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中共教育部將課本中的八年抗戰改為十四年抗戰引起輿論嘩然，有識之士紛紛表示這不符合史實，而且明顯是中共欲為自己臉上貼金，其結果就是按照十四年抗戰史，中共根本無法解釋1931年11月7日在江西瑞金成立的「國中之國」蘇維埃政權屬於什麼性質，無法解釋當年為何要在抗日戰爭爆發後，藉機作亂。
中共同樣無法解釋的還有其一直高調紀念的「二萬五千裡長征」。因為史料表明，所謂的「長征」根本不是如中共所言的是「一次戰略大轉移，是為了北上抗日」，而是中共在國民黨的圍剿下被迫的北上逃跑。而且，在整個長征過程中，中共在言辭和行動上根本沒有提到過抗日，其主要目地僅僅是為了生存。
更要命的是，日軍在東北，而中共紅軍卻往南往西北逃竄，這是去打日本的樣子嗎?
然而，1949年後在中國大陸任何一本歷史教材裡，都清楚明白的寫著：「是中國共產黨領導全國軍民堅持八年抗戰，才戰勝了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在中共的授意下，「長征」竟成為一曲「革命浪漫主義的英雄史詩」，足以「動人心魄」。
正是循著此種思想，大型聲樂套曲《長征組歌》和電視劇《長征》被炮製出來，讓民眾一次一次的重溫「共產黨為了民族所作的犧牲」。可是謊言終究是謊言。讓我們一個個還原長征中的謊言。
2001年，中共央視播放了電視劇《長征》。劇中多次用嗩吶吹奏《十送紅軍》，使得氣氛顯得慷慨悲壯。劇中還有這樣一段情節：紅軍撤離中央蘇區時，鄉親們邊打著火把送紅軍，毛澤東叫一位姑娘再唱一首《十送紅軍》，這位姑娘便含著眼淚唱了起來……
據說中共空政文工團的老演員們看到此處，啞然失笑：「《十送紅軍》1961年才問世，長征時（應該是慌忙逃命時）哪來的《十送紅軍》？」而且要知道，中共當初逃跑，屬於絕密，除了核心成員知曉之外，沒人知道，怎麼可能大張旗鼓高唱十送紅軍？
事實上，《十送紅軍》是根據江西贛南客家民歌《送郎調》曲調改編的，該曲調在採茶戲中叫《長歌》。原詞是：「一送裡格表哥，格隻介櫃子邊，雙手裡格拿到，格隻介兩弔錢……表哥哥聽妹哇，出門裡格郎子，都要愛惜錢……」，後改為「一送裡格紅軍……」。而這樣的篡改民間小調此後一再出現，如眾所周知的《東方紅》。
中共「長征」的真實原因是什麼呢？
1931年9月18日，日本開始侵佔中國東三省，在國民黨的領導下，國民政府軍進行了局部抗戰，同時國民政府限於自身實力，還採用外交手段，解決爭端，贏得了國際的同情和支持。
而在這期間，中共在蘇俄命令下，為顛覆中華民國而發動武裝暴動、土地革命和建立俄式蘇維埃政權。
對於中共的作亂，中華民國政府制定了「攘外必先安內」的國策，開始了對中共武裝叛亂，特別是對中共江西蘇區和鄂豫皖蘇區的圍剿。這一圍剿，歷經五次，歷時四年。如前所說，第二、第三和第四次圍剿，雖因九一八事變、淞滬抗戰和長城抗戰而不得不中斷。但在中共所有的黨史文件和現代史教科書中，卻一再的記述了中共如何「歡呼」這三次反圍剿的「勝利」，卻從來不曾記述他們有一言一語以提出抗日，有一言一語以要求北上東北、長城抗日，或東進上海抗日，卻記載著他們如何乘國難當頭，而將叛亂叛國的呼聲喊得更高，並將武裝叛亂叛國的行徑愈演愈烈。
1934年，國民黨進行了第五次圍剿。由於戰術得當，中共遭到了致命的打擊，不得不決定分批突圍，而到處尋找生存之地。所謂北上，所謂建立陝北抗日根據地，只不過是南下不成之後的「被逼」和撒下的彌天大謊。為了掩蓋這段失敗和逃亡的歷史，中共在後來的宣傳中用上了「長征」和「進軍」這些漂亮的詞語，用以欺騙世人。
