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一個真實的故事，不僅拍成了電影，而且隱晦、深重的災難情節延伸到了被中共塗炭的無數生靈。
夫妻倆曾相濡以沫，感情篤深。丈夫被納粹關進集中營多年後失憶，最終獲釋回到家裡。妻子使用各種辦法想喚起丈夫的記憶，譬如播放熟悉的音樂、跳起浪漫的舞曲……經過長時間的精心護理，丈夫似乎也有一些轉機，幽暗的生活開始照進一絲光明。
可有一天，丈夫突然向屋外跑去。情急之下，妻子厲聲大喊：「站住！」結果，狂奔中的丈夫猛地停住；然後，慢慢將自己孱弱的雙手怏怏舉起，做出投降和就範的姿勢。那個瞬間，丈夫彷彿又回到了集中營。
這是法國電影《長相思》中的鏡頭。影片中「丈夫」的表現宛如中國劇作家曹禺的晚年寫真：一朝心靈蒙難，一生難以治癒。
「誅心」傷痛
曹禺1910年生於天津官宦家庭，原名萬家寶，幼年的他常被繼母帶去看戲曲和文明戲。曹禺是他用來寫作劇本的筆名，取自他姓氏正體「萬」字，拆為「草字頭」和「禺」，草字頭換為曹，「萬」就成了「曹禺」。
如今，在他天津的祖宅裡，還有一面牆上掛著幾十幅表情生動、飛揚誇張的照片。那是少年萬家寶看戲歸來，一個人對著鏡子反覆表演的臉譜彙集：高興、憤怒、甜蜜、遐想、鄙視……這為他日後演戲和寫戲都埋下了深深的種子。
一晃百年過去。2010年，在曹禺誕辰100週年紀念日，他生前所在的「北京人藝」重排演出了他的四大劇——《雷雨》、《日出》、《北京人》和《原野》。
晚年的曹禺。（網路圖片）
與此同時，中國現代文學史上典型的「曹禺現象」也被重新提起：這位23歲就寫出《雷雨》的「戲劇天才」，在39歲之後到1996年他去世的47年間，就再沒能寫出一部令他自己和觀眾滿意的作品。
1940年，中共開始了「延安整風」，對知識份子的「誅身」「誅心」運動山雨欲來；1942年，毛澤東發表《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敢講真話的王實味等作家就遭受殘酷的殺害。
而比「誅身」更可怕的是，中共對受矇騙奔赴延安的所有作家祭出殺手鐧：統一用工農兵的大白話創作。而天真浪漫的作家們豈能預測，毛澤東的這一暴力洗腦方式，是為了將工農的知識匱乏轉化為革命的動力，為日後的竊國做準備。
曹禺自幼家學修養深厚，練就的是古樸典雅、含蓄蘊藉的語言風格。延安時期，儘管他經受了無數的洗腦，但他的筆下怎麼都流不出通俗的文字。
更為荒誕的是，在中共發動的「以階級鬥爭為綱」的年代，要按當時運動的潮流，對《雷雨》進行改寫，採取階級分析法為《雷雨》中的人物排隊：周樸園是極右，魯大海當然是左……舞台上的每個演員也被要求帶著「階級感情」去表現所飾角色。這也讓曹禺陷入崩潰。
1952年，已經有五年沒寫過作品的曹禺說：「一拿起筆來寫現在，就感覺到自己肚子裡一無所有。不像從前那時候，拿起筆來順溜極了。」
一直到晚年，他的痛苦全在於想寫卻怎麼也寫不出來，他不知道該怎麼寫。他不停地問自己：「這麼寫對嗎？這麼寫行嗎？」他自己的腦子已經完全沒有了自由。
除去「文革」十年空白，在三十多年的時間裡，曹禺成形的作品只有兩部半，而且是應景式的創作，其中一部是《明朗的天》。為了寫作這個劇本，他到協和醫院體驗生活，和眾多的醫生接觸，可是還是不瞭解知識份子錯在哪裡、為什麼要改造。
