍隊就可能不具備足夠的實力發動對韓國的進攻。所以，高崗的前衛士長魏寶玉曾透露，「中共中央東北局早就知道金日成欲以武力統一朝鮮」。
按照毛澤東和中共原來的想法，他們是準備祕密派兵進入朝鮮，而不是公開與美國對陣，但1949和1950年之交毛澤東訪蘇期間，斯大林就金日成的戰爭計劃和毛交換了意見，毛改變了原來的想法，他要公開同美國作戰——因為只有這樣他才能從斯大林那裡拿到他想要的東西。毛設想的交易是：我幫你打敗你的敵人美國，你給我軍事工業、勢力範圍。毛之所以敢打，是因為他擁有千百萬可充當炮灰的中國人。他相信美國不可能跟他比賽死人，他不會被打敗。打朝鮮戰爭還給了中共一個處理上百萬在國共內戰後期投降的國民黨軍隊的辦法：把他們大量派去朝鮮。
從斯大林的角度看，中國和北朝鮮同美國打一場大仗對他有說不完的好處。第一個他可以做軍火商。第二他可以實驗自己的新式武器，還可以獲得某些美國軍事技術。第三他可以摸摸美國的底，在同共產主義陣營對壘上，美國到底能走多遠。但最使斯大林動心的還是中國人能消滅並牽制大量美國軍隊，使世界權力平衡倒向對蘇聯有利的一邊。毛很清楚斯大林的夢，反覆向斯大林表態：可以依靠他來實現這個夢。於是，在毛澤東訪蘇期間，中蘇雙方達成協定：如果在朝鮮戰爭中發現（中蘇以外的）外力干涉，那麼，中國將派陸軍、蘇聯則派空軍入朝作戰。
1950年1月，毛澤東剛與斯大林談妥朝鮮戰爭的計劃，在北朝鮮發動對韓國的進攻前數月，中國就開始為出兵朝鮮作準備了。中共的七個野戰師於該月奉調東北，加上東北軍區（含內蒙古軍分區）原有之部隊，那時東北共有軍隊40萬之眾。如此龐大的部隊數量遠遠超出了維持東北治安的需要，毫無疑問，這些部隊的集結是為了參加即將到來的朝鮮戰爭的。
1950年2月，中共42軍行軍赴東北途經北京時，朱德曾指示該軍軍長吳瑞林：「你們要一面生產建設，一面準備戰鬥。目前，美帝國主義仍佔領朝鮮半島……我們必須解放那裡的土地和人民。」此外，中國還在河南屯兵九個野戰師共12萬人（隸屬於13兵團），後來，朝鮮戰爭一爆發就急調這些師入東北，與先前抵達之部隊組成了東北邊防軍，以粟裕為司令員。1950年8月中旬，高崗就曾在一次東北邊防軍的幹部會議上說，「我們必須主動幫助朝鮮人民……讓朝鮮成為一個統一的國家」。
1950年1月中旬，毛澤東尚未離開莫斯科，斯大林就通知了金日成，金的戰爭計劃已獲批准。不過，斯大林告訴金日成：「此一問題仍須由中國和朝鮮同志聯合作出最後決定。」因此，1950年5月13日，金日成到北京向毛澤東正式提出了向南朝鮮發動進攻的請求，毛澤東自然依照與斯大林的約定照準，並作出了必要時會派兵入朝的具體承諾。金日成同斯大林制訂的戰爭計劃得到毛的認可，斯大林於16日來電最後點頭。
於是，1950年6月25日，北朝鮮借口「南朝鮮發動了向北方進犯」，突然發動了預謀許久的襲擊南朝鮮的戰爭！到8月初，短短一個半月內，北朝鮮的軍隊就攻佔了百分之九十的南朝鮮和南方幾乎所有的重要城鎮，大軍直抵釜山。
面對聯合國戰勝國各方的承諾遭到粗暴的踐踏，美國理所當然地不能坐視不顧。美國總統杜魯門於6月27日宣布派兵入朝。9月15日，美軍在三八線以南的仁川登陸，把北朝鮮軍隊截為兩半，緊接著準備向北進攻。9月29日，金日成急電斯大林，請他叫中國派「志願軍」。
十月一日，斯大林告訴毛：履行諾言的時候到了。毛馬上做出反應，十月二日，他起草了一封給斯大林的電報，說他「決定出動中國軍隊到朝鮮和美國人作戰。」
1950年10月19日，中國軍隊正式入朝參戰。
可見，朝鮮戰爭是北朝鮮、蘇聯、中國三方共同策劃的結果，是金日成在獲得了來自蘇聯的戰爭物資和顧問、來自中國的久經戰陣的官兵，又正式向蘇聯、中國「請求」向韓國進攻並獲準的情況下發動的。北朝鮮軍隊和中國軍隊才是挑起戰爭的侵略者和罪魁禍首，而韓國國防軍則是保家衛國的正義一方，美軍不過是在朝鮮半島執行聯合國維持和平的任務。
