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與父親不相見已二年餘了，我最不能忘記的是他的背影。」讀到這一句，許多人的第一念就會想到散文家朱自清的《背影》，朱自清對父親濃濃的愛意就是通過這平實的文字展現出來。而同樣的父子情也滲透在其對兒子的描述中。朱自清在其散文《給亡婦》中這樣寫道：「邁兒長得結實極了，比我高一個頭。」「邁兒」就是朱自清的長子朱邁先。
或許受父親的熏陶，朱邁先也具有深厚的文學功底，但他卻沒有沿著文學的道路走下去，而是受中共虛假理論蠱惑，早早地成為了其中的一員。在抗戰期間，朱邁先受中共指派加入國民黨軍隊，參加了桂南會戰等。在國共內戰期間，他策動桂北國民黨軍政人員背叛國民政府成功，之後在一所中學任教。
然而，這樣一個對中共忠心耿耿之人，卻在1951年11月中共掀起的「鎮壓反革命」運動中，以「匪特」罪被湖南新寧縣法庭判處死刑並立即執行，時年僅33歲，身後留下了三個幼小的孩子。
1984年，朱邁先冤死一案被認定為是錯判，中共政府為其恢復了名譽，但人死不能復生。
事實上，在當年那場運動中，類似朱邁先被冤死的人並非少數，不僅大批國民黨「起義投誠」人員被打成了反革命，而且那些曾接受中共領導，但具有灰色掩護的地下武裝人員，也被列入「殺」、「關」、「管」的名單之中。
比如湖南衡陽茶市以劉伯祿為首的中共地下黨組織，因多數人出身地主，再加上南下工作組幹部靠「逼供信」懷疑當地有「反共救國軍」，因此相信以劉為首的當地黨組織和其所領導的青年團、農會和勵淬學友會等組織，即系「反共救國軍」及其外圍，進而將劉定為「匪特頭子」、「惡霸地主」，結果200餘人受到株連，許多人被吊打逼供，8人被槍斃、5人被判刑、4人被開除公職、1人下落不明。
再如國民黨的一些著名叛將，如傅作義等人的絕大多數部下均被鎮壓；因「起義、投誠」而參加中共軍隊者，其中被開除軍籍和判刑、勞改、管制的就有2.2萬人，而他們中一大批曾參與了保家衛國的抗日戰爭。
顯然，中共在鎮反中製造了曠古未有的冤假錯案，殺人無數。中共公安部副部長徐子榮1954年1月在一份報告中說，運動中共逮捕了262萬人，其中殺了71萬2000人，是全國人口的千分之1.31；判刑勞改129萬人、管制120萬、教育釋放了38萬人。
同年4月，毛澤東在中央擴大會議上稱：「鎮壓反革命共殺、關、管二百至三百萬人。」1957年2月，毛在最高國務會議上稱：「1950年至1952年殺了70萬，以後三年又殺了不到8萬人。」
不過，實際上被殺死的人數不止這些。1953年，公安部長羅瑞卿曾說「鎮反的缺點和錯誤，最突出的是存在著亂捕、亂壓、刑設逼供、誇大和造假案」。中共黨史研究專家楊奎松曾寫道：「如果注意到1951年4月下旬毛澤東及時剎車並委婉批評一些地方太過強調多殺，以至有些地方明顯地出現了瞞報的情況，故實際上全國範圍實際的處決人數很可能要大大超過71.2萬這個數字。」
亦有人估計，鎮反運動中實際處決的人數在100萬到200萬人之間，甚至更多。
為何中共當年要發動「鎮反運動」？要知道，中共在建政前後，一直沒有停止過對所謂的「反革命」和「反革命活動」的鎮壓。據中共官方統計，中共建政初期國民黨殘留下來的潰散武裝曾被統稱為「政治土匪」的約為200萬人，另有特務分子60萬人，反動黨團骨幹60萬人，共300萬人。這些人大多數已在以往的運動中被關、被管或被殺。
中國旅美歷史學者辛灝年先生認為，除了源於中共嗜殺的本性外，中共建政後所遇到的一系列問題，如經濟上的困難使人民生活困頓，使中共為了轉移視線，決定掀起大規模的鎮壓反革命運動。
1950年3月和7月，中共中央再次下發了《關於鎮壓反革命活動的右傾偏向的指示》，斷言「在鎮壓反革命活動上發生了嚴重的右傾偏向，以致還有大批首要的、怙惡不悛的、在解放後甚至在經過寬大處理後仍然繼續為惡的反革命分子，沒有受到應有的制裁」，要求各地「當殺者即判處死刑，當監禁勞改者應逮捕監禁加以改造」。上述「反革命」的總人數已被嚴重誇大，加之中共還要糾正右傾偏向，所以，在正式發動鎮壓反革命運動之前，就已經製造了大量的冤殺和枉殺。
而中共鎮壓的「反革命」大多是國民政府縣長以下到甲長為止的公教人員，反之，大官可以作為「統戰標本」，省主席、廳長落在中共手上不但不殺，反而給予一個「政協委員」或什麼代表的名義，以誘惑在海外的國民黨大官來歸。
