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完以下這篇報導，心情十分沉重，剛剛發生在甘肅康樂縣景古鎮阿姑村山的滅門慘劇，震驚世人！也讓當地政府面臨巨大的壓力，迫於全國輿論的拷問，當地政府迅速站出來，急著撇清與這起滅門慘劇毫無關係。從整篇報導可以看出，當地政府不想承擔滅門慘劇的任何責任。
在這個神奇的國度裡，所有慘劇悲劇跟政府都沒有關係。雷洋是嫖娼死的，楊改蘭一家滅門是自我毀滅，討薪跳樓是違法行為，銀川的馬永平焚燒公交是人格分裂，上訪維權都是刁民都是精神病……這些都跟政府沒有絲毫關係！造成這些社會不公究竟是誰的責任？沒有人能夠坦然回答。
楊改蘭一家6口人究竟算自殺還是自相殘殺？究竟是因為貧窮還是因為富足遭難？究竟是政府突然取消了這家人的低保還是這家人不配享受政府救濟？楊改蘭一家8口人擠住在58年前的危房裡，是真嫌政府補助資金少還是自己拿不出錢來整修？楊改蘭一家6口人的滅門慘劇，跟當地政府到底有沒有什麼關係？
如果是楊改蘭無端行兇作惡，親手拿斧頭砍死了自己的4個子女，又是什麼原因導致這個年輕母親如此瘋狂如此殘暴？是家庭原因還是社會原因還是個人健康的原因？康樂縣公安局、康樂縣政府新聞辦公室應該拿出有說服力有可信度的事實和證據，不要輕易草率的對這起惡性事件做出有利於自己的結論。
景古鎮阿姑山村位於景古鎮東北面，距鎮政府6公裡，全村共有10個社、191戶、841人。2013年全村建檔立卡貧困戶73戶、281人，佔總戶的38%。低保戶56戶、152人，佔總人口的18%——超過一半的人口在貧困線下。（引自格隆《盛世的螻蟻》）
19歲結婚的楊改蘭就生活在這個村裡。她幾乎撐起了一個家，帶著4個子女和父親一起生活，還要照顧奶奶。楊改蘭家的生活環境，用盡詞典中對於貧窮的形容都毫不為過：那是村裡人都說最窮最破的房子，那是大風幾乎都會吹翻的土坯房，那是連大門都關不嚴、家裡任何值錢物件都沒有的危房。楊改蘭就是這樣日復一日勞作，平日一個人帶著4個孩子在10平方米左右的、連電都不捨得多用的危房裡生活。（引自格隆《盛世的螻蟻》）
入贅的丈夫李克英平時外出打工，家裡的十畝土地，各種農家雜貨，4個孩子的衣食住行，上學等等一系列沉重的問題，都壓在了楊改蘭的肩頭。麥子和大豆是當地較為常見的農作物，幾乎也是楊改蘭一家的口糧和重要經濟來源，農民看天吃飯，十畝貧瘠的土地種上小麥和大豆，收成好了一年能夠有個三四千，不好的話，除了能吃飽飯，啥也幹不了。日復一日，年復一年，在無盡的苦海中掙扎，沒有盡頭。（引自格隆《盛世的螻蟻》）
外出打工的李克英的收入也並不高。堂弟李克義說，他們這樣農村出去的打工者，飢一頓飽一頓，勤扒苦做，一天小工工資也不過120元左右，但有時候幾個星期也沒有工作。
因為超生，四個孩子統統沒能上戶口（當地官方給的說法是：均未及時申報戶口）。作為全世界僅有的四個有戶口的國家，沒有戶口，就意味著國家對孩子的撫養與成長不承擔任何責任，這也是楊家在2010年被納入農村三類低保，直至2013年底取消低保，四個孩子一直沒有納入低保範圍的原因——楊改蘭的孩子們在自己國家的土地上是「黑戶」，真實存在，卻又如隱形人一樣，視若無物。（引自格隆《盛世的螻蟻》）
這就是楊改蘭們——中西部絕大多數農民——的真實生態：他們都是「盛世」下的螻蟻，無關緊要，無人在意，也無人關注。他們在社會的最底層苦苦掙扎，但始終看不到一個出頭之日。對他們而言，勤勞致富只是一個美麗且虛幻的泡沫。楊改蘭即使不自殺，窮盡一生所得，也可能無法在哪怕省城蘭州買一個廁所。「精英」佔有和集中了社會所有的資源，留給楊改蘭們的，只剩下貧瘠和這輩子也可能爬不出的窮困泥沼。社會車輪滾滾向前，但他們被毫不憐憫地刻意甩下、遺棄甚至無情碾壓。（引自格隆《盛世的螻蟻》）
