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維權律師高智晟先生在2016年出版了新書《2017年，起來中國》。大紀元獲得高律師家人授權，節選刊登該書部份內容。本文為第八部分：假和尚被大哥揭穿。
（編者按：大紀元獲高律師家人授權，節選刊登高智晟新書《2017年，起來中國》的部分內容。這本書首次完整披露了高律師在整個十年被非法關押期間經歷的酷刑、牢獄生活、軍營武警的暴虐、最高層的膽小如鼠等鮮為人知的內幕。高智晟律師承受了地獄般的折磨仍未屈服，他活著走出了監獄，並看清了中共的邪惡、虛弱、腐爛和崩亡。）
2010年4月3日夜，我在「和尚」的陪同下突然回到家，一家人喜極而泣下。大哥竟像孩子似的嗚咽起來，我知道那嗚咽聲裡埋著道不盡的委屈與無助，他過來抓住我的手，邊哭邊說：「老三，再哪裡都不要去了，中國太危險了，他們不是人（指政府），完全不講道理，即便是別人家裡的豬、羊你能不能隨便抓走？抓走別人家的一個狗娃子你還得給主人打聲招呼，我們的一口子人，啥時想抓啥時抓，連個招呼都不給你打，每次抓了過上幾個月就不承認啦，天底下還能有這種政府？大哥求你啦，就呆在村裡，我們養活你，不要再去受罪了。」
看蒼蒼白髮的、像孩子般哭著的大哥，我自己也早已淚水滾面。我知道我的親人們這幾年所受的常人難以感到的傷害，這常讓我猶歷錐心痛，但我實在不能獲得久伏於苟安的能力。我為了親人們，不止一次地嘗試過，而終於都歸於無效，因為讓我目睹顛倒黑白、顛倒是非而不開口，比讓我立死都難受。那種對心靈的煎迫、痛苦憋屈，絕不比遭囚禁時好受，這於甚麼高尚、勇氣絕無交涉。這是人性中固有的東西，至少是個性中我無力遏抑的東西。我不止一次對當局談話對像說過，要讓我對明明白白的罪惡無動於衷，惟有硬暴力堵嘴一途，只要有條件，我就會大著聲說出我看到的罪惡。一部分人無法無天的罪惡為甚麼能在化日下暢行無阻，就是因為受害者和旁觀者一律的閉嘴。這種一律閉嘴實際上成全了罪惡，成全了這民族人類歷史上空前絕後的苦難與不名譽。
有些人對當局花驚人的力量規模來扼控我感到驚訝不已。我卻認為這是這個惡政權少有的實事求是的態度之一，他們太了解我了，也知道我太了解他們了，他們是最善於利益計算的，打壓我「一年要花費上千萬元（於泓源語）」，劃不來的事他們是絕對不會幹的。
就在我和大哥淚水滾面之際，那「和尚」一手掌豎立，一手快捻佛珠，雙目緊閉而口中則唸唸有詞，一副蹙額苦容狀。若不明究竟者，必以為那是因著大哥的哭訴所致；那浩遼幽深的權力罪惡正與「出家人」胸懷的善辦理著激烈的交涉。但真正讓這「出家人」窘蹙的是大哥接他兒子打來一個電話時的一句話。侄子打來電話，大哥來不及擦把眼淚即下意識地告訴侄子「你三叔回來了」，大概是侄子問了一句「就三叔一個人嗎？」，大哥脫口而說：「哪能是他一個人，還跟了一個假和尚。」和尚聽得一愣，大哥卻看了出來，說：「你不要愣，共產黨能比家裡人更了解你嗎？你的性格，怎麼可能為了自己悄無聲息地出去又半年不給家裡人來一個電話呢？怎麼可能帶著個『和尚』回家呢？連咱家裡三歲孩子都騙不了。」那「和尚」停止了「法事」而低頭不語。
這次回家適逢清明節，我和全家在「和尚」的陪伴下去給父母掃墓，全程在家呆了不到兩天時間。4月5日中午後，我與「和尚」一同打車趕至榆林賓館與在那裡的「和尚」的領導們會合，並於第二天即4月6日傍晚回到已別去了十四個月的小關的家裡。
家，是一個極豐富的概念。那個家從來沒有像那樣淒涼過，他們娘仨成就了那個家溫暖和歡樂的全部。她們的離去，使家成了一個空殼。
