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7年01月05日訊】從1949年中共建政以後，郭沫若長期擔任中國科學院院長、中國文聯主席兩職位，並曾先後兼任政務院副總理、文化教育委員會主任、中日友好協會名譽會長等職，成為了專職為中共掌權者歌功頌德、裝點門面的文化吹鼓手。
在中共奪取政權以前，中共依靠欺騙性宣傳矇蔽了很多中國的知識份子為其所用。在中共建立政權以後，知識份子與中共的關係迅速發生改變。為了強化對知識份子的掌控，中共很快就在中國大陸發起了所謂的「思想改造運動」，對中國文化人進行大規模的洗腦。而這場思想改造運動與隨後進行的土改、鎮壓反革命、三反五反等政治運動在時間上是重疊的，所以顯得非常恐怖。
中共思想改造的方式通常是：先集中向知識份子灌輸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只能接受，不能懷疑；然後要求通過發言或寫匯報的方式，坦白交待自己的思想認識上與馬列毛的思想不一致的「反動的一面」；接著要求人們自我批判或互相批鬥，通過作檢討把每個人的個體尊嚴徹底摧毀；再通過逼迫知識份子參加所謂「社會活動和政治鬥爭」，把他們思想中殘存的傳統文化的觀念摧毀。凡是被認定改造不合格的人就面臨失去工作或被送農場勞動改造甚至被逮捕的厄運。
一時間，教師們成了階下囚，學生成了審判員。學生們指著自己的教師痛罵「你骯臟」，「你的知識有毒素」，「你全身都是細菌還恬不知恥的自高自大」；而全中國的知識份子們則被迫不斷地自我咒罵或互相揭發。
在這次洗腦運動中，身為「革命文化旗手」的郭沫若自然衝鋒在前。他不但帶頭在喉舌媒體上發表署名評論，闡述思想改造運動的重要性和必要性，而且在整個運動過程中表現得十分積極。讓他自我檢討他就痛哭流涕地檢討；讓他批武訓、批胡適、批胡風，他就批得比誰都起勁；讓他給哪個歷史人物翻案，他就立刻寫文章給哪個歷史人物翻案，在某種程度上，郭沫若成為了中共思想改造運動的「風向標」。
學者周鯨文在《風暴十年》一書中說，中共大搞思想改造運動的用意之一，是打垮知識份子的獨立人格；而劉青峰則在《試論文革前中國知識份子道德勇氣的淪喪》一文中表示，中共的思想改造運動，成功摧毀了中國知識份子的道德勇氣。
1958年以後，毛澤東等人強力推行的「大躍進」運動，令整個中國社會從盲目的政治亢奮走向國疲民窮，乃至讓全體國民陷入大飢饉的困境，在死亡邊緣掙扎。有資料指，在1959年至1962年期間，全中國餓死的人數達六千萬。然而，就在全國的老百姓哀痛悲苦的時候，郭沫若卻寫作了一系列為當權者粉飾太平、歌功頌德的諂媚「詩歌」。
據學者孫乃修梳理的文史資料，1959年2月4日，郭沫若作《春暖花開》詩，如痴人說夢般歌唱社會主義的春天：
「在社會主義的東風中，又看到春暖花開，敵人一天天的在爛下去，我們在好起來。1959年一定要勝過1958年呵，勝利的東風一定要逐步地吹遍全世界！1959年的春天應該是十倍的春天，今年我們要迎接到祖國建設的十週年。請看呵，每一個人都在十倍地鼓足幹勁，每行每業都希望能夠有獻禮火箭上天。」
郭沫若還為獨裁者的「總路線」三呼萬歲：「萬歲高呼三舉手，兩番躍進再加鞭。崖崖狂犬吠紅日，…鸞鳳頌碧天。燦爛百花齊放蕊，十年建設勝千年」。
