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7年04月26日訊】總部在紐約的「保護記者委員會」4月25號發布最新年度調查報告，例舉了記者和自由獨立媒體面臨著新危險和新威脅。其中，中國記者面臨的新威脅，是中共通過信用評分系統，來壓制在網絡或社交媒體上發布批評意見的記者。
非政府組織「保護記者委員會」，4月25號發布最新年度調查報告，其中亞洲研究員王亞秋的文章指出，中共「計劃將新聞工作者的財務信用，與他們的在線發布內容建立聯繫，這將會是一種尤其令人生畏的審查形式」。
中共正在全國推行「社會信用體系」，綜合大量公共和私人數據，評估個人和企業的社會信用。這些數據也包括他們在網上行為，根據中共國務院2014年印發的「規劃綱要」，所謂在網上造謠傳謠，進行欺詐，會被列入黑名單。
王亞秋的文章假設說，某記者的社交媒體帖子如果被政府視為「謠言」，她的信用評分將會因此降低，導致申請貸款被拒，或背負高利率。甚至這名記者要在淘寶上出售二手自行車，也會因為信用評分過低，買家不信任她，而退出交易。
目前「社會信用體系」還遠遠沒有建成，但王亞秋假設的，記者會因發表官方不喜歡的消息而受到打壓，卻早已是普遍存在的事實。
原《中國民營》雜誌社駐深圳記者，現自由撰稿人劉逸明，當年就因為報導深圳當地的敏感事件，導致生活遇到困難。
原《中國民營》雜誌社駐深圳記者劉逸明：「我以前在深圳的時候是被打壓的很厲害。警方三番五次的騷擾你，最後他們覺得這些方式都不管用，就只能是使出他們的殺手鐧。就是你在哪個地方住，他就向房東施壓，結果是你居無定所，三天兩頭的搬家，甚麼事情也做不了，就只能是回老家了。」
原陝西電視台記者馬曉明因為關注當地農民維權，也一直受到打壓。
原陝西電視台記者馬曉明：「今年被封堵的特別嚴重。人家就很奇怪的問，你電話為甚麼這麼難打？實際我就在家裡頭，它給人報的聲音是線路忙，或者是無人接聽。互聯網不能聯網，整個兩會期間持續了20多天。包括網絡公司的人都一起在捉弄我。最近又出現的就是把我的電子信箱給封了。」
對此，劉逸明表示，問題的關鍵不在於這套評價體系本身。
劉逸明：「其實中國非常的需要這一評價體系，對記者的信譽進行評分。但是，現在的問題是，讓誰來當裁判？顯然在一個缺少法治的社會，你讓官方來當裁判顯然是不合適的。」
而一旦大數據的「社會信用體系」建成，記者的網絡言論直接影響到財務狀況，又會帶來甚麼影響呢？
馬曉明：「那這樣的影響就是進一步箝制記者，使記者100%，甚至200%的馴服於政府的管控，為愚民宣傳服務。」
但劉逸明認為，即使「社會信用體系」建成，也未必能按照官方設想的那樣。
劉逸明：「現在是，在很多事情的認識上面，官方和民間的標準並不一致。即使有的記者被官方評價很低，但是可能他在民間，民眾對他的評價很高。官方評價比較高的記者，喜歡做一些假大空報導的記者，可能他們在民間的得分會比較低。所以說這個體系到底有多大的影響？能夠對從業者有多大的約束力？真的還不好講。」
馬曉明也認為，儘管中共一直在打壓新聞自由，但仍有不少具有良知、職業道德的編輯記者、新聞從業人員出來報導事實，他相信這樣的人以後也不會消失。
採訪/常春 編輯/尚燕 後製/陳建銘
非政府組織「保護記者委員會」，4月25號發布最新年度調查報告，其中亞洲研究員王亞秋的文章指出，中共「計劃將新聞工作者的財務信用，與他們的在線發布內容建立聯繫，這將會是一種尤其令人生畏的審查形式」。
中共正在全國推行「社會信用體系」，綜合大量公共和私人數據，評估個人和企業的社會信用。這些數據也包括他們在網上行為，根據中共國務院2014年印發的「規劃綱要」，所謂在網上造謠傳謠，進行欺詐，會被列入黑名單。
王亞秋的文章假設說，某記者的社交媒體帖子如果被政府視為「謠言」，她的信用評分將會因此降低，導致申請貸款被拒，或背負高利率。甚至這名記者要在淘寶上出售二手自行車，也會因為信用評分過低，買家不信任她，而退出交易。
目前「社會信用體系」還遠遠沒有建成，但王亞秋假設的，記者會因發表官方不喜歡的消息而受到打壓，卻早已是普遍存在的事實。
原《中國民營》雜誌社駐深圳記者，現自由撰稿人劉逸明，當年就因為報導深圳當地的敏感事件，導致生活遇到困難。
原《中國民營》雜誌社駐深圳記者劉逸明：「我以前在深圳的時候是被打壓的很厲害。警方三番五次的騷擾你，最後他們覺得這些方式都不管用，就只能是使出他們的殺手鐧。就是你在哪個地方住，他就向房東施壓，結果是你居無定所，三天兩頭的搬家，甚麼事情也做不了，就只能是回老家了。」
原陝西電視台記者馬曉明因為關注當地農民維權，也一直受到打壓。
原陝西電視台記者馬曉明：「今年被封堵的特別嚴重。人家就很奇怪的問，你電話為甚麼這麼難打？實際我就在家裡頭，它給人報的聲音是線路忙，或者是無人接聽。互聯網不能聯網，整個兩會期間持續了20多天。包括網絡公司的人都一起在捉弄我。最近又出現的就是把我的電子信箱給封了。」
對此，劉逸明表示，問題的關鍵不在於這套評價體系本身。
劉逸明：「其實中國非常的需要這一評價體系，對記者的信譽進行評分。但是，現在的問題是，讓誰來當裁判？顯然在一個缺少法治的社會，你讓官方來當裁判顯然是不合適的。」
而一旦大數據的「社會信用體系」建成，記者的網絡言論直接影響到財務狀況，又會帶來甚麼影響呢？
馬曉明：「那這樣的影響就是進一步箝制記者，使記者100%，甚至200%的馴服於政府的管控，為愚民宣傳服務。」
但劉逸明認為，即使「社會信用體系」建成，也未必能按照官方設想的那樣。
劉逸明：「現在是，在很多事情的認識上面，官方和民間的標準並不一致。即使有的記者被官方評價很低，但是可能他在民間，民眾對他的評價很高。官方評價比較高的記者，喜歡做一些假大空報導的記者，可能他們在民間的得分會比較低。所以說這個體系到底有多大的影響？能夠對從業者有多大的約束力？真的還不好講。」
馬曉明也認為，儘管中共一直在打壓新聞自由，但仍有不少具有良知、職業道德的編輯記者、新聞從業人員出來報導事實，他相信這樣的人以後也不會消失。
採訪/常春 編輯/尚燕 後製/陳建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