中共一向自稱參加朝鮮戰爭的主要目地是所謂「抗美援朝，保家衛國」，其實，中共領導當時並不擔心美國假道朝鮮入侵中國本土。他們知道，由於中蘇同盟關係的存在，美國不會、也沒有進攻中國的準備；同時，由於蘇聯不肯向中國提供海軍艦艇，中國將長期缺乏渡海攻擊台灣的能力，因此也不會與美國在台灣地區發生軍事衝突。所以，在朝鮮戰爭是否會擴大到中國這一關鍵問題上，1950年中國政府內部往下傳達的的估計是：「世界無大戰，遠東有戰事；中國無大戰，廣東可能有戰事」。這裡所講的廣東的戰事，是指國民黨軍隊可能渡海挑起對大陸的局部襲擊。
既然不是為了「抗美援朝，保家衛國」，那麼中共主動參加朝鮮戰爭的主要目地究竟又是什麼呢？正如一些歷史學家所分析的那樣，中共圖的是藉助蘇聯的援助，讓軍隊取得現代化戰爭的經驗，並用蘇聯的武器裝備換裝，建立中國自己的技術兵種和軍事工業。
美國學者查閱前蘇聯政府的檔案檔後發現，「在斯大林於1953年3月逝世之前，他與毛澤東之間的大部分通信是關於中國請求蘇聯給予武器裝備的」。中國出兵朝鮮一舉，從蘇聯得到了很高的回報，斯大林及其繼任者不僅用嶄新的蘇造武器替中國裝備了100個步兵師，並幫助中國建立了能有效作戰的空軍、海軍、炮兵、坦克兵等技術兵種，而且還援建了300多項大型工程項目，使中國得以形成獨立的軍事工業體系。如果把蘇聯從1945到1955這10年間為中國提供的武器裝備加在一起，足以裝備300餘個步兵師。可以說，蘇聯對中共的武器轉讓規模是現代史上最大的一次。這樣超大規模的援助是毛澤東以前的近代中國的歷任統治者無法企望的，蔣介石從美國得到的武器援助遠比毛澤東少。
朝鮮戰爭，至少造成70萬到100萬中國軍人志死亡。
謊言之五：中國沒有發生大飢荒
1961年，毛澤東在接待來訪的法國社會黨領袖後來的法國總統密特朗時，針對西方世界有關中國發生大飢荒的傳言說，「我再重複說一遍，中國沒有飢荒。」許多西方人對毛的這番話信以為真。
那麼，當時的中國究竟有沒有發生大飢荒呢？半個世紀後的今天，可以說事實已經很清楚了——不但發生了大飢荒，而且還是人類歷史上死人最多的一次大飢荒！
2011年，香港大學馮客教授《毛澤東的大飢荒：1958～1962年的中國浩劫史》一書出版，書中據公安部門同期報告及大躍進最後幾月中共彙編內部報告，指出1958到1962年中國至少4,500萬人非正常死亡。他認為人們常用的「大飢荒」一說似表明這場空前災難是計劃經濟決策者匆匆上馬的無心過失，忽略了這期間高壓、恐怖和制度性暴力造成的死亡。
大躍進餓死4,500萬人不是根據什麼統計全國人口數量變化來的，當時各地成立了防病防疫辦公室，把因飢餓產生的浮腫等現象詭稱二號病，這一死亡數字是定期向書記處彙報的。現在在中央檔案館和各地的檔案館都查得到原始資料。
大飢荒期間挨整的人中有醫生，罪過是診斷出大批人生病死亡的原因是飢餓。醫生王善身在被問到為什麼浮腫病治不好，少了什麼葯時，說了一句：「少一味糧食！」他被開大會批鬥，扔進監獄。
二號病，在醫學上霍亂的含義從來沒變過，只不過是為了掩蓋餓死人的情況，把餓死說成是傳染病死，所以，在整個大飢荒期間，二號病也隱諱地代稱浮腫！這個代稱從初期一直沿用了三年。其實，當時不光是用二號病來掩蓋，在大飢荒期間，某中央領導感慨，怎麼那麼多高血壓心臟病肝炎死的！其實，都是餓死的。
1961年4月23日，安徽省公安廳寫了《關於發生特殊案件情況的報告》：「自1959年，共發生特殊案件（人相食）1289起，其中阜陽專區發生302起，蚌埠專區發生721起，蕪湖專區發生55起，六安專區發生8起，安慶專區發生2起，合肥市發生201起。——安徽省公安廳原常務副廳長尹曙生。」
