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才子沈元，以治學成名，被譽為天才學者。60年代幾篇關於歷史的論文轟動中國社科院。在文革期間「一打三反」的運動中，年僅32歲的他被中共槍決。在20多位面對死刑宣布的人中，只有他一個人站立平靜面對死神。有學者曾感慨道，本是「人中龍鳳」的他們，可惜生錯時代。
沈元出身書香門第。沈元的母親何天予，畢業於早期南京女子師範學校，曾擔任小學校長，是一位漢語言學家、書法家，父親是一個出色的鐵道工程師。
從現僅存的一張公開照片可以看到，沈元長相清秀：穿灰布中山裝，戴著一副近視眼鏡，是一個面皮白淨的書生。沈元從小功課就好，中學文理各科均為全班之冠，近乎滿分。1955年以全國高考文史類總分第一名的成績考入北京大學歷史系。
其北大同學回憶，沈元平時靦腆少語，循規蹈矩，他是那種天才加上勤奮的學生。入學未久即對同學表示：我們就是將來的中國歷史學家。他和被中共迫害死的中文系林昭，外語系顧文選，哲學系黃中奇，化學系張錫琨、物理系吳思慧是同窗。
平靜面對死亡
前北京大學教授郭羅基，曾撰寫過《一個人才，生逢毀滅人才的時代：哀沈元》文章中寫道：1970年4月的一天，北京工人體育場在召開「公審大會」，宣判「反革命分子」。一聲吆喝，押上二十多人，在主席台前站了一排。
當宣判某人死刑，某人立刻癱倒在地。二十來個都癱倒了，只有一個被判了死刑的人依然站立。宣判大會結束，所有被判了死刑的人，也只有這個人是自己走出會場，他就是沈元。其他的人都是被架著拖出去的。
在刑場上，沈元大喊一聲：「我還有重大問題要交待！」其它人都倒在血泊裡了，他被押了回去。實際上他並沒有交待出什麼重大問題，第二天又被押赴刑場。他不甘心就此了結一生。
那時，在江西南昌鯉魚洲北京大學農場勞動，北京來的人一遍又一遍地敘述沈元臨刑的故事，驚嘆他在死神面前的鎮靜。
他19歲翻譯「赫魯曉夫祕密報告--斯大林殺人70萬」被定為極右分子下放。1956年，蘇共召開第二十次代表大會。赫魯曉夫在大會閉幕後，作了《個人崇拜及其後果》的長篇「祕密報告」，揭露了斯大林肅反殺人的事情。
同年2月，沈元在閱覽室裡看到一份英文版《工人日報》，上面全文刊載了赫魯曉夫的祕密報告。沈元在中學學過英語，藉助字典摘譯了赫魯曉夫祕密報告，私下供同學們傳閱。其中特別驚人的是斯大林在肅反中大開殺戒，受害者達七十萬人之多。
看後沈元的「翻譯」，宿捨裡每天晚上議論的都是斯大林問題。沈元比其它人想得多。沈元提出：中國封建王朝的史官還能秉筆直書，社會主義時代為什麼不能寫信史？沈元還提出：斯大林為什麼能夠握有生殺予奪的權力？干了壞事為什麼能夠長期隱瞞？赫魯曉夫只是譴責個人崇拜。沈元認為，根本上是制度問題。
沈元提出的問題，引起熱烈的討論。在1957年的反右運動中，沈元因翻譯傳播赫魯曉夫祕密報告，被定為極右份子。翌年他被開除學籍，遣送農村勞動改造三年。這一年沈元正讀大三，19歲。
沈元出眾的才華被社科院收留
在結束了三年的勞改生涯，1961年沈元返回北京，開始在街道上勞動，摘掉右派帽子後幫助街道辦事處做點事。因他在北大和家居時寫的一些文章，其才華見識為史學界前輩激賞，被破格延入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任職。
1962年4、5月間，沈元就被分配到中國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思想史組工作，歸丁守和管理。