他寫完後感到荒誕：「我也是個未改造好的知識份子，怎麼寫別的知識份子改造好了？實在是捉摸不透。」
他在「文革」期間被迫寫過一些表態文章。每每過不了關，不得不從《紅旗》雜誌上抄口號，把自己罵得不是人才算過場，但回到家裡難受得直抽自己嘴巴。
經過「文革」十年浩劫，晚年的曹禺猶如斷臂之人。一切都明白了，但人卻殘廢了，用他自己的話說是「精神殘廢」了。那種渴望自由、渴望創造的熱情，無論如何再也沒能燃燒起來。
他的女兒萬方曾表示：「我父親被扭曲了。一直到死，他都沒能真正恢復到他寫《雷雨》時那個自由自在的靈魂。」不能不寫的渴望與不能寫出的矛盾，成為曹禺晚年最大的痛苦。
從23歲到33歲的十年間，曹禺寫出了包括《雷雨》在內的可以傳世的七部戲。但1949年之後的47年裡，隻寫了兩部半歌功頌德的戲，因為有一部還是與另一人合寫。而這幾部作品現在已無人提起，曹禺晚年自己也很少提及。
曹禺的《雷雨》被譽為中國的「百年一戲」。（網路圖片）
1983年春天，美國劇作家阿瑟‧米勒應邀訪華，到曹禺家做客。吃飯時，曹禺拿出好友、畫家黃永玉寫來的信念給米勒聽。
黃永玉在信中對曹禺說：「我不喜歡你1949年以後的戲，一個也不喜歡。你心不在戲裡，你失去了偉大的靈通寶玉，你為勢位所誤！從一個海洋萎縮為一條小溪流，你泥溷在不情願的藝術創作中。」
晚年的曹禺身兼中共文聯代主席和「北京人藝」的院長，每天忙於各種社會事務的應酬。他的女兒萬方記得，有天夜裡她突然聽到睡在隔壁房間的父親大喊：「我想從窗戶跳下去！我這樣活著有什麼意義！每天用嘴活著！」「我痛苦，我要寫一個大東西才死，不然我不幹！」
有段時間，曹禺枕邊總放著一本《托爾斯泰評傳》。有時，他看著看著突然一撒手，然後大聲說：「我就是慚愧啊，你不知道我有多慚愧。我越讀托爾斯泰越難受。」
萬方說，她親眼看到父親的晚年被一種痛苦持續不斷地困擾，他想重新獲得寫《雷雨》時候的力量，但是他已經不是他，已經回不到原來的那個曹禺了。
1996年，長期住院的曹禺經受身心的雙重折磨後離世。在北京醫院的2848天裡，他始終想著創作，枕邊一直放著幾個本子。他寫斷想，寫詩，寫日記，寫人物對話，還有劇本提綱。他天天寫，但從來都只是個開頭。
也是在僅僅開了個頭的一份文稿中，他留下了最後的一行文字：「我整天擔心隨時被抓進去……」
戲劇天才
曹禺的生命雖然隨風飄去，但歷史有情，它記住了像曹禺這樣的名人。
1933年暑假，清華大學的圖書館顯得有些冷清。外文閱覽室裡，一個戴眼鏡的斯文男生，每天准點光顧，奮筆疾書，攤在他案頭的四幕話劇就是《雷雨》。
這部作品，是當時就讀於清華大學西文系、年僅23歲的曹禺構思近五年、五易其稿的結晶。他寫成後將劇本交給了《文學季刊》編輯、中學同窗好友靳以。但由於靳以人很正直，為了避嫌，遲遲未將這部優秀的劇作推薦給主編鄭振鐸。
1934年7月，同在《文學季刊》擔任組稿編輯的巴金輾轉獲得了這部作品：扣人心弦的情節，簡練含蓄的語言，各具特色的人物，極為豐富的潛台詞，他一口氣讀完後被深深打動，立即向主編推薦，破例用整期雜誌全文刊登。