同年10月，中共軍隊進入朝鮮，幫助侵略者朝鮮與美國為首的聯合國軍對抗。與此同時，毛認為可以利用這個時機擴大鎮反，在毛的主持下，中共中央發出了《關於糾正鎮壓反革命活動的右傾偏向的指示》，批評鎮反運動中出現了右傾，要求加大鎮反力度，防止出現漏網之魚。
恐怖的是，毛親自給一些地方下達具體的殺人指標。1951年1月21日，毛在給上海市委的電報中說：「在上海這樣的大城市，在今年一年內，恐怕需要處決一二千人，才能解決問題……南京方面，請華東局指導該市市委好好佈置偵捕審訊，爭取在春季處決一二百個最重要的反動分子。」
1月22日，毛又對中共華南分局廣東省的負責人說：「你們已殺了三千七百多，這很好。再殺三四千人。……今年可以殺八九千人為目標。」
2月，在毛的建議下，中共中央開會討論殺人比例問題，「決定按人口千分之一的比例，先殺此數的一半，看情形再作決定」。當時的中國人口是5億5000萬，千分之一的一半就是27萬5000人。
2月10日，中共中央指示「除掉浙江和皖南抓人和殺人較多的地區應停一下以便總結經驗」外，又指示「其它殺得不夠的地區，特別是大、中城市，應當繼續放手抓一批，殺一批，不可停得太早」。
2月21日，中共發布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懲治反革命分子條例》，該條例將死刑擴大到了十數行，量刑的標準無譜，連「傳播謠言」都能「斬立決」。3月30日，毛再度批示「很多地方畏首畏尾，不敢大張旗鼓殺反革命。這種情況必須立即改變」。
全國遂掀起了鎮壓反革命的狂潮，而且速判速決。於是，有些國民黨時期的軍、公、教人員已經被中共判過徒刑或者三年、五年勞改，但此時卻不說任何理由，一律重審，即時槍殺。
配合中共中央關於「沒收反革命分子」財產的通知，中共大肆掠奪，在政治和財政兩個方面均達到了目地，從而使得人民從此再也不敢有非共之想和非共之為。
儘管已經意識到了地方殺人太多，但毛卻堅持在對鎮反運動的評價上「根本沒有錯」，並拒絕甄別平反。
直到八十年代，中共才終於部分承認了「當時被鎮壓的還有部分起義投誠人員」這樣一個事實。
鎮反的最直接後果就是加強了中共的極權統治，也使中國人在經歷了土改和鎮反等一系列運動後，開始對中共的統治噤若寒蟬，並延續到今天。
──轉自《大紀元》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觀點和陳述。
（責任編輯：劉旋）
朱邁先被以「匪特」罪處死
或許受父親的熏陶，朱邁先也具有深厚的文學功底，但他卻沒有沿著文學的道路走下去，而是受中共虛假理論蠱惑，早早地成為了其中的一員。在抗戰期間，朱邁先受中共指派加入國民黨軍隊，參加了桂南會戰等。在國共內戰期間，他策動桂北國民黨軍政人員背叛國民政府成功，之後在一所中學任教。
然而，這樣一個對中共忠心耿耿之人，卻在1951年11月中共掀起的「鎮壓反革命」運動中，以「匪特」罪被湖南新寧縣法庭判處死刑並立即執行，時年僅33歲，身後留下了三個幼小的孩子。
1984年，朱邁先冤死一案被認定為是錯判，中共政府為其恢復了名譽，但人死不能復生。
鎮反殺人如麻
事實上，在當年那場運動中，類似朱邁先被冤死的人並非少數，不僅大批國民黨「起義投誠」人員被打成了反革命，而且那些曾接受中共領導，但具有灰色掩護的地下武裝人員，也被列入「殺」、「關」、「管」的名單之中。
比如湖南衡陽茶市以劉伯祿為首的中共地下黨組織，因多數人出身地主，再加上南下工作組幹部靠「逼供信」懷疑當地有「反共救國軍」，因此相信以劉為首的當地黨組織和其所領導的青年團、農會和勵淬學友會等組織，即系「反共救國軍」及其外圍，進而將劉定為「匪特頭子」、「惡霸地主」，結果200餘人受到株連，許多人被吊打逼供，8人被槍斃、5人被判刑、4人被開除公職、1人下落不明。
再如國民黨的一些著名叛將，如傅作義等人的絕大多數部下均被鎮壓；因「起義、投誠」而參加中共軍隊者，其中被開除軍籍和判刑、勞改、管制的就有2.2萬人，而他們中一大批曾參與了保家衛國的抗日戰爭。
顯然，中共在鎮反中製造了曠古未有的冤假錯案，殺人無數。中共公安部副部長徐子榮1954年1月在一份報告中說，運動中共逮捕了262萬人，其中殺了71萬2000人，是全國人口的千分之1.31；判刑勞改129萬人、管制120萬、教育釋放了38萬人。
同年4月，毛澤東在中央擴大會議上稱：「鎮壓反革命共殺、關、管二百至三百萬人。」1957年2月，毛在最高國務會議上稱：「1950年至1952年殺了70萬，以後三年又殺了不到8萬人。」