希望，永遠不是無所謂有，無所謂無的。對於楊改蘭、李克英們，活得憋屈，死無尊嚴，支撐他們活下去的幾乎唯一支柱，就是心中那點卑微、渺小、若有若無的希望。這也是在新學期開學前，6歲的大女兒要報名讀書，李克英在工地上厚著臉皮提前「善意預支」1500元錢的原因——拿回去給大女兒報名用。（引自格隆《盛世的螻蟻》）
當某一天，某件事，比如小孩報名遭拒，比如全家被取消低保資格（楊家在2013年底的群眾評議中未通過，而被全家取消低保——我百思不得其解，這種事情，怎麼可能是通過群眾評議的方式），令他們覺得連最後的希望都不剩下的時候，他們能很輕鬆地做出放棄自身生命的決定——這也是這個弱勢群體抗議和吶喊的最後、唯一的合法工具。（引自格隆《盛世的螻蟻》）
這個時候，於楊改蘭，生和死，已經不是道選擇題，而是一件吃飯睡覺一樣的必選、單選項。到這種份上，生亦何喜，死亦何哀！死亡，可能反而是一種愉悅的解脫。
我不知道楊改蘭在砍殺自己孩子並自殺前是怎麼想的，也不知道她做過怎樣的掙扎。但我相信，但凡對人世哪怕還有絲毫的留戀，這個世界但凡哪怕給過她哪怕一丁點的希望，但凡在她喝葯前的那幾個小時、幾分鐘，身邊的人，社會，哪怕給過她一丁點的色彩、微笑，或者是希望的暗示，她都不會選擇死亡的。（引自格隆《盛世的螻蟻》）
事實上，這個渺小而卑微的女人，哪怕臨死前，內心都還是懷有希望的：楊改蘭的大女兒是穿著楊改蘭此前去幾公裡外的鎮上買來的新衣服離開這個世界的——買回家後，楊改蘭一直不讓她穿，說是怕髒了，讓她等開學再穿。
那件色彩艷麗的新衣服，和它的主人一起，埋入地下，成為了永遠也不會再見陽光的希望。（引自格隆《盛世的螻蟻》）
如果說楊改蘭和4個子女的死，當地政府沒有責任，但楊改蘭丈夫李某英的自殺，當地政府有著不可推卸的責任。滅門慘劇發生在之後，當地政府做了什麼？是否對喪失所有至親的李某英提供了應有的幫助和心理干預？如果這樣的滅門慘劇發生在任何一個尚有良知的社會，各類公益組織都會在第一時間出動，對這個不幸家庭的倖存者提供陪護安撫等關懷服務，幫助倖存者恢覆信心使其從絕望崩潰中漸漸走出來，如果有關方面做了這些關懷工作，相信李某英不會在幾天後又選擇自殺！
當地政府急著撇清關係，是不想面對輿論的拷問和壓力。在當地政府看來，楊改蘭一家在這個盛世己經過上了比較富足的生活，全年的收入精確到了個位數36585.76元，人均純收入達到了5226.5元，高於中國農村人均收入2300元的低保標準，這個數字是怎麼得來的？有沒有可信度？當地政府和當地村民又是憑什麼取消了這個家庭的低保？
在當地政府的調查結論中，楊改蘭簡直就是一個十惡不赦的惡魔，根本不值得同情和憐憫，輿論不應該把矛頭指向政府，也不應該拿低保和貧困來做文章，康樂的精準扶貧可是全國的典型，不能因為一樁滅門慘劇來抹黑政府政績抹黑政府的精準扶貧政策。
哦，看看新聞報導所言：「4個孩子死亡入葬時，新衣服全部作為陪葬品被下葬。」4個孩子都有新衣服，是楊改蘭奶奶不讓孩子們平時在家中穿楊改蘭夫婦購買的新衣服，把責任又推給了楊改蘭活著的老奶奶。也就是說，場改蘭一家6口人死在盛世，無論是出於什麼原因或者出於什麼動機，都跟政府毫無關係，都是這個家庭的恥辱！
如今，這個四世同堂的8口之家，只剩下楊改蘭父親和楊改蘭年邁的奶奶，這兩個孤苦伶仃的母子，將來靠誰來關懷？他們在世的日子，還有什麼盼望？每一天又將如何度過？