隨後，《雷雨》被搬上舞臺。1935年8月，《雷雨》在天津舉行大陸的首次公演，立即引起轟動；1936年，上海劇團不僅演出《雷雨》，而且每一種戲曲，無論申曲、越劇或文明戲，都演出了這一劇目；迄今，《雷雨》不僅在中國而且在世界各地，被一代又一代人表演了近一個世紀，也被改編成電影、電視等各種藝術形式。
青年時代的曹禺。（網路圖片）
曹禺一夜成名。等到1936年他的新作《日出》發表時，由蕭乾主持，天津《大公報》副刊邀請了當時文壇上幾乎所有文學大家進行了兩次集體討論，盛況空前。
同年，應校長余上沅的邀請，曹禺受聘為南京國立戲劇專科學校教授，後擔任教務主任。大批學生慕其名而報考該校，此時曹禺年方26歲。
年輕的曹禺成為中國戲劇界的「天才」，當時有作家為他寫下「一時海上驚雷雨」的讚詩，《雷雨》迄今還是中國文壇無可超越的「百年一戲」。
令人痛心的是，在思想那麼深厚、生命那麼活躍、熱情那麼激越的年代之後，曹禺的創造力戛然而止；才華橫溢的曹禺並沒有在風華正茂之時，延續他旺盛的創作生命。
晚年的他本來要為此寫一部關於孫悟空的戲，寫他苦苦掙扎也逃不出如來佛的手心。但現實還是那麼殘酷，身心疲憊的他已經「無力奮戰」。
他一直都喜歡音樂，喜歡交響樂，喜歡肖邦，喜歡莫扎特，喜歡貝多芬。但與其說他喜歡的是音樂，毋寧說他喜歡的是自由，喜歡的是在或舒緩或激盪的音樂中，所獲得的心靈愉悅和自由享受。
曹禺晚年的心力和筆力，就如那從遠方傳來的鳴蟬的歌聲，露重飛難進，風多響易沉。
中共迫害
1966年的夏天，曹禺開完作家會議剛回到北京，一走進他擔任院長的「北京人藝」的大門，他大吃一驚，院子的黑板上、牆上到處都貼上大字標語：「革命無罪，造反有理！」
很快，他的預感變成了現實。他被勒令交代「反革命修正主義的罪行」，而鐵獅子胡同3號他家的門口，也貼上了「反動學術權威曹禺在此」的標語。
之後，寫不完的檢查，沒完沒了的恐嚇電話，讓他的精神完全崩潰。
他逢人便低三下四地深深鞠躬：「我是反動文人曹禺！」無論長幼，不管尊卑，他都一一誠懇道白。他似乎真心地認為自己有罪，認為自己不該寫劇本毒害觀眾。
那個冬天的一個夜裡，一幫「造反派」突然衝進他的家門，吼叫著要帶他走。那一刻，他一動都不敢動。他怕像之前在街上見到的那樣，紅衛兵「啪」的一鞭子，將他這個「十惡不赦的老狗」抽得血淋淋地當街示眾。
被帶走之後，他被關在牛棚裡勞動改造。每天掃大街、清廁所、被批鬥。軍宣隊要求他寫認罪檢查書，「寫得好」才能過關，但經常是修改了七八次，仍不能通過。
他坐在房間裡通鋪前的小馬扎上，兩隻眼睛直勾勾地望著白色的牆壁，手裡拿著紙和筆，唉聲嘆氣，一個字都寫不出來。他突然喊：「我就是孫子！也不是孫子，就是一條蟲，隨他們怎麼碾！」
多年後，曹禺對採訪他的記者說：「他們逼著你招供，供了以後不但別人相信，甚至連你自己也相信。覺得自己是個大壞蛋，不能生存於這個世界……這種思想上的折磨比打死人還厲害。」
不能不寫的渴望與不能寫出的矛盾，成為曹禺晚年最大的痛苦。圖為曹禺與女兒萬方合照。（網路圖片）
他曾經很羨慕在胡同裡遇見的一個掃地的老太太，可以苟全性命。他說：「我羨慕那一字不識的人，沒有一點文化的人，他們真幸福。他們仍然能過著人的生活，沒有被辱罵、被抄家、被奪去一切做人應有的自由和權利。」
