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於由誰來代替自己死後的位置，列寧本人生前並未給出明確的答案。如果按照在黨內的威望和名聲來說，他的繼承者顯然非托洛茨基莫屬。原因很簡單，是托洛茨基而不是別人和列寧一同領導了十月政變，使布爾什維克一舉奪取了俄國政權。同時，布爾什維克在十月政變後不久發生的內戰中之所以能保住政權，與作為蘇聯紅軍創始人的托洛茨基的作用也是分不開的。
不過，季諾維耶夫、加米涅夫和斯大林這幾個當時和托洛茨基一樣手握重權的黨內巨頭，可以說個個權欲熏心，沒一個人甘心讓托洛茨基取列寧而代之。或者說，他們個個都想在列寧死後成為新的列寧。而在當時，托洛茨基無疑是他們三人謀取黨的最高權力的共同敵人。對於他們而言，不管列寧死後誰坐列寧的交椅，當務之急都是先抱成團把托洛茨基搞掉。為此，出於這種共同的利益需要，季諾維耶夫、加米涅夫和斯大林當時結成了反對托洛茨基的政治聯盟，人稱「三巨頭」。
根據巴讓諾夫在《斯大林祕書回憶錄》中的介紹，1923年整個下半年，眼見列寧即將逝世，「三巨頭」為了在和托洛茨基的鬥爭中佔據優勢，千方百計把自己打扮成列寧忠實的、傑出的學生。在他們的操縱下，官方的宣傳把列寧捧為聖人——天才的領袖，黨的一切都應歸功於他；把列寧的著作視為聖經，是真正的真理。實際上，列寧的著作涉及的方面很廣泛，內容很豐富，人們可以各取所需，斷言取義地隨意加以引用。不過對於斯大林來說，具有特殊重要意義的僅僅是列寧著作中的一個部分。
哪個部分呢？在布爾什維克奪取政權前流亡國外期間的爭論中，在奪權期間及內戰期間，列寧曾經不得不對這些或者那些著名的布爾什維克發表過一些尖銳的評論和意見。當然，列寧的這類言論，主要還不是見諸於公開發表的文章中，而是反映在私人信件和札記裡，這種情況屢見不鮮；而在奪權以後，則主要反映在政府的工作實踐中，見諸於各種決議、文件和公文函件中。在斯大林看來，隨著列寧的病重，千載難逢的時機到來了：現在可以從老的歷史卷宗裡，把列寧尖銳批評某個黨的著名領導幹部的言論摘錄出來，並予以公開發表，從而對這個人的官運施以致命的打擊，並借刀殺人地說：「請看，伊裡奇對他的看法是這樣的！」
除去可以援引列寧寫過的東西，還可以援引列寧的對手們在激烈爭論時發表的一些批評列寧的話。只要回憶一下奪權前列寧與托洛茨基論戰中的情形就夠了：當時，列寧曾經指責托洛茨基犯下了滔天大罪；而托洛茨基也在文章中憤怒地把列寧說成是靠群眾的落後性過日子的職業剝削者和不誠實的陰謀家。在列寧寫給政府高層領導成員和自己的工作人員的私人信件中，內容又是何其多啊！如果把這些統統都收集起來，這將是斯大林手中何等厲害的武器！
當「三巨頭」討論如何進行這項工作的問題時，巴讓諾夫明顯感覺到，季諾維也夫和加米涅夫非常短見，他們在這樣做的時候，僅僅想到同托洛茨基及其追隨者的搏鬥，而斯大林雖然沉默寡言，但卻在深謀遠慮地思考著，怎樣在更大的範圍內運用列寧的威力。最後，他們決定拐彎抹角地慫恿梁讚諾夫，由他出面向政治局提出一項建議。
梁讚諾夫是一個資歷很深的老布爾什維克，在黨內被認為是傑出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家，又是馬克思恩格斯研究院的領導人。他整天埋頭於研究馬克思的書信和手稿。後來，他果然真心實意地向政治局建議，將馬克思恩格斯研究院改名為馬克思恩格斯列寧研究院。政治局原則上表示同意，但認為當務之急是先成立一個專門的列寧研究院，任務是用幾年的時間研究列寧的著作，並先把有關列寧的一切材料集中起來，以後再考慮兩個研究院合併的問題。政治局還決定，這項工作必須立即著手進行。於是，1923年11月26日政治局通過決議：列寧研究院應該成為集中收藏一切列寧手稿資料的唯一機構，並以黨的紀律相威脅，規定所有黨員必須把個人或單位檔案中收藏的列寧筆記、信件、決議案及其它出自列寧之手的一切材料，全部移交給列寧研究院。
政治局以決議是根據梁讚諾夫的建議而做出的這一點為藉口來掩人耳目，使中央委員們在看到政治局會議記錄後會認為，政治局決議的目的確實是為了研究列寧的著作。
斯大林特意派自己的祕書托夫斯圖哈當上了列寧研究院院長的助理。其實，他早已在著手翻閱政治局的檔案，把列寧的筆記抽出來分類編排。現在各種大量的材料紛紛送到他手裡。他根據斯大林的需要進行分類，凡是對斯大林不利的列寧的筆記就永遠消失了，而對其他人不利的材料，則被精心地彙集到一起，按姓名進行分類整理。斯大林要求做好準備，一旦需要，應把列寧對每一個有名望的黨的領導人的責罵性的材料隨時提供給他使用。
在《斯大林祕書回憶錄》中，巴讓諾夫把托夫斯圖哈受斯大林指派干的這件事稱之為「見不得人的勾當」。並指出：「在斯大林爭權奪利的鬥爭中，這件事起了相當不小的作用。」