1960年，大饑饉第2年，哀鴻遍野，死亡劇增，百姓持續逃荒乞討。在這大災之年，各地官員不救災救民，卻以階級鬥爭為名，大搞各種「鬥爭大會」，逼農民上交糧食。由於中共各級地方官員在大躍進中競相虛報糧食產量，到秋收時又交不出如此數量的糧食，就紛紛把壓力轉嫁到農民身上，到農民家裡搜刮糧食財物，用各種滅絕人性的刑罰拷打折磨交不夠糧食的農民，甚至將婦女剝光衣服遊街，許多人被折磨致死，更多的人則因飢餓而死，全國各地餓殍遍野。
到這年7月，全中國已經餓死二千萬人。其中，在全國第一個建立「人民公社」河南信陽地區餓死人數第一年就高達一百萬人，此後的兩年，這個地區餓死人的也最多。
就在全國老百姓在死亡線上掙扎的時候，郭沫若在1960年1月26日作《迎春》詩，唱起「千秋慶歲豐」：「開門迎春節，旭日滿堂紅。四海頌歌樂，連年躍進雄。隴頭照瑞雪，天下扇東風。公社誠哉好，千秋慶歲豐。」（《東風集》）
這年秋天，郭沫若又寫了一篇《金田新貌》，歌頌毛澤東共產黨獨裁統治的「功績」：「工農聯盟基礎固，領導正確政權專。殖民鎖鏈已摧毀，封建死灰不復燃。紅旗三面舞東風，東風駘宕紅旗鮮。神州齊唱《東方紅》，人民億代樂無邊。」（《東風集》）
針對郭沫若這一時期的表現，孫乃修在《郭沫若：大饑饉時期的頌歌者》一文中寫道：「這些詩表現出，郭沫若對中國人民的深重苦難，不僅極力逃避，而且積極美化。倘若說，鑑於毛強權專橫之威，一個元帥都被犧牲掉，一個文人不敢怒亦不敢言，只好有所不為，保持沉默態度，那還可以理解。但是，像郭沫若這樣喪失良知，極力美化苦難現實，不能不說品德有虧。」
郭世英，郭沫若之子，聰明過人，博聞強識，對自己老爹1949年後的文字和行為頗不以為然。郭世英曾經在郭宅門前指著父親的背影對自己的一位朋友說：「這就是你崇拜的大偶像，裝飾這個社會的最大的文化屏風。」
郭世英生前同學兼好友張鶴慈曾告訴文革研究學者宋永毅，當年郭世英在文革中慘死，究其起因，是郭沫若和他的妻子於立群在文革爆發前曾經舉報了自己的兒子。
據現定居澳洲的張鶴慈回憶，當年他與郭世英等一眾高幹子弟和高級知識份子子弟都是北京一O一中學的同學，兩人和一批有獨立思考不滿專制主義的同學經常在一起聚會，交流思想和讀書心得，評論時政。當時郭世英曾說過「對毛澤東的思想也要一分為二地看待」等在當時被視為「大不敬」的話。
1963年張鶴慈、郭世英和中共軍隊衛生部長孫儀之的兒子孫經武等人成立了一個地下文學團體X社。有一次，郭世英北大的同學曹天予參加了X社活動後，就寫信給郭沫若的祕書，告發郭世英他們在搞「反動活動」。
最初，郭沫若和妻子於立群還是想把兒子保下來，打算以參觀社會主義建設，進行愛國主義教育的藉口帶張鶴慈和郭世英南下「避風頭」。不料，告密者曹天予第二次到郭沫若家告密時，把X社的年輕人私下對郭沫若夫婦的「一些全面否定的大不敬的話」告訴了於立群。張鶴慈說，「這使郭和於勃然大怒，決定『大義滅親』。這樣才有了五月十八日公安部的大逮捕。」
X社這件案子被定性為「幹部子弟蛻化變質」案，當時毛XX、劉少奇、周恩來對此案都有批示。公安部檔案中列舉張鶴慈和郭世英的罪名包括：「反對共產黨」、「反對社會主義」、「攻擊三面紅旗和黨的政策」、「反對馬列主義、宣揚修正主義」、「收聽敵臺、密謀逃往香港等地」等等。
