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7年03月31日訊】百多年來西方國家對中文打字機充滿好奇與疑惑，甚至還入鏡在知名的動畫喜劇片《辛普森一家》（The Simpsons）。確實，對西方人來說，不是由字母拚成的中文方塊字要如何「打字」呢？
《洛杉磯時報》3日報導，深入探索中文打字機的美國斯坦福大學副教授穆蘭尼（Tom Mullaney）認為，外界覺得它不實用和低效率實則是個誤解，恰恰相反，中文打字機是揭開智能手機時代的先鋒。
穆蘭尼副教授說：「收集東方打字機已成時尚，有成百上千的收藏家和博物館收集。中文打字機是精緻的機器，有著很大的差異，是沒有鍵盤的打字機，因此經常困惑人們的想像力，然而這是一台蘊含設計靈感歷史寶庫的機器。」
他認為相當精巧的中文打字機，發明者想出來的打字方法和持續的更新過程，對今天信息科技業的工程師來說是寶貴的經驗。
穆蘭尼副教授多年前自舊金山某間中國人的教會那裡接收一台老式的中文打字機，之後他開始研究並收藏中文打字機，現在他已收藏了12台，目前有3台陳列在斯坦福大學東亞圖書館，將展出到9月10日止。另外，他最近獲得13,500美元的贊助，將帶著收藏的中文打字機在世界各地巡迴展覽。最終，他希望能夠將這些中文打字機送到一個專門的研究機構妥善保管。
少有中國人見過中文打字機
自中共國營企業退休的張海燕（Zhang Haiyan，音譯）說，她還記得1980年代她所屬國營企業的下屬工廠想要從北京總部借用一台中文打字機時，必須經過層層申請及無數的蓋章，甚至還要得到政府當局的同意。
張女士回憶，當時中文打字機屬於稀有的玩意兒，通常被鎖在一個辦公室，只有兩位大老闆有鑰匙。她說：「在那個房間裡的一切東西都是神祕的，所以我一直很好奇，並試著想要在開鎖時偷看一下。」
當申請案總算批准下來，工人來取機器時，張女士想著她終於可以看到它了。她說：「不幸的是，它被放在一個大箱子，上面還蓋上一塊布，所以直到今天我還是不知道中文打字機究竟是長什麼樣子。它被輕輕放在車裡，就像一名貴賓。顯然它不是我們普通人可以看的東西。」
在中國大陸，大多數人和張女士一樣，沒看過中文打字機，更不用說用它來打字了。但今天，數以億計的中國人在用桌上型計算機、筆電、平板電腦和智能手機，用各種輸入方法溝通。
文章說，自19世紀後期開始，很多人參與中文打字機的開發，大部分工作是在美國完成，包括當時的麻省理工學院和紐約大學的學生和學者，IBM等公司和機構如美國中央情報局都在致力發展中文打字機。
後來普遍商業化的機種是雙鴿牌（Double Pigeon）和海鷗牌（Seagull），大約30磅到40磅（13.61公斤到18.14公斤）。操作方法大致上是將鉛字敲擊在色帶並著印於紙上。最初的形式是一個大約A2大小的盤面上，排滿了鉛字，一台機上大約可放2,500個字，常用字按照部首筆劃排列，罕用字則有另外的字盤。
字盤內每個鉛字均為倒置且反寫，如此打出的字才會是正的。操作時，打字員首先要在鉛字盤上找到所需要的鉛字，手握打字機操作桿往下壓，將一個鉛字鉗住夾起，再按一鍵時，小鉗就會舉起鉛字，隔著色帶印在紙上。
熟練的打字員每分鐘可以打20或30個字，不過操作員可以根據需要自行排列，例如法院的打字員會將「法官」、「罪犯」等字放在易操作的位置，縮短移動的距離，如此每分鐘最快可達80個字。
這種功能和今天的智能手機相同，在智能手機輸入某個字詞時，會自動跳出相關字詞，方便使用者選擇，例如輸入「北京」時會出現「大學」。
中文打字機在中國消失的原因：文化大革命和中共禁用
早期由於價格昂貴中文打字機在中國並不普及，一台價格相當於當時普通工人月薪的20倍，在中共統治後面臨文化大革命浩劫，導致中文打字機更為稀有。
打字機收藏家傑克遜‧陸（Jackson Lu）在上海開設陸漢斌打字機博物館（Lu Hanbin Typewriter Museum），館內只有3台中文打字機。他說：「中文打字機生產量較少，而且很多在文化大革命時被摧毀。」
中共統治後禁止個人購買和使用中文打字機，陸先生說：「只有機構單位能擁有中文打字機，且必須和公安登記，打字員必須有許可證，而且是政治上靠得住的人。中共把中文打字機當成是槍支來管制。」
文章說，中共管制打字機的目的是控制信息的傳播，近代對信息的控制重點轉到互聯網。
中文打字機可為未來通信設備發展帶來靈感
雖然中文打字機可能已不符合當代需要，但穆蘭尼副教授認為它的技術值得保存和分析，甚至還可能對未來的通信設備帶來靈感。
他說：「學習歷史並不只是在收集和欣賞古董，而是從古老事物的創新和損壞過程中吸取經驗。對於那些試圖將眼光放遠或者脫離窠臼思維的人，找尋靈感的最佳方法之一是將時光倒流，在那些定律形成之前的歷史中找尋答案。」
鑽研中文打字機的穆蘭尼副教授，明年預計出版有關中文打字機的著作：《中文打字機：全球信息時代史》（The Chinese Typewriter: A Global History of the Information Age）
