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0月1日中共篡政中華民國之前，中國最著名的知識份子都面臨人生的重大抉擇題：選擇共產黨，還是選擇國民黨？
當時，相當多的文化名人，選擇了共產黨。在中共奪取政權後的歷次政治運動中，這一大批著名學者，全軍覆沒，沒有一個不挨共產黨的整，許多人被整的妻離子散、家破人亡。
胡適等少數文化大師，則選擇跟蔣介石去了臺灣。在中共不斷毀滅中華傳統文化和文化承傳人的時候，這批著名學人，則成了中國幾千年文脈的繼承和發揚光大者。其中，最具傳統士大夫精神的，莫過於著名歷史學家傅斯年了。
1944年，傅斯年曾在國民參政會上向行政院院長孔祥熙開炮，揭發他貪污舞弊，孔祥熙被趕下臺。1947年2月15日和2月22日，傅斯年分別發表《這樣的宋子文非走開不可》等文，痛批時任行政院長宋子文「發國難財」，宋子文也被趕下臺。
40年代初，蔣介石幾次請傅斯年到政府「做官」，還讓他的大筆桿子陳佈雷發動一幫人去勸說。如果換了另一些人，不知怎樣感激涕零，高呼「蔣委員長萬歲」了。但是，傅斯年絲毫不動心，他給蔣介石寫信說：「斯年實愚憨之書生，世務非其所能，如在政府，於政府一無裨益，若在社會，或可偶為一介之用。」
傅斯年，山東聊城人。1916年考入北京大學，曾經是北大著名學生領袖之一。1920年，赴英國倫敦大學，3年半後，轉赴德國柏林大學。1926年10月，應廣州中山大學之聘回國。1927年，任中山大學文學院院長，兼中國文學系和史學系兩系主任。1928年，創建著名的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後任中央研究院總幹事、北京大學代理校長、臺灣大學校長。
傅斯年是民國時期最著名的反共學者。他留學回國的第一站是廣州。他親眼見證了1927年12月中共領導的「廣州暴動」的血腥和殘暴。中共事先擬有捕殺名單，持國民黨立場的文化人都在其中，一些文化人被當街私刑打死，或拖到暴動總部槍決。傅斯年也在捕殺名單上，因有人通風報信，躲過一劫。1932年6月19日，傅斯年在《獨立評論》上發表文章，稱共產黨「是祖傳的流寇，不過以前的流寇但由凶年失政造成，今之共產黨乃由凶年失政以外，更加以國民經濟之整個崩潰而已」。
傅斯年還用心研究過中共的理論。他指出：「階級鬥爭」不過是中共掩蓋自己無止境權欲的面具而已。中共利用挑動八種仇恨來奪權：（1）中國人恨西方人；（2）窮人恨富人；（3）尋常人恨地位超過自己的人；（4）低能者恨高能力同事；（5）低薪僱員恨高薪僱員；（6）無名者恨知名者；（7）農村人恨城市人；（8）子女恨父母。看一看中共96年的歷史，特別是奪取政權68年的歷史，這些話全部都一一應驗！
抗戰勝利後，一些民主黨派希望國共和談，避免內戰，於1945年7月1日，硬拉無黨派知名人士傅斯年去了一趟延安。期間，毛澤東跟傅斯年談了一個晚上。其他人對中共印象都很好，唯獨傅斯年對毛澤東有極為獨特的觀感。他回重慶後曾跟中央大學校長羅家倫幾次說過，延安的作風純粹是專制愚民，也就是反自由、反民主的作風。他發現毛對於坊間的各種小說，連低級的趣味小說內容都相當熟稔，而毛正是通過這些材料去研究民眾心理，加以利用，因此，傅斯年認為，毛澤東不過是「宋江」之流！
1949年1月21日，蔣介石退位，李宗仁任代總統，李宗仁希望傅斯年在國共和談中助他一臂之力。傅斯年回信說：「前奉復電感佩之至，我公以民生為念，倡導和平，凡在國人，同深感荷，然共產黨之行為，實不足以理喻。共產黨本為戰爭黨，以往尚如彼好戰，今日走上風，實無法與之獲得和平，今看共產黨態度，下列數事至為明顯：1.分化敵人，徹底消滅中央政權，只與地方談和，以實行其宰割之策，絕不以人民為念；2.絕對走蘇俄路線，受蘇俄指揮，而以中國為美蘇鬥爭中之先鋒隊；3.對多年掌兵符者，必儘量摧毀，介公固彼所不容，而我公及健生宜生諸先生，彼亦一例看待，即我們讀書人，不受共產黨指揮者，彼亦一樣看待也。」歷史事實已充分證明了傅斯年的先見之明！
