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麼寧的種種爭論，源自一個極具戲劇性的情節：2009年12月31日1點20分，李莊涉嫌辯護人偽造證據、妨害作證罪一案在重慶市江北區人民法院挑燈夜審到最後關頭，公訴人麼寧突然指控被告嫖娼。按媒體報導：「此語一出，讓在場所有旁聽者一片嘩然……」（《重慶晚報》2010年1月10日第三版《龔剛模弟弟龔剛華曾「招待」李莊嫖娼》）豈止旁聽席嘩然呢，消息傳出，簡直舉國嘩然。只不過，有些人嘩然於李莊嫖娼，有些人嘩然於重慶當局構陷李莊嫖娼。
這並不是一項經得起推理和檢驗的指控，所以不久便成笑話，被納入「順我者昌，逆我者嫖娼」的新世說。其作用，除了印證控方的黔驢技窮與李莊的清白，還令國人記住了麼寧檢察官的名字。麼寧的幸與不幸，皆繫於此。
每一場政治與社會運動，都需要塑造符號和代言人。重慶打黑，麼寧可視為檢察系統的符號和代言人，她的官運以至命運，從而被這場運動牢牢綁架。這場由薄熙來一手主宰的政治運動，以2012年春天其人落馬為轉折點。麼寧的仕途，隨之而分界，此前一路扶搖，此後一路低落：她曾入選十八大代表候選人初選名單，後來卻不幸落選（2012年6月22日重慶市第四次黨代表大會選舉產生了十八大代表名單）；她曾官居重慶市人民檢察院第五分院公訴一處處長、重慶市人民檢察院公訴二處處長，後來轉任國家檢察官學院重慶分院副院長，如今辭職做律師，仕途徹底終結。
重慶媒體的當時報導稱，麼寧帶領全處辦理涉黑案件9件共305人，佔重慶市「打黑除惡」案件總數近一半。（網路圖片）
麼寧為什麼要辭職，傳言紛紜，姑妄聽之。單說她所激起的爭執，還得回到八年前的李莊案，她一夜成名的起點。這背後，關乎一大難題：如何論斷體制中人。
2011年，一位師弟考入法院，入職之前，徵詢我的意見。我說了一大堆，要義只有三個字：不作惡。再退一步，即不能主動作惡。人在體制，身不由己，有時為了維護飯碗，被迫遵從上峰之命，違背法理與良知而行事，這固然不可取，卻也不宜苛責。如此行徑，追究責任之時，大抵可往體制頭上推。然而，有些人卻喜歡化被動為主動，明明可以把槍口抬高一公分，他不但不干，反而在槍上安裝瞄準器，力求一槍斃命，譬如一起冤案，領導說，隨便判兩年，給政法委的大人老爺一個交代，他為了表忠心，邀功請賞，硬判了五年，此即主動作惡，怎麼都不可寬恕。
以《水滸傳》為例。同為謀害林沖，董超、薛霸在野豬林說：「休得要怨我弟兄兩個，只是上司差遣，不由自己。」陸謙在山神廟說：「不干小人事，太尉差遣，不敢不來。」口徑一般，不過前者系被動作惡（薛霸曾勸董超：「老董，你聽我說：高太尉便叫你我死，也只得依他，莫說使這官人又送金子與俺。」），後者則屬主動作惡（陸謙為了討好高太尉和高衙內，三番五次設計陷害林沖），故而結局正相反：魯智深要殺董超、薛霸，林沖卻幫忙求情（「非干他兩個事，儘是高太尉使陸虞候分付他兩個公人，要害我性命，他兩個怎不依他？你若打殺他兩個，也是冤屈。」），放了他二人一馬；陸謙則慘死在林沖刀下，連心肝都被挖出來（「姦賊，我與你自幼相交，今日倒來害我，怎不干你事？且吃我一刀！」）。施耐庵這麼安排，足見諷喻之意。
再說李莊案。假如不曾當庭指控李莊嫖娼，麼寧的遭遇，也許將與其搭檔賀貝貝一樣，作為唱紅打黑的普通棋子，被輿論聚焦三五天，然後埋沒於更多的苦難之下——今天還有幾個人記得賀貝貝？然而她偏偏接下了這一齣戲碼，縱然換來體制的一時歡心，享受了兩年政治紅利，長久卻是失落，體制之外，更是臭名昭著，千夫所指。當然有人會問，麼寧是不是身不由己？我則以為，這應是一種雙向選擇，你情我願，一拍即合。否則，為什麼在庭上發聲的不是資歷更老的賀貝貝，而是麼寧？對照二人的仕途：賀貝貝現任重慶市人民檢察院第一分院檢察委員會委員，穩中求進，不像麼寧大起大落，這也能說明一些問題。
不作惡——不能主動作惡——可以定義為一種底線倫理。（網路圖片）