之後，張鶴慈和孫經武被判勞教兩年，郭世英則是送農場勞動。然而，讓郭沫若一家人都沒有想到的是，這樁舊案在5年後卻成了郭世英的催命符。
1967年文革爆發。1968年4月，正在北京農學院讀書的郭世英因為與女友講電話時用了英語，被農學院紅衛兵大造反派誣為通敵賣國，強行扣押。他當年的X社案子也被人翻出來，成為摧殘折磨他的理由。
郭世英在紅衛兵私設的牢房中，四肢被捆綁在椅子上，受盡人身凌辱，被打得遍體鱗傷。
4月22日清晨，被雙手反綁著的郭世英從關押他的三樓房間窗口飛出來，肝腦塗地當場氣絕，當時他只有26歲。
張鶴慈說，郭世英在文革中遇難「主要又是為了五年前的x社案，要把他重新搞成反革命並追查包庇者。」
當年的紅衛兵說郭世英是跳樓自殺，但張鶴慈和郭世英的許多同學和朋友都認為郭世英是死於他殺。他們認為，因為郭世英是被捆綁著的，當然無法爬樓，更無法從三樓破窗跳出。
而就在郭世英死前三天（4月19日），郭沫若要去參加周恩來的一個宴會時，他的夫人於立群曾懇求他向周恩來求助，但郭沫若坐在周恩來身旁卻始終卻沒開口。三天後兒子慘死，面對妻子痛不欲生的指責，郭沫若沉默良久後竟然拋出一句：「我也是為了祖國好啊!」
張鶴慈披露，實際上，郭世英的死對郭沫若打擊很大。郭沫若後來曾默默用宣紙抄寫郭世英生前的日記，整整抄了八本，看起來非常後侮和痛苦。
郭沫若另一個兒子郭明英，原是個很有音樂天賦的青年，他很喜歡西方音樂，憑著自學考上了中央音樂學院。他從家裡帶去一架盤式錄音機，和同學們一起欣賞自己喜愛的西洋古典音樂。不料竟有一位音樂學院的學生就此給毛澤東寫了一封檢舉信，說音樂學院有幹部子弟搞特殊化，拿著家裡的錄音機到學校裡去聽西洋音樂，崇拜「大(人)、洋(人)、古(人)」（毛澤東語），宣揚資產階級生活方式。毛看後批示說，「類似這樣的事應該抓一抓。」為此，郭明英很受打擊，不得已離開了音樂學院，並選擇去海軍當兵。
文革開始後，對運動的諸多不理解使郭民英的精神世界再度陷入困境。1967年4月裡的一天，郭明英因為精神上太痛苦而自殺身亡，時年僅24歲。
更為可悲的是，在郭明英死後兩個月（1967年6月5日），郭沫若竟然在《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25週年討論會上即席向操縱文革的首腦人物江青獻詩：「親愛的江青同志，你是我們學習的好榜樣。你善於活學活用戰無不勝的毛澤東思想，你奮不顧身地在文化戰線上陷陣衝鋒，使中國舞臺充滿了工農兵的英雄形象。」
郭沫若在接連痛失兩個兒子後，仍然繼續寫「詩詞」肉麻吹捧文化大革命，甚至為了拍毛澤東的馬屁，他在1971年還撰寫了一本所謂的「學術著作」《李白與杜甫》，把毛澤東喜歡的李白捧上了天，同時為了襯托李白，不惜詆譭杜甫是「不折不扣的大地主」。
在這本書的《杜甫的地主生活》一章中，郭沫若「分析」稱，杜甫寫的《捨弟佔歸草堂檢校聊示此詩》的後四句「赤裸裸的是一種地主心理。鵝鴨不少，怕被人偷掉，故『宜常數』；柴門閂好，提防強盜進來」。郭沫若甚至以杜甫的《茅屋為秋風所破歌》中的「卷我屋上三重茅」為證據，分析稱窮人的房屋只有「一重茅」，而杜甫的房屋上有「三重茅」，並由此得出杜甫其實很富裕的結論。