中共中央紅軍逃亡先後經過江西、廣東、廣西、湖南、貴州、雲南、四川、西康、甘肅、寧夏、山西，所經地區大部分為天氣和環境非常惡劣的地區，最後於1935年10月20日到達陝西。人員由原來的八、九萬之眾，抵達時僅剩三千人，而由於自然原因造成的減員有一半之多。
1943年11月13日，博古在延安中央政治局會議上發言時承認：「長征軍事計畫，未在政治局討論，這是嚴重政治錯誤。……當時『三人團』處理一切。」
張聞天在《延安整風筆記》中也曾提到：「當時關於長征前一切準備工作，均由李德、博古、周恩來三人所主持的最高『三人團』決定，我只是依照『三人團』的通知行事。」
時任中共中央組織局局長(不久又改稱組織部部長)的李維漢回憶道：長征的所有準備工作，不管中央的、地方的、軍事的、非軍事的，都是祕密進行的，只有少數領導人知道，我隻知道其中的個別環節，群眾一般是不知道的。當時我雖然是中央組織局主任，但對紅軍轉移的具體計畫根本不瞭解。第五次反「圍剿」的軍事情況，他們也沒告訴過我。據我所知，長征前中央政治局對這個關係革命成敗的重大戰略問題沒有提出討論。
事實上，就連這次戰略轉移行動的最高決策者博古和李德他們自己也都不清楚明確的目地地，也是邊走邊看。
在中共逃亡前，周恩來下令中共政治保衛局進行嚴密整肅，對其不信任的紅軍官兵和老弱病殘進行血腥大屠殺。留守中央蘇區的前紅軍代總參謀長龔楚親眼目睹紅十二軍參謀長林野夫婦在毫無徵兆的情況下遭自己人背後用大刀砍殺。這些令人膽寒的殘酷肅反，令龔楚對中共徹底失去信心，隻身離隊投奔國民黨，成為「紅軍第一叛將」。
據《龔楚回憶錄》記載，紅軍撤退或在白區長途行軍時，必派出由政治保衛局人員組成的收容隊與後衛警戒部隊同行，落伍官兵如無法抬運，「便毫不留情的擊斃」，以免被俘泄密。
龔楚表示：「不但中下級幹部終日憂懼，不知死所，高級幹部也人人自危。在這種恐怖的氣氛籠罩下，怎能叫人生活下去呢？這時，我便暗萌去志。」
根據海外學者辛灝年先生的研究，自1934年10月至1936年底，中共的失敗和逃亡分為四個階段。
第一階段，中共中央紅軍首先南逃至湘西。中共現代史教科書承認「中央紅軍開始長征，目標是與二、六軍團會合。二、六軍團在川湘黔邊界展開了強大攻勢，策應中央紅軍」。中央紅軍之所以要南逃到川湘黔邊境，正如中共承認的那樣，是因為川湘黔邊境「地處邊陲均距四省省會千裡之外。反革命軍事力量薄弱……它重巒疊嶂，江河縱橫，進可以截斷長江交通，退可以憑藉高山峻嶺，是土家、苗、白、漢等族雜居的地方……地方軍閥派系林立，極不統一，有利於革命的武裝割據……有利於根據地主力迴旋……有利於我軍在敵人矛盾交錯中生存發展，有利於開闢根據地」。
由此可知，中共中央紅軍是南逃湘西，意欲與紅二、六軍團會合，圖謀在川湘黔邊繼續實行武裝割據。此時哪裡有「北上抗日」的影子？
第二階段，在國民政府軍的圍追堵截下，中央紅軍被迫逃往西南企圖重新建立根據地。據中共現代史教科書稱：「渡過湘江後，如果繼續與二、六軍團會合，就必須與五、六倍於己的敵人打硬仗，這對於隻剩下三萬人的中央紅軍，顯然有覆滅的危險。這時，毛澤東力主放棄與二、六軍團會合的計畫，改向敵人力量薄弱的貴州前進，避免鑽進敵軍佈置好的口袋，以在敵兵力薄弱的川黔邊建立新根據地……一九三四年十二月十八日，中共中央於黎平召開政治局會議，決議放棄去湘西的計畫，決定建立川黔邊新蘇區，並首先建立以遵義為中心的黔東北根據地。」於是「中共中央紅軍於1935年一月強渡烏江，打下了遵義城」。