傅斯年臨終前，寫過《我們為什麼要反共？》等4篇文章，大力宣揚反共抗俄。他認為，蘇聯是個集人類文明中罪惡之大成的國家，斯大林是個真正集中古代近代的一切壞東西之大成的混蛋。而中共與蘇共是連帶的，不可分割的。中共緊隨蘇共之後，學斯大林那一套，搞的不是民主而是專制，有一套不講事理不重人性的辦法，一旦共產黨掌權，社會秩序就將大亂，甚至人民的自由也會被剝奪，文化會變成荒漠。因此，為了中國和世界的文明傳統，為了保持人類的自尊，為了令人類在世界上活得有意思，不得不向蘇共中共拚命反抗！蘇聯上世紀30年代的大清洗，東歐50年代的大清洗，中國60年代的文革大劫難等，都充分證明了傅斯年的遠見卓識！
傅斯年當臺灣大學校長時曾講過，大學精神第一位的，是「專求真理」。本著這一理想，他呼籲學生第一是要立信，在品行上自我修煉，一個社會品行好的人多，社會就會健全；反之，就很危險。「這一個時代，真是邪說橫流的時代，各種宣傳每每以騙人為目的，在宣傳者不過是想用宣傳達到他的目的，但是若果一個人養成說瞎話的習慣，可就不得了。人與人之間，因為說瞎話不能放心，團體與團體之間，因為說瞎話不能番木瓜心，社會上這個風氣厲害了，社會就不上軌道。」這些一針見血的話不正是當今中國社會亂象的重要根源嗎？
1950年12月20日，傅斯年在臺北病逝。胡適是個極溫和的人，很少用「最」字評價某個人，但他對傅斯年的評價卻用了許多個「最」字：「他的感情是最有熱力，往往帶有爆炸性的；同時他又是最溫柔，最賦予理智，最有條理的一個可愛可親的人」、「他能做最細密的繡花針功夫，他又有最大膽的大刀闊斧本領。他是最能做學問的學人，同時又是最能辦事，最有組織才幹的天生領袖人物。」
縱觀傅斯年的一生，完全可以說，他是一個值得敬仰的人，一個有真學問的人，一個頂天立地的大丈夫！
（責任編輯：明軒）
當時，相當多的文化名人，選擇了共產黨。在中共奪取政權後的歷次政治運動中，這一大批著名學者，全軍覆沒，沒有一個不挨共產黨的整，許多人被整的妻離子散、家破人亡。
胡適等少數文化大師，則選擇跟蔣介石去了臺灣。在中共不斷毀滅中華傳統文化和文化承傳人的時候，這批著名學人，則成了中國幾千年文脈的繼承和發揚光大者。其中，最具傳統士大夫精神的，莫過於著名歷史學家傅斯年了。
1944年，傅斯年曾在國民參政會上向行政院院長孔祥熙開炮，揭發他貪污舞弊，孔祥熙被趕下臺。1947年2月15日和2月22日，傅斯年分別發表《這樣的宋子文非走開不可》等文，痛批時任行政院長宋子文「發國難財」，宋子文也被趕下臺。
40年代初，蔣介石幾次請傅斯年到政府「做官」，還讓他的大筆桿子陳佈雷發動一幫人去勸說。如果換了另一些人，不知怎樣感激涕零，高呼「蔣委員長萬歲」了。但是，傅斯年絲毫不動心，他給蔣介石寫信說：「斯年實愚憨之書生，世務非其所能，如在政府，於政府一無裨益，若在社會，或可偶為一介之用。」
傅斯年，山東聊城人。1916年考入北京大學，曾經是北大著名學生領袖之一。1920年，赴英國倫敦大學，3年半後，轉赴德國柏林大學。1926年10月，應廣州中山大學之聘回國。1927年，任中山大學文學院院長，兼中國文學系和史學系兩系主任。1928年，創建著名的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後任中央研究院總幹事、北京大學代理校長、臺灣大學校長。
傅斯年是民國時期最著名的反共學者。他留學回國的第一站是廣州。他親眼見證了1927年12月中共領導的「廣州暴動」的血腥和殘暴。中共事先擬有捕殺名單，持國民黨立場的文化人都在其中，一些文化人被當街私刑打死，或拖到暴動總部槍決。傅斯年也在捕殺名單上，因有人通風報信，躲過一劫。1932年6月19日，傅斯年在《獨立評論》上發表文章，稱共產黨「是祖傳的流寇，不過以前的流寇但由凶年失政造成，今之共產黨乃由凶年失政以外，更加以國民經濟之整個崩潰而已」。