──轉自《作者博客》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觀點和陳述。
責任編輯：劉旋
在這個神奇的國度裡，所有慘劇悲劇跟政府都沒有關係。雷洋是嫖娼死的，楊改蘭一家滅門是自我毀滅，討薪跳樓是違法行為，銀川的馬永平焚燒公交是人格分裂，上訪維權都是刁民都是精神病……這些都跟政府沒有絲毫關係！造成這些社會不公究竟是誰的責任？沒有人能夠坦然回答。
楊改蘭一家6口人究竟算自殺還是自相殘殺？究竟是因為貧窮還是因為富足遭難？究竟是政府突然取消了這家人的低保還是這家人不配享受政府救濟？楊改蘭一家8口人擠住在58年前的危房裡，是真嫌政府補助資金少還是自己拿不出錢來整修？楊改蘭一家6口人的滅門慘劇，跟當地政府到底有沒有什麼關係？
如果是楊改蘭無端行兇作惡，親手拿斧頭砍死了自己的4個子女，又是什麼原因導致這個年輕母親如此瘋狂如此殘暴？是家庭原因還是社會原因還是個人健康的原因？康樂縣公安局、康樂縣政府新聞辦公室應該拿出有說服力有可信度的事實和證據，不要輕易草率的對這起惡性事件做出有利於自己的結論。
景古鎮阿姑山村位於景古鎮東北面，距鎮政府6公裡，全村共有10個社、191戶、841人。2013年全村建檔立卡貧困戶73戶、281人，佔總戶的38%。低保戶56戶、152人，佔總人口的18%——超過一半的人口在貧困線下。（引自格隆《盛世的螻蟻》）
19歲結婚的楊改蘭就生活在這個村裡。她幾乎撐起了一個家，帶著4個子女和父親一起生活，還要照顧奶奶。楊改蘭家的生活環境，用盡詞典中對於貧窮的形容都毫不為過：那是村裡人都說最窮最破的房子，那是大風幾乎都會吹翻的土坯房，那是連大門都關不嚴、家裡任何值錢物件都沒有的危房。楊改蘭就是這樣日復一日勞作，平日一個人帶著4個孩子在10平方米左右的、連電都不捨得多用的危房裡生活。（引自格隆《盛世的螻蟻》）
入贅的丈夫李克英平時外出打工，家裡的十畝土地，各種農家雜貨，4個孩子的衣食住行，上學等等一系列沉重的問題，都壓在了楊改蘭的肩頭。麥子和大豆是當地較為常見的農作物，幾乎也是楊改蘭一家的口糧和重要經濟來源，農民看天吃飯，十畝貧瘠的土地種上小麥和大豆，收成好了一年能夠有個三四千，不好的話，除了能吃飽飯，啥也幹不了。日復一日，年復一年，在無盡的苦海中掙扎，沒有盡頭。（引自格隆《盛世的螻蟻》）
外出打工的李克英的收入也並不高。堂弟李克義說，他們這樣農村出去的打工者，飢一頓飽一頓，勤扒苦做，一天小工工資也不過120元左右，但有時候幾個星期也沒有工作。
因為超生，四個孩子統統沒能上戶口（當地官方給的說法是：均未及時申報戶口）。作為全世界僅有的四個有戶口的國家，沒有戶口，就意味著國家對孩子的撫養與成長不承擔任何責任，這也是楊家在2010年被納入農村三類低保，直至2013年底取消低保，四個孩子一直沒有納入低保範圍的原因——楊改蘭的孩子們在自己國家的土地上是「黑戶」，真實存在，卻又如隱形人一樣，視若無物。（引自格隆《盛世的螻蟻》）
這就是楊改蘭們——中西部絕大多數農民——的真實生態：他們都是「盛世」下的螻蟻，無關緊要，無人在意，也無人關注。他們在社會的最底層苦苦掙扎，但始終看不到一個出頭之日。對他們而言，勤勞致富只是一個美麗且虛幻的泡沫。楊改蘭即使不自殺，窮盡一生所得，也可能無法在哪怕省城蘭州買一個廁所。「精英」佔有和集中了社會所有的資源，留給楊改蘭們的，只剩下貧瘠和這輩子也可能爬不出的窮困泥沼。社會車輪滾滾向前，但他們被毫不憐憫地刻意甩下、遺棄甚至無情碾壓。（引自格隆《盛世的螻蟻》）