24歲的沈元在1962年第3期《歷史研究》發表了《研究》一文。這是一篇對漢代兒童啟蒙讀物《急救篇》。一些老學者對該文備加稱讚。
大學問家王國維認為《急就篇》研究漢代社會的性質，更是前無古人。另一位史學大家範文瀾讀後也說：「至少比我寫得好。中國近代史研究所副所長黎澍喜滋滋地說：「近代史研究要有十個沈元，面貌就能根本改觀。」
此時，北京大學歷史系有人向中宣部控告，沈元是右派，報刊這樣發表他的文章，公然宣揚白專道路，對抗黨的教育方針，這對擔任黨團工作的學生幹部是嚴重打擊。
1966年，文革浪潮席捲中國。黎澍被批為「招降納叛，網羅牛鬼蛇神」。斗黎澍，沈元陪鬥。此後，沈元非但不能再做學問，連存身度日也難。沈元夫妻二人走到哪裡都會被人紅衛兵追到那。
北大歷史系學生雷光漢（沈元的同學）說：那時候正值文革造反期間，世道很亂，沈元當時和一個十八九歲的上海姑娘在一起，那姑娘雖然沒上過大學，但是很有才華，我記得我們在一起談話時，這姑娘正在用英文打字機打字，當時很少見的，她說了一句西諺，來形容文化大革命：「上帝讓誰滅亡，必先使他瘋狂！」還說：「戴高帽、掛牌子並不是毛澤東發明的，是希特勒當年對付猶太人的手法，電影《馬門教授》裡面就有。」
他和他太太寄居在親戚家，紅衛兵運動一來，他倆被掃地出門，逼得到處躲藏，工作單位也不接納，小兩口連棲身之地也找不到。沈元曾向住在杭州的姐姐求救，姐姐早已自顧不暇，又哪能再接受一個「反革命」呢？
那種被親朋故舊拋棄的痛苦，那呼天天不靈、呼地地不應的絕望，是沒有經歷過「文革」恐怖的人所難以體會的。螻蟻尚且要惜生，又何況是一個有靈性的年青生命！
不堪凌辱化裝成黑人要求「政治避難」被判死刑
學者何與懷認為，當時沈元實在是被鬥得受不了，實在是走逃無路了。
沈元遭受諸多磨難，最後不堪凌辱，他在身上塗抹了黑色鞋油，假扮成黑人，進入一非洲國家（也有人說是蘇聯）大使館，請求他們幫助他離開中國，結果被中共政府逮捕。
沈元被捕後，經常拉出來游鬥。沈元被「工宣隊」內定判死刑，交大家討論。黎澍說：「我是欲哭無淚。我要找個助手，前後考察過四十多人，好不容易找到一個滿意的。眼看要拉出去槍斃了……。」
1970年4月18日，北京市「公檢法」（公安、檢察院、法院簡稱，「文革」時合併為一，由軍隊管制）軍事管制委員會簽發了一份布告，行文如下：「現行反革命叛國犯沈元，男，32歲，浙江省人，偽官吏出身，系右派分子，中國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實習研究員。其母系右派分子，其兄因反革命罪被判過刑。沈犯頑固堅持反動立場，書寫大量反動文章，大造反革命輿論，並企圖叛國投敵，於1968年九月1日，化妝成黑人，闖入了外國駐華使館，散布大量反動言論，惡毒攻擊黨和社會主義制度，誣蔑攻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
沈元被捕之後，他夫人仍抱著企望。她對一起挖防空洞（當時全民挖洞，落實毛澤東關於「深挖洞」的最高指示）勞動的老大媽說：「我決心再等他個七年八年，總會出來團聚的。」沒想到有一天，她被叫去開群眾宣判大會，在大會上沈元和其它「反革命分子」一起被押上台，並被宣佈以叛國罪判處死刑立即執行。沈元這位夫人也是表妹當場暈了過去。
沈元在1970年3月被以「反革命罪」判處死刑。至於他的家人，一年多後才接到通知。
一九八一年，法院為沈元平反「反革命罪」。沈元的母親和姐姐去了北京。當拿到平反通知書時，白髮蒼蒼的老人嚎啕大哭：「我要人，我不要紙，不要紙啊！我送走的是一個活生生的人，一個聰明絕頂、才華橫溢的兒子，為什麼現在還給我一張紙？我要人啊！我要人啊！」