暫時沒有了家，卻不是沒有了人「關心」我，不僅夜裡有人在門外面值守，就是身邊也有政府無微不至的關照，他們頗似羞慚滿容地將一個數碼錄音筆塞進我的兜裡，說便是睡覺也要放在枕頭旁，說政府這是為了你好，為了保護你，不允許關掉，他們每天夜裡有人來調適一次。其實他們也只是一種僥倖心理，對我是否服從心裡沒有底。我一進門就把它給關了。第二天一大早，孫荻、張雪就來找我，孫荻一來就問錄音筆放在哪裡，想看看錄音效果，我從廚房找出來遞給他，他一看錄音筆是關著的即大為不悅，問為甚麼把錄音筆關了，我回答他因為昨晚我是這錄音筆的主人，他一下急了，說這怎麼能行，這東西不能關了，我說昨天關的時候並沒有發生危險，如果你覺得開著它很重要，最保險的方式就是帶在你身上，他不再說話，過一會兒，他說你一會去見美聯社記者時必須打開，否則今天的見面就取消。我立即答應。我心裡有數，屆時開關這死物的權力還不是操在我手裡。他走時一臉疑惑卻也唯能如此。
吃過早飯，我按約定與美聯社四位記者在一茶館見面，雖然這是當局策劃演戲的一部分，卻仍有大批特務遊蕩在我的周圍，由孫荻擔負現場指揮，在外圍大批特務的拱衛下，我完成了與美聯社記者的見面，其中漢茨樂是老相識了。這是我近五年來第一次與媒體朋友見面，我關了錄音筆，與他們談了我這幾年不能被外界所知悉的真實處境，談完後我打開了錄音筆接受了「採訪」。
我非常感謝他們及所有持續關注我這些年來際遇的記者朋友們，他們清一色的是屬於境外媒體，正是由於他們，才使得全世界的關愛關注即正義力量與我在困難時期的信心堅韌地聯結在一起，正是他們堅韌的追尋、追問，構成了我生命安全保障的最後力量。他們，是中國和平反抗力量不可或缺的組成；他們，是構成中國和平改變力量的結構性一極，在拓通中國和平改變路途上有他們醒目的身影。我常能見證他們對中國非正義現狀關注的焦慮、堅持和無畏。而這種焦慮、堅持和無畏，將與中國和平抗爭力量一道，負起中國和平趨向自由、民主憲政的重軛。
他們是永被我紀念的，無論何時何地。
我剛與美聯社的記者朋友分手回到家，不到一分鐘，孫荻和張雪就躡蹤而至。一來就索要錄音筆，說於局急著要聽。我說物理是最誠實的，當然它還會發生誠實的技術故障，把錄音筆遞給他們。孫突然接了個電話，起身就走，我知道這是外面瞭望哨發現了新情況，孫剛走，有幾位外國朋友來看我，他們帶來了真摯的關懷和問候。真的，這絕不是傾向性的認識，他們的眼睛澄澈如水，真誠是表裡如一的。那種眼神於人工藻飾無涉，那是長期在真愛和信仰的環境中才能成就的。那兩天時間裡，看望我的來訪者百分之九十九是外國朋友，大都是美、英、德及加拿大的朋友，他們中的許多人，見到我喜極而泣，有些人從頭至尾淚水滾面。
但這些往來的人群及其頻率引起了當局的恐慌，第二天下午，幾位外國朋友剛走的間暇，孫荻和張雪又來交涉，說回來讓你平靜比登天都難，說外面觀察記錄與我往來人員情況的並非只他們一個系統的，分屬不同的系統，說你就這樣不拒絕與外界往來若一直保持著，「連三天都用不了你就又會被抓，希望你從現在起不要再見外人，有人敲門你也不要開。」孫說。我拒絕了孫。果然，在我回到家的第四十八小時，當局再次將我綁架。這次回家，雖然只有兩天的時間，我接觸到了十幾批 、幾十名中外朋友。這對我和朋友們都是彌足珍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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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自大紀元，轉載請註明出處。版權歸高智晟及其家人。）
