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7年06月29日訊】1915年生於北京的鄭念，父親曾任北洋政府高官。文革中，她的家庭也陷入災難。在遭到紅衛兵的洗劫和摧毀後，鄭念被捕入獄，她獄外的女兒——上海電影製片廠著名演員鄭梅萍，被人活活打死。獄中，她拒絕被釋放，要求當局向她道歉。
鄭念原名姚念諼，1915年生於北京，父親是日本留學生，曾任北洋政府高官。鄭念早年畢業於燕京大學，1930年代留學英國，就讀於倫敦政治經濟學院。後來，鄭念嫁給同在英國留學的中國學生鄭康琪。
鄭念夫婦完成學業歸國時，抗日戰爭已經爆發，夫婦兩人投奔重慶，鄭康琪加入了外交部，駐澳長達7年。1949年之後，兩人沒有選擇去臺灣，而是留在上海。
1957年，鄭念在丈夫去世之後，繼其夫在上海任職殼牌石油公司，擔任英國總經理的助理，直到「文革」爆發。「鄭念」這個筆名就是為紀念1957年去世的亡夫而起。
「一個炎熱的晚上，女主人坐在自家靜靜的書房裡看報。檯燈的光照下，柔軟的沙發，織錦緞的墊子，牆邊裝著中文英文書籍的書架。傭人前來通報有客來訪，然後，會客廳裡，主人和客人聊著天，傭人端來用精緻瓷器盛的茶和英國式薄三明治……」
上述片段描述的是1966年夏天的上海，鄭念還保持著名媛的生活方式。
鄭念的祖父是中國近代史上的一個著名人物。因此，他們有著豐厚的家產，在國內外的銀行都有存款。也因此，他們才能在1966年的時候，還保有那種生活方式——獨立的三層住宅，男女傭人和廚師、園丁，僅在大陸的銀行，她的存款就數以萬計。
然而，隨著中共前黨魁毛澤東發動的10年文化大革命的到來，鄭念的家庭如同許許多多家庭一樣陷入了可怕的災難中。先是家庭遭到紅衛兵的洗劫和摧毀，然後鄭念被捕入獄，獄外的女兒——已經是上海電影製片廠著名演員的鄭梅萍處境更糟，在與母親失去聯繫的情況下，被人活活打死。
在臭名昭著的「第一看守所」裡，七年間，鄭念必須獨自面對各種納粹式的暴行——飢刑、銬刑、拳打腳踢刑和精神虐待刑，以至於遍體鱗傷，內外交困。但鄭念奮力抗辯，堅決捍衛個人的自由與尊嚴，拒絕莫須有的「間諜」罪名。
在知識和道德上，她都壓倒了審訊人員，以至於居然能得到某些局部的勝利。在交代材料的底部，落款照例是「犯罪份子」，鄭念每次都不厭其煩地在「犯罪份子」前面加上「沒有犯過任何罪的」這幾個字。
在多次重寫交代材料以後，再給她的紙上終於不再有「犯罪份子：」這個落款了。
她甚至拒絕被釋放，除非當局向她道歉。這是極其罕見的場景。她拒絕了所謂的釋放決議。她要求宣布她根本就是無罪，並且要求賠禮道歉，還要在上海、北京的報紙上公開道歉。這種要求只能讓專政人員感到好笑。他們當然永遠也不會理解這種堅持背後的信念和價值觀。然而這正是中國女性反抗暴政的偉大品格之展現。
「文革」結束後，鄭念成為統戰對象，有機會出席各種婦女界的活動，並同時得到一些特權，比如在內部商店購物。
當代文化批評家朱大可回憶說：「1973至77年間，我時常看到那位叫作姚念諼（鄭念）的『無名氏』，獨自出入於弄堂，風姿綽約，衣著華貴。她的孤寂而高傲的表情，給我留下了深刻印象。」
1980年，鄭念以看望在美國的妹妹的名義申請出國。雖然去美國時已65歲，但鄭念很快使自己適應新的生活方式和環境：諸如高速公路上的駕駛、超市購物及銀行自動提存款機……當然，她不否認「……當落日漸漸西沉，一種惆悵有失及陣陣鄉愁會襲上心頭」，但她仍「次日清晨準時起床，樂觀又精力充沛地迎接上帝賜給我的新一天」。
1989年，《上海生死劫》中文翻譯程乃珊，在華盛頓首次與鄭念零距離接觸。已74歲的鄭念開著一輛白色的日本車，穿著一身藕色胸前有飄帶的真絲襯衫和灰色絲質長褲，黑平跟尖頭皮鞋，一頭銀髮，很上海……
以至於程乃珊感嘆到：「她是那樣漂亮，特別那雙眼睛，雖歷經風侵霜蝕，目光仍明亮敏銳，只是眼袋很沉幽，那是負載著往事悲情的遺痕吧！」
離開上海後，鄭念也再沒有回過中國。但是她從來沒有停止過對祖國的關切。
鄭念在《上海生死劫》一書寫道：「將永遠離開生我養我的故土，我的心碎了，完全碎了。只有蒼天知道，我曾千百倍地努力，要忠貞於我的祖國，可是最終還是完全失敗了，但我是無愧的。」