這已是遠去的歷史了，沈元也早已被人們淡忘。但這不是他一個人的悲劇，是一代知識分子的傷痛。時至今日不禁要反思，多年實踐而證明的愛國者們，在當年何以要冒「叛逃」的罪名遠走他鄉？結論只有一個，那就是好人也會被暴政逼得無奈，甘冒人言之大不諱而自救救人。
「反右派、文革」對北大的迫害
據學者王銳的考證，沈元是1970年北京市「一打三反」運動中第三批遇難者。1月27日處決的「文革思想者」有王佩英、馬正秀等19人，是第一批遇難者。第二批是3月5日被處決的遇羅克、顧文選等19人。
第三批就是沈元等10餘至20餘人。北京市當局在不到三個月時間，連續三次公開成批處決「反革命」犯，其密度甚至超過1950年初的「大鎮反」（處決人數不及當年）。
文革中北大發生的大規模的暴力性迫害，不是突然從天而降、憑空發生，而是由文革前發生的一系列的迫害發展而來的。文革是反右迫害的升級與擴大。
文革前在北大發生的規模最大的迫害是1957年的「反右派」運動。
在1957年「反右派運動」和延續到1958年1月底的三個月的「反右補課」中，北京大學有589名學生和110名教職員，一共699人，被劃成了「右派分子」；後來又再「補劃」，一共劃了716個右派分子。另外，據1979年《人民日報》上的一篇文章：北大劃了715名「右派分子」，還有842人受到各種處分。因為沒有公布被「劃」者的名單，現在不清楚這一人之差是如何產生的。
當時北京大學全校學生人數是8983人，教職員人數是1399人。北大總人數的7%被劃成了「右派分子」。教職員中的「右派分子」比例高於學生，接近10%。教授中的比例則更高。
1957年反右的受害者，在文革的火坑中被推到更深處，在1957年還未成被「戴帽子」的人，文革也被關進了「牛棚」，甚至連反右的積極分子也被置於死地而喪生。一方面，反右和文革都是大規模的群體性迫害，另一方面，後者比前者更為嚴重。
（文：唐清清/責任編輯：明軒）
沈元出身書香門第。沈元的母親何天予，畢業於早期南京女子師範學校，曾擔任小學校長，是一位漢語言學家、書法家，父親是一個出色的鐵道工程師。
從現僅存的一張公開照片可以看到，沈元長相清秀：穿灰布中山裝，戴著一副近視眼鏡，是一個面皮白淨的書生。沈元從小功課就好，中學文理各科均為全班之冠，近乎滿分。1955年以全國高考文史類總分第一名的成績考入北京大學歷史系。
其北大同學回憶，沈元平時靦腆少語，循規蹈矩，他是那種天才加上勤奮的學生。入學未久即對同學表示：我們就是將來的中國歷史學家。他和被中共迫害死的中文系林昭，外語系顧文選，哲學系黃中奇，化學系張錫琨、物理系吳思慧是同窗。
平靜面對死亡
前北京大學教授郭羅基，曾撰寫過《一個人才，生逢毀滅人才的時代：哀沈元》文章中寫道：1970年4月的一天，北京工人體育場在召開「公審大會」，宣判「反革命分子」。一聲吆喝，押上二十多人，在主席台前站了一排。
當宣判某人死刑，某人立刻癱倒在地。二十來個都癱倒了，只有一個被判了死刑的人依然站立。宣判大會結束，所有被判了死刑的人，也只有這個人是自己走出會場，他就是沈元。其他的人都是被架著拖出去的。
在刑場上，沈元大喊一聲：「我還有重大問題要交待！」其它人都倒在血泊裡了，他被押了回去。實際上他並沒有交待出什麼重大問題，第二天又被押赴刑場。他不甘心就此了結一生。
那時，在江西南昌鯉魚洲北京大學農場勞動，北京來的人一遍又一遍地敘述沈元臨刑的故事，驚嘆他在死神面前的鎮靜。
他19歲翻譯「赫魯曉夫祕密報告--斯大林殺人70萬」被定為極右分子下放。1956年，蘇共召開第二十次代表大會。赫魯曉夫在大會閉幕後，作了《個人崇拜及其後果》的長篇「祕密報告」，揭露了斯大林肅反殺人的事情。
