賀龍是中共十大元帥之一，曾擔任國家體委主任、軍委副主席、國務院副總理等職。在「文革」中，賀龍被指控為準備推動「二月兵變」而被打倒，慘遭迫害。1969年6月9日，病重的賀龍沒有得到有效治療後慘死；死後，遺體被偷偷火化。
周恩來與賀龍自1927年南昌暴動中相識。中共南昌暴動中，周恩來是最高領導人，賀龍則是暴動的總指揮。賀龍率領的國民革命軍第20軍就是暴動部隊的主力。之後，周恩來介紹賀龍入黨，到賀龍去世，兩人有著長達42年的交往。
然而不斷被披露出來的歷史事實顯示，周恩來不僅是賀龍專案組的負責人，親自落實對賀龍的隔離審查，還簽署了對賀龍的逮捕令；賀龍罪名的升級更與周恩來有直接關係。
1966年夏，「文革」爆發後不久，康生在北京師範大學召開的群眾大會上和中央文革小組的會議上，誣陷賀龍和彭真私自調動軍隊搞「二月兵變」。同年12月，紅衛兵殺進賀龍家中，揪他的領章帽徽，抄他的文件書籍，揚言要把他押往天安門廣場，舉行十萬人批鬥大會。在這種情況下，周恩來代表中共組織出面建議賀龍暫停工作，搬到西郊新六所去休息，表示「家中的事情由我來管」。
大陸官方出版的《賀龍傳》說，賀龍搬至新六所後，造反派立即追蹤而來，揚言要結隊前來揪斗賀龍。為此，賀龍的妻子薛明曾三次向周恩來告急，但都沒有得到答覆。在不得已之下，賀龍決心返回東交民巷的家中，坐等被揪。在路過中南海時，賀龍覺得應該向週報告一下，就臨時決定去了西花廳。當時周不在家，他的祕書經請示後，賀龍夫婦便留在西花廳暫時住了下來。
中共黨史專家高文謙在《晚年周恩來》一書中披露，賀龍夫婦的不請自來，對周恩來來說不啻是一個「燙土豆」。但在當時情況下，無論於公於私都不能把落難的賀龍推出門外。據知情者說，賀龍與周見面後的第一句話就是：「總理，賀龍今日有難，我這次是來求你來了！」在賀龍看來，四十年前，中共最困難的時候，周恩來代表中共黨組織請求他率部參加「南昌起義」，如今自己有難，周理應搭救。周本人當然也不會忘記這一點，而且眼下賀龍確實無處可去，在這種情況下，周只好硬著頭皮，頂住外界的壓力，把賀龍暫時收留在自己的家中。
在此期間，周恩來夫婦對賀龍夫婦在生活上關懷備至，噓寒問暖，不過卻敬而遠之，竭力避免談論賀龍本人的問題。周的這種迴避態度，讓賀龍感到相當失望和傷心。賀龍渴望能夠有一個機會向周恩來申辯一下橫加在自己頭上的種種罪名，希望周為他說句公道話，而周卻始終沒有給他這樣一個機會。
據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黨史專家薛慶超的《從文化大革命爆發到林彪事件》一書中記載：賀龍在中南海周恩來家中暫避時，周恩來和李富春奉命於1967年1月19日正式與賀龍談了一次話，周說本來「這次談話的還有江青同志，但她臨時說有事不來了」。周恩來告訴賀龍：「林彪說你在背後散佈他歷史上有問題，說你在總參、海軍、空軍、裝甲兵、通信兵到處伸手，不宣傳毛澤東思想，毛XX百年之後他不放心。」「還有，關於洪湖肅反擴大化問題，你、夏曦、關向應都有責任。」賀龍想向周恩來說明：這些都是林彪對自己的陷害。但周緊接著：「說你不要再說了。毛XX不是保你嘛，我也是保你的。給你找個地方，先去休息一下，等秋天我去接你回來。」最後，周對賀龍說：「要活到老、學到老、改造到老。」第二天凌晨四時，周恩來親自派人將賀龍夫婦送到京郊西山附近像鼻子溝的一個地方。