1976年，席捲中國的文化大革命已經進行了整整十年，整個國民經濟到了崩潰的邊緣。郭沫若卻在這一年的5月21日，在《解放軍報》上發表了《水調歌頭•慶祝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十週年》，其詞內容是：
「文革卷風雲，階級鬥爭綱舉。打倒劉和林，十載春風化雨。喜見山花爛漫，鶯梭織錦勤。茁茁新苗壯，天下凱歌聲。走資派，奮螳臂。鄧小平，妄圖倒退，奈「翻案不得人心」。「三項為綱」批透，復辟罪行怒討，動地走雷霆。主席揮巨手，團結大進軍。」
1978年6月12日，文革結束兩年後，鬱鬱寡歡的郭沫若在北京病逝，死前立下遺囑，要求把自己的骨灰灑在山西昔陽縣大寨公社的梯田中。八個月後，其妻於立群自縊身亡。
學者張東園在《郭沫若軼事與悲劇人生》一文中曾分析說，中共在歷次運動中對知識份子肉體和精神的摧殘以及羞辱，摧毀了源自中華傳統文化中的「士大夫」精神，即中國歷史上久誦不衰的精忠報國、捨生取義、人格尊嚴、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等傳統品格。而郭沫若這樣一個才華橫溢、原本應該「文以載道」的知識份子，在1949年後被中共政權打造成一個「自甘墮落的政治文人的典型」，這是郭沫若悲劇人生帶給人們的最大警示。
張東園在文章中寫道：「對於知識份子而言，獨立的思想與人格就等於生命，中共在建政後對知識份子的摧殘，造成知識份子的內心苦痛，絕對是無法形諸筆端的。郭沫若的悲劇人生和他的痛苦不是他個人的悲劇痛苦，這也是國家和民族的悲劇，反思這段歷史，是為讓這樣的悲劇不再重演。」
（唐迪綜編/責任編輯：明軒）
相關鏈接： 郭沫若的悲劇人生（上）
中共思想改造運動的「風向標」
在中共奪取政權以前，中共依靠欺騙性宣傳矇蔽了很多中國的知識份子為其所用。在中共建立政權以後，知識份子與中共的關係迅速發生改變。為了強化對知識份子的掌控，中共很快就在中國大陸發起了所謂的「思想改造運動」，對中國文化人進行大規模的洗腦。而這場思想改造運動與隨後進行的土改、鎮壓反革命、三反五反等政治運動在時間上是重疊的，所以顯得非常恐怖。
中共思想改造的方式通常是：先集中向知識份子灌輸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只能接受，不能懷疑；然後要求通過發言或寫匯報的方式，坦白交待自己的思想認識上與馬列毛的思想不一致的「反動的一面」；接著要求人們自我批判或互相批鬥，通過作檢討把每個人的個體尊嚴徹底摧毀；再通過逼迫知識份子參加所謂「社會活動和政治鬥爭」，把他們思想中殘存的傳統文化的觀念摧毀。凡是被認定改造不合格的人就面臨失去工作或被送農場勞動改造甚至被逮捕的厄運。
一時間，教師們成了階下囚，學生成了審判員。學生們指著自己的教師痛罵「你骯臟」，「你的知識有毒素」，「你全身都是細菌還恬不知恥的自高自大」；而全中國的知識份子們則被迫不斷地自我咒罵或互相揭發。
在這次洗腦運動中，身為「革命文化旗手」的郭沫若自然衝鋒在前。他不但帶頭在喉舌媒體上發表署名評論，闡述思想改造運動的重要性和必要性，而且在整個運動過程中表現得十分積極。讓他自我檢討他就痛哭流涕地檢討；讓他批武訓、批胡適、批胡風，他就批得比誰都起勁；讓他給哪個歷史人物翻案，他就立刻寫文章給哪個歷史人物翻案，在某種程度上，郭沫若成為了中共思想改造運動的「風向標」。