「文革」結束後，曹禺已是年近七旬的老人。恢復職務和地位的他，晚年社會事務極為繁忙，電話天天響，要他開會、題字、看戲、評獎等等，他什麼都應承。有時候一天安排四個活動，包括接機、追悼會、接見外國代表團等。
每次參加活動回到家，他都倒在沙發上，像被抽空了似的。他對家人說：「一天到晚瞎敷衍，說點這個，說點那個，就是渾蛋唄！沒法子。」有說不出的沮喪。
他說他是用社會活動麻醉自己。「我想寫，寫不出，痛苦，就用社會工作來充塞時間。」他悲嘆道：「這麼下去怎麼得了？」
他還坦言：「我這個人膽子很小，怕事，連我自己都不滿意自己。可是我做不了一些事情，也許在別人看來是很容易的事情。」
晚年的曹禺患有嚴重的神經官能症，多年的睡眠必須依賴安眠藥。有一天清早醒來，他滿面是血，玻璃渣子插在頭髮裡，模樣駭人。原來是在藥物的作用下，他夜裡昏昏沉沉地一頭撞上書櫥，自己卻渾然不覺。
吃藥後的他有時也大大地放鬆，種種的潛意識都變成清晰的話語，像地下的泉水一樣流淌：
「我痛苦，我太不快樂了，我老覺著我現在被包圍著，做人真難哪！我要坦白出來，我怎麼自私怎麼壞，我要說心裡話，說世界上任何人都不敢說的話。」
「我最恨那些所謂的正人君子，沒有一個沒壞心眼兒，禽獸比他們好。恨就恨愛就愛。」
「我就是木魚，你們敲吧，愛怎麼敲怎麼敲。」
「靈魂的石頭就是為人摸、為時間磨而埋下去的。」
曹禺不過是中共治下所有作家的寫照。萬馬齊喑的時代，讓沈從文、錢鐘書、巴金、老捨等曾經的文壇大家都患上了「集體失語症」，這是一代作家甚至是一代人共有的劫難。＃
──轉自《大紀元》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觀點和陳述。
（責任編輯：劉旋）
夫妻倆曾相濡以沫，感情篤深。丈夫被納粹關進集中營多年後失憶，最終獲釋回到家裡。妻子使用各種辦法想喚起丈夫的記憶，譬如播放熟悉的音樂、跳起浪漫的舞曲……經過長時間的精心護理，丈夫似乎也有一些轉機，幽暗的生活開始照進一絲光明。
可有一天，丈夫突然向屋外跑去。情急之下，妻子厲聲大喊：「站住！」結果，狂奔中的丈夫猛地停住；然後，慢慢將自己孱弱的雙手怏怏舉起，做出投降和就範的姿勢。那個瞬間，丈夫彷彿又回到了集中營。
這是法國電影《長相思》中的鏡頭。影片中「丈夫」的表現宛如中國劇作家曹禺的晚年寫真：一朝心靈蒙難，一生難以治癒。
「誅心」傷痛
曹禺1910年生於天津官宦家庭，原名萬家寶，幼年的他常被繼母帶去看戲曲和文明戲。曹禺是他用來寫作劇本的筆名，取自他姓氏正體「萬」字，拆為「草字頭」和「禺」，草字頭換為曹，「萬」就成了「曹禺」。
如今，在他天津的祖宅裡，還有一面牆上掛著幾十幅表情生動、飛揚誇張的照片。那是少年萬家寶看戲歸來，一個人對著鏡子反覆表演的臉譜彙集：高興、憤怒、甜蜜、遐想、鄙視……這為他日後演戲和寫戲都埋下了深深的種子。
一晃百年過去。2010年，在曹禺誕辰100週年紀念日，他生前所在的「北京人藝」重排演出了他的四大劇——《雷雨》、《日出》、《北京人》和《原野》。
晚年的曹禺。（網路圖片）
與此同時，中國現代文學史上典型的「曹禺現象」也被重新提起：這位23歲就寫出《雷雨》的「戲劇天才」，在39歲之後到1996年他去世的47年間，就再沒能寫出一部令他自己和觀眾滿意的作品。