──轉自《大紀元》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觀點和陳述。
（責任編輯：劉旋）
不過，季諾維耶夫、加米涅夫和斯大林這幾個當時和托洛茨基一樣手握重權的黨內巨頭，可以說個個權欲熏心，沒一個人甘心讓托洛茨基取列寧而代之。或者說，他們個個都想在列寧死後成為新的列寧。而在當時，托洛茨基無疑是他們三人謀取黨的最高權力的共同敵人。對於他們而言，不管列寧死後誰坐列寧的交椅，當務之急都是先抱成團把托洛茨基搞掉。為此，出於這種共同的利益需要，季諾維耶夫、加米涅夫和斯大林當時結成了反對托洛茨基的政治聯盟，人稱「三巨頭」。
根據巴讓諾夫在《斯大林祕書回憶錄》中的介紹，1923年整個下半年，眼見列寧即將逝世，「三巨頭」為了在和托洛茨基的鬥爭中佔據優勢，千方百計把自己打扮成列寧忠實的、傑出的學生。在他們的操縱下，官方的宣傳把列寧捧為聖人——天才的領袖，黨的一切都應歸功於他；把列寧的著作視為聖經，是真正的真理。實際上，列寧的著作涉及的方面很廣泛，內容很豐富，人們可以各取所需，斷言取義地隨意加以引用。不過對於斯大林來說，具有特殊重要意義的僅僅是列寧著作中的一個部分。
哪個部分呢？在布爾什維克奪取政權前流亡國外期間的爭論中，在奪權期間及內戰期間，列寧曾經不得不對這些或者那些著名的布爾什維克發表過一些尖銳的評論和意見。當然，列寧的這類言論，主要還不是見諸於公開發表的文章中，而是反映在私人信件和札記裡，這種情況屢見不鮮；而在奪權以後，則主要反映在政府的工作實踐中，見諸於各種決議、文件和公文函件中。在斯大林看來，隨著列寧的病重，千載難逢的時機到來了：現在可以從老的歷史卷宗裡，把列寧尖銳批評某個黨的著名領導幹部的言論摘錄出來，並予以公開發表，從而對這個人的官運施以致命的打擊，並借刀殺人地說：「請看，伊裡奇對他的看法是這樣的！」
除去可以援引列寧寫過的東西，還可以援引列寧的對手們在激烈爭論時發表的一些批評列寧的話。只要回憶一下奪權前列寧與托洛茨基論戰中的情形就夠了：當時，列寧曾經指責托洛茨基犯下了滔天大罪；而托洛茨基也在文章中憤怒地把列寧說成是靠群眾的落後性過日子的職業剝削者和不誠實的陰謀家。在列寧寫給政府高層領導成員和自己的工作人員的私人信件中，內容又是何其多啊！如果把這些統統都收集起來，這將是斯大林手中何等厲害的武器！
當「三巨頭」討論如何進行這項工作的問題時，巴讓諾夫明顯感覺到，季諾維也夫和加米涅夫非常短見，他們在這樣做的時候，僅僅想到同托洛茨基及其追隨者的搏鬥，而斯大林雖然沉默寡言，但卻在深謀遠慮地思考著，怎樣在更大的範圍內運用列寧的威力。最後，他們決定拐彎抹角地慫恿梁讚諾夫，由他出面向政治局提出一項建議。
梁讚諾夫是一個資歷很深的老布爾什維克，在黨內被認為是傑出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家，又是馬克思恩格斯研究院的領導人。他整天埋頭於研究馬克思的書信和手稿。後來，他果然真心實意地向政治局建議，將馬克思恩格斯研究院改名為馬克思恩格斯列寧研究院。政治局原則上表示同意，但認為當務之急是先成立一個專門的列寧研究院，任務是用幾年的時間研究列寧的著作，並先把有關列寧的一切材料集中起來，以後再考慮兩個研究院合併的問題。政治局還決定，這項工作必須立即著手進行。於是，1923年11月26日政治局通過決議：列寧研究院應該成為集中收藏一切列寧手稿資料的唯一機構，並以黨的紀律相威脅，規定所有黨員必須把個人或單位檔案中收藏的列寧筆記、信件、決議案及其它出自列寧之手的一切材料，全部移交給列寧研究院。
政治局以決議是根據梁讚諾夫的建議而做出的這一點為藉口來掩人耳目，使中央委員們在看到政治局會議記錄後會認為，政治局決議的目的確實是為了研究列寧的著作。
斯大林特意派自己的祕書托夫斯圖哈當上了列寧研究院院長的助理。其實，他早已在著手翻閱政治局的檔案，把列寧的筆記抽出來分類編排。現在各種大量的材料紛紛送到他手裡。他根據斯大林的需要進行分類，凡是對斯大林不利的列寧的筆記就永遠消失了，而對其他人不利的材料，則被精心地彙集到一起，按姓名進行分類整理。斯大林要求做好準備，一旦需要，應把列寧對每一個有名望的黨的領導人的責罵性的材料隨時提供給他使用。
在《斯大林祕書回憶錄》中，巴讓諾夫把托夫斯圖哈受斯大林指派干的這件事稱之為「見不得人的勾當」。並指出：「在斯大林爭權奪利的鬥爭中，這件事起了相當不小的作用。」
──轉自《大紀元》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觀點和陳述。
（責任編輯：劉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