中共原空軍司令吳法憲回憶說：「關於賀龍的問題是毛澤東親自決策的。據我所知，1967年1月，毛澤東和周恩來兩個人在中南海專門研究賀龍的問題。後來周恩來告訴我，那天，毛XX決定對賀龍採取隔離措施，並要他親自去落實。他先在北京西郊的山區找了一所房子，要北京衛戍區預先作了安排。然後，他把賀龍找到中南海，先是問賀龍『聽說你身上帶了手槍？』賀龍說『有一枝』。於是，他要賀龍立即交出身上攜帶的手槍。待賀龍交出手槍後，他便要警衛部隊把賀龍夫婦送到北京西郊的山區。從此，賀龍夫婦便失去了自由。1969年6月9日，飽受折磨的賀龍在北京301醫院逝世。」
賀龍的厄運並沒有到此結束。在他被周恩來送到西山像鼻子溝軍委前指所在地，名為「保護」實則失去人身自由以後，當年派遣熊貢卿充當說客對賀龍進行勸降的國民黨南昌行營第二廳廳長晏勛甫之子晏章炎寫信給中央「文革」，把這件事翻出來，誣指賀龍向蔣介石「乞降」，企圖「叛變投敵」。
本來弄清這件事情並不難，賀龍當年當即處決了熊貢卿一事，中共領導層中很多人都知道，而且當年湘鄂西中央局為此事寫給中央的報告就存放在中央檔案館裡。可以說，身為中共資深領導人的周恩來對這件事的來龍去脈很清楚，不過當調查組給賀龍加上「叛變投敵未遂」的罪名上報以後，周恩來卻沒有出面為賀龍辯誣。
相反，曾經擔任國民革命軍總司令部祕書處長的李仲公在中央專案組的要求下，交出了當時賀龍「通敵」的「親筆信」，而整個過程是由周恩來親自處理的。李仲公將賀龍的信託人送交周恩來後，很快就得到周的答覆，周恩來辦公室派了一個人到李家，很客氣地說：「感謝仲老對革命的支持，仲老的信總理已收到，總理讓我們轉告希望仲老注意保重身體！」賀龍的信件日後成為賀龍投敵叛變的「鐵證」。
1974年，華國鋒主導複查賀龍案後，證實這封信是偽造。
另據邱會作回憶，大約在1966年秋天，在北京的各軍兵種負責人被通知到京西賓館，由肖華、楊成武帶隊，乘車去葉劍英家看有關賀龍的材料。周恩來還曾特別交代肖華、楊成武，重點是看賀龍通敵的材料。葉劍英對軍隊幹部說：「總理剛才打電話來，特別強調要注意看投敵問題。」這些揭發材料大都來自賀龍比較信任的部下；僅有一份是周恩來提供的一封信，此信是賀龍寫給其一位國民政府任職的舊交。
原國務院農村發展研究中心研究員姚監復曾撰文披露，1980年代在中共中央農村政策研究室工作期間，他與曾經擔任過中共中央專案組的負責人之一紀登奎有過多次談話，談話涉及了文革的一些內幕。
姚監復曾任國務院副總理、中央政法小組組長、中共中央軍委領導成員等職。紀登奎作為中共中央專案組的負責人之一，有權力有資格查閱中共中央絕密檔案。
姚監復說：「紀登奎曾經告訴我，有次他去西山的黨史檔案館，查閱賀龍的檔案資料，看完材料出來時，渾身發涼，出了一身冷汗。因為，中央專案組領導的賀龍專案組的定案材料，把賀龍定為『叛徒』。但是，在檔案館裡保存著國民黨派人策反賀龍的全部原始檔案，包括賀龍向上邊的請示及答覆，賀龍槍斃說客的決定等材料。紀登奎的意思是，證明賀龍並非叛徒的原始檔案完整地保留在檔案館裡，他親眼看到了、讀過了。」
但是周恩來負責的賀龍專案組，仍然要將賀龍定性為叛徒。紀登奎從檔案館出來，想一想令人不寒而慄，驚出一身冷汗。
文章說，對過去的歷史結論，作為賀龍的入黨介紹人，周恩來一定一清二楚。但周恩來主管的中央專案組，卻將賀龍定性為叛徒，致以死命。紀登奎看到檔案後渾身冰涼，因為他發現了周恩來也是陷害迫害賀龍的當事人，掩蓋真實史實的偽君子。（未完待續）
──轉自《大紀元》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觀點和陳述。