原籍豫南的知名財經作家時寒冰記錄母親在大飢荒時遭遇。「村裡誰家死人，都不會說，有的直接把死人吃了，有的瞞著多分一碗稀湯……某某的娘，就是把家裡死掉的孫女吃掉活下來的，她吃了7個人。」
原新華社記者楊繼繩在《墓碑——中國六十年代大飢荒紀實》中記載，安徽無為縣崑山鄉新華村一老婦人所食之肉乃其子之屍。當時即將餓死的人爭吃無主屍肉也時有發生。有些飢餓鄉民常到處打聽誰家最近死了人，何處有新墳，一旦聽說某處有剛死的人或新墳，人們便蜂擁而至掘屍而食，野外常見被剔了皮肉的屍骨。
「記得年少時聽外婆提過一句關於大飢荒時的慘狀，當時已非缺糧是真的無糧可炊，當樹皮草根被吃完後，村民撈出自家糞坑中的蛆蟲洗了煮食，蛆蟲吃完吃觀音土，儘管如此依然餓殍一片。有一家媳婦因無營養產下死嬰且累得虛脫，家人閉門含淚燒開了鍋……，媳婦命保淚伴終生。」
1959～1961年甘肅通渭大規模餓死人事件被稱為「通渭問題」。65年7月通渭縣委報告稱：「全縣死亡60,210人，死絕2,168戶，1,221個孩子成了孤兒，外流11,940人」。2000年通渭縣老幹部座談會上，親歷者說當年上報的數是縮小的，是實際餓死人數的三分之一，70%以上家庭有死人，有的全家死絕，大量屍體沒人掩埋。
大飢荒通渭縣大量餓死人，除了高層，對外嚴密封鎖信息，直到幾十年後的今天，外面的人還很少知道發生了這樣的事。為了封鎖消息，當時餓死多少人叫「病」了多少人，不能說餓死。縣裡指示：「要把他們全部埋掉，『病』一個埋一個」。縣委還指示，只能說這是打掃衛生，不能說是掩埋死人。
原重慶市長壽縣委書記紀俊儀回憶大飢荒年代，「我下鄉調查，全縣死了3,000多人，再調查，全縣死上萬人了。」1960年春節，他在除夕這一天向市領導彙報，市領導沒有馬上撥糧救濟，一直延誤到正月初二。「就這三天，臘月三十、正月初一、初二，死人數字由一萬多增加到兩萬多。」
遼寧省錦西煤礦勞改隊，經過大飢荒後，1,200名右派、犯人餓死1,000多人，沒有餓死的200來人中的190多人，都已骨瘦如柴或全身浮腫地卧床不起，成了還剩一口氣的殭屍；另兩個人靠吞吃活剝青蛙、蚱蜢和蝴蝶，才能下床走動走動。（摘自新華社高級記者戴煌：《九死一生》）
鄧寶珊，老同盟會員、國軍上將，後協助傅作義「起義」，1949年後曾任甘肅省長，1960年大飢荒，毛澤東收到鄧呈送的物品：用油渣和榆樹皮粉糅合而成的食物，這是當時甘肅人賴以生存的食物。此舉受到了省委的埋怨攻擊，鄧寶珊卻說：「我個人的進退榮辱不是大事，群眾吃飯問題要緊」。文革中，鄧受迫害自殺。
大飢荒時，中國所欠蘇聯外債總共為57.43億，而1959年財政支出達520億元。所以實際上當年中國所欠債務數額並不大，而同期對外援助金額遠大於還債金額。而長期來解釋三年大飢荒時，卻大講「自然災害和對蘇還債」，「對內怨老天，對外怨蘇聯」成了推卸責任的推託之辭。
通過以上不完全的「大飢荒」檔案，不知道是否可以提醒人們：到底是誰製造了這場慘劇？如何記住歷史，使悲劇不再重演？怎樣使人們能夠穿透歷史的迷霧，看清血寫的歷史，不再相信中共墨寫的謊言？
謊言之六：六四天安門反革命暴亂
天安門事件，「六四」屠城，震驚世界。中共定義，那是「反革命暴亂」，中共出兵鎮壓，是「平暴」。
事實上，1989年的北京，在民主運動的兩個月裡，交通如常，秩序井然，民眾齊心呼喚民主，連小偷都被感動得「罷偷」，各項犯罪率大幅下降。直到鄧小平命令解放軍（所謂「戒嚴部隊」）強行開進北京，才釀成衝突和混亂。
1989年4月15日，以改革派和開明派著稱的前中共總書記胡耀邦突然病逝，引爆積壓已久的社會情緒。以悼念胡耀邦為出發點，北京各大學的學生率先走出校門，全國其他各大城市的學生，也紛紛走上街頭，遊行，示威，喊出「反腐敗」、「要民主」的口號。學生運動，很快演變成社會各階層參與的全國民主運動，遍及三百多個城市，各地動輒數十萬人或百萬人參加，歷時近兩個月。規模空前的民主運動，不僅創下中國歷史、也創下世界歷史的記錄。