由此可知，中共中央紅軍改向西南逃竄的目地，是為了建立以遵義為中心的黔東北新根據地，既不是北上，也不是長征，更談不上是抗日。
第三階段，由於國民政府軍並沒有給中共喘息時間，中央紅軍被迫由西南向西北逃竄。為了不被消滅，為了能夠與早已逃往川北、並建立了蘇區的張國燾四方面軍會合，中央紅軍曾於1935年1月下旬至5月上旬狼奔豕突，輾轉逃竄。一渡赤水，強渡長江未成；二渡赤水，被迫退回遵義城；三渡赤水至川南不成，再返貴州；直至四渡赤水，經會澤越金沙江，由西康東南部的會理北上德昌、越雋，過大渡河，再經天全、金興，方於6月16日逃至四川西北的懋功與張部會合。
上述史實說明，中共三大紅軍主力殘部都不是長征，而是逃跑，都不是北上，而是西逃。既與北上抗日完全沒有關係，亦從來沒有喊過一句北上抗日的口號。
第四階段，中共一、四兩個方面軍由合而裂，南北分途逃竄，毛部落腳陝北。
1935年6月，中共中央紅軍即第一方面軍與張國燾第四方面軍於逃亡途中在懋功會合，並召開懋功軍事會議。在懋功會議上，毛澤東「提出了向甘北寧夏北進的軍事計畫」。毛說「共產國際曾來電指示，要我們靠近外蒙古，現時根據我們自身的情況也只有這樣做」。
張國燾在他的《回憶錄》裡還記述說：「毛澤東談笑風生的說下去。他說他打開地圖一看，西北只有寧夏這個富庶的區域，防守在那裡的馬鴻逵部，實力也比較薄弱。莫斯科既有這樣的指示，雖然事隔多時，相信仍會從外蒙古方面來策應我們。那我們也就不怕外蒙與寧夏之間那片沙漠的阻隔了。他加重語氣說，打開窗子說亮話，我們有被消滅的危險……如果寧夏再不能立足，至少中共中央一部分幹部，還可以坐汽車通過沙漠到外蒙古去，留下這些革命種子，將來還可以再起。」
張國燾還記述道：「他(毛澤東)所提出來的計畫，沒有著重說到陝北，沒有說到北上抗日，因為當時我們在被隔離的狀態之下，對於抗日一事確實非常茫然；他也沒有說到在陝北可以和劉志丹、高崗及徐海東兩部會合，因為劉志丹、高崗的名字那時我們都不知道」。「張聞天等都說，中共中央對徐海東部由鄂豫皖西行到陝北地區，是否依然存在，以及陝北一帶是否有其他的游擊隊等，均毫無所知。」
用張國燾的話來說，「我們當時最主要的問題是生存和死亡」，而「我們這一群人特別堅強，不怕一切困難」的原因，是因為「志在尋求生存之道」。對此，中共黨史專家亦說道：「一九三五年六月二十六日，兩河口會議決定創造川陝甘根據地，並未提出去陝北。」
當我們還原歷史的真實時，會再次發現，中共一、四兩個方面軍在懋功會合後，雙方既未提出北上陝北，更未提出北上抗日。毛澤東提出的向甘北寧夏北進的計畫，是為了打通北逃蘇聯的道路，而不是抗日。此時，已經是中共中央紅軍逃離江西八個月之後了。
1935年8月，懋功軍事會議兩個月後，中共於毛爾蓋附近沙窩召開政治局會議。這次會議一是通過了「中央關於一、四方面軍會合後的政治形勢和任務的決議」，全黨全軍都應團結在中央的周圍，繼續為蘇維埃中國而奮鬥」。二是「曾談到抗日問題，但沒有人說應將蘇維埃的現行政策，改為抗日的民族統一戰線政策」。張國燾坦承說，「我們沒有想到可以在抗日的問題上找到我們的救生圈」。三是鑒於「我們再停留下去，敵人更會調集較多兵力封鎖我們，不讓我們走出這個區域」。毛爾蓋會議既未決定北上，更未決定抗日。