（責任編輯：劉旋）
周恩來與賀龍自1927年南昌暴動中相識。中共南昌暴動中，周恩來是最高領導人，賀龍則是暴動的總指揮。賀龍率領的國民革命軍第20軍就是暴動部隊的主力。之後，周恩來介紹賀龍入黨，到賀龍去世，兩人有著長達42年的交往。
然而不斷被披露出來的歷史事實顯示，周恩來不僅是賀龍專案組的負責人，親自落實對賀龍的隔離審查，還簽署了對賀龍的逮捕令；賀龍罪名的升級更與周恩來有直接關係。
周恩來親自落實對賀龍的隔離審查
1966年夏，「文革」爆發後不久，康生在北京師範大學召開的群眾大會上和中央文革小組的會議上，誣陷賀龍和彭真私自調動軍隊搞「二月兵變」。同年12月，紅衛兵殺進賀龍家中，揪他的領章帽徽，抄他的文件書籍，揚言要把他押往天安門廣場，舉行十萬人批鬥大會。在這種情況下，周恩來代表中共組織出面建議賀龍暫停工作，搬到西郊新六所去休息，表示「家中的事情由我來管」。
大陸官方出版的《賀龍傳》說，賀龍搬至新六所後，造反派立即追蹤而來，揚言要結隊前來揪斗賀龍。為此，賀龍的妻子薛明曾三次向周恩來告急，但都沒有得到答覆。在不得已之下，賀龍決心返回東交民巷的家中，坐等被揪。在路過中南海時，賀龍覺得應該向週報告一下，就臨時決定去了西花廳。當時周不在家，他的祕書經請示後，賀龍夫婦便留在西花廳暫時住了下來。
中共黨史專家高文謙在《晚年周恩來》一書中披露，賀龍夫婦的不請自來，對周恩來來說不啻是一個「燙土豆」。但在當時情況下，無論於公於私都不能把落難的賀龍推出門外。據知情者說，賀龍與周見面後的第一句話就是：「總理，賀龍今日有難，我這次是來求你來了！」在賀龍看來，四十年前，中共最困難的時候，周恩來代表中共黨組織請求他率部參加「南昌起義」，如今自己有難，周理應搭救。周本人當然也不會忘記這一點，而且眼下賀龍確實無處可去，在這種情況下，周只好硬著頭皮，頂住外界的壓力，把賀龍暫時收留在自己的家中。
在此期間，周恩來夫婦對賀龍夫婦在生活上關懷備至，噓寒問暖，不過卻敬而遠之，竭力避免談論賀龍本人的問題。周的這種迴避態度，讓賀龍感到相當失望和傷心。賀龍渴望能夠有一個機會向周恩來申辯一下橫加在自己頭上的種種罪名，希望周為他說句公道話，而周卻始終沒有給他這樣一個機會。
據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黨史專家薛慶超的《從文化大革命爆發到林彪事件》一書中記載：賀龍在中南海周恩來家中暫避時，周恩來和李富春奉命於1967年1月19日正式與賀龍談了一次話，周說本來「這次談話的還有江青同志，但她臨時說有事不來了」。周恩來告訴賀龍：「林彪說你在背後散佈他歷史上有問題，說你在總參、海軍、空軍、裝甲兵、通信兵到處伸手，不宣傳毛澤東思想，毛XX百年之後他不放心。」「還有，關於洪湖肅反擴大化問題，你、夏曦、關向應都有責任。」賀龍想向周恩來說明：這些都是林彪對自己的陷害。但周緊接著：「說你不要再說了。毛XX不是保你嘛，我也是保你的。給你找個地方，先去休息一下，等秋天我去接你回來。」最後，周對賀龍說：「要活到老、學到老、改造到老。」第二天凌晨四時，周恩來親自派人將賀龍夫婦送到京郊西山附近像鼻子溝的一個地方。
中共原空軍司令吳法憲回憶說：「關於賀龍的問題是毛澤東親自決策的。據我所知，1967年1月，毛澤東和周恩來兩個人在中南海專門研究賀龍的問題。後來周恩來告訴我，那天，毛XX決定對賀龍採取隔離措施，並要他親自去落實。他先在北京西郊的山區找了一所房子，要北京衛戍區預先作了安排。然後，他把賀龍找到中南海，先是問賀龍『聽說你身上帶了手槍？』賀龍說『有一枝』。於是，他要賀龍立即交出身上攜帶的手槍。待賀龍交出手槍後，他便要警衛部隊把賀龍夫婦送到北京西郊的山區。從此，賀龍夫婦便失去了自由。1969年6月9日，飽受折磨的賀龍在北京301醫院逝世。」