學者周鯨文在《風暴十年》一書中說，中共大搞思想改造運動的用意之一，是打垮知識份子的獨立人格；而劉青峰則在《試論文革前中國知識份子道德勇氣的淪喪》一文中表示，中共的思想改造運動，成功摧毀了中國知識份子的道德勇氣。
大饑饉時期的頌歌者
1958年以後，毛澤東等人強力推行的「大躍進」運動，令整個中國社會從盲目的政治亢奮走向國疲民窮，乃至讓全體國民陷入大飢饉的困境，在死亡邊緣掙扎。有資料指，在1959年至1962年期間，全中國餓死的人數達六千萬。然而，就在全國的老百姓哀痛悲苦的時候，郭沫若卻寫作了一系列為當權者粉飾太平、歌功頌德的諂媚「詩歌」。
據學者孫乃修梳理的文史資料，1959年2月4日，郭沫若作《春暖花開》詩，如痴人說夢般歌唱社會主義的春天：
「在社會主義的東風中，又看到春暖花開，敵人一天天的在爛下去，我們在好起來。1959年一定要勝過1958年呵，勝利的東風一定要逐步地吹遍全世界！1959年的春天應該是十倍的春天，今年我們要迎接到祖國建設的十週年。請看呵，每一個人都在十倍地鼓足幹勁，每行每業都希望能夠有獻禮火箭上天。」
郭沫若還為獨裁者的「總路線」三呼萬歲：「萬歲高呼三舉手，兩番躍進再加鞭。崖崖狂犬吠紅日，…鸞鳳頌碧天。燦爛百花齊放蕊，十年建設勝千年」。
1960年，大饑饉第2年，哀鴻遍野，死亡劇增，百姓持續逃荒乞討。在這大災之年，各地官員不救災救民，卻以階級鬥爭為名，大搞各種「鬥爭大會」，逼農民上交糧食。由於中共各級地方官員在大躍進中競相虛報糧食產量，到秋收時又交不出如此數量的糧食，就紛紛把壓力轉嫁到農民身上，到農民家裡搜刮糧食財物，用各種滅絕人性的刑罰拷打折磨交不夠糧食的農民，甚至將婦女剝光衣服遊街，許多人被折磨致死，更多的人則因飢餓而死，全國各地餓殍遍野。
到這年7月，全中國已經餓死二千萬人。其中，在全國第一個建立「人民公社」河南信陽地區餓死人數第一年就高達一百萬人，此後的兩年，這個地區餓死人的也最多。
就在全國老百姓在死亡線上掙扎的時候，郭沫若在1960年1月26日作《迎春》詩，唱起「千秋慶歲豐」：「開門迎春節，旭日滿堂紅。四海頌歌樂，連年躍進雄。隴頭照瑞雪，天下扇東風。公社誠哉好，千秋慶歲豐。」（《東風集》）
這年秋天，郭沫若又寫了一篇《金田新貌》，歌頌毛澤東共產黨獨裁統治的「功績」：「工農聯盟基礎固，領導正確政權專。殖民鎖鏈已摧毀，封建死灰不復燃。紅旗三面舞東風，東風駘宕紅旗鮮。神州齊唱《東方紅》，人民億代樂無邊。」（《東風集》）
針對郭沫若這一時期的表現，孫乃修在《郭沫若：大饑饉時期的頌歌者》一文中寫道：「這些詩表現出，郭沫若對中國人民的深重苦難，不僅極力逃避，而且積極美化。倘若說，鑑於毛強權專橫之威，一個元帥都被犧牲掉，一個文人不敢怒亦不敢言，只好有所不為，保持沉默態度，那還可以理解。但是，像郭沫若這樣喪失良知，極力美化苦難現實，不能不說品德有虧。」
文革中舉報親子致其死亡 郭沫若內心扭曲倍受煎熬
郭世英，郭沫若之子，聰明過人，博聞強識，對自己老爹1949年後的文字和行為頗不以為然。郭世英曾經在郭宅門前指著父親的背影對自己的一位朋友說：「這就是你崇拜的大偶像，裝飾這個社會的最大的文化屏風。」