不過，實際上被殺死的人數不止這些。1953年，公安部長羅瑞卿曾說「鎮反的缺點和錯誤，最突出的是存在著亂捕、亂壓、刑設逼供、誇大和造假案」。中共黨史研究專家楊奎松曾寫道：「如果注意到1951年4月下旬毛澤東及時剎車並委婉批評一些地方太過強調多殺，以至有些地方明顯地出現了瞞報的情況，故實際上全國範圍實際的處決人數很可能要大大超過71.2萬這個數字。」
亦有人估計，鎮反運動中實際處決的人數在100萬到200萬人之間，甚至更多。
鎮反運動起因
為何中共當年要發動「鎮反運動」？要知道，中共在建政前後，一直沒有停止過對所謂的「反革命」和「反革命活動」的鎮壓。據中共官方統計，中共建政初期國民黨殘留下來的潰散武裝曾被統稱為「政治土匪」的約為200萬人，另有特務分子60萬人，反動黨團骨幹60萬人，共300萬人。這些人大多數已在以往的運動中被關、被管或被殺。
中國旅美歷史學者辛灝年先生認為，除了源於中共嗜殺的本性外，中共建政後所遇到的一系列問題，如經濟上的困難使人民生活困頓，使中共為了轉移視線，決定掀起大規模的鎮壓反革命運動。
1950年3月和7月，中共中央再次下發了《關於鎮壓反革命活動的右傾偏向的指示》，斷言「在鎮壓反革命活動上發生了嚴重的右傾偏向，以致還有大批首要的、怙惡不悛的、在解放後甚至在經過寬大處理後仍然繼續為惡的反革命分子，沒有受到應有的制裁」，要求各地「當殺者即判處死刑，當監禁勞改者應逮捕監禁加以改造」。上述「反革命」的總人數已被嚴重誇大，加之中共還要糾正右傾偏向，所以，在正式發動鎮壓反革命運動之前，就已經製造了大量的冤殺和枉殺。
而中共鎮壓的「反革命」大多是國民政府縣長以下到甲長為止的公教人員，反之，大官可以作為「統戰標本」，省主席、廳長落在中共手上不但不殺，反而給予一個「政協委員」或什麼代表的名義，以誘惑在海外的國民黨大官來歸。
同年10月，中共軍隊進入朝鮮，幫助侵略者朝鮮與美國為首的聯合國軍對抗。與此同時，毛認為可以利用這個時機擴大鎮反，在毛的主持下，中共中央發出了《關於糾正鎮壓反革命活動的右傾偏向的指示》，批評鎮反運動中出現了右傾，要求加大鎮反力度，防止出現漏網之魚。
毛下達殺人指標
恐怖的是，毛親自給一些地方下達具體的殺人指標。1951年1月21日，毛在給上海市委的電報中說：「在上海這樣的大城市，在今年一年內，恐怕需要處決一二千人，才能解決問題……南京方面，請華東局指導該市市委好好佈置偵捕審訊，爭取在春季處決一二百個最重要的反動分子。」
1月22日，毛又對中共華南分局廣東省的負責人說：「你們已殺了三千七百多，這很好。再殺三四千人。……今年可以殺八九千人為目標。」
2月，在毛的建議下，中共中央開會討論殺人比例問題，「決定按人口千分之一的比例，先殺此數的一半，看情形再作決定」。當時的中國人口是5億5000萬，千分之一的一半就是27萬5000人。
2月10日，中共中央指示「除掉浙江和皖南抓人和殺人較多的地區應停一下以便總結經驗」外，又指示「其它殺得不夠的地區，特別是大、中城市，應當繼續放手抓一批，殺一批，不可停得太早」。
2月21日，中共發布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懲治反革命分子條例》，該條例將死刑擴大到了十數行，量刑的標準無譜，連「傳播謠言」都能「斬立決」。3月30日，毛再度批示「很多地方畏首畏尾，不敢大張旗鼓殺反革命。這種情況必須立即改變」。
全國遂掀起了鎮壓反革命的狂潮，而且速判速決。於是，有些國民黨時期的軍、公、教人員已經被中共判過徒刑或者三年、五年勞改，但此時卻不說任何理由，一律重審，即時槍殺。
配合中共中央關於「沒收反革命分子」財產的通知，中共大肆掠奪，在政治和財政兩個方面均達到了目地，從而使得人民從此再也不敢有非共之想和非共之為。
毛堅持鎮反沒有錯
儘管已經意識到了地方殺人太多，但毛卻堅持在對鎮反運動的評價上「根本沒有錯」，並拒絕甄別平反。
直到八十年代，中共才終於部分承認了「當時被鎮壓的還有部分起義投誠人員」這樣一個事實。
結語
鎮反的最直接後果就是加強了中共的極權統治，也使中國人在經歷了土改和鎮反等一系列運動後，開始對中共的統治噤若寒蟬，並延續到今天。
──轉自《大紀元》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觀點和陳述。
（責任編輯：劉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