民主潮所及，不僅彙集了大量學生和知識分子，也彙集了大量市民和工人；不僅感染了大量體制外、即民間人士，也感動了大量體制內、即官場人士，如《人民日報》、中共中央直屬機關等，都有很多人打出支持民主的橫幅。
那段時間，大多數中國人都很樂觀，對中國的未來，充滿希望。中國人似乎從來沒有那麼高興過，每次遊行，都像過節一樣，興高采烈。人們憧憬著，一個民主的中國，很快就會到來。國際社會高度關注中國民主運動，各國媒體和記者雲集北京，拍攝下大量的歷史鏡頭。香港和台灣民眾熱心支持，兩岸潛在的統一趨勢，從來沒有那麼接近過，只待中國大陸民主化。
而在中共統治集團內部，也發生了空前分化。人大常委會裡，包括委員長和六名副委員長反對鎮壓學生。一批老將軍也表態反對鎮壓。以總書記趙紫陽為首的改革派，更是明確反對鎮壓民眾而力主朝野對話。
然而，老人政治，早已成為中國的頑疾。在中南海的深宮裡，大權在握的老人集團，磨刀霍霍，圖謀以武力鎮壓民主運動。身為軍委主席的鄧小平，暗中調集30多萬解放軍，占當時主力共軍的三分之一，包圍北京城。以總理李鵬為首的保守派，竭力支持鄧小平的鎮壓計劃。
在黨內，經過又一輪激烈的權力鬥爭，鄧小平罷免了拒絕向人民開槍的趙紫陽，並將他軟禁。這一幕，彷如百年前的清廷，垂簾聽政的慈禧太後，軟禁了推行憲政改革的光緒皇帝。陰暗、冷酷、殘暴的中國宮廷悲劇，再一次重演。中國政治，再一次倒退。
1989年6月4日凌晨，85歲的政治老人鄧小平下令展開大屠殺。強行進入北京的解放軍，用機關槍掃射、用坦克碾壓人群。密集的槍聲，此起彼伏的口號聲和哭喊聲，交織成一片。在鄧小平和李鵬的極端指令下，共軍瘋狂射殺和輾壓手無寸鐵的學生和市民。大量民眾慘遭屠殺，血染廣場，屍遍街頭。這便是震驚中外的「六四」大屠殺，也稱「天安門事件」。
部分北京市民和學生，展開了英勇抵抗，阻擋並焚燒進城的軍車和坦克。那一夜，中國首都，火光衝天，濃煙滾滾。北京，成為一座戰爭的城市、一座流血的城市。中國軍隊，對自己的人民發動戰爭，向自己的人民開槍！面對全副武裝的共軍，北京市民和學生最終寡不敵眾。經過一夜屠城，共軍控制了北京。波瀾壯闊的中國民主運動，被政治老人、解放軍、坦克和機關槍聯合粉碎。
大屠殺之後，鄧小平當局展開大逮捕。各地民運領袖紛紛被捕，被投入黑牢。部分民運領袖出逃海外。中共還展開大報復，許多參加過當年民主運動的學生，被剝奪學籍或學歷，畢業的不予分配工作。許多體制內的知識分子則被開除公職。一度欣欣向榮、充滿活力的中國知識界，重現萬馬齊喑的慘淡。
「天安門事件」，八九民運，以及中共當局的大屠殺，成為世界歷史的重大標誌性事件。自那以後，中共一直千方百計地力圖遮掩和抹殺這段歷史，但全世界都記錄了這段歷史。墨寫的謊言，塗改不了血寫的史實。（選自陳破空《傾斜的天安門》一書）
謊言之七：「非典」已得到有效控制
中國傳染病法規定，任何可疑傳染病必須在六至十二小時內向上報告，但2003年薩斯爆發，中共官方隱瞞疫情竟長達半年。
2002年11月中旬，廣東省的五個城市出現了薩斯病例，到12月中，在其中一個城市河源已經引起了恐慌，七名醫務人員被感染。但是消息沒有上報，而該市報紙還否認有流行病在傳播。在官方刻意隱瞞的同時，病人們開始到廣州求醫，把這種疾病傳染給更多的人，其中一個十歲的男孩病例傳染了五個醫護人員，其中一位救護車司機和一位醫生後來都死了。而另一名病人，就像一個「會走路的生化武器」，傳染了他身邊的每一個人。疾病就這樣開始在廣州流行，但中國官方命令記者不準報導這次疾病爆發。一月下旬，中山市的一份報紙發布一條消息：「這種病毒已經在廣州出現了一個多月，這種病已經受到了有效的治療和控制。群眾沒有必要驚慌。」到這時，記者才把這個疾病的資訊，報告中央。此時疾病已經流行了三個月。這是地方向中央的隱瞞。
