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7年07月15日訊】1957年毛澤東發動的「反右運動」，是中共歷史上時間最長的冤案，在這場運動中，毛澤東用惡毒的整人手段將眾多知識份子劃為「右派分子」，其中為中共爭奪天下的165名空軍軍官，也沒能逃過厄運。
據《往事微痕》文章稱，當時中共發動大家「大鳴、大放、大字報、大辯論」，並承諾「說話是算數的」。叫大家一定要「知無不言、言無不盡、言者無罪、聞者足戒、有則改之、無則加勉」。結果，將幾百萬中國人以言定罪，扣上「反黨、反人民、反社會主義的資產階級右派分子」的帽子，時間長達22年。
在「鳴放」之前，毛澤東就研究好了整治知識分子的陷阱，即所謂的「劃極右標準」，其中包括右派活動中的野心家、為首分子、骨幹分子、主謀分子；提出反黨、反社會主義綱領性文件（意見），並積極主張這種意見的分子；進行反黨、反社會主義活動特別嚴重、特別堅決的分子；在歷史上一貫反共，在這次右派進攻中又積極進行反革命活動的分子。這個內部「規定」與「承諾」放在一起，顯而易見毛澤東整人術之惡毒！
當時一夜之間，中共軍隊中數以萬計的指戰員、軍人也變成了「右派分子」，僅原東北空軍司、政、後，空二軍、三軍高炮師、團、空一師、空六師、空十六廠、防空高炮輪訓大隊、空軍三航校、八航校、機務學校、25野戰醫院、興城療養院、陸軍旅大守備二師……就有165名青年軍官被劃為右派分子，後來這些人全被押送到錦州市前所果樹農場監督勞動改造，時間長達20多年。而這些青年軍官中有三分之一人員經歷過中共的幾次重要戰爭，大部分是「抗美援朝」參軍的大學生和中學生。
這165人中的王景華是中共的戰鬥英雄，肖方是少校政治處主任，楊駿棋是中共瀋空第一次黨代會代表。另外，羅友橋、趙竹橋、余凱成、張景岩、王衍周、朱爾剛、鄭全東、應成鏘等人，都是北京大學、上海交大、復旦、聖•約翰大學、浙江大學的應屆大學生。他們完全可以出國深造，但為了「保衛祖國」而飛上藍天，沒有想到突然摔了下來，摔到社會的最底層，成為「賤民」。其中上海交通大學6位大學生是中共初建空軍的主要力量，余凱成有著中共「教學模範、功臣、社會主義建設積極份子」的稱號。
除此之外，有不少人是飛行教員、大隊長、飛行員、地勤技術官員、航空專業理論教員、主任、系主任等，均在1958年4月下旬，在沒有出席中共軍隊軍事法院審判的情況下接到「判決書」的，「判決書」顯示開除軍籍、黨籍、團籍，剝奪軍銜，定為「右派分子」，降2-5級行政級別，長期勞動改造。定為「極右」的除「雙開」外，每月只有18元的生活費，稱為「敵我矛盾按人民內部矛盾」處理，就此這165名空軍軍官的一切權利都被剝奪，只剩下「修理地球」的勞動權。
在這種揹負著莫須有的罪名的情況下，在那貧瘠的山溝裡，這些空軍軍官日復一日年復一年的「勞動改造」，很多人因為超強的勞動負荷留下了終身的病根。也有很多不堪忍受歧視、凌辱、精神折磨和妻離子散家破人亡的痛苦進行反抗，因此被砸死、餓死、打死。其中有一個上吊自殺的叫汪慶凱，是空一師飛行員，他就因在大鳴、大放中說：「農民生活苦、糠菜半年糧、定量夠不夠三百六」被打成右派。他不堪忍受各種折磨才上吊自殺。
這件事引起農場黨委重視，並與汪慶凱的原飛行師聯繫，就舉辦了一個名為「憶苦思甜」展覽會。於是把不知從哪裡找來的英納格手錶、綢緞被褥、軍官假日外出自做的呢子便服等說成是汪慶凱的，還說從前汪慶凱與母親用破筐、碗、罐要飯當乞丐，藉以對比說明汪是「忘本變質」的「反黨分子」。
當時，展覽會講解員按照事先編好的「解說詞」調子，向全場工人、官員、農民工、孤兒、右派們宣講：「汪慶凱自幼和母親討飯度日，共產黨、毛主席培養他當了飛行員，全部費用摺合黃金147斤。他在整風中惡毒攻擊黨的農村政策和統購統銷政策，說農民生活苦……。他早已忘了本，過著資產階級的腐化生活，墮落成了右派。他不思悔改，上吊自殺威脅黨組織，自絕於人民，頑抗到底……」號召大家要憶苦思甜，凡是右派要老老實實改造，脫胎換骨重新做人，頑固到底死路一條……。
空軍這165名右派份子，一部分人是1963年摘掉「右派帽子」的、又稱「摘帽右派」，但不能回到原單位或戶口所在的城鎮，仍留在農場繼續「改造」，1980年才真正「改正」。
據中共中央公布的右派人員數字顯示是55萬，而據揭密報導是317萬多人，其中右是143多萬人，相當於55萬的六倍，如果將受牽連的家屬子女全算上，有更多的人受難。
據史料記載，中共奪取政權後，對外實行賣國主義，對內開始瘋狂的政治運動，以「暴力革命」學說實行恐怖政治，在毛澤東的領導下，不僅開展了土改、鎮反、三反五反、肅反、反右、四清、文革等運動，還人為地製造了大飢荒，三年就餓死了三千多萬人，毛澤東的罪大惡極，罄竹難書。