（編者按：大紀元獲高律師家人授權，節選刊登高智晟新書《2017年，起來中國》的部分內容。這本書首次完整披露了高律師在整個十年被非法關押期間經歷的酷刑、牢獄生活、軍營武警的暴虐、最高層的膽小如鼠等鮮為人知的內幕。高智晟律師承受了地獄般的折磨仍未屈服，他活著走出了監獄，並看清了中共的邪惡、虛弱、腐爛和崩亡。）
2010年4月3日夜，我在「和尚」的陪同下突然回到家，一家人喜極而泣下。大哥竟像孩子似的嗚咽起來，我知道那嗚咽聲裡埋著道不盡的委屈與無助，他過來抓住我的手，邊哭邊說：「老三，再哪裡都不要去了，中國太危險了，他們不是人（指政府），完全不講道理，即便是別人家裡的豬、羊你能不能隨便抓走？抓走別人家的一個狗娃子你還得給主人打聲招呼，我們的一口子人，啥時想抓啥時抓，連個招呼都不給你打，每次抓了過上幾個月就不承認啦，天底下還能有這種政府？大哥求你啦，就呆在村裡，我們養活你，不要再去受罪了。」
看蒼蒼白髮的、像孩子般哭著的大哥，我自己也早已淚水滾面。我知道我的親人們這幾年所受的常人難以感到的傷害，這常讓我猶歷錐心痛，但我實在不能獲得久伏於苟安的能力。我為了親人們，不止一次地嘗試過，而終於都歸於無效，因為讓我目睹顛倒黑白、顛倒是非而不開口，比讓我立死都難受。那種對心靈的煎迫、痛苦憋屈，絕不比遭囚禁時好受，這於甚麼高尚、勇氣絕無交涉。這是人性中固有的東西，至少是個性中我無力遏抑的東西。我不止一次對當局談話對像說過，要讓我對明明白白的罪惡無動於衷，惟有硬暴力堵嘴一途，只要有條件，我就會大著聲說出我看到的罪惡。一部分人無法無天的罪惡為甚麼能在化日下暢行無阻，就是因為受害者和旁觀者一律的閉嘴。這種一律閉嘴實際上成全了罪惡，成全了這民族人類歷史上空前絕後的苦難與不名譽。
有些人對當局花驚人的力量規模來扼控我感到驚訝不已。我卻認為這是這個惡政權少有的實事求是的態度之一，他們太了解我了，也知道我太了解他們了，他們是最善於利益計算的，打壓我「一年要花費上千萬元（於泓源語）」，劃不來的事他們是絕對不會幹的。
就在我和大哥淚水滾面之際，那「和尚」一手掌豎立，一手快捻佛珠，雙目緊閉而口中則唸唸有詞，一副蹙額苦容狀。若不明究竟者，必以為那是因著大哥的哭訴所致；那浩遼幽深的權力罪惡正與「出家人」胸懷的善辦理著激烈的交涉。但真正讓這「出家人」窘蹙的是大哥接他兒子打來一個電話時的一句話。侄子打來電話，大哥來不及擦把眼淚即下意識地告訴侄子「你三叔回來了」，大概是侄子問了一句「就三叔一個人嗎？」，大哥脫口而說：「哪能是他一個人，還跟了一個假和尚。」和尚聽得一愣，大哥卻看了出來，說：「你不要愣，共產黨能比家裡人更了解你嗎？你的性格，怎麼可能為了自己悄無聲息地出去又半年不給家裡人來一個電話呢？怎麼可能帶著個『和尚』回家呢？連咱家裡三歲孩子都騙不了。」那「和尚」停止了「法事」而低頭不語。
這次回家適逢清明節，我和全家在「和尚」的陪伴下去給父母掃墓，全程在家呆了不到兩天時間。4月5日中午後，我與「和尚」一同打車趕至榆林賓館與在那裡的「和尚」的領導們會合，並於第二天即4月6日傍晚回到已別去了十四個月的小關的家裡。
家，是一個極豐富的概念。那個家從來沒有像那樣淒涼過，他們娘仨成就了那個家溫暖和歡樂的全部。她們的離去，使家成了一個空殼。