1940年，中共開始了「延安整風」，對知識份子的「誅身」「誅心」運動山雨欲來；1942年，毛澤東發表《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敢講真話的王實味等作家就遭受殘酷的殺害。
而比「誅身」更可怕的是，中共對受矇騙奔赴延安的所有作家祭出殺手鐧：統一用工農兵的大白話創作。而天真浪漫的作家們豈能預測，毛澤東的這一暴力洗腦方式，是為了將工農的知識匱乏轉化為革命的動力，為日後的竊國做準備。
曹禺自幼家學修養深厚，練就的是古樸典雅、含蓄蘊藉的語言風格。延安時期，儘管他經受了無數的洗腦，但他的筆下怎麼都流不出通俗的文字。
更為荒誕的是，在中共發動的「以階級鬥爭為綱」的年代，要按當時運動的潮流，對《雷雨》進行改寫，採取階級分析法為《雷雨》中的人物排隊：周樸園是極右，魯大海當然是左……舞台上的每個演員也被要求帶著「階級感情」去表現所飾角色。這也讓曹禺陷入崩潰。
1952年，已經有五年沒寫過作品的曹禺說：「一拿起筆來寫現在，就感覺到自己肚子裡一無所有。不像從前那時候，拿起筆來順溜極了。」
一直到晚年，他的痛苦全在於想寫卻怎麼也寫不出來，他不知道該怎麼寫。他不停地問自己：「這麼寫對嗎？這麼寫行嗎？」他自己的腦子已經完全沒有了自由。
除去「文革」十年空白，在三十多年的時間裡，曹禺成形的作品只有兩部半，而且是應景式的創作，其中一部是《明朗的天》。為了寫作這個劇本，他到協和醫院體驗生活，和眾多的醫生接觸，可是還是不瞭解知識份子錯在哪裡、為什麼要改造。
他寫完後感到荒誕：「我也是個未改造好的知識份子，怎麼寫別的知識份子改造好了？實在是捉摸不透。」
他在「文革」期間被迫寫過一些表態文章。每每過不了關，不得不從《紅旗》雜誌上抄口號，把自己罵得不是人才算過場，但回到家裡難受得直抽自己嘴巴。
經過「文革」十年浩劫，晚年的曹禺猶如斷臂之人。一切都明白了，但人卻殘廢了，用他自己的話說是「精神殘廢」了。那種渴望自由、渴望創造的熱情，無論如何再也沒能燃燒起來。
他的女兒萬方曾表示：「我父親被扭曲了。一直到死，他都沒能真正恢復到他寫《雷雨》時那個自由自在的靈魂。」不能不寫的渴望與不能寫出的矛盾，成為曹禺晚年最大的痛苦。
從23歲到33歲的十年間，曹禺寫出了包括《雷雨》在內的可以傳世的七部戲。但1949年之後的47年裡，隻寫了兩部半歌功頌德的戲，因為有一部還是與另一人合寫。而這幾部作品現在已無人提起，曹禺晚年自己也很少提及。
曹禺的《雷雨》被譽為中國的「百年一戲」。（網路圖片）
1983年春天，美國劇作家阿瑟‧米勒應邀訪華，到曹禺家做客。吃飯時，曹禺拿出好友、畫家黃永玉寫來的信念給米勒聽。
黃永玉在信中對曹禺說：「我不喜歡你1949年以後的戲，一個也不喜歡。你心不在戲裡，你失去了偉大的靈通寶玉，你為勢位所誤！從一個海洋萎縮為一條小溪流，你泥溷在不情願的藝術創作中。」
晚年的曹禺身兼中共文聯代主席和「北京人藝」的院長，每天忙於各種社會事務的應酬。他的女兒萬方記得，有天夜裡她突然聽到睡在隔壁房間的父親大喊：「我想從窗戶跳下去！我這樣活著有什麼意義！每天用嘴活著！」「我痛苦，我要寫一個大東西才死，不然我不幹！」