鄭念把自己的稿費捐給了美國的一所大學，資助那些中國留學生。2009年11月，鄭念病逝於美國華盛頓家中，享年94歲。
（文：李文馨/責任編輯：趙雲）
鄭念原名姚念諼，1915年生於北京，父親是日本留學生，曾任北洋政府高官。鄭念早年畢業於燕京大學，1930年代留學英國，就讀於倫敦政治經濟學院。後來，鄭念嫁給同在英國留學的中國學生鄭康琪。
鄭念夫婦完成學業歸國時，抗日戰爭已經爆發，夫婦兩人投奔重慶，鄭康琪加入了外交部，駐澳長達7年。1949年之後，兩人沒有選擇去臺灣，而是留在上海。
1957年，鄭念在丈夫去世之後，繼其夫在上海任職殼牌石油公司，擔任英國總經理的助理，直到「文革」爆發。「鄭念」這個筆名就是為紀念1957年去世的亡夫而起。
「一個炎熱的晚上，女主人坐在自家靜靜的書房裡看報。檯燈的光照下，柔軟的沙發，織錦緞的墊子，牆邊裝著中文英文書籍的書架。傭人前來通報有客來訪，然後，會客廳裡，主人和客人聊著天，傭人端來用精緻瓷器盛的茶和英國式薄三明治……」
上述片段描述的是1966年夏天的上海，鄭念還保持著名媛的生活方式。
鄭念的祖父是中國近代史上的一個著名人物。因此，他們有著豐厚的家產，在國內外的銀行都有存款。也因此，他們才能在1966年的時候，還保有那種生活方式——獨立的三層住宅，男女傭人和廚師、園丁，僅在大陸的銀行，她的存款就數以萬計。
然而，隨著中共前黨魁毛澤東發動的10年文化大革命的到來，鄭念的家庭如同許許多多家庭一樣陷入了可怕的災難中。先是家庭遭到紅衛兵的洗劫和摧毀，然後鄭念被捕入獄，獄外的女兒——已經是上海電影製片廠著名演員的鄭梅萍處境更糟，在與母親失去聯繫的情況下，被人活活打死。
在臭名昭著的「第一看守所」裡，七年間，鄭念必須獨自面對各種納粹式的暴行——飢刑、銬刑、拳打腳踢刑和精神虐待刑，以至於遍體鱗傷，內外交困。但鄭念奮力抗辯，堅決捍衛個人的自由與尊嚴，拒絕莫須有的「間諜」罪名。
在知識和道德上，她都壓倒了審訊人員，以至於居然能得到某些局部的勝利。在交代材料的底部，落款照例是「犯罪份子」，鄭念每次都不厭其煩地在「犯罪份子」前面加上「沒有犯過任何罪的」這幾個字。
在多次重寫交代材料以後，再給她的紙上終於不再有「犯罪份子：」這個落款了。
她甚至拒絕被釋放，除非當局向她道歉。這是極其罕見的場景。她拒絕了所謂的釋放決議。她要求宣布她根本就是無罪，並且要求賠禮道歉，還要在上海、北京的報紙上公開道歉。這種要求只能讓專政人員感到好笑。他們當然永遠也不會理解這種堅持背後的信念和價值觀。然而這正是中國女性反抗暴政的偉大品格之展現。
「文革」結束後，鄭念成為統戰對象，有機會出席各種婦女界的活動，並同時得到一些特權，比如在內部商店購物。
當代文化批評家朱大可回憶說：「1973至77年間，我時常看到那位叫作姚念諼（鄭念）的『無名氏』，獨自出入於弄堂，風姿綽約，衣著華貴。她的孤寂而高傲的表情，給我留下了深刻印象。」
1980年，鄭念以看望在美國的妹妹的名義申請出國。雖然去美國時已65歲，但鄭念很快使自己適應新的生活方式和環境：諸如高速公路上的駕駛、超市購物及銀行自動提存款機……當然，她不否認「……當落日漸漸西沉，一種惆悵有失及陣陣鄉愁會襲上心頭」，但她仍「次日清晨準時起床，樂觀又精力充沛地迎接上帝賜給我的新一天」。
1989年，《上海生死劫》中文翻譯程乃珊，在華盛頓首次與鄭念零距離接觸。已74歲的鄭念開著一輛白色的日本車，穿著一身藕色胸前有飄帶的真絲襯衫和灰色絲質長褲，黑平跟尖頭皮鞋，一頭銀髮，很上海……
以至於程乃珊感嘆到：「她是那樣漂亮，特別那雙眼睛，雖歷經風侵霜蝕，目光仍明亮敏銳，只是眼袋很沉幽，那是負載著往事悲情的遺痕吧！」
離開上海後，鄭念也再沒有回過中國。但是她從來沒有停止過對祖國的關切。
鄭念在《上海生死劫》一書寫道：「將永遠離開生我養我的故土，我的心碎了，完全碎了。只有蒼天知道，我曾千百倍地努力，要忠貞於我的祖國，可是最終還是完全失敗了，但我是無愧的。」
鄭念把自己的稿費捐給了美國的一所大學，資助那些中國留學生。2009年11月，鄭念病逝於美國華盛頓家中，享年94歲。
（文：李文馨/責任編輯：趙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