衛生部此時才派出了中央專家組赴廣州調查。而薩斯就像從潘朵拉盒子中放出的魔鬼，已經不可收拾。但是真相還在繼續隱瞞。
2003年2月11日，廣州市官方召開記者會，公告至2月11日止，廣東非典型肺炎感染人數二百九十多人，死亡五人，病情已受到控制。同時官方要求：所有中國傳媒都不許談論「非典型肺炎」但是到2月28日，這個「已被控制」的非典型肺炎的病人數在廣東已增至七百九十二人；死亡人數三十一人，是二月十一日資料的六倍！！！
從2月11日到3月下旬，在大陸傳媒再見不到任何官方報導非典型肺炎的病人數目和死亡人數，但是薩斯已經從廣州走向香港，再從那裡走向其他國家。到3月底，香港已經有六百八十五例病人，死亡十六人。
3月初衛生部已向北京各醫院通報過非典型肺炎的危險性，但為避免影響全國人大和政協兩會的召開，禁止對外公布。這是中央政府刻意隱瞞事件的真相。僅廣東南方都市報報導，有人大代表和全國政協委員要求讓世界衛生組織調查非典型性肺炎，但該報隨即受到批評。
香港的官員們也向大陸學習隱瞞病情。衛生福利及食物局長楊永強3月14日疾呼肺炎沒有在香港爆發，也沒有傳播到社區，以反駁媒體的報導。沙田中文大學醫學院院長鍾尚志在忍無可忍的情況下於17號晚上九點半突然召開記者會，眼泛淚光地首次透露非典型肺炎個案其實已經有一百多，其中十多名病人來自社區。在這情況下，特區政府在3月19日被迫宣布病毒傳播情況，源頭來自64歲的廣州中山醫學院教授。這位得了SARS的廣州醫生，2月15日已不舒服，但他與太太、妹夫及一名朋友仍堅持來香港參加婚禮，於2月21日到香港入住九龍京華酒店9樓，第二天就病重被送進廣華醫院診治，幾天後去世。但是酒店的病毒已迅速感染6名旅客及1名香港人，其中3名新加坡女子回國後引發了當地20宗SARS，2名加拿大人則女死、男留醫，至於26歲的香港人到酒店探訪朋友，染病入威爾士親王醫院後，成為威院肺炎大爆發的源頭，再傳播出去。香港是極為開放的城市，國際交往頻密，不少毒菌從中國經香港出口，香港被世界衛生組織當作「罪魁禍首」，香港人受到其他地區不公正的待遇，他們是董建華和中共的替罪羊。
在世界衛生組織的壓力下，國務院新聞辦才在4月3日召開記者招待會。衛生部長張文康說：「現在發病人數明顯減少，治癒人數顯著增加，死亡人數減少，疫情得到有效控制。病原的進一步研究查找工作也取得積極的成果。現在中國大陸社會穩定，人們生活工作正常。在此，我可以負責任地告訴大家，在中國工作、生活，包括旅遊，都是安全的。」第二天，中國疾病預防控制中心主任李立明還假惺惺表示道歉。但是在這以前，他們禁止世界衛生組織官員到廣東調查，把他們留在北京十天變相軟禁，到世界衛生組織呼籲旅客不要到廣東後，才讓他們去廣東調查，但是同時又要世界衛生組織撤銷這個呼籲。這是道道地地的流氓行徑。
實際上在道歉後，北京仍然說謊。為了駁斥張文康的謊言，北京解放軍三○一醫院的七十一歲老醫生蔣彥永向電視台和《時代》週刊揭發，首都北京ＳＡＲＳ疫情已經蔓延，北京四家軍醫院包括醫師和護士在內至少就有9人死亡，140名染病。並非張文康所說全北京只有19人感染，4人死亡。
4月10日上午，國務院新聞辦再度舉行記者會，請衛生部副部長馬曉偉等負責人介紹中國防治非典型肺炎工作的進展情況。但他們不肯回應老軍醫所揭發的問題。廣州呼吸病研究所所長鍾南山還聲稱香港人為了到廣東逃避疫情而把病毒帶到廣東。但是世界衛生組織並不相信這些謊言，他們認為北京的疫情嚴重五倍。
謊言之八：「烈士」遺孤江澤民
江澤民的父親是江世俊。1940年11月漢奸汪精衛的日偽政府成立後，江世俊投奔南京，改名江冠千，擔任南京汪偽政府宣傳部副部長兼社論委員會主任委員，為《中華日報》主筆胡蘭成手下一員大將。胡蘭成與周作人並稱當時國內最著名的兩大漢奸作家，他離開中國後在日本出了本《歷史的漩渦》，書中特意提及江世俊（江冠千）和他共事的歷史。