有段時間，曹禺枕邊總放著一本《托爾斯泰評傳》。有時，他看著看著突然一撒手，然後大聲說：「我就是慚愧啊，你不知道我有多慚愧。我越讀托爾斯泰越難受。」
萬方說，她親眼看到父親的晚年被一種痛苦持續不斷地困擾，他想重新獲得寫《雷雨》時候的力量，但是他已經不是他，已經回不到原來的那個曹禺了。
1996年，長期住院的曹禺經受身心的雙重折磨後離世。在北京醫院的2848天裡，他始終想著創作，枕邊一直放著幾個本子。他寫斷想，寫詩，寫日記，寫人物對話，還有劇本提綱。他天天寫，但從來都只是個開頭。
也是在僅僅開了個頭的一份文稿中，他留下了最後的一行文字：「我整天擔心隨時被抓進去……」
戲劇天才
曹禺的生命雖然隨風飄去，但歷史有情，它記住了像曹禺這樣的名人。
1933年暑假，清華大學的圖書館顯得有些冷清。外文閱覽室裡，一個戴眼鏡的斯文男生，每天准點光顧，奮筆疾書，攤在他案頭的四幕話劇就是《雷雨》。
這部作品，是當時就讀於清華大學西文系、年僅23歲的曹禺構思近五年、五易其稿的結晶。他寫成後將劇本交給了《文學季刊》編輯、中學同窗好友靳以。但由於靳以人很正直，為了避嫌，遲遲未將這部優秀的劇作推薦給主編鄭振鐸。
1934年7月，同在《文學季刊》擔任組稿編輯的巴金輾轉獲得了這部作品：扣人心弦的情節，簡練含蓄的語言，各具特色的人物，極為豐富的潛台詞，他一口氣讀完後被深深打動，立即向主編推薦，破例用整期雜誌全文刊登。
隨後，《雷雨》被搬上舞臺。1935年8月，《雷雨》在天津舉行大陸的首次公演，立即引起轟動；1936年，上海劇團不僅演出《雷雨》，而且每一種戲曲，無論申曲、越劇或文明戲，都演出了這一劇目；迄今，《雷雨》不僅在中國而且在世界各地，被一代又一代人表演了近一個世紀，也被改編成電影、電視等各種藝術形式。
青年時代的曹禺。（網路圖片）
曹禺一夜成名。等到1936年他的新作《日出》發表時，由蕭乾主持，天津《大公報》副刊邀請了當時文壇上幾乎所有文學大家進行了兩次集體討論，盛況空前。
同年，應校長余上沅的邀請，曹禺受聘為南京國立戲劇專科學校教授，後擔任教務主任。大批學生慕其名而報考該校，此時曹禺年方26歲。
年輕的曹禺成為中國戲劇界的「天才」，當時有作家為他寫下「一時海上驚雷雨」的讚詩，《雷雨》迄今還是中國文壇無可超越的「百年一戲」。
令人痛心的是，在思想那麼深厚、生命那麼活躍、熱情那麼激越的年代之後，曹禺的創造力戛然而止；才華橫溢的曹禺並沒有在風華正茂之時，延續他旺盛的創作生命。
晚年的他本來要為此寫一部關於孫悟空的戲，寫他苦苦掙扎也逃不出如來佛的手心。但現實還是那麼殘酷，身心疲憊的他已經「無力奮戰」。
他一直都喜歡音樂，喜歡交響樂，喜歡肖邦，喜歡莫扎特，喜歡貝多芬。但與其說他喜歡的是音樂，毋寧說他喜歡的是自由，喜歡的是在或舒緩或激盪的音樂中，所獲得的心靈愉悅和自由享受。
曹禺晚年的心力和筆力，就如那從遠方傳來的鳴蟬的歌聲，露重飛難進，風多響易沉。
中共迫害
1966年的夏天，曹禺開完作家會議剛回到北京，一走進他擔任院長的「北京人藝」的大門，他大吃一驚，院子的黑板上、牆上到處都貼上大字標語：「革命無罪，造反有理！」
很快，他的預感變成了現實。他被勒令交代「反革命修正主義的罪行」，而鐵獅子胡同3號他家的門口，也貼上了「反動學術權威曹禺在此」的標語。