──轉自《大紀元》
（編輯：張信燕/責任編輯：李明心）
《洛杉磯時報》3日報導，深入探索中文打字機的美國斯坦福大學副教授穆蘭尼（Tom Mullaney）認為，外界覺得它不實用和低效率實則是個誤解，恰恰相反，中文打字機是揭開智能手機時代的先鋒。
穆蘭尼副教授說：「收集東方打字機已成時尚，有成百上千的收藏家和博物館收集。中文打字機是精緻的機器，有著很大的差異，是沒有鍵盤的打字機，因此經常困惑人們的想像力，然而這是一台蘊含設計靈感歷史寶庫的機器。」
他認為相當精巧的中文打字機，發明者想出來的打字方法和持續的更新過程，對今天信息科技業的工程師來說是寶貴的經驗。
穆蘭尼副教授多年前自舊金山某間中國人的教會那裡接收一台老式的中文打字機，之後他開始研究並收藏中文打字機，現在他已收藏了12台，目前有3台陳列在斯坦福大學東亞圖書館，將展出到9月10日止。另外，他最近獲得13,500美元的贊助，將帶著收藏的中文打字機在世界各地巡迴展覽。最終，他希望能夠將這些中文打字機送到一個專門的研究機構妥善保管。
少有中國人見過中文打字機
自中共國營企業退休的張海燕（Zhang Haiyan，音譯）說，她還記得1980年代她所屬國營企業的下屬工廠想要從北京總部借用一台中文打字機時，必須經過層層申請及無數的蓋章，甚至還要得到政府當局的同意。
張女士回憶，當時中文打字機屬於稀有的玩意兒，通常被鎖在一個辦公室，只有兩位大老闆有鑰匙。她說：「在那個房間裡的一切東西都是神祕的，所以我一直很好奇，並試著想要在開鎖時偷看一下。」
當申請案總算批准下來，工人來取機器時，張女士想著她終於可以看到它了。她說：「不幸的是，它被放在一個大箱子，上面還蓋上一塊布，所以直到今天我還是不知道中文打字機究竟是長什麼樣子。它被輕輕放在車裡，就像一名貴賓。顯然它不是我們普通人可以看的東西。」
在中國大陸，大多數人和張女士一樣，沒看過中文打字機，更不用說用它來打字了。但今天，數以億計的中國人在用桌上型計算機、筆電、平板電腦和智能手機，用各種輸入方法溝通。
文章說，自19世紀後期開始，很多人參與中文打字機的開發，大部分工作是在美國完成，包括當時的麻省理工學院和紐約大學的學生和學者，IBM等公司和機構如美國中央情報局都在致力發展中文打字機。
後來普遍商業化的機種是雙鴿牌（Double Pigeon）和海鷗牌（Seagull），大約30磅到40磅（13.61公斤到18.14公斤）。操作方法大致上是將鉛字敲擊在色帶並著印於紙上。最初的形式是一個大約A2大小的盤面上，排滿了鉛字，一台機上大約可放2,500個字，常用字按照部首筆劃排列，罕用字則有另外的字盤。
字盤內每個鉛字均為倒置且反寫，如此打出的字才會是正的。操作時，打字員首先要在鉛字盤上找到所需要的鉛字，手握打字機操作桿往下壓，將一個鉛字鉗住夾起，再按一鍵時，小鉗就會舉起鉛字，隔著色帶印在紙上。
熟練的打字員每分鐘可以打20或30個字，不過操作員可以根據需要自行排列，例如法院的打字員會將「法官」、「罪犯」等字放在易操作的位置，縮短移動的距離，如此每分鐘最快可達80個字。
這種功能和今天的智能手機相同，在智能手機輸入某個字詞時，會自動跳出相關字詞，方便使用者選擇，例如輸入「北京」時會出現「大學」。
中文打字機在中國消失的原因：文化大革命和中共禁用
早期由於價格昂貴中文打字機在中國並不普及，一台價格相當於當時普通工人月薪的20倍，在中共統治後面臨文化大革命浩劫，導致中文打字機更為稀有。
打字機收藏家傑克遜‧陸（Jackson Lu）在上海開設陸漢斌打字機博物館（Lu Hanbin Typewriter Museum），館內只有3台中文打字機。他說：「中文打字機生產量較少，而且很多在文化大革命時被摧毀。」
中共統治後禁止個人購買和使用中文打字機，陸先生說：「只有機構單位能擁有中文打字機，且必須和公安登記，打字員必須有許可證，而且是政治上靠得住的人。中共把中文打字機當成是槍支來管制。」
文章說，中共管制打字機的目的是控制信息的傳播，近代對信息的控制重點轉到互聯網。
中文打字機可為未來通信設備發展帶來靈感
雖然中文打字機可能已不符合當代需要，但穆蘭尼副教授認為它的技術值得保存和分析，甚至還可能對未來的通信設備帶來靈感。
他說：「學習歷史並不只是在收集和欣賞古董，而是從古老事物的創新和損壞過程中吸取經驗。對於那些試圖將眼光放遠或者脫離窠臼思維的人，找尋靈感的最佳方法之一是將時光倒流，在那些定律形成之前的歷史中找尋答案。」
鑽研中文打字機的穆蘭尼副教授，明年預計出版有關中文打字機的著作：《中文打字機：全球信息時代史》（The Chinese Typewriter: A Global History of the Information Age）
──轉自《大紀元》
（編輯：張信燕/責任編輯：李明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