不久，中共紅軍在毛爾蓋西北巴西一帶與政府軍交戰失敗，再加上一、四兩個方面軍之間的猜忌和毛、張的內訌，毛澤東乃率領一方面軍彭德懷、林彪、葉劍英等部六千殘餘，以陝甘游擊大隊的名義，悄然逃往甘肅西南的西固附近。「一九三五年九月二十八日，中共中央在通渭縣榜羅鎮召開的政治局黨委會議上，才作出了紅軍長征的落腳點放在陝北的決定」。在陝北落腳，是地理的形勢所使然。因為這裡交通不便，易守難攻。
1935年10月19日，毛的一方面軍殘餘勢力抵達陝北距延安五十公裡的吳起鎮，與陝北紅軍會合。毛部在與陝北紅軍會合後，仍然堅持蘇維埃「國號」，毛親任蘇維埃中央執委會主席。毛稱：「應該以陝北蘇區來領導全國革命。」注意，此時還沒有明確提到抗日。
而張國燾的第四方面軍在毛爾蓋與毛的中央紅軍分裂後，決定「南下」而非北上，自然更非抗日。其部下「忙著作南下的動員工作」，如張國燾在他的回憶中所說，「打到天全廬山吃大米，是我們當時激勵戰士的口號」。後來因無法戰勝國民政府軍，張國燾率領第四方面軍只好北上，並於1936年底到達陝北與毛部會合。
綜合以上史實，在中共第五次反圍剿失敗逃亡整整一年後，中共各路殘餘紅軍不僅沒有在言詞上提出抗日，更沒有在行動上進行抗日。其時，如果有人打出了諸如「北上抗日先遣隊」一類的旗號，則不過是打著抗日的旗號以逃跑罷了。而所謂北上，所謂建立陝北抗日根據地，前者是為南下不成之後的「被逼」，後者自然是彌天大謊。
真實的歷史足以證明中共「北上抗日是假，失敗逃亡是真」。
關於中共「長征」的這個歷史性的謊言，在1949年後，通過報章、通過小說、戲劇、電影、話劇等宣傳手段，尤其是通過不厭其煩的對大、中、小學學生反覆地予以強行灌輸，使得好幾代中國人深信不疑，而在中共的鉗制下，知情者噤若寒蟬。
不過謊言終究是謊言，總有被揭穿的一天。在資訊如此發達的今天，中共欲蓋彌彰已是有心無力了。
──轉自《大紀元》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觀點和陳述。
（責任編輯：劉旋）
中共同樣無法解釋的還有其一直高調紀念的「二萬五千裡長征」。因為史料表明，所謂的「長征」根本不是如中共所言的是「一次戰略大轉移，是為了北上抗日」，而是中共在國民黨的圍剿下被迫的北上逃跑。而且，在整個長征過程中，中共在言辭和行動上根本沒有提到過抗日，其主要目地僅僅是為了生存。
更要命的是，日軍在東北，而中共紅軍卻往南往西北逃竄，這是去打日本的樣子嗎?
然而，1949年後在中國大陸任何一本歷史教材裡，都清楚明白的寫著：「是中國共產黨領導全國軍民堅持八年抗戰，才戰勝了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在中共的授意下，「長征」竟成為一曲「革命浪漫主義的英雄史詩」，足以「動人心魄」。
正是循著此種思想，大型聲樂套曲《長征組歌》和電視劇《長征》被炮製出來，讓民眾一次一次的重溫「共產黨為了民族所作的犧牲」。可是謊言終究是謊言。讓我們一個個還原長征中的謊言。
1961年問世的《十送紅軍》
2001年，中共央視播放了電視劇《長征》。劇中多次用嗩吶吹奏《十送紅軍》，使得氣氛顯得慷慨悲壯。劇中還有這樣一段情節：紅軍撤離中央蘇區時，鄉親們邊打著火把送紅軍，毛澤東叫一位姑娘再唱一首《十送紅軍》，這位姑娘便含著眼淚唱了起來……
據說中共空政文工團的老演員們看到此處，啞然失笑：「《十送紅軍》1961年才問世，長征時（應該是慌忙逃命時）哪來的《十送紅軍》？」而且要知道，中共當初逃跑，屬於絕密，除了核心成員知曉之外，沒人知道，怎麼可能大張旗鼓高唱十送紅軍？