（記者歐陽靜報導/責任編輯：趙雲）
毛澤東整人之術惡毒
據《往事微痕》文章稱，當時中共發動大家「大鳴、大放、大字報、大辯論」，並承諾「說話是算數的」。叫大家一定要「知無不言、言無不盡、言者無罪、聞者足戒、有則改之、無則加勉」。結果，將幾百萬中國人以言定罪，扣上「反黨、反人民、反社會主義的資產階級右派分子」的帽子，時間長達22年。
在「鳴放」之前，毛澤東就研究好了整治知識分子的陷阱，即所謂的「劃極右標準」，其中包括右派活動中的野心家、為首分子、骨幹分子、主謀分子；提出反黨、反社會主義綱領性文件（意見），並積極主張這種意見的分子；進行反黨、反社會主義活動特別嚴重、特別堅決的分子；在歷史上一貫反共，在這次右派進攻中又積極進行反革命活動的分子。這個內部「規定」與「承諾」放在一起，顯而易見毛澤東整人術之惡毒！
165名空軍軍官一夜之間成為「右派份子」
當時一夜之間，中共軍隊中數以萬計的指戰員、軍人也變成了「右派分子」，僅原東北空軍司、政、後，空二軍、三軍高炮師、團、空一師、空六師、空十六廠、防空高炮輪訓大隊、空軍三航校、八航校、機務學校、25野戰醫院、興城療養院、陸軍旅大守備二師……就有165名青年軍官被劃為右派分子，後來這些人全被押送到錦州市前所果樹農場監督勞動改造，時間長達20多年。而這些青年軍官中有三分之一人員經歷過中共的幾次重要戰爭，大部分是「抗美援朝」參軍的大學生和中學生。
這165人中的王景華是中共的戰鬥英雄，肖方是少校政治處主任，楊駿棋是中共瀋空第一次黨代會代表。另外，羅友橋、趙竹橋、余凱成、張景岩、王衍周、朱爾剛、鄭全東、應成鏘等人，都是北京大學、上海交大、復旦、聖•約翰大學、浙江大學的應屆大學生。他們完全可以出國深造，但為了「保衛祖國」而飛上藍天，沒有想到突然摔了下來，摔到社會的最底層，成為「賤民」。其中上海交通大學6位大學生是中共初建空軍的主要力量，余凱成有著中共「教學模範、功臣、社會主義建設積極份子」的稱號。
除此之外，有不少人是飛行教員、大隊長、飛行員、地勤技術官員、航空專業理論教員、主任、系主任等，均在1958年4月下旬，在沒有出席中共軍隊軍事法院審判的情況下接到「判決書」的，「判決書」顯示開除軍籍、黨籍、團籍，剝奪軍銜，定為「右派分子」，降2-5級行政級別，長期勞動改造。定為「極右」的除「雙開」外，每月只有18元的生活費，稱為「敵我矛盾按人民內部矛盾」處理，就此這165名空軍軍官的一切權利都被剝奪，只剩下「修理地球」的勞動權。
在這種揹負著莫須有的罪名的情況下，在那貧瘠的山溝裡，這些空軍軍官日復一日年復一年的「勞動改造」，很多人因為超強的勞動負荷留下了終身的病根。也有很多不堪忍受歧視、凌辱、精神折磨和妻離子散家破人亡的痛苦進行反抗，因此被砸死、餓死、打死。其中有一個上吊自殺的叫汪慶凱，是空一師飛行員，他就因在大鳴、大放中說：「農民生活苦、糠菜半年糧、定量夠不夠三百六」被打成右派。他不堪忍受各種折磨才上吊自殺。
這件事引起農場黨委重視，並與汪慶凱的原飛行師聯繫，就舉辦了一個名為「憶苦思甜」展覽會。於是把不知從哪裡找來的英納格手錶、綢緞被褥、軍官假日外出自做的呢子便服等說成是汪慶凱的，還說從前汪慶凱與母親用破筐、碗、罐要飯當乞丐，藉以對比說明汪是「忘本變質」的「反黨分子」。
當時，展覽會講解員按照事先編好的「解說詞」調子，向全場工人、官員、農民工、孤兒、右派們宣講：「汪慶凱自幼和母親討飯度日，共產黨、毛主席培養他當了飛行員，全部費用摺合黃金147斤。他在整風中惡毒攻擊黨的農村政策和統購統銷政策，說農民生活苦……。他早已忘了本，過著資產階級的腐化生活，墮落成了右派。他不思悔改，上吊自殺威脅黨組織，自絕於人民，頑抗到底……」號召大家要憶苦思甜，凡是右派要老老實實改造，脫胎換骨重新做人，頑固到底死路一條……。
空軍這165名右派份子，一部分人是1963年摘掉「右派帽子」的、又稱「摘帽右派」，但不能回到原單位或戶口所在的城鎮，仍留在農場繼續「改造」，1980年才真正「改正」。
據中共中央公布的右派人員數字顯示是55萬，而據揭密報導是317萬多人，其中右是143多萬人，相當於55萬的六倍，如果將受牽連的家屬子女全算上，有更多的人受難。
據史料記載，中共奪取政權後，對外實行賣國主義，對內開始瘋狂的政治運動，以「暴力革命」學說實行恐怖政治，在毛澤東的領導下，不僅開展了土改、鎮反、三反五反、肅反、反右、四清、文革等運動，還人為地製造了大飢荒，三年就餓死了三千多萬人，毛澤東的罪大惡極，罄竹難書。
（記者歐陽靜報導/責任編輯：趙雲）