為了讓長子將來出人頭地，江世俊不但送江澤民去學費不菲的揚州中學，還送他去汪精衛偽政府辦的偽中央大學讀書，而且從小就送他去學彈鋼琴。那個年代正是中國人民處在水深火熱、受苦受難之時，一般人連生計都難以維持，而這位闊少的父親掙的大錢卻是做漢奸換來的。江澤民沒有辜負父親的苦心栽培，不但彈拉跳唱，又歌又舞，還會京戲、越劇。
不過，不論誰當政，漢奸賣國賊都為人所痛恨，何況共產黨最講究出身，動不動就問「階級成分」，所以為了能夠往上爬，從建立檔案的那一刻起，江澤民就把比自己大15歲的六叔江上青的名字偷偷填在了「父親」的欄目中，一來江上青鬧過革命，二來已成「烈士」，蓋棺不再犯錯，所以保險係數達到了極限。江澤民就這麼壯著膽把出身從「漢奸狗崽子」變成了「革命烈士子弟」。
鄧去世後，江澤民三權在握，他迫不及待的組織了一個專門寫作班子為自己寫傳記。這個寫作班子在走訪搜集資料時費盡心思、不辭辛苦也找不到江能服人的政績，反而了解到其大量鮮為人知的不光彩一面，其中就包括偽造出身的問題。江澤民對這個寫作班子非常惱火，命其立即解散。但人的嘴巴不上封條總有縫隙，江的醜事還是被陸續傳了出來。
自從江澤民成立的寫作組調查出他篡改出身後，江驚恐萬狀，利用手中的權力急著出各種各樣的回憶錄、傳記等等，利用一切機會大篇幅的反覆述說自己在13歲時過繼給了已成「烈士」的江上青。
2002年10月，在江澤民的授意下，由其親信、時任廣東省委書記的李長春在省委組織部管轄的刊物《廣東支部生活》上刊出了一篇文章，大談江澤民的「過繼」問題。令人捧腹的是文章的第三部分：「烈士夫人誓育遺孤」──由生父江世俊悉心栽培的江澤民轉眼成了「遺孤」！別小看這期雜誌，發行量竟高達近兩百萬冊，遠遠超過當時發行最紅火的《南方都市報》兩倍，其重點旨在告訴讀者「江澤民是烈士遺孤」。
江澤民出任國家主席後，出訪時被稱作「戲子」的本事都是當闊少時練就的，那時他有足夠的經濟條件學彈鋼琴、吉他等樂器。
而那時江上青的遺孀和女兒卻過著非常貧困的生活。江上青次女江澤慧對《江澤民傳》名義作者庫恩回憶說：「在我11歲之前，我唯一記得的就是無盡的貧窮飢餓，家裡沒有多少糧食，有時根本連一點兒吃的都沒有。」
江澤慧的話無疑把江澤民所有傳記裡的「過繼」問題給否定了。1938年3月出生的江澤慧比江澤民小11歲，假定過繼給死人也成立的話，那江澤慧在江澤民「過繼」時才一歲。如果江世俊夫婦真如傳記中所描繪的那樣好心接濟著弟弟的遺孀，為何江澤慧說11歲之前「有時根本連一點兒吃的都沒有」？既然江世俊夫婦知道弟媳婦連孩子都養活不了，就應該收養那兩個親侄女，怎可能好事沒做倒忍心把自己兒子送過去跟著一起「絕食」呢，這於情於理都說不過去。
江澤民是江家的長子長孫，他還有一個姐姐江澤芬和一個弟弟江澤寬。在中國的社會倫理傳統和子嗣繼承規矩中，如果沒有特別特殊的情況，長子長孫是不可以作過繼的。
江澤民杜撰出的生動有加的過繼儀式更是讓人摸不著頭腦。除了那些穿幫的西方禮儀（比如13歲的江澤民起身擁抱比他只大十幾的江上青遺孀什麼的），庫恩在其《江澤民傳》中還有這樣一段描寫：「『我希望這個孩子能夠繼承他父親的遺志，』江世俊在過繼儀式上說道，『向萬惡的敵人復仇。』那年，江澤民13歲。」
這當然只能是一個笑話。江世俊隨後便效忠於汪精衛的日偽政府，而江上青是中共烈士，不知江上青的「萬惡的敵人」包不包括汪精衛的賣國政府？江上青是1939年死的，那時共產黨未成勢力，還被叫做「共匪」，漢奸江世俊避之惟恐不及，怎麼可能把兒子過繼給死去的「共匪」？