傅斯年還用心研究過中共的理論。他指出：「階級鬥爭」不過是中共掩蓋自己無止境權欲的面具而已。中共利用挑動八種仇恨來奪權：（1）中國人恨西方人；（2）窮人恨富人；（3）尋常人恨地位超過自己的人；（4）低能者恨高能力同事；（5）低薪僱員恨高薪僱員；（6）無名者恨知名者；（7）農村人恨城市人；（8）子女恨父母。看一看中共96年的歷史，特別是奪取政權68年的歷史，這些話全部都一一應驗！
抗戰勝利後，一些民主黨派希望國共和談，避免內戰，於1945年7月1日，硬拉無黨派知名人士傅斯年去了一趟延安。期間，毛澤東跟傅斯年談了一個晚上。其他人對中共印象都很好，唯獨傅斯年對毛澤東有極為獨特的觀感。他回重慶後曾跟中央大學校長羅家倫幾次說過，延安的作風純粹是專制愚民，也就是反自由、反民主的作風。他發現毛對於坊間的各種小說，連低級的趣味小說內容都相當熟稔，而毛正是通過這些材料去研究民眾心理，加以利用，因此，傅斯年認為，毛澤東不過是「宋江」之流！
1949年1月21日，蔣介石退位，李宗仁任代總統，李宗仁希望傅斯年在國共和談中助他一臂之力。傅斯年回信說：「前奉復電感佩之至，我公以民生為念，倡導和平，凡在國人，同深感荷，然共產黨之行為，實不足以理喻。共產黨本為戰爭黨，以往尚如彼好戰，今日走上風，實無法與之獲得和平，今看共產黨態度，下列數事至為明顯：1.分化敵人，徹底消滅中央政權，只與地方談和，以實行其宰割之策，絕不以人民為念；2.絕對走蘇俄路線，受蘇俄指揮，而以中國為美蘇鬥爭中之先鋒隊；3.對多年掌兵符者，必儘量摧毀，介公固彼所不容，而我公及健生宜生諸先生，彼亦一例看待，即我們讀書人，不受共產黨指揮者，彼亦一樣看待也。」歷史事實已充分證明了傅斯年的先見之明！
傅斯年臨終前，寫過《我們為什麼要反共？》等4篇文章，大力宣揚反共抗俄。他認為，蘇聯是個集人類文明中罪惡之大成的國家，斯大林是個真正集中古代近代的一切壞東西之大成的混蛋。而中共與蘇共是連帶的，不可分割的。中共緊隨蘇共之後，學斯大林那一套，搞的不是民主而是專制，有一套不講事理不重人性的辦法，一旦共產黨掌權，社會秩序就將大亂，甚至人民的自由也會被剝奪，文化會變成荒漠。因此，為了中國和世界的文明傳統，為了保持人類的自尊，為了令人類在世界上活得有意思，不得不向蘇共中共拚命反抗！蘇聯上世紀30年代的大清洗，東歐50年代的大清洗，中國60年代的文革大劫難等，都充分證明了傅斯年的遠見卓識！
傅斯年當臺灣大學校長時曾講過，大學精神第一位的，是「專求真理」。本著這一理想，他呼籲學生第一是要立信，在品行上自我修煉，一個社會品行好的人多，社會就會健全；反之，就很危險。「這一個時代，真是邪說橫流的時代，各種宣傳每每以騙人為目的，在宣傳者不過是想用宣傳達到他的目的，但是若果一個人養成說瞎話的習慣，可就不得了。人與人之間，因為說瞎話不能放心，團體與團體之間，因為說瞎話不能番木瓜心，社會上這個風氣厲害了，社會就不上軌道。」這些一針見血的話不正是當今中國社會亂象的重要根源嗎？
1950年12月20日，傅斯年在臺北病逝。胡適是個極溫和的人，很少用「最」字評價某個人，但他對傅斯年的評價卻用了許多個「最」字：「他的感情是最有熱力，往往帶有爆炸性的；同時他又是最溫柔，最賦予理智，最有條理的一個可愛可親的人」、「他能做最細密的繡花針功夫，他又有最大膽的大刀闊斧本領。他是最能做學問的學人，同時又是最能辦事，最有組織才幹的天生領袖人物。」
縱觀傅斯年的一生，完全可以說，他是一個值得敬仰的人，一個有真學問的人，一個頂天立地的大丈夫！
（責任編輯：明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