郭世英生前同學兼好友張鶴慈曾告訴文革研究學者宋永毅，當年郭世英在文革中慘死，究其起因，是郭沫若和他的妻子於立群在文革爆發前曾經舉報了自己的兒子。
據現定居澳洲的張鶴慈回憶，當年他與郭世英等一眾高幹子弟和高級知識份子子弟都是北京一O一中學的同學，兩人和一批有獨立思考不滿專制主義的同學經常在一起聚會，交流思想和讀書心得，評論時政。當時郭世英曾說過「對毛澤東的思想也要一分為二地看待」等在當時被視為「大不敬」的話。
1963年張鶴慈、郭世英和中共軍隊衛生部長孫儀之的兒子孫經武等人成立了一個地下文學團體X社。有一次，郭世英北大的同學曹天予參加了X社活動後，就寫信給郭沫若的祕書，告發郭世英他們在搞「反動活動」。
最初，郭沫若和妻子於立群還是想把兒子保下來，打算以參觀社會主義建設，進行愛國主義教育的藉口帶張鶴慈和郭世英南下「避風頭」。不料，告密者曹天予第二次到郭沫若家告密時，把X社的年輕人私下對郭沫若夫婦的「一些全面否定的大不敬的話」告訴了於立群。張鶴慈說，「這使郭和於勃然大怒，決定『大義滅親』。這樣才有了五月十八日公安部的大逮捕。」
X社這件案子被定性為「幹部子弟蛻化變質」案，當時毛XX、劉少奇、周恩來對此案都有批示。公安部檔案中列舉張鶴慈和郭世英的罪名包括：「反對共產黨」、「反對社會主義」、「攻擊三面紅旗和黨的政策」、「反對馬列主義、宣揚修正主義」、「收聽敵臺、密謀逃往香港等地」等等。
之後，張鶴慈和孫經武被判勞教兩年，郭世英則是送農場勞動。然而，讓郭沫若一家人都沒有想到的是，這樁舊案在5年後卻成了郭世英的催命符。
1967年文革爆發。1968年4月，正在北京農學院讀書的郭世英因為與女友講電話時用了英語，被農學院紅衛兵大造反派誣為通敵賣國，強行扣押。他當年的X社案子也被人翻出來，成為摧殘折磨他的理由。
郭世英在紅衛兵私設的牢房中，四肢被捆綁在椅子上，受盡人身凌辱，被打得遍體鱗傷。
4月22日清晨，被雙手反綁著的郭世英從關押他的三樓房間窗口飛出來，肝腦塗地當場氣絕，當時他只有26歲。
張鶴慈說，郭世英在文革中遇難「主要又是為了五年前的x社案，要把他重新搞成反革命並追查包庇者。」
當年的紅衛兵說郭世英是跳樓自殺，但張鶴慈和郭世英的許多同學和朋友都認為郭世英是死於他殺。他們認為，因為郭世英是被捆綁著的，當然無法爬樓，更無法從三樓破窗跳出。
而就在郭世英死前三天（4月19日），郭沫若要去參加周恩來的一個宴會時，他的夫人於立群曾懇求他向周恩來求助，但郭沫若坐在周恩來身旁卻始終卻沒開口。三天後兒子慘死，面對妻子痛不欲生的指責，郭沫若沉默良久後竟然拋出一句：「我也是為了祖國好啊!」
張鶴慈披露，實際上，郭世英的死對郭沫若打擊很大。郭沫若後來曾默默用宣紙抄寫郭世英生前的日記，整整抄了八本，看起來非常後侮和痛苦。
郭沫若另一個兒子郭明英，原是個很有音樂天賦的青年，他很喜歡西方音樂，憑著自學考上了中央音樂學院。他從家裡帶去一架盤式錄音機，和同學們一起欣賞自己喜愛的西洋古典音樂。不料竟有一位音樂學院的學生就此給毛澤東寫了一封檢舉信，說音樂學院有幹部子弟搞特殊化，拿著家裡的錄音機到學校裡去聽西洋音樂，崇拜「大(人)、洋(人)、古(人)」（毛澤東語），宣揚資產階級生活方式。毛看後批示說，「類似這樣的事應該抓一抓。」為此，郭明英很受打擊，不得已離開了音樂學院，並選擇去海軍當兵。