希望，永遠不是無所謂有，無所謂無的。對於楊改蘭、李克英們，活得憋屈，死無尊嚴，支撐他們活下去的幾乎唯一支柱，就是心中那點卑微、渺小、若有若無的希望。這也是在新學期開學前，6歲的大女兒要報名讀書，李克英在工地上厚著臉皮提前「善意預支」1500元錢的原因——拿回去給大女兒報名用。（引自格隆《盛世的螻蟻》）
當某一天，某件事，比如小孩報名遭拒，比如全家被取消低保資格（楊家在2013年底的群眾評議中未通過，而被全家取消低保——我百思不得其解，這種事情，怎麼可能是通過群眾評議的方式），令他們覺得連最後的希望都不剩下的時候，他們能很輕鬆地做出放棄自身生命的決定——這也是這個弱勢群體抗議和吶喊的最後、唯一的合法工具。（引自格隆《盛世的螻蟻》）
這個時候，於楊改蘭，生和死，已經不是道選擇題，而是一件吃飯睡覺一樣的必選、單選項。到這種份上，生亦何喜，死亦何哀！死亡，可能反而是一種愉悅的解脫。
我不知道楊改蘭在砍殺自己孩子並自殺前是怎麼想的，也不知道她做過怎樣的掙扎。但我相信，但凡對人世哪怕還有絲毫的留戀，這個世界但凡哪怕給過她哪怕一丁點的希望，但凡在她喝葯前的那幾個小時、幾分鐘，身邊的人，社會，哪怕給過她一丁點的色彩、微笑，或者是希望的暗示，她都不會選擇死亡的。（引自格隆《盛世的螻蟻》）
事實上，這個渺小而卑微的女人，哪怕臨死前，內心都還是懷有希望的：楊改蘭的大女兒是穿著楊改蘭此前去幾公裡外的鎮上買來的新衣服離開這個世界的——買回家後，楊改蘭一直不讓她穿，說是怕髒了，讓她等開學再穿。
那件色彩艷麗的新衣服，和它的主人一起，埋入地下，成為了永遠也不會再見陽光的希望。（引自格隆《盛世的螻蟻》）
如果說楊改蘭和4個子女的死，當地政府沒有責任，但楊改蘭丈夫李某英的自殺，當地政府有著不可推卸的責任。滅門慘劇發生在之後，當地政府做了什麼？是否對喪失所有至親的李某英提供了應有的幫助和心理干預？如果這樣的滅門慘劇發生在任何一個尚有良知的社會，各類公益組織都會在第一時間出動，對這個不幸家庭的倖存者提供陪護安撫等關懷服務，幫助倖存者恢覆信心使其從絕望崩潰中漸漸走出來，如果有關方面做了這些關懷工作，相信李某英不會在幾天後又選擇自殺！
當地政府急著撇清關係，是不想面對輿論的拷問和壓力。在當地政府看來，楊改蘭一家在這個盛世己經過上了比較富足的生活，全年的收入精確到了個位數36585.76元，人均純收入達到了5226.5元，高於中國農村人均收入2300元的低保標準，這個數字是怎麼得來的？有沒有可信度？當地政府和當地村民又是憑什麼取消了這個家庭的低保？
在當地政府的調查結論中，楊改蘭簡直就是一個十惡不赦的惡魔，根本不值得同情和憐憫，輿論不應該把矛頭指向政府，也不應該拿低保和貧困來做文章，康樂的精準扶貧可是全國的典型，不能因為一樁滅門慘劇來抹黑政府政績抹黑政府的精準扶貧政策。
哦，看看新聞報導所言：「4個孩子死亡入葬時，新衣服全部作為陪葬品被下葬。」4個孩子都有新衣服，是楊改蘭奶奶不讓孩子們平時在家中穿楊改蘭夫婦購買的新衣服，把責任又推給了楊改蘭活著的老奶奶。也就是說，場改蘭一家6口人死在盛世，無論是出於什麼原因或者出於什麼動機，都跟政府毫無關係，都是這個家庭的恥辱！
如今，這個四世同堂的8口之家，只剩下楊改蘭父親和楊改蘭年邁的奶奶，這兩個孤苦伶仃的母子，將來靠誰來關懷？他們在世的日子，還有什麼盼望？每一天又將如何度過？
──轉自《作者博客》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觀點和陳述。
責任編輯：劉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