同年2月，沈元在閱覽室裡看到一份英文版《工人日報》，上面全文刊載了赫魯曉夫的祕密報告。沈元在中學學過英語，藉助字典摘譯了赫魯曉夫祕密報告，私下供同學們傳閱。其中特別驚人的是斯大林在肅反中大開殺戒，受害者達七十萬人之多。
看後沈元的「翻譯」，宿捨裡每天晚上議論的都是斯大林問題。沈元比其它人想得多。沈元提出：中國封建王朝的史官還能秉筆直書，社會主義時代為什麼不能寫信史？沈元還提出：斯大林為什麼能夠握有生殺予奪的權力？干了壞事為什麼能夠長期隱瞞？赫魯曉夫只是譴責個人崇拜。沈元認為，根本上是制度問題。
沈元提出的問題，引起熱烈的討論。在1957年的反右運動中，沈元因翻譯傳播赫魯曉夫祕密報告，被定為極右份子。翌年他被開除學籍，遣送農村勞動改造三年。這一年沈元正讀大三，19歲。
沈元出眾的才華被社科院收留
在結束了三年的勞改生涯，1961年沈元返回北京，開始在街道上勞動，摘掉右派帽子後幫助街道辦事處做點事。因他在北大和家居時寫的一些文章，其才華見識為史學界前輩激賞，被破格延入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任職。
1962年4、5月間，沈元就被分配到中國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思想史組工作，歸丁守和管理。
24歲的沈元在1962年第3期《歷史研究》發表了《研究》一文。這是一篇對漢代兒童啟蒙讀物《急救篇》。一些老學者對該文備加稱讚。
大學問家王國維認為《急就篇》研究漢代社會的性質，更是前無古人。另一位史學大家範文瀾讀後也說：「至少比我寫得好。中國近代史研究所副所長黎澍喜滋滋地說：「近代史研究要有十個沈元，面貌就能根本改觀。」
此時，北京大學歷史系有人向中宣部控告，沈元是右派，報刊這樣發表他的文章，公然宣揚白專道路，對抗黨的教育方針，這對擔任黨團工作的學生幹部是嚴重打擊。
1966年，文革浪潮席捲中國。黎澍被批為「招降納叛，網羅牛鬼蛇神」。斗黎澍，沈元陪鬥。此後，沈元非但不能再做學問，連存身度日也難。沈元夫妻二人走到哪裡都會被人紅衛兵追到那。
北大歷史系學生雷光漢（沈元的同學）說：那時候正值文革造反期間，世道很亂，沈元當時和一個十八九歲的上海姑娘在一起，那姑娘雖然沒上過大學，但是很有才華，我記得我們在一起談話時，這姑娘正在用英文打字機打字，當時很少見的，她說了一句西諺，來形容文化大革命：「上帝讓誰滅亡，必先使他瘋狂！」還說：「戴高帽、掛牌子並不是毛澤東發明的，是希特勒當年對付猶太人的手法，電影《馬門教授》裡面就有。」
他和他太太寄居在親戚家，紅衛兵運動一來，他倆被掃地出門，逼得到處躲藏，工作單位也不接納，小兩口連棲身之地也找不到。沈元曾向住在杭州的姐姐求救，姐姐早已自顧不暇，又哪能再接受一個「反革命」呢？
那種被親朋故舊拋棄的痛苦，那呼天天不靈、呼地地不應的絕望，是沒有經歷過「文革」恐怖的人所難以體會的。螻蟻尚且要惜生，又何況是一個有靈性的年青生命！
不堪凌辱化裝成黑人要求「政治避難」被判死刑
學者何與懷認為，當時沈元實在是被鬥得受不了，實在是走逃無路了。
沈元遭受諸多磨難，最後不堪凌辱，他在身上塗抹了黑色鞋油，假扮成黑人，進入一非洲國家（也有人說是蘇聯）大使館，請求他們幫助他離開中國，結果被中共政府逮捕。
沈元被捕後，經常拉出來游鬥。沈元被「工宣隊」內定判死刑，交大家討論。黎澍說：「我是欲哭無淚。我要找個助手，前後考察過四十多人，好不容易找到一個滿意的。眼看要拉出去槍斃了……。」