事實上，《十送紅軍》是根據江西贛南客家民歌《送郎調》曲調改編的，該曲調在採茶戲中叫《長歌》。原詞是：「一送裡格表哥，格隻介櫃子邊，雙手裡格拿到，格隻介兩弔錢……表哥哥聽妹哇，出門裡格郎子，都要愛惜錢……」，後改為「一送裡格紅軍……」。而這樣的篡改民間小調此後一再出現，如眾所周知的《東方紅》。
失敗逃亡
中共「長征」的真實原因是什麼呢？
1931年9月18日，日本開始侵佔中國東三省，在國民黨的領導下，國民政府軍進行了局部抗戰，同時國民政府限於自身實力，還採用外交手段，解決爭端，贏得了國際的同情和支持。
而在這期間，中共在蘇俄命令下，為顛覆中華民國而發動武裝暴動、土地革命和建立俄式蘇維埃政權。
對於中共的作亂，中華民國政府制定了「攘外必先安內」的國策，開始了對中共武裝叛亂，特別是對中共江西蘇區和鄂豫皖蘇區的圍剿。這一圍剿，歷經五次，歷時四年。如前所說，第二、第三和第四次圍剿，雖因九一八事變、淞滬抗戰和長城抗戰而不得不中斷。但在中共所有的黨史文件和現代史教科書中，卻一再的記述了中共如何「歡呼」這三次反圍剿的「勝利」，卻從來不曾記述他們有一言一語以提出抗日，有一言一語以要求北上東北、長城抗日，或東進上海抗日，卻記載著他們如何乘國難當頭，而將叛亂叛國的呼聲喊得更高，並將武裝叛亂叛國的行徑愈演愈烈。
1934年，國民黨進行了第五次圍剿。由於戰術得當，中共遭到了致命的打擊，不得不決定分批突圍，而到處尋找生存之地。所謂北上，所謂建立陝北抗日根據地，只不過是南下不成之後的「被逼」和撒下的彌天大謊。為了掩蓋這段失敗和逃亡的歷史，中共在後來的宣傳中用上了「長征」和「進軍」這些漂亮的詞語，用以欺騙世人。
中共中央紅軍逃亡先後經過江西、廣東、廣西、湖南、貴州、雲南、四川、西康、甘肅、寧夏、山西，所經地區大部分為天氣和環境非常惡劣的地區，最後於1935年10月20日到達陝西。人員由原來的八、九萬之眾，抵達時僅剩三千人，而由於自然原因造成的減員有一半之多。
逃亡前的困惑
1943年11月13日，博古在延安中央政治局會議上發言時承認：「長征軍事計畫，未在政治局討論，這是嚴重政治錯誤。……當時『三人團』處理一切。」
張聞天在《延安整風筆記》中也曾提到：「當時關於長征前一切準備工作，均由李德、博古、周恩來三人所主持的最高『三人團』決定，我只是依照『三人團』的通知行事。」
時任中共中央組織局局長(不久又改稱組織部部長)的李維漢回憶道：長征的所有準備工作，不管中央的、地方的、軍事的、非軍事的，都是祕密進行的，只有少數領導人知道，我隻知道其中的個別環節，群眾一般是不知道的。當時我雖然是中央組織局主任，但對紅軍轉移的具體計畫根本不瞭解。第五次反「圍剿」的軍事情況，他們也沒告訴過我。據我所知，長征前中央政治局對這個關係革命成敗的重大戰略問題沒有提出討論。
事實上，就連這次戰略轉移行動的最高決策者博古和李德他們自己也都不清楚明確的目地地，也是邊走邊看。
逃亡前的大屠殺
在中共逃亡前，周恩來下令中共政治保衛局進行嚴密整肅，對其不信任的紅軍官兵和老弱病殘進行血腥大屠殺。留守中央蘇區的前紅軍代總參謀長龔楚親眼目睹紅十二軍參謀長林野夫婦在毫無徵兆的情況下遭自己人背後用大刀砍殺。這些令人膽寒的殘酷肅反，令龔楚對中共徹底失去信心，隻身離隊投奔國民黨，成為「紅軍第一叛將」。
據《龔楚回憶錄》記載，紅軍撤退或在白區長途行軍時，必派出由政治保衛局人員組成的收容隊與後衛警戒部隊同行，落伍官兵如無法抬運，「便毫不留情的擊斃」，以免被俘泄密。
龔楚表示：「不但中下級幹部終日憂懼，不知死所，高級幹部也人人自危。在這種恐怖的氣氛籠罩下，怎能叫人生活下去呢？這時，我便暗萌去志。」