那些年來，重慶交織於紅與黑之間，不啻法律人的噩夢。倘若不願出走，那麼何去何從，的確構成了一大難題。我們不能奢求每個人都做趙長青、孫發榮那樣的勇士，不過風暴之下，還是有一塊守護底線的餘地。對於那段不堪回首的歲月，孫渝律師以「也曾苟且」自責，實則他的選擇，如沉默、閉關自悟，以及「情急之下的偶爾張目」，卻「從來沒有停止過對強人的詛咒，對陽光的憧憬」，哪裡還是苟且呢，完全可視作抗爭。這對法律人來講，不僅可取，而且可行，正適合作為麼寧等人的參照系。
說到底線倫理，不妨以此論斷體制中人。這樣的制度，這樣的世道，不必講大義，只需講底線。體制中人只要能守住不作惡——不能主動作惡——的底線，也許不該被讚賞，起碼不會被苛責。麼寧的問題，恰在於打破了底線。2009年12月31日凌晨那一刻，她選擇在庭上誣陷律師，而今投身律師行，先遭律所拒斥，後遭律師擠兌，正符合報應論的邏輯。
這不只是善有善報，惡有惡報，不只是人在做，天在看，其實人在做，人也在看。一個人失去了底線，於私而論，不宜為友，於公而論，不宜共事，何況律師江湖，最是講究人品和口碑。一個人做檢察官、法官的時候，能夠守住底線，哪怕與律師時有衝突，終究會得到後者的尊重，當他們辭職之後，轉行做律師，迎來的將是律師界的掌聲，而非罵聲。反之，一個人做檢察官、法官的時候，無法守住底線，常常徇私枉法，他若投身律師界，不免被視為濁流，誰願意與之同流合污呢？
不過，對今天的麼寧而言，
正如對八年前的她而言，
依然有其選擇權。
她可以選擇向李莊道歉，可以選擇沉默到底；可以選擇追隨趙長青、孫發榮、孫渝的足跡，可以選擇與他們逆向而行。什麼樣的選擇，便有什麼樣的結果，但願此時此刻，她能咀嚼出八年之前的選擇所結出的苦果的滋味。
但原麼寧能記住西政的校訓：「厚德重法」，與威廉．詹姆斯的話：「人的難題不在於他想採取何種行動，而在於他想成為何種人。」
但願未來的麼寧律師，永遠不會遇到曾經的，尤其是2009年12月31日凌晨那一刻的麼寧檢察官。
──轉自《微信公號：思考者iThink（ID：iThink_1）》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觀點和陳述。
（責任編輯：劉旋）
這並不是一項經得起推理和檢驗的指控，所以不久便成笑話，被納入「順我者昌，逆我者嫖娼」的新世說。其作用，除了印證控方的黔驢技窮與李莊的清白，還令國人記住了麼寧檢察官的名字。麼寧的幸與不幸，皆繫於此。
每一場政治與社會運動，都需要塑造符號和代言人。重慶打黑，麼寧可視為檢察系統的符號和代言人，她的官運以至命運，從而被這場運動牢牢綁架。這場由薄熙來一手主宰的政治運動，以2012年春天其人落馬為轉折點。麼寧的仕途，隨之而分界，此前一路扶搖，此後一路低落：她曾入選十八大代表候選人初選名單，後來卻不幸落選（2012年6月22日重慶市第四次黨代表大會選舉產生了十八大代表名單）；她曾官居重慶市人民檢察院第五分院公訴一處處長、重慶市人民檢察院公訴二處處長，後來轉任國家檢察官學院重慶分院副院長，如今辭職做律師，仕途徹底終結。
重慶媒體的當時報導稱，麼寧帶領全處辦理涉黑案件9件共305人，佔重慶市「打黑除惡」案件總數近一半。（網路圖片）
麼寧為什麼要辭職，傳言紛紜，姑妄聽之。單說她所激起的爭執，還得回到八年前的李莊案，她一夜成名的起點。這背後，關乎一大難題：如何論斷體制中人。
2011年，一位師弟考入法院，入職之前，徵詢我的意見。我說了一大堆，要義只有三個字：不作惡。再退一步，即不能主動作惡。人在體制，身不由己，有時為了維護飯碗，被迫遵從上峰之命，違背法理與良知而行事，這固然不可取，卻也不宜苛責。如此行徑，追究責任之時，大抵可往體制頭上推。然而，有些人卻喜歡化被動為主動，明明可以把槍口抬高一公分，他不但不干，反而在槍上安裝瞄準器，力求一槍斃命，譬如一起冤案，領導說，隨便判兩年，給政法委的大人老爺一個交代，他為了表忠心，邀功請賞，硬判了五年，此即主動作惡，怎麼都不可寬恕。
