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6年08月26日訊】近日，中共國務院印發了一份旨在推進中央與地方財政事權和支出責任劃分的文件。有港媒發文評論稱，這是習近平當局出臺的首個「央地事權劃分意見」，是為了解決「政令不出中南海」這個政壇頑疾而進行的一場新的博弈。
近日，中共國務院印發了《關於推進中央與地方財政事權和支出責任劃分改革的指導意見》（以下簡稱《意見》）。中共官方媒體報導稱，這份《意見》確定了中央財政事權由中央承擔支出責任，地方財政事權由地方承擔支出責任的原則，意在維護中央權威的同時，釐清中央與地方的權責關係，避免互相推諉，實現權、責、利統一。
8月26日，香港東網針對上述《意見》的出臺發表評論文章稱，這是北京當局為解決「政令不出中南海，民意難過長安街」這一中共政壇的頑疾，出臺的首個央地事權劃分意見，顯示中共的「央地博弈」進入新階段。
文章分析稱，近年來中共中央與地方諸侯之間的博弈愈演愈烈。有些地方諸侯「挾財自重」，甚至出現「系統性、全局性的各自為政、獨立成王」的權力割據局面。
這方面最典型的例子是薄熙來主政重慶時「自把自為」，胡溫無法指揮重慶。近年來李克強屢屢因政令不通而發火拍桌子，習近平也曾接連放話要突破改革的「腸梗阻」，這些都是中共中央與地方之間的權力與利益之爭的體現。
另一方面雖然習、李當政後，權利不斷上歸中央，責任卻不斷下沉地方，但地方懶政怠政現象氾濫，還出現了一些地方政府為增加收入而瘋狂賣地斂財，或亂收費擾民的惡劣現象。
文章評論，央地關係的亂象，是政令不出中南海的根本原因，是制度性缺失的結果。
文章表示，習、李上臺後大力推行的改革，觸動了龐大的既得利益集團。過去4年來改革力度，「遠遠超過了胡溫十年」，但「這種疾風暴雨式的改革，必然遭到強烈的抵制」。
對此，有觀察人士分析稱，政令不出中南海的現像在胡、溫時期就已經相當嚴重了。這一方面與江澤民退而不休，嚴重摯肘胡溫的政治作為有關，另一方面也的確是中共製度性缺失的結果。
而政令不出中南海直接的惡果，就是地方權力割據，尾大不掉。習、李要讓政令「出中南海」，地方諸侯就懶政殆政或加大搜刮民眾，並把矛盾轉嫁到習李頭上。這種制度性死結顯示，中共體制內的改革是沒有出路的。釐清中央與地方的權責關係也只是治標不治本，僅靠這些技術性調整，無法彌補中共一黨獨裁必然帶來的制度性缺陷。
（責任編輯：唐迪）
近日，中共國務院印發了《關於推進中央與地方財政事權和支出責任劃分改革的指導意見》（以下簡稱《意見》）。中共官方媒體報導稱，這份《意見》確定了中央財政事權由中央承擔支出責任，地方財政事權由地方承擔支出責任的原則，意在維護中央權威的同時，釐清中央與地方的權責關係，避免互相推諉，實現權、責、利統一。
8月26日，香港東網針對上述《意見》的出臺發表評論文章稱，這是北京當局為解決「政令不出中南海，民意難過長安街」這一中共政壇的頑疾，出臺的首個央地事權劃分意見，顯示中共的「央地博弈」進入新階段。
文章分析稱，近年來中共中央與地方諸侯之間的博弈愈演愈烈。有些地方諸侯「挾財自重」，甚至出現「系統性、全局性的各自為政、獨立成王」的權力割據局面。
這方面最典型的例子是薄熙來主政重慶時「自把自為」，胡溫無法指揮重慶。近年來李克強屢屢因政令不通而發火拍桌子，習近平也曾接連放話要突破改革的「腸梗阻」，這些都是中共中央與地方之間的權力與利益之爭的體現。
另一方面雖然習、李當政後，權利不斷上歸中央，責任卻不斷下沉地方，但地方懶政怠政現象氾濫，還出現了一些地方政府為增加收入而瘋狂賣地斂財，或亂收費擾民的惡劣現象。
文章評論，央地關係的亂象，是政令不出中南海的根本原因，是制度性缺失的結果。
文章表示，習、李上臺後大力推行的改革，觸動了龐大的既得利益集團。過去4年來改革力度，「遠遠超過了胡溫十年」，但「這種疾風暴雨式的改革，必然遭到強烈的抵制」。
對此，有觀察人士分析稱，政令不出中南海的現像在胡、溫時期就已經相當嚴重了。這一方面與江澤民退而不休，嚴重摯肘胡溫的政治作為有關，另一方面也的確是中共製度性缺失的結果。
而政令不出中南海直接的惡果，就是地方權力割據，尾大不掉。習、李要讓政令「出中南海」，地方諸侯就懶政殆政或加大搜刮民眾，並把矛盾轉嫁到習李頭上。這種制度性死結顯示，中共體制內的改革是沒有出路的。釐清中央與地方的權責關係也只是治標不治本，僅靠這些技術性調整，無法彌補中共一黨獨裁必然帶來的制度性缺陷。
（責任編輯：唐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