逃亡四個階段無抗日行為
根據海外學者辛灝年先生的研究，自1934年10月至1936年底，中共的失敗和逃亡分為四個階段。
第一階段，中共中央紅軍首先南逃至湘西。中共現代史教科書承認「中央紅軍開始長征，目標是與二、六軍團會合。二、六軍團在川湘黔邊界展開了強大攻勢，策應中央紅軍」。中央紅軍之所以要南逃到川湘黔邊境，正如中共承認的那樣，是因為川湘黔邊境「地處邊陲均距四省省會千裡之外。反革命軍事力量薄弱……它重巒疊嶂，江河縱橫，進可以截斷長江交通，退可以憑藉高山峻嶺，是土家、苗、白、漢等族雜居的地方……地方軍閥派系林立，極不統一，有利於革命的武裝割據……有利於根據地主力迴旋……有利於我軍在敵人矛盾交錯中生存發展，有利於開闢根據地」。
由此可知，中共中央紅軍是南逃湘西，意欲與紅二、六軍團會合，圖謀在川湘黔邊繼續實行武裝割據。此時哪裡有「北上抗日」的影子？
第二階段，在國民政府軍的圍追堵截下，中央紅軍被迫逃往西南企圖重新建立根據地。據中共現代史教科書稱：「渡過湘江後，如果繼續與二、六軍團會合，就必須與五、六倍於己的敵人打硬仗，這對於隻剩下三萬人的中央紅軍，顯然有覆滅的危險。這時，毛澤東力主放棄與二、六軍團會合的計畫，改向敵人力量薄弱的貴州前進，避免鑽進敵軍佈置好的口袋，以在敵兵力薄弱的川黔邊建立新根據地……一九三四年十二月十八日，中共中央於黎平召開政治局會議，決議放棄去湘西的計畫，決定建立川黔邊新蘇區，並首先建立以遵義為中心的黔東北根據地。」於是「中共中央紅軍於1935年一月強渡烏江，打下了遵義城」。
由此可知，中共中央紅軍改向西南逃竄的目地，是為了建立以遵義為中心的黔東北新根據地，既不是北上，也不是長征，更談不上是抗日。
第三階段，由於國民政府軍並沒有給中共喘息時間，中央紅軍被迫由西南向西北逃竄。為了不被消滅，為了能夠與早已逃往川北、並建立了蘇區的張國燾四方面軍會合，中央紅軍曾於1935年1月下旬至5月上旬狼奔豕突，輾轉逃竄。一渡赤水，強渡長江未成；二渡赤水，被迫退回遵義城；三渡赤水至川南不成，再返貴州；直至四渡赤水，經會澤越金沙江，由西康東南部的會理北上德昌、越雋，過大渡河，再經天全、金興，方於6月16日逃至四川西北的懋功與張部會合。
上述史實說明，中共三大紅軍主力殘部都不是長征，而是逃跑，都不是北上，而是西逃。既與北上抗日完全沒有關係，亦從來沒有喊過一句北上抗日的口號。
第四階段，中共一、四兩個方面軍由合而裂，南北分途逃竄，毛部落腳陝北。
1935年6月，中共中央紅軍即第一方面軍與張國燾第四方面軍於逃亡途中在懋功會合，並召開懋功軍事會議。在懋功會議上，毛澤東「提出了向甘北寧夏北進的軍事計畫」。毛說「共產國際曾來電指示，要我們靠近外蒙古，現時根據我們自身的情況也只有這樣做」。
張國燾在他的《回憶錄》裡還記述說：「毛澤東談笑風生的說下去。他說他打開地圖一看，西北只有寧夏這個富庶的區域，防守在那裡的馬鴻逵部，實力也比較薄弱。莫斯科既有這樣的指示，雖然事隔多時，相信仍會從外蒙古方面來策應我們。那我們也就不怕外蒙與寧夏之間那片沙漠的阻隔了。他加重語氣說，打開窗子說亮話，我們有被消滅的危險……如果寧夏再不能立足，至少中共中央一部分幹部，還可以坐汽車通過沙漠到外蒙古去，留下這些革命種子，將來還可以再起。」