暫時沒有了家，卻不是沒有了人「關心」我，不僅夜裡有人在門外面值守，就是身邊也有政府無微不至的關照，他們頗似羞慚滿容地將一個數碼錄音筆塞進我的兜裡，說便是睡覺也要放在枕頭旁，說政府這是為了你好，為了保護你，不允許關掉，他們每天夜裡有人來調適一次。其實他們也只是一種僥倖心理，對我是否服從心裡沒有底。我一進門就把它給關了。第二天一大早，孫荻、張雪就來找我，孫荻一來就問錄音筆放在哪裡，想看看錄音效果，我從廚房找出來遞給他，他一看錄音筆是關著的即大為不悅，問為甚麼把錄音筆關了，我回答他因為昨晚我是這錄音筆的主人，他一下急了，說這怎麼能行，這東西不能關了，我說昨天關的時候並沒有發生危險，如果你覺得開著它很重要，最保險的方式就是帶在你身上，他不再說話，過一會兒，他說你一會去見美聯社記者時必須打開，否則今天的見面就取消。我立即答應。我心裡有數，屆時開關這死物的權力還不是操在我手裡。他走時一臉疑惑卻也唯能如此。
吃過早飯，我按約定與美聯社四位記者在一茶館見面，雖然這是當局策劃演戲的一部分，卻仍有大批特務遊蕩在我的周圍，由孫荻擔負現場指揮，在外圍大批特務的拱衛下，我完成了與美聯社記者的見面，其中漢茨樂是老相識了。這是我近五年來第一次與媒體朋友見面，我關了錄音筆，與他們談了我這幾年不能被外界所知悉的真實處境，談完後我打開了錄音筆接受了「採訪」。
我非常感謝他們及所有持續關注我這些年來際遇的記者朋友們，他們清一色的是屬於境外媒體，正是由於他們，才使得全世界的關愛關注即正義力量與我在困難時期的信心堅韌地聯結在一起，正是他們堅韌的追尋、追問，構成了我生命安全保障的最後力量。他們，是中國和平反抗力量不可或缺的組成；他們，是構成中國和平改變力量的結構性一極，在拓通中國和平改變路途上有他們醒目的身影。我常能見證他們對中國非正義現狀關注的焦慮、堅持和無畏。而這種焦慮、堅持和無畏，將與中國和平抗爭力量一道，負起中國和平趨向自由、民主憲政的重軛。
他們是永被我紀念的，無論何時何地。
2010年4月8日的綁架及其後的酷刑和囚禁
我剛與美聯社的記者朋友分手回到家，不到一分鐘，孫荻和張雪就躡蹤而至。一來就索要錄音筆，說於局急著要聽。我說物理是最誠實的，當然它還會發生誠實的技術故障，把錄音筆遞給他們。孫突然接了個電話，起身就走，我知道這是外面瞭望哨發現了新情況，孫剛走，有幾位外國朋友來看我，他們帶來了真摯的關懷和問候。真的，這絕不是傾向性的認識，他們的眼睛澄澈如水，真誠是表裡如一的。那種眼神於人工藻飾無涉，那是長期在真愛和信仰的環境中才能成就的。那兩天時間裡，看望我的來訪者百分之九十九是外國朋友，大都是美、英、德及加拿大的朋友，他們中的許多人，見到我喜極而泣，有些人從頭至尾淚水滾面。
但這些往來的人群及其頻率引起了當局的恐慌，第二天下午，幾位外國朋友剛走的間暇，孫荻和張雪又來交涉，說回來讓你平靜比登天都難，說外面觀察記錄與我往來人員情況的並非只他們一個系統的，分屬不同的系統，說你就這樣不拒絕與外界往來若一直保持著，「連三天都用不了你就又會被抓，希望你從現在起不要再見外人，有人敲門你也不要開。」孫說。我拒絕了孫。果然，在我回到家的第四十八小時，當局再次將我綁架。這次回家，雖然只有兩天的時間，我接觸到了十幾批 、幾十名中外朋友。這對我和朋友們都是彌足珍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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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自大紀元，轉載請註明出處。版權歸高智晟及其家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