江澤民的堂妹江澤慧接受庫恩的採訪，談到江澤民所謂的「過繼」時更是「精彩」：「在以後的日子裡，江主席一直叫他的生母『媽媽』，叫他的養母『娘』」，「在我們的文化中，這兩個稱謂都是『母親』的意思。不過，它們在親密程度上還是有細微的不同。『娘』要顯得更親一些，更像一個愛稱。」庫恩特地注釋，這兩個稱謂之間的區別很像英語裡面「Mother」和「Mom」的區別。
事實上，揚州人管媽媽叫「姆媽」（「姆」讀第一聲，「媽」讀第四聲）或「阿母」（「阿」讀第一聲，「母」讀第四聲）。絕沒有叫媽媽為「娘」的。揚州幾十年前倒是還有人說到老婆時用「我娘子」，但無人管母親叫「娘」的。這段描寫更證明江澤民從來沒有過繼給江上青的遺孀做養子。
江澤慧還對庫恩說，「要理解江澤民主席，就必須懂得他的養父，也就是我的生父，江上青。」這種肉麻的話，江澤慧也說得出口。江上青成天在外鬧革命，同江澤民相處無多，江家其他人又素對江上青的革命不理解，江上青被捕後，江家營救江上青的法庭說辭就是「上青僅僅是個被勾引而誤入歧途的青年」，而且江澤民還只是個10來歲的小孩子，江上青能對他有什麼影響？
庫恩那本中文版的《江澤民傳》裡說「過繼」是有法律手續的。但遺憾的是三十年代還是宗族長手握決定權，過繼兒子不需要法律證書。（根據《江澤民其人》編輯）
謊言之九：法輪功煉習者圍攻中南海
中共官方新華社的報導稱，1999年4月25日，「首都北京風和日麗。然而，就在這天，突然發生了一起大規模的非法聚集事件。一萬多名來自北京、天津、河北、山東、遼寧、內蒙古等地的『法輪功』練習者，有組織地集合起來圍住了中南海，矛頭直指黨中央、國務院，嚴重干擾了黨和國家最高領導機關的正常工作，擾亂了首都的社會秩序。這是1989年那場政治風波以來最嚴重的政治事件，在國內外造成了極其惡劣的政治影響。」
「四‧二五」事件之前，法輪功已經遭遇了三年不公正的對待，期間有關政府職能部門對法輪功的打壓接連不斷，特別是到1998年7月，竟傳出了公安部內部已把法輪功定為「邪教」的資訊，廣大法輪功學員對此都有一種不祥的預感。
緊接著，1999年4月，羅乾的連襟何祚庥又在天津教育學院的《青少年博覽》上發表文章，攻擊煉法輪功會致人得精神病，並暗喻法輪功會像義和團一樣亡國。此文發表後，一舉引發了一些法輪功學員於4月18日至24日前往天津教育學院及其他相關機構反映自己修鍊法輪功後身心受益的情況，並期望能通過與雜誌編輯部的交涉來消除該文章的惡劣社會影響。但4月23、24兩日，天津市公安局卻突然出動防暴警察毆打反映情況的法輪功學員，導致多人流血受傷，45人被抓捕，這就是「天津事件」。在其後交涉中，天津政府告知法輪功學員：公安部已經插手，要釋放被逮捕的法輪功學員，必須北京授權。天津的公安還告訴學員：「你們去北京吧，去北京才能解決問題」。這一系列的情況，使得法輪功學員決定去北京上訪，尋求解決問題的辦法。
在4月25日的上訪中，法輪功學員的代表向中央政府提出了三項要求：1、釋放在天津被捕的學員，2、允許有合法的煉功環境，3、允許合法出版法輪功的書籍。其中第一條要求針對的是新近發生的「天津事件」，第二、第三條要求針對的是三年多來法輪功受到的打壓。在當天的整個上訪過程中，法輪功學員沒有使用暴力、威脅等方法攻擊脅迫警察，沒有擾亂公共交通秩序和群眾的正常生活，沒有對國家機關正常運作造成任何不良影響，更沒有使用暴力衝擊國家機關，甚至連口號標語都沒有，大家都很聽從並主動配合警察及有關部門的指揮。時任總理的朱鎔基當天上午八點多就出來與學員見面，下午又直接與五位學員代表面談，並下令天津公安局放人，重申了國家不會幹涉群眾煉功的政策。很快，被抓的天津法輪功學員於當天下午被釋放。當問題基本得到解決後，上訪的法輪功學員於當晚10點平靜散去。整個過程，自始至終平靜祥和，井然有序。