張國燾還記述道：「他(毛澤東)所提出來的計畫，沒有著重說到陝北，沒有說到北上抗日，因為當時我們在被隔離的狀態之下，對於抗日一事確實非常茫然；他也沒有說到在陝北可以和劉志丹、高崗及徐海東兩部會合，因為劉志丹、高崗的名字那時我們都不知道」。「張聞天等都說，中共中央對徐海東部由鄂豫皖西行到陝北地區，是否依然存在，以及陝北一帶是否有其他的游擊隊等，均毫無所知。」
用張國燾的話來說，「我們當時最主要的問題是生存和死亡」，而「我們這一群人特別堅強，不怕一切困難」的原因，是因為「志在尋求生存之道」。對此，中共黨史專家亦說道：「一九三五年六月二十六日，兩河口會議決定創造川陝甘根據地，並未提出去陝北。」
當我們還原歷史的真實時，會再次發現，中共一、四兩個方面軍在懋功會合後，雙方既未提出北上陝北，更未提出北上抗日。毛澤東提出的向甘北寧夏北進的計畫，是為了打通北逃蘇聯的道路，而不是抗日。此時，已經是中共中央紅軍逃離江西八個月之後了。
1935年8月，懋功軍事會議兩個月後，中共於毛爾蓋附近沙窩召開政治局會議。這次會議一是通過了「中央關於一、四方面軍會合後的政治形勢和任務的決議」，全黨全軍都應團結在中央的周圍，繼續為蘇維埃中國而奮鬥」。二是「曾談到抗日問題，但沒有人說應將蘇維埃的現行政策，改為抗日的民族統一戰線政策」。張國燾坦承說，「我們沒有想到可以在抗日的問題上找到我們的救生圈」。三是鑒於「我們再停留下去，敵人更會調集較多兵力封鎖我們，不讓我們走出這個區域」。毛爾蓋會議既未決定北上，更未決定抗日。
不久，中共紅軍在毛爾蓋西北巴西一帶與政府軍交戰失敗，再加上一、四兩個方面軍之間的猜忌和毛、張的內訌，毛澤東乃率領一方面軍彭德懷、林彪、葉劍英等部六千殘餘，以陝甘游擊大隊的名義，悄然逃往甘肅西南的西固附近。「一九三五年九月二十八日，中共中央在通渭縣榜羅鎮召開的政治局黨委會議上，才作出了紅軍長征的落腳點放在陝北的決定」。在陝北落腳，是地理的形勢所使然。因為這裡交通不便，易守難攻。
1935年10月19日，毛的一方面軍殘餘勢力抵達陝北距延安五十公裡的吳起鎮，與陝北紅軍會合。毛部在與陝北紅軍會合後，仍然堅持蘇維埃「國號」，毛親任蘇維埃中央執委會主席。毛稱：「應該以陝北蘇區來領導全國革命。」注意，此時還沒有明確提到抗日。
而張國燾的第四方面軍在毛爾蓋與毛的中央紅軍分裂後，決定「南下」而非北上，自然更非抗日。其部下「忙著作南下的動員工作」，如張國燾在他的回憶中所說，「打到天全廬山吃大米，是我們當時激勵戰士的口號」。後來因無法戰勝國民政府軍，張國燾率領第四方面軍只好北上，並於1936年底到達陝北與毛部會合。
綜合以上史實，在中共第五次反圍剿失敗逃亡整整一年後，中共各路殘餘紅軍不僅沒有在言詞上提出抗日，更沒有在行動上進行抗日。其時，如果有人打出了諸如「北上抗日先遣隊」一類的旗號，則不過是打著抗日的旗號以逃跑罷了。而所謂北上，所謂建立陝北抗日根據地，前者是為南下不成之後的「被逼」，後者自然是彌天大謊。
真實的歷史足以證明中共「北上抗日是假，失敗逃亡是真」。
結語
關於中共「長征」的這個歷史性的謊言，在1949年後，通過報章、通過小說、戲劇、電影、話劇等宣傳手段，尤其是通過不厭其煩的對大、中、小學學生反覆地予以強行灌輸，使得好幾代中國人深信不疑，而在中共的鉗制下，知情者噤若寒蟬。
不過謊言終究是謊言，總有被揭穿的一天。在資訊如此發達的今天，中共欲蓋彌彰已是有心無力了。
──轉自《大紀元》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觀點和陳述。
（責任編輯：劉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