文革開始後，對運動的諸多不理解使郭民英的精神世界再度陷入困境。1967年4月裡的一天，郭明英因為精神上太痛苦而自殺身亡，時年僅24歲。
狂熱迷信專制權力的文化吹鼓手
更為可悲的是，在郭明英死後兩個月（1967年6月5日），郭沫若竟然在《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25週年討論會上即席向操縱文革的首腦人物江青獻詩：「親愛的江青同志，你是我們學習的好榜樣。你善於活學活用戰無不勝的毛澤東思想，你奮不顧身地在文化戰線上陷陣衝鋒，使中國舞臺充滿了工農兵的英雄形象。」
郭沫若在接連痛失兩個兒子後，仍然繼續寫「詩詞」肉麻吹捧文化大革命，甚至為了拍毛澤東的馬屁，他在1971年還撰寫了一本所謂的「學術著作」《李白與杜甫》，把毛澤東喜歡的李白捧上了天，同時為了襯托李白，不惜詆譭杜甫是「不折不扣的大地主」。
在這本書的《杜甫的地主生活》一章中，郭沫若「分析」稱，杜甫寫的《捨弟佔歸草堂檢校聊示此詩》的後四句「赤裸裸的是一種地主心理。鵝鴨不少，怕被人偷掉，故『宜常數』；柴門閂好，提防強盜進來」。郭沫若甚至以杜甫的《茅屋為秋風所破歌》中的「卷我屋上三重茅」為證據，分析稱窮人的房屋只有「一重茅」，而杜甫的房屋上有「三重茅」，並由此得出杜甫其實很富裕的結論。
1976年，席捲中國的文化大革命已經進行了整整十年，整個國民經濟到了崩潰的邊緣。郭沫若卻在這一年的5月21日，在《解放軍報》上發表了《水調歌頭•慶祝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十週年》，其詞內容是：
「文革卷風雲，階級鬥爭綱舉。打倒劉和林，十載春風化雨。喜見山花爛漫，鶯梭織錦勤。茁茁新苗壯，天下凱歌聲。走資派，奮螳臂。鄧小平，妄圖倒退，奈「翻案不得人心」。「三項為綱」批透，復辟罪行怒討，動地走雷霆。主席揮巨手，團結大進軍。」
1978年6月12日，文革結束兩年後，鬱鬱寡歡的郭沫若在北京病逝，死前立下遺囑，要求把自己的骨灰灑在山西昔陽縣大寨公社的梯田中。八個月後，其妻於立群自縊身亡。
後人評說郭沫若的悲劇人生
學者張東園在《郭沫若軼事與悲劇人生》一文中曾分析說，中共在歷次運動中對知識份子肉體和精神的摧殘以及羞辱，摧毀了源自中華傳統文化中的「士大夫」精神，即中國歷史上久誦不衰的精忠報國、捨生取義、人格尊嚴、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等傳統品格。而郭沫若這樣一個才華橫溢、原本應該「文以載道」的知識份子，在1949年後被中共政權打造成一個「自甘墮落的政治文人的典型」，這是郭沫若悲劇人生帶給人們的最大警示。
張東園在文章中寫道：「對於知識份子而言，獨立的思想與人格就等於生命，中共在建政後對知識份子的摧殘，造成知識份子的內心苦痛，絕對是無法形諸筆端的。郭沫若的悲劇人生和他的痛苦不是他個人的悲劇痛苦，這也是國家和民族的悲劇，反思這段歷史，是為讓這樣的悲劇不再重演。」
（唐迪綜編/責任編輯：明軒）
相關鏈接： 郭沫若的悲劇人生（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