中國法律規定，公民有上訪的權利，上訪不需要預先向公安機關申請，不需要得到事先批准。如《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第41條規定：「公民對於任何國家機關和工作人員，有提出批評和建議的權利；對於任何國家機關和工作人員的違法失職行為，有向國家機關提出申訴、控告或檢舉的權利」。中國大陸的《信訪條例》第10條規定：「信訪人的信訪事項，應當向依法有權做出處理決定的有關行政機關或其上一級行政機關提出」。國家信訪辦的職責就是接待群眾上訪，傾聽群眾呼聲，了解實際情況，解決矛盾。因此，法輪功學員到北京上訪，並沒有抵觸任何一條法律規定，更談不上是什麼「圍攻」，「四‧二五」事件完全是一次合法的集體上訪。
「四‧二五」事件開創了五十多年來中國官方與平民之間通過和平對話解決矛盾的先例，也震動了全世界，令國際媒體發出了「中國民眾素質提高」的驚嘆，並認為四二五事件是中國政治民主，政府開明的裡程碑。
謊言之十：法輪功煉習者在天安門自焚
2001年1月23日，一場發生在天安門廣場的自焚之火，經過中國媒體的反覆渲染迅速傳遍全世界。自焚者被一口咬定為法輪功學員。聲情並茂的揭批中，要刻意煽動的是對法輪功的仇恨。
中央電視台的自焚節目播出後，許多人信以為真。但海外專家通過慢鏡頭仔細觀察中央電視台播出的自焚節目，驚奇的發現這其實是一場蓄意陷害法輪功的偽案。
細心的觀眾只要把電視鏡頭放慢就可以看見，在被官方媒體稱為自焚而死的劉春玲身上的火焰基本熄滅時，有人突然用物體猛擊她的頭部，劉隨即倒地，一條狀物快速彈起，又以極快的速度從空中落下。那麼究竟誰是出手打擊的人呢？如果把那一時刻鏡頭止住，會看到一名身穿大衣的男子正好站在出手打擊的方位。
另外，天安門廣場沒有滅火器，警察也不會背著滅火器巡邏，怎麼可能在一、二分鐘內就有4個人立即拿出滅火器圍在劉春玲身邊？
官方媒體報導說：「被燒重傷12歲的小姑娘劉思影在醫院立即進行了氣管切開手術。」但是我們在電視節目中卻聽到劉思影聲音清脆地在與記者對白，難怪一位美國西醫大夫看完此報導後，笑著說：「氣管切開手術後，人是絕不可能在這麼短時間裡恢復講話能力的。」
官方媒體還報導說，自焚者王進東被嚴重燒傷，可他兩腿之間裝汽油的雪碧瓶卻完好無損，頭髮也基本完好。而且，他打坐、結印的姿式根本就不像法輪功學員。鏡頭前，王進東右邊拿著滅火毯的警察，沒有緊急撲火的運動感，他拿的滅火毯是靜止下垂的，好像是為了拍照而擺好的姿勢，這樣的鏡頭場面發生在整個突發事件的一、二分鐘內，而且攝影機處在最佳的拍攝角度……疑點重重。具有世界先進水準的台灣大學中文語音識別實驗室，對《焦點訪談》中三次出場的王進東作了語音鑒定：第一集中的王進東與其他兩集中的王進東不是同一人。
顯然，有人精心策劃導演了這場「自焚案」以栽贓法輪功。那麼導演者是誰呢？國際教育發展組織於2001年8月向聯合國提交的「天安門自焚」的報告中公布：「我們從錄影片中得出結論，天安門自焚是中國政府一手導演的。我們備有這個錄影片的拷貝，以供派發。」
2003年11月，分析自焚案重重疑點的英文記錄片《偽火》，以其嚴謹求實的風格和對黑幕的曝光獲得第51屆哥倫布國際電影電視節榮譽獎。
結語
中共不但欺騙國人，而且欺騙國際社會，不但在黨外謊話連篇，而且在黨內也是說謊成風，謊言已經成了中共的行為方式、統治方式和生活方式。謊言作為中共「黨文化」的一個基本部分，是中共對大陸人民進行愚民宣傳和奴化教育並欺騙國際社會的重要工具，也是寄生在中華民族肌體上毒害中國人和世界的一個「毒瘤」。
認清中共的謊言，清除掉這個毒瘤，解體中共的黨文化，才是中華民族走向新生的前提。
──轉自《大紀元》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觀點和陳述。
責任編輯：劉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