1970年4月18日，北京市「公檢法」（公安、檢察院、法院簡稱，「文革」時合併為一，由軍隊管制）軍事管制委員會簽發了一份布告，行文如下：「現行反革命叛國犯沈元，男，32歲，浙江省人，偽官吏出身，系右派分子，中國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實習研究員。其母系右派分子，其兄因反革命罪被判過刑。沈犯頑固堅持反動立場，書寫大量反動文章，大造反革命輿論，並企圖叛國投敵，於1968年九月1日，化妝成黑人，闖入了外國駐華使館，散布大量反動言論，惡毒攻擊黨和社會主義制度，誣蔑攻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
沈元被捕之後，他夫人仍抱著企望。她對一起挖防空洞（當時全民挖洞，落實毛澤東關於「深挖洞」的最高指示）勞動的老大媽說：「我決心再等他個七年八年，總會出來團聚的。」沒想到有一天，她被叫去開群眾宣判大會，在大會上沈元和其它「反革命分子」一起被押上台，並被宣佈以叛國罪判處死刑立即執行。沈元這位夫人也是表妹當場暈了過去。
沈元在1970年3月被以「反革命罪」判處死刑。至於他的家人，一年多後才接到通知。
一九八一年，法院為沈元平反「反革命罪」。沈元的母親和姐姐去了北京。當拿到平反通知書時，白髮蒼蒼的老人嚎啕大哭：「我要人，我不要紙，不要紙啊！我送走的是一個活生生的人，一個聰明絕頂、才華橫溢的兒子，為什麼現在還給我一張紙？我要人啊！我要人啊！」
這已是遠去的歷史了，沈元也早已被人們淡忘。但這不是他一個人的悲劇，是一代知識分子的傷痛。時至今日不禁要反思，多年實踐而證明的愛國者們，在當年何以要冒「叛逃」的罪名遠走他鄉？結論只有一個，那就是好人也會被暴政逼得無奈，甘冒人言之大不諱而自救救人。
「反右派、文革」對北大的迫害
據學者王銳的考證，沈元是1970年北京市「一打三反」運動中第三批遇難者。1月27日處決的「文革思想者」有王佩英、馬正秀等19人，是第一批遇難者。第二批是3月5日被處決的遇羅克、顧文選等19人。
第三批就是沈元等10餘至20餘人。北京市當局在不到三個月時間，連續三次公開成批處決「反革命」犯，其密度甚至超過1950年初的「大鎮反」（處決人數不及當年）。
文革中北大發生的大規模的暴力性迫害，不是突然從天而降、憑空發生，而是由文革前發生的一系列的迫害發展而來的。文革是反右迫害的升級與擴大。
文革前在北大發生的規模最大的迫害是1957年的「反右派」運動。
在1957年「反右派運動」和延續到1958年1月底的三個月的「反右補課」中，北京大學有589名學生和110名教職員，一共699人，被劃成了「右派分子」；後來又再「補劃」，一共劃了716個右派分子。另外，據1979年《人民日報》上的一篇文章：北大劃了715名「右派分子」，還有842人受到各種處分。因為沒有公布被「劃」者的名單，現在不清楚這一人之差是如何產生的。
當時北京大學全校學生人數是8983人，教職員人數是1399人。北大總人數的7%被劃成了「右派分子」。教職員中的「右派分子」比例高於學生，接近10%。教授中的比例則更高。
1957年反右的受害者，在文革的火坑中被推到更深處，在1957年還未成被「戴帽子」的人，文革也被關進了「牛棚」，甚至連反右的積極分子也被置於死地而喪生。一方面，反右和文革都是大規模的群體性迫害，另一方面，後者比前者更為嚴重。
（文：唐清清/責任編輯：明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