以《水滸傳》為例。同為謀害林沖，董超、薛霸在野豬林說：「休得要怨我弟兄兩個，只是上司差遣，不由自己。」陸謙在山神廟說：「不干小人事，太尉差遣，不敢不來。」口徑一般，不過前者系被動作惡（薛霸曾勸董超：「老董，你聽我說：高太尉便叫你我死，也只得依他，莫說使這官人又送金子與俺。」），後者則屬主動作惡（陸謙為了討好高太尉和高衙內，三番五次設計陷害林沖），故而結局正相反：魯智深要殺董超、薛霸，林沖卻幫忙求情（「非干他兩個事，儘是高太尉使陸虞候分付他兩個公人，要害我性命，他兩個怎不依他？你若打殺他兩個，也是冤屈。」），放了他二人一馬；陸謙則慘死在林沖刀下，連心肝都被挖出來（「姦賊，我與你自幼相交，今日倒來害我，怎不干你事？且吃我一刀！」）。施耐庵這麼安排，足見諷喻之意。
再說李莊案。假如不曾當庭指控李莊嫖娼，麼寧的遭遇，也許將與其搭檔賀貝貝一樣，作為唱紅打黑的普通棋子，被輿論聚焦三五天，然後埋沒於更多的苦難之下——今天還有幾個人記得賀貝貝？然而她偏偏接下了這一齣戲碼，縱然換來體制的一時歡心，享受了兩年政治紅利，長久卻是失落，體制之外，更是臭名昭著，千夫所指。當然有人會問，麼寧是不是身不由己？我則以為，這應是一種雙向選擇，你情我願，一拍即合。否則，為什麼在庭上發聲的不是資歷更老的賀貝貝，而是麼寧？對照二人的仕途：賀貝貝現任重慶市人民檢察院第一分院檢察委員會委員，穩中求進，不像麼寧大起大落，這也能說明一些問題。
不作惡——不能主動作惡——可以定義為一種底線倫理。（網路圖片）
那些年來，重慶交織於紅與黑之間，不啻法律人的噩夢。倘若不願出走，那麼何去何從，的確構成了一大難題。我們不能奢求每個人都做趙長青、孫發榮那樣的勇士，不過風暴之下，還是有一塊守護底線的餘地。對於那段不堪回首的歲月，孫渝律師以「也曾苟且」自責，實則他的選擇，如沉默、閉關自悟，以及「情急之下的偶爾張目」，卻「從來沒有停止過對強人的詛咒，對陽光的憧憬」，哪裡還是苟且呢，完全可視作抗爭。這對法律人來講，不僅可取，而且可行，正適合作為麼寧等人的參照系。
說到底線倫理，不妨以此論斷體制中人。這樣的制度，這樣的世道，不必講大義，只需講底線。體制中人只要能守住不作惡——不能主動作惡——的底線，也許不該被讚賞，起碼不會被苛責。麼寧的問題，恰在於打破了底線。2009年12月31日凌晨那一刻，她選擇在庭上誣陷律師，而今投身律師行，先遭律所拒斥，後遭律師擠兌，正符合報應論的邏輯。
這不只是善有善報，惡有惡報，不只是人在做，天在看，其實人在做，人也在看。一個人失去了底線，於私而論，不宜為友，於公而論，不宜共事，何況律師江湖，最是講究人品和口碑。一個人做檢察官、法官的時候，能夠守住底線，哪怕與律師時有衝突，終究會得到後者的尊重，當他們辭職之後，轉行做律師，迎來的將是律師界的掌聲，而非罵聲。反之，一個人做檢察官、法官的時候，無法守住底線，常常徇私枉法，他若投身律師界，不免被視為濁流，誰願意與之同流合污呢？
不過，對今天的麼寧而言，
正如對八年前的她而言，
依然有其選擇權。
她可以選擇向李莊道歉，可以選擇沉默到底；可以選擇追隨趙長青、孫發榮、孫渝的足跡，可以選擇與他們逆向而行。什麼樣的選擇，便有什麼樣的結果，但願此時此刻，她能咀嚼出八年之前的選擇所結出的苦果的滋味。
但原麼寧能記住西政的校訓：「厚德重法」，與威廉．詹姆斯的話：「人的難題不在於他想採取何種行動，而在於他想成為何種人。」
但願未來的麼寧律師，永遠不會遇到曾經的，尤其是2009年12月31日凌晨那一刻的麼寧檢察官。
──轉自《微信公號：思考者iThink（ID：iThink_1）》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觀點和陳述。
（責任編輯：劉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