賀龍罪名的升級與周恩來有直接關係
賀龍的厄運並沒有到此結束。在他被周恩來送到西山像鼻子溝軍委前指所在地，名為「保護」實則失去人身自由以後，當年派遣熊貢卿充當說客對賀龍進行勸降的國民黨南昌行營第二廳廳長晏勛甫之子晏章炎寫信給中央「文革」，把這件事翻出來，誣指賀龍向蔣介石「乞降」，企圖「叛變投敵」。
本來弄清這件事情並不難，賀龍當年當即處決了熊貢卿一事，中共領導層中很多人都知道，而且當年湘鄂西中央局為此事寫給中央的報告就存放在中央檔案館裡。可以說，身為中共資深領導人的周恩來對這件事的來龍去脈很清楚，不過當調查組給賀龍加上「叛變投敵未遂」的罪名上報以後，周恩來卻沒有出面為賀龍辯誣。
相反，曾經擔任國民革命軍總司令部祕書處長的李仲公在中央專案組的要求下，交出了當時賀龍「通敵」的「親筆信」，而整個過程是由周恩來親自處理的。李仲公將賀龍的信託人送交周恩來後，很快就得到周的答覆，周恩來辦公室派了一個人到李家，很客氣地說：「感謝仲老對革命的支持，仲老的信總理已收到，總理讓我們轉告希望仲老注意保重身體！」賀龍的信件日後成為賀龍投敵叛變的「鐵證」。
1974年，華國鋒主導複查賀龍案後，證實這封信是偽造。
另據邱會作回憶，大約在1966年秋天，在北京的各軍兵種負責人被通知到京西賓館，由肖華、楊成武帶隊，乘車去葉劍英家看有關賀龍的材料。周恩來還曾特別交代肖華、楊成武，重點是看賀龍通敵的材料。葉劍英對軍隊幹部說：「總理剛才打電話來，特別強調要注意看投敵問題。」這些揭發材料大都來自賀龍比較信任的部下；僅有一份是周恩來提供的一封信，此信是賀龍寫給其一位國民政府任職的舊交。
姚監復：周恩來是偽君子、劊子手
原國務院農村發展研究中心研究員姚監復曾撰文披露，1980年代在中共中央農村政策研究室工作期間，他與曾經擔任過中共中央專案組的負責人之一紀登奎有過多次談話，談話涉及了文革的一些內幕。
姚監復曾任國務院副總理、中央政法小組組長、中共中央軍委領導成員等職。紀登奎作為中共中央專案組的負責人之一，有權力有資格查閱中共中央絕密檔案。
姚監復說：「紀登奎曾經告訴我，有次他去西山的黨史檔案館，查閱賀龍的檔案資料，看完材料出來時，渾身發涼，出了一身冷汗。因為，中央專案組領導的賀龍專案組的定案材料，把賀龍定為『叛徒』。但是，在檔案館裡保存著國民黨派人策反賀龍的全部原始檔案，包括賀龍向上邊的請示及答覆，賀龍槍斃說客的決定等材料。紀登奎的意思是，證明賀龍並非叛徒的原始檔案完整地保留在檔案館裡，他親眼看到了、讀過了。」
但是周恩來負責的賀龍專案組，仍然要將賀龍定性為叛徒。紀登奎從檔案館出來，想一想令人不寒而慄，驚出一身冷汗。
文章說，對過去的歷史結論，作為賀龍的入黨介紹人，周恩來一定一清二楚。但周恩來主管的中央專案組，卻將賀龍定性為叛徒，致以死命。紀登奎看到檔案後渾身冰涼，因為他發現了周恩來也是陷害迫害賀龍的當事人，掩蓋真實史實的偽君子。（未完待續）
──轉自《大紀元》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觀點和陳述。
（責任編輯：劉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