之後，寫不完的檢查，沒完沒了的恐嚇電話，讓他的精神完全崩潰。
他逢人便低三下四地深深鞠躬：「我是反動文人曹禺！」無論長幼，不管尊卑，他都一一誠懇道白。他似乎真心地認為自己有罪，認為自己不該寫劇本毒害觀眾。
那個冬天的一個夜裡，一幫「造反派」突然衝進他的家門，吼叫著要帶他走。那一刻，他一動都不敢動。他怕像之前在街上見到的那樣，紅衛兵「啪」的一鞭子，將他這個「十惡不赦的老狗」抽得血淋淋地當街示眾。
被帶走之後，他被關在牛棚裡勞動改造。每天掃大街、清廁所、被批鬥。軍宣隊要求他寫認罪檢查書，「寫得好」才能過關，但經常是修改了七八次，仍不能通過。
他坐在房間裡通鋪前的小馬扎上，兩隻眼睛直勾勾地望著白色的牆壁，手裡拿著紙和筆，唉聲嘆氣，一個字都寫不出來。他突然喊：「我就是孫子！也不是孫子，就是一條蟲，隨他們怎麼碾！」
多年後，曹禺對採訪他的記者說：「他們逼著你招供，供了以後不但別人相信，甚至連你自己也相信。覺得自己是個大壞蛋，不能生存於這個世界……這種思想上的折磨比打死人還厲害。」
不能不寫的渴望與不能寫出的矛盾，成為曹禺晚年最大的痛苦。圖為曹禺與女兒萬方合照。（網路圖片）
他曾經很羨慕在胡同裡遇見的一個掃地的老太太，可以苟全性命。他說：「我羨慕那一字不識的人，沒有一點文化的人，他們真幸福。他們仍然能過著人的生活，沒有被辱罵、被抄家、被奪去一切做人應有的自由和權利。」
「文革」結束後，曹禺已是年近七旬的老人。恢復職務和地位的他，晚年社會事務極為繁忙，電話天天響，要他開會、題字、看戲、評獎等等，他什麼都應承。有時候一天安排四個活動，包括接機、追悼會、接見外國代表團等。
每次參加活動回到家，他都倒在沙發上，像被抽空了似的。他對家人說：「一天到晚瞎敷衍，說點這個，說點那個，就是渾蛋唄！沒法子。」有說不出的沮喪。
他說他是用社會活動麻醉自己。「我想寫，寫不出，痛苦，就用社會工作來充塞時間。」他悲嘆道：「這麼下去怎麼得了？」
他還坦言：「我這個人膽子很小，怕事，連我自己都不滿意自己。可是我做不了一些事情，也許在別人看來是很容易的事情。」
晚年的曹禺患有嚴重的神經官能症，多年的睡眠必須依賴安眠藥。有一天清早醒來，他滿面是血，玻璃渣子插在頭髮裡，模樣駭人。原來是在藥物的作用下，他夜裡昏昏沉沉地一頭撞上書櫥，自己卻渾然不覺。
吃藥後的他有時也大大地放鬆，種種的潛意識都變成清晰的話語，像地下的泉水一樣流淌：
「我痛苦，我太不快樂了，我老覺著我現在被包圍著，做人真難哪！我要坦白出來，我怎麼自私怎麼壞，我要說心裡話，說世界上任何人都不敢說的話。」
「我最恨那些所謂的正人君子，沒有一個沒壞心眼兒，禽獸比他們好。恨就恨愛就愛。」
「我就是木魚，你們敲吧，愛怎麼敲怎麼敲。」
「靈魂的石頭就是為人摸、為時間磨而埋下去的。」
曹禺不過是中共治下所有作家的寫照。萬馬齊喑的時代，讓沈從文、錢鐘書、巴金、老捨等曾經的文壇大家都患上了「集體失語症」，這是一代作家甚至是一代人共有的劫難。＃
──轉自《大紀元》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觀點和